文/Magdi el Gizouli 譯/陳亞南
本文作者Magdi el Gizouli是蘇丹學者，原編者按由長期關註中東和北非的社會活動家Shireen Akram-Boshar撰寫。本文於11月7日發表於Spectre Journal。
原編者按
2021年10月25日，以阿蔔杜勒·法塔赫·布爾汗將軍（Abdel Fattah al-Burhan）為首的蘇丹軍隊發動政變。他們逮捕了蘇丹過渡政府成員，並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以恢復軍人統治。在此之後，蘇丹爆發大規模抗議和罷工，上百萬人拒絕在軍事統治下恢復“正常”。他們在幾乎完全斷網的情況下設置路障、組織抵抗委員會，並重啟蘇丹2018-2019年爆發，如今停滯不前的革命。
2018年到2019年，蘇丹人走上街頭，結束了奧馬爾·巴希爾的三十年統治，然後是起義的代表們在2019年底與軍方達成了一份脆弱的權力分享協議。這份協議開啟了兩年的反革命僵局。而這兩周發生在街頭和軍隊之間的激烈鬥爭則是在這一切之後。2019年的權力分享協議是一個危險的讓步，它中斷了革命的進程，並為幾乎不可避免的軍事接管奠定了基礎。如今，權力鬥爭仍在進行，軍隊面臨著強大的抵抗和革命力量。軍方也至今無法實現蘇丹人民所要求的文官政府。蘇丹作家和政治分析家馬格迪·吉祖利（Magdi el Gizouli）在這篇討論歷史背景的文章中，將蘇丹今天的狀況描述為蘇丹厚重而漫長的反帝國主義、勞工與反軍政府歷史的最高點。而一切又和很大程度上在帝國主義下形成的一種政治經濟結構相結合。
——Shireen Akram-Boshar（社會活動家、研究者，長期關註中東和北非）
蘇丹過渡政府總理哈姆杜克（前排左五）在首都喀土穆與內閣成員合影。
政變的先聲：1950年代蘇丹的援助、棉花和反帝國主義工會
一些人把10月25日發生的事情稱為軍方“企圖政變”。但要我說，這就是一場軍事政變——而不是什麼“企圖”。命名上出現這一混亂大概是因為這是一場由軍隊領導層設計和執行的政變，而不是心懷不滿的小資產階級性格的軍官。後者無視指揮系統並與同齡的平民——大學畢業生和專業人士們結盟。就此而言，它屬於蘇丹近代史上的兩類政變中的第一類，意即“總司令政變”。
但要恰當理解事件的進程，我們需要回溯一下歷史。在歷史上，與這次政變類似的，是1958年11月易蔔拉欣·阿布德將軍（Ibrahim Abboud）的政變。阿布德掌權於執政集團分裂的時刻。當時他實際上是受到時任總理阿蔔杜拉·哈利勒（Abdalla Khalil）的邀請掌權的。哈利勒本人是一名前軍官，他邀請阿布德來叫爭吵不休的政黨們閉嘴，並在統治集團中集中權力。
1956年6月，阿紮裏（Ismail Al-Azhari）領導的蘇丹獨立後第一任內閣垮臺，哈利勒的政府隨後掌權。當時，蘇丹的政府預算依賴於一個單一的出口項目——棉花。當時蘇丹在青白尼羅河之間推動國有的大型棉花種植計劃——傑濟拉計劃（Gezira Scheme）。傑濟拉的棉花佃農發起一場運動，要求獲得更大的利潤份額並重新調整生產關系，他們的運動日益激進化，威脅著政府的棉花收成。1953年，在之後蘇丹共產黨的前身“反帝陣線”（Anti-Imperialist Front）幫助下，傑濟拉佃農聯盟成立。1953年12月，成千上萬的傑濟拉佃農遊行到首都喀土穆，占領了市中心的廣場，要求英國殖民統治剛成立的過渡自治政府承認他們新生的聯盟。這場發生在遙遠而塵土飛揚的蘇丹的運動，是一次超前的“占領”的運動。
1956年1月，在蘇丹剛慶祝獨立幾周後，白尼羅河上科斯蒂附近的焦達（Jouda）燃起了激進的運動之火。白尼羅河地區的農民效仿傑濟拉的佃農工會，在1955年中組建了自己的工會。焦達私營泵站計劃的棉花工人也舉行罷工，以抗議延遲交付其微薄的棉花收益份額。勞工們大膽地威脅到了蘇丹作為一個國家賴以生存剝削制度。獨立後的蘇丹政府極為焦慮，以致命的暴力應對勞工罷工的挑戰。超過300名佃農在田地中被槍殺，或在過度擁擠且通風不良的拘留室中窒息而死。
蘇丹的棉花出口進一步遭到了蘇伊士運河斷航的打擊——在埃及總統納賽爾宣布運河國有化後，英法以三方對埃及發動戰爭，導致蘇伊士運河從1956年10月到1957年3月全面停航。蘇丹在1955-56年度共生產了441000包棉花，比上一年度增長了9%。加上1954到55年度的庫存，出口銷售量達到了559000包，但由於運河關閉而中斷了對歐發貨。1957年蘇丹的出口收入急劇下降。棉花價格從新作物上市前1957年3月的每磅77美分下跌到了1959年2月的每磅30美分。1957年，蘇丹的棉花出口量下降了50%。1958年更是創下歷史新低。
這立即轉化為了一場預算危機。在1957-58兩年間，蘇丹的貿易逆差總計為2740萬蘇丹鎊，經常賬戶逆差為3430萬蘇丹鎊。作為總理哈利勒對這些危機的反應之一，蘇丹外交政策堅定地面向資本主義西方，包括向以色列示好。1957年2月，哈利勒向美國政府尋求經濟援助和軍事裝備。議會外的蘇丹共產主義反帝國主義陣線和議會反對黨民族聯合黨（NUP）發起了一場反對美國援助的激烈運動。哈利勒最終怒不可遏，並要求軍方領導層自行處理。總理歡迎的1958年11月政變結束了短暫的議會制階段。軍方領導層稱，如果他們不出手幹預，蘇丹將被納賽爾的埃及吞並。
易蔔拉欣·阿布德將軍和他的軍政府繼續推進阿蔔杜拉·哈利勒的美國援助計劃，並與納賽爾的埃及就阿斯旺大壩淹沒蘇丹瓦迪哈爾法（Wadi Halfa）地區的金錢賠償進行談判。由於這些資金流入，蘇丹在1959-62年間的凈轉移支付盈余為2250萬蘇丹鎊。軍政府通過壓制勞工和橫向擴張傑濟拉計劃（西南延伸計劃於1962年啟動）來提高棉花產量，將蘇丹的出口量從1958年危機年的4470萬蘇丹磅推高至1959年的6800萬蘇丹磅，然後是1960年的6400萬蘇丹鎊，1961年的6130萬蘇丹鎊，1962年的7970萬蘇丹鎊。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蘇丹軍方一直在通過軍事幹預消除統治集團內部的派系爭端，並在預算緊縮和民眾激進化時期保護利益集團的利益。這些幹預的特點是，既在國內加強剝削，又通過外交政策在短期內管控預算問題。
如今的布爾汗將軍很可能考慮了阿布德將軍的先例。他在10月25日軍方收攏權力的講話中提到，他已向過渡總理阿蔔杜拉·哈姆多克（Abdalla Hamdok）提供了與他合作並促進權力更平穩鞏固的機會。然而，他也敏銳地提到到蘇丹現代歷史上的另一位總司令政變，即1985年4月6日蘇瓦爾·阿蔔杜勒·拉赫曼·穆罕默德·達哈蔔將軍的宮廷政變。那場政變推翻了尼邁裏將軍。布爾汗提到這一先例是追求“民主化”的典範。”達哈蔔將軍曾經是尼邁裏的國防部長。在1985年3月和4月反對政權的民眾抗議高峰期，他介入推翻了長達16年（1969-85年）的獨裁者尼邁裏，並宣布自己擔任過渡軍事委員會主席。達哈蔔監督了一個短暫的一年過渡期，並最終將權力移交給了薩迪克·馬赫迪（Sadiq Al-Mahdi）擔任總理的民選政府。
在這個短暫的過渡期間，達哈蔔將軍的軍事委員會確保阻止民眾起義的激進要求，包括尋求通過談判解決蘇丹南部的內戰，拒絕尼邁裏政權實施的緊縮措施，解散尼邁裏的安全機構，並起訴該政權的堅定支持者。達哈蔔將軍以一名站在人民意誌一邊的仁慈軍官的形象進入史書。但他也設法保護了與尼邁裏結盟的全國伊斯蘭陣線（NIF）的領導人們。他們在三月/四月的起義中也是民眾的怒火所指。達哈蔔將軍於1987年成為全國伊斯蘭陣線的人道主義和傳教機構——伊斯蘭召喚組織（Islamic Dawa Organization）的主席。在1989年6月30日全國伊斯蘭陣線策劃的使奧馬爾·巴希爾上臺的政變中，達哈蔔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為反革命復辟的政變
達哈蔔將軍1985年的政變讓軍隊在過渡時期的決策過程中擁有了一票否決權，並大大打破了了3月/4月起義點燃的民眾運動勢能。2019年發生了類似的情況。軍方領導層在抗議運動的壓力下於2019年4月11日逼迫奧馬爾·巴希爾（Omar Al-Bashir）下臺，目的是確保對巴希爾之後的政治權力分配擁有否決權。布爾汗10月25日的政變則是2019年4月11日部分停滯的政變的實現，該政變由在巴希爾統治下發展起來的軍事-民兵-安全綜合體的領袖實施。軍方與“自由與變革宣言”力量（FFC）聯盟經過兩年的共存才明確其形式。在這一過程中軍隊對2018-19年廣泛的革命運動保持防禦姿態，直到它能夠繼續開展進攻。從這個意義上說，布爾汗將軍10月25日的政變符合一場復辟的條件。
蘇丹總統奧馬爾·巴希爾參加奪回阿布克索拉的儀式
然而，從統治集團的角度來看，這兩年的時間是有益的。在10月25日政變當天，布爾汗將軍贊揚了哈姆多克總理本人，並對雙方合作取得的成就表示贊賞。他還將哈姆多克內閣進行的“經濟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定的嚴厲緊縮一攬子計劃進行下去，其中包括取消燃料補貼，嚴重縮減小麥、電力和藥品補貼，取消美元復匯率制度，以及蘇丹貨幣進入浮動匯率。
此外，哈姆多克的內閣設法使與美國實現關系正常化。華盛頓將蘇丹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刪除，並取消了長期制裁，以換取蘇丹重新調整外交政策並與美國支持的中東政權保持一致。軍方在2020年2月布爾汗與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的會面中發揮了領導作用，啟動了喀土穆和特拉維夫之間關系的正常化，最終蘇丹在2021年1月簽署了美國和以色列牽頭的新巴以和平協議——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作為回報，美國向蘇丹提供了急需的財政援助、重債窮國倡議（HIPC）下的債務減免計劃，以及為饑腸轆轆的城市提供小麥。
當巴希爾當年開始實施和之後的過渡政府同樣的緊縮措施時，他在城市面臨強烈抵抗，最初是在2013年9月，當時他呼籲快速支援部隊（RSF）民兵在喀土穆街頭向抗議者開槍，在2018-19年，軍事-安全-民兵綜合體最終將他視為值得拋棄的負擔。同樣，巴希爾也曾試圖與美國解決問題，首先利用他手下的安全體制為中央情報局提供服務，然後他破壞蘇丹與伊朗的關系，轉而與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結盟。為了滿足他的新主顧，巴希爾甚至派出軍隊和快速支援部隊去參加沙特在也門的戰爭。巴希爾領導下的執政黨——全國大會黨的高級官員甚至提出了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的想法。巴希爾的嘗試並沒有拯救他。年老的獨裁者無法擺脫伊斯蘭運動的包袱，他的“賤民”地位難以掙脫。盡管他盡了最大的努力，但還是無法轉變為與美國結盟的地區安全架構中的可靠盟友。
布爾汗還在哈姆多克的成就中提到了朱巴和平協議（Juba Agreement for Peace）。政府與達爾富爾的主要反叛運動於2020年8月簽署了一系列財富和權力分享解決方案。這些反叛運動包括了由易蔔拉欣（Jibreel Ibrahim）領導的正義與平等運動和由明納維（Minni Minawi）領導的蘇丹解放運動，以及由馬利克·阿加爾（Malik Agar）和亞西爾·阿曼（Yasir Arman）領導的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部派系（SPLA/M）派系，以及幾個較小的派系。協議內容包括新組建一支軍隊——政府贊助的民兵。哈姆多克總理內閣的這些成員和“自由與變革宣言”力量的政治家們在這些交易的實現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作用。巴希爾已經與相同的反叛團體達成並破壞了幾項協議，在他的統治下不可能有可信的和平進程。
過渡政府的政治經濟學
過渡時期始於一份浮士德式協議——蘇丹軍事-民兵-安全綜合體的領導人與“自由與變革宣言”力量、政黨聯盟和專業協會的政治家之間的協議。在2018-19年的抗議運動的革命勢頭下，這份協議被推上了歷史前臺。朱巴交易則為最初設想的雙邊協定引入了第三方。回頭看來，布爾汗的政變取代了“自由與變革宣言”力量的政客，轉而支持“朱巴夥伴”。在政變前的喀土穆街頭，“自由與變革宣言”力量和那些先前作為叛亂分子的“朱巴夥伴”的衝突，已經在街頭以集會和反集會的形式，以尖刻的印刷或網絡媒體的形式，延燒了一段時間了。
“自由與變革宣言”力量政治人物和反叛領導人之間的基本分歧，很大程度上與蘇丹的傳統標準劃分線重疊：外圍與中心、農村與城市、沿尼羅河講阿拉伯語的人和gharaba人（來自蘇丹西部的人），或喀土穆與其他人相比。事實上，“自由與變革宣言”力量的政治人物和反叛領導人屬於兩個截然不同且相互競爭的社會和政治網絡。第一個跨越了受過大學教育的國際大都會喀土穆的社會世界，橫跨擁有研究生學位和國際就業市場經驗的講英語的僑民，後者則延伸到蘇丹飽受衝突蹂躪的腹地，在那裏槍支基本上已成為一種生產資料。
蘇丹城鄉辯證矛盾的物質基礎，從蘇丹的進出口數據中就可窺見一斑。粗略地看一下蘇丹的外貿平衡，就可以破除很多世界大國所稱贊的“過渡時期”和“軍民合作夥伴關系”的意識形態神秘感。2021年前六個月，蘇丹出口總額為25億美元，而進口總額為41億美元。在近些年來，這種巨大的赤字是蘇丹經濟的有效永久特征。在1998年至2011年的大約10年石油繁榮期間，這個缺口被部分塞上了。然而隨著2011年南蘇丹的分裂，蘇丹政府損失了75%的外匯收入。如今，蘇丹依靠一套基本的出口商品來獲取外匯並為其進口提供資金：2021年的前六個月，蘇丹出口花生4.06億美元，牲畜3.19億美元，芝麻3.01億美元，黃金10億美元，棉花9200萬美元。
蘇丹的大部分花生和芝麻由依賴雨水的傳統經濟部門出產，包括了西部地區科爾多凡州和達爾富爾平原的大部分蘇丹農民。牲畜同樣集中在這兩個地區，由牧民畜養。這些生計系統的商業化是一個暴力和血腥的榨取過程，它席卷了蘇丹周邊地區的數百萬人，並以矛盾的方式重塑了他們之間的關系。它不再只是我們經常提到的農牧民之間的社區衝突，也和出口市場的變遷密切聯系起來。
總的來說，在蘇丹農村不安全的環境中，農業和畜牧業生產都已成為涉及軍事的風險投資。民兵、快速支援部隊和叛軍，以及政府軍，還有部分地被私人所有的警務機構都來保護和剝削這些系統，包括提供信用擔保和確保貿易合同被執行。蘇丹周邊地區的剩余榨取依賴於於這種生產的橫向擴張，而非靠長期低下的作物生產和土地剝奪。這一地區的貧困，農業勞動力日益只剩下女性，還面對過度剝削。這些勞動力本身來自受衝突破壞的社區，靠1美元左右的日薪勉強維生。結果，許多人幾乎買不起他們自己為資本主義企業家和不在地地主生產的高粱和小米，因此他們周期性地面臨饑餓，並清算他們有限的資產。
為了逃離這種殘酷的勞動系統，一些人作為小販、臨時工和小商販遷移到城市；對於許多其他人來說，則是被招募進民兵和反叛團體。也有男性勞動力就近外流到蘇丹經濟地理“前沿”的人力采金業中——數以百萬計的手工采礦者為蘇丹提供了大約一半的外匯收入。
蘇丹的生產者包括了種植芝麻和花生的農民、摘采阿拉伯樹膠的人、牧民和手工淘金者。在他們和出口市場之間則是一連串的敲詐者和騙子：民兵、軍官、債權人、商人、外匯交易商、銀行家、金融家、首席執行官和進出口公司，以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專家及其本地信息來源人。在蘇丹獨立後的大部分歷史中，這種剝削制度部分是通過意識形態手段設計和維持的。其中包括把族群差異種族化，也包括了作為公共傀儡的世俗權威，還包括了蘇菲教長和高級貴族的宗教權力。最後這些人擁有相當大的商業資本份額，能夠與包括政府官員和軍官在內的城市精英爭奪權力。
反軍政府的可能性
先前蘇丹的鄉村通過戰爭實現了某種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受到侵蝕後，那些雄心勃勃的參與者，如快速支援部隊的領導人達伽羅（Mohamed Hamdan Dagalo）或叛亂團體餓領導人易蔔拉欣和米納維等人就需要掌控強大的部隊來爭奪在瓜分（農村經濟的）剩余的過程中的位置。
軍事化剝削的這些連結顯然延伸到蘇丹的出口市場。這一市場是蘇丹出口收入的來源。首先是阿拉伯海灣國家。2021年的1-6月，蘇丹向阿聯酋（蘇丹黃金的主要市場）出口商品價值11億美元，向埃及出口2.99億美元，向沙特阿拉伯出口2.07億美元，向中國出口4.97億美元。相比之下，蘇丹對美國和西方主要大國的出口價值僅為6500萬美元。
2021年10月25日，蘇丹喀土穆，蘇丹民眾上街抗議，譴責蘇丹政府成員在夜間被軍隊拘留。
在喀土穆，圍繞著中央權力的爭端可以被歸結為統治集團內部關於這些收入的內訌——誰來享受這些收入？如何花費這些收入？2021年上半年，蘇丹進口食品價值9.53億美元，其中包括城市主食小麥和面粉，成本2.39億美元，糖2.46億美元，其他食品價值2.94億美元。工業產品進口821美元，石油產品2.15億美元，機械設備8.51億美元。這些數字的進一步細分揭示了消費顯著偏向著城市。蘇丹在2021年上半年進口了價值3900萬美元的化學品香水和化妝品，而化肥則為4300萬美元。在工業產品類別中，用於城市建設的鋼鐵以1.78億美元位居榜首，其次是塑料制品1.04億美元。同樣，機械和設備類別中包括了2.03億美元的電器，而拖拉機則是1.86億美元。換句話說，蘇丹農村生產者在一個軍事化的剩余價值提取系統中汗流浹背，以維持貪婪的城市消費。
僅僅關註政治學中“邪惡的軍事統治”和“良好的文官治理”之間的嚴格區分，可能會讓人忽視農村生活被破壞與城市的消費導向需求之間的顯而易見的關系。從2018-19年的革命開始，一直到今年10月25日的政變及其後果，一切的後續發展都證明了蘇丹國家政治中的這些裂痕。反對巴希爾的抗議運動中以小資產階級為主的領導層——即“自由與變革宣言”力量的政治人物們，現在正在挑戰布爾汗將軍。但至今為止，一種把反對軍事獨裁，向往民主的文官統治的城市鬥爭和農村生產者聯系起來的方式仍然付之闕如。正因如此，布爾汗的軍事-民兵-安全綜合體才會有發動政變的攻擊性舉動，因為整個體系的主導權和控制著這些政治家，讓他們無力領導並無力擴大自己的利益。
要顛覆這個體系，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2018-19年革命的實踐為城市和鄉村的失敗者們提供了“抵抗委員會”，這是一個組織核心，可以繞過“自由與變革宣言”力量政客們的高層政治，並有機會以群眾民主組織挑戰軍事化的農村剝削制度。抵抗委員會的模式發端於是2013年9月蘇丹人對巴希爾的緊縮措施的抗議期間，當時是喀土穆城市社區一級的動員小組。這些小組隨著2018-19年革命的經驗發展得更為成功、開放和橫向化，成為喀土穆以及蘇丹許多小城鎮中政治化和動員的機動單位。
抗議運動在2018-19年高潮期間的韌性，在今天在對布爾汗政變的勇敢和頑強的反對中繼續存在，這一韌性主要來自抵抗委員會的堅韌性格。數以千計的年輕男女因此被吸引到政治生活中，他們大部分擺脫了蘇丹舊制度下的貴族領主、詭計多端的軍官和校園政治家們的束縛。甚至布爾汗也不得不在蘇丹支離破碎的政治和社交媒體中制造一些所謂的“抵抗委員會”領導人，將他們作為聽話的聽眾安置在軍隊總部寬敞的大廳裏，同時他本人繼續吶喊著要通過軍事手段向民主過渡。
原文鏈接：https://spectrejournal.com/counterrevolution-in-sudan/?fbclid=IwAR1ZH1vafdJ181Wm_00w0QVcmrQl1u_TwGSx48Q7f6UmWo34OuQVtTAWS4Y
責任編輯：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