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判決的一天晚上，王艷玲夢見媽媽回來了。夢裏的趙春華開口就責備她：“你是不是為了把我救出來，花了不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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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韓逸 編輯／金焰
“所發射彈丸的槍口比動能大於等於1.8焦耳/平方厘米”是什麼意思？初中都沒能畢業的趙春華完全不能理解。她怎麼都想象不到，因為擺了一個天津路邊隨處可見的打氣球攤位，一場牢獄之災從天而降。
2016年10月12日，她的氣球射擊攤被收繳，法院一審以“非法持有槍支罪”判刑3年6個月。
在看守所的85天裏，算上200元錢的行李寄存費，她總共花了800元錢。
喝湯，吃鹹菜，就饅頭。失去自由的日子，她花的錢反而更少了。
很多時候，其實她也吃不下。一想到因為被刑拘沒能參加女兒的婚禮，她就內疚地抹眼淚。
“媽媽對不起你，寶貝請原諒媽。”她最牽掛的就是女兒，還托律師傳話，“不要打錢了……別影響你們生活。”
生計
“天津之眼”摩天輪附近，是天津城最繁華的地方。晚上9點半之後，海河岸邊陸陸續續出現一些熱鬧的小攤位：賣熟梨糕的、放孔明燈的、套圈的、紮氣球的……很多人會駐足玩上兩把，試試手氣。
趙春華的攤位在一排射擊攤的中間，沒有什麼地理位置上的優勢。比起擅長招呼的同行，身高1米55的她毫無存在感。雖然帶了凳子，但她從來不坐。局促地站在自家攤位旁邊，她只能用熱切的目光眼巴巴地看向路過的遊客。
20元可以打18發“子彈”。生意好的時候，一晚上能有幾百塊錢收入。她把收來的零錢仔細展平，放好，貼身帶著。夠了一定的數量，就去銀行存起來。
出嫁之前，王艷玲和趙春華睡在同一張床上。小屋裏沒什麼值錢的東西，娘倆出門從來不上鎖。
家裏沒有能放錢的地方。一張床，一張桌子，一臺舊的老式電視機，就是全部的家當。因為沒什麼值錢的東西，她和女兒外出從來都不鎖門。
“擺射擊攤的天津老太”是趙春華後來被外界所熟知的代稱。再過兩天，她就要在看守所裏迎來自己的54歲生日，但在律師徐昕看來，她“看起來有60多歲”。
在內蒙居住的20多年裏，長期種植木耳的重體力勞動拖垮了她的身體。她患有高血壓、心臟供血不足，胳膊生了骨刺，只能擡到一半的高度，因此幹不了重活兒。一出力氣，肝臟的位置就會感到疼痛。但她和家人都不知道病因——查了幾次沒有確診，也就不想再“浪費錢”。
擺射擊小攤打氣球像是老天賜給她的一份“福利”。賺的錢比打工多，還不需要出太多力氣。“離家近，自由。”她說服女兒，花2000塊“巨款”從一位老人那裏把小攤盤了下來。
趙春華的家門口，還放著擺攤用的三輪車。
8月到10月的每個下午，除了刮風下雨天，趙春華都會騎上半個小時的三輪車，去大胡同都行商城一樓進貨。500個一包的專用小氣球，批發價只要五到八塊錢。她圖快，回去用嘴一個一個吹起來，裝進大號的編織袋子裏。
晚上9點多，再騎到大悲院碼頭附近，把氣球裝到三輪車展開的板子上。
日子看似在一天天變好：十一黃金周，小攤生意不錯。閨女花500多塊錢給她買了一只嶄新的華為手機，換下她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款諾基亞。忙活進貨之余，趙春華還跑去大胡同商城，想給王艷玲置辦點結婚用的東西。她不愛打扮，但破天荒地為自己買了一身好看的裙子，上紅下黑，又莊重又喜慶。
她想象著成為丈母娘的那天，穿著這身新裙子，聽新女婿叫一聲“媽媽”。
裙子只花了100多塊錢，再貴，她就舍不得了。
母女
趙春華還是沒能穿上這身新裙子。
10月12日，河北區鴻順裏派出所的一次巡查打碎了她的夢。“剛擺完攤，一槍還沒打呢。”後來，兒子和趙春華一起被刑拘的老趙回憶，大概9點40左右，民警開始巡查，收了所有攤位的槍，帶走了13個人。
“當時都覺得沒事兒，”老趙說，以為配合民警回去做個鑒定就行了，“頂多罰點錢。”
趙春華也顯得特別平靜。她告訴女兒，自己在派出所，可能是因為“槍的事兒”。王艷玲跑到派出所門口等媽媽，一站就是兩個小時。午夜12點，王艷玲看到媽媽被帶出來，趕緊衝上去抱住了她。
“沒事兒，應該兩三天就放出來了。”雖然焦急，聽到民警的安撫，王艷玲還是依依不舍地松開了手。
如果二審維持原判，那可能是母女倆3年半中的最後一次擁抱。
晚上回到家，王艷玲沒怎麼睡覺。平時娘倆兒擠在一張床上，身邊一下子變得空蕩蕩。房間裏的“家用電器”不時滴聲大作，顯得格外刺耳——那是她買回來的一氧化碳報警器，如果用來取暖的煤爐燃燒不充分，報警器響了，就需要開一會兒窗，忍著涼風，透透氣。
煤爐是必需品。外面陽光好的時候，屋裏才可以感覺到暖和些。到了晚上，隔著一層單窗，即便燒著爐子，坐著不動也會覺得雙腿發涼。
電暖氣顯然太奢侈了，“電字一塊八一個，燒煤8毛錢一塊”。一天燒6塊煤，一個月的取暖費用不到150元錢。
因為拆遷搬出之前租住的房子後，這個能夠遮風擋雨的家已經讓趙春華母女非常珍惜。3年前剛來天津的時候，趙春華找了份在廠子裏做飯的工作，每個月有1800塊錢的收入。王艷玲一個月的收入也只有2000元，娘倆兒恨不得一分錢掰成兩半花。
出租屋外面有露天“廚房”，趙春華最擅長的料理是燉菜，娘倆經常在家吃茄子燉土豆。
一天三餐在自家“廚房”裏解決。外面胡同露天放著煤爐和鍋，簡單的油鹽醬醋擺在窗臺上，能自己做的，趙春華都盡量不買。
兩間平房的租金是一年7200元。除此之外，趙春華還要自己繳納一萬多塊錢的養老保險。
“剩下的錢，連吃飯都不夠。” 王艷玲說。
但她現在已經沒有了吃飯的心情，她被這件事情“打懵了”。看到一起擺攤的“大人”三三兩兩地湊在一起商量怎麼辦，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無助。以前，有什麼事情都是媽媽頂著，這個要強的小個子女人，即便在離婚的時候也沒有流露出太多脆弱。
“為了我媽，我不能懵。”王艷玲上網查判例，找資料，請律師，她辭了工作，每天在公安局和看守所之間跑來跑去。
僅有的兩次見面都是在法庭上。趙春華被兩個看守架著出來，戴著手銬，腳上有鏈子，整個人瘦了一大圈，蒼老而憔悴。
法庭上不讓說話，娘倆兒只能對望著。趙春華在這邊哭，王艷玲在那邊哭。
屋外搭起了一個簡陋的浴室，簾子一遮，洗澡的時候，頭頂的木板透風。
“心碎了。”王艷玲沒想到，平時老實本分的媽媽真的變成了一個“犯人”的樣子。而趙春華至今都弄不明白，自己擺攤打氣球用的“玩具槍”怎麼就犯法了。在她前53年的人生裏，和“警察”唯一的接觸，就是騎三輪車拐彎的時候，看一眼交警的手勢，讓走再走。
她在看守所裏也舍不得買菜吃。就連提前預定的鹹菜，也怕訂多了浪費。王艷玲前後送去了3800元錢，到1月2日律師幫忙提起上訴時，趙春華才花了800塊。
曾經，趙春華最大的願望就是看著女兒成家。除了幹活，她唯一的“愛好”就是省錢。王艷玲曾想帶她去坐一次摩天輪，被她忙不疊地拒絕了：“有啥好看的，我天天就在那看。”來天津幾年了，她們從來沒舍得吃過一次狗不理包子。
等待判決的一天晚上，王艷玲夢見媽媽回來了。夢裏的趙春華沒有瘦，開口就責備她：“你是不是為了把我救出來，花了不少錢？”
上訴
10月29日是王艷玲大喜的日子，她一度想推遲婚期。但趙春華托律師告訴她，“那樣就一輩子不理你”。
“寶貝你要過自己的日子，把精神打起來，和家人好好相處。”趙春華帶回來的囑咐裏面面俱到，讓王艷玲照顧好爸爸、姥爺和新成立的家庭，唯獨沒有提到自己。“媽媽肯定沒事兒，媽媽會好好的，還要出去給你看孩子呢。”
“強忍著，幾次要哭都憋回去了。”結婚那天，王艷玲看起來一直高高興興的，跟所有幸福的新娘一樣。
這一天，與趙春華一起被抓後取保候審出來的人告訴王艷玲，她媽媽在看守所裏哭了一整天。
結婚後的第2天，王艷玲又開始奔走。去看守所給媽媽送衣服的時候，她才發現，趙春華沒幾套像樣的衣服。“自己縫的棉褲和棉襖，幾乎都送去了。”她去買了兩套保暖內衣，怕媽媽在裏面挨凍。
射擊攤位打氣球的遊戲獎勵規則。
往年除夕，趙春華母女倆會一起包一頓韭菜雞蛋餡兒的餃子，看著春晚守歲。王艷玲一想到母親的樣子，就會忍不住流眼淚，她不希望自己成為新娘的第一個年，就沒有娘家可回。
“錢剩不下多少，但是在一起就行啊。”1月1日是王艷玲的生日，她帶著老家舅舅湊來的幾萬塊錢和臉上濃得化不開的愁容，來到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找到曾經代理過福建少年網購仿真槍案的徐昕教授，請他接手母親的上訴。
出路
1月3日上午，徐昕在天津市河北區看守所裏，第一次見到了趙春華。
“北京來的律師，那得多少錢？”預設了各種問題和答案的徐昕怎麼也沒想到，這是他表明身份後，趙春華問出的第一個問題。
她對外界的熱議一無所知。沒有自由的生活把她臉上的皺紋又刻深了一些，跟獄友交流過後，她甚至想“早點進監獄”，這樣才有可能“爭取早點減刑，早點出來”。
徐昕費了很多口舌，甚至拿出了律師證，才讓趙春華相信這一切都是免費的。她曾經想到過上訴，但看守所裏有經驗的人告訴她，二審維持原判的可能性很高，她很擔心會白花錢。
“不要再花錢救我了。”她接受了即將開始服刑的事實。
反復確認眼前的法律援助是免費後，趙春華才在上訴狀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提起上訴。
所有的仿真槍都被收繳，屋子裏堆著剩下的氣球和玩具。
談話結束時，她不再低垂著頭，而是緊緊握住了徐昕的雙手，不想松開。
“知道可以上訴之後，她好多了。”徐昕從看守所出來，告訴王艷玲。
王艷玲臉上刻了83天的愁容，化開了一點。
這些天她太累了。1月4號，徐昕向法院提交上訴狀之後，她終於可以開始上班。在公司辦公室裏，媒體記者的采訪電話還在不斷打來。
“你說，有這麼多人關註，我媽媽二審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改判？”她問身邊的人。
“我覺得希望還挺大的。”對方還沒來得及說話，她又自己回答。
現在她惦記的只剩下一件事情，配一副老花鏡，7日送到看守所，作為給媽媽的生日禮物。
“眼睛確實不行了，看不清。”看守所裏不如家裏方便將就，趙春華對女兒說出了唯一一個請求。
“但別配太貴的，最便宜的那種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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