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的畫，有一種傷懷之美，嚴謹的悲傷。我曾長久凝視他的一幅畫，很想弄明白這種悲傷的緣由，但並不能準確地分解出其中拉動情緒的元素。借助歷史，或許可以說，那是一個王朝的悲戚氣息的某種暗示，又可以說，那是君王淒楚命運的預言，但都是牽強附會。我相信，藝術的直接指向，是人的情感與心性。
聽琴
《聽琴圖》過於常見，反而不容易令人註目。某日我突然發現它的作用，是在揚州，宋夾城公園中的圖書室。那是一個供遊人休憩的地方，可以喝紅茶、閱覽，布置得古色古香。正對門的那面墻，便是《聽琴圖》。那幅畫，成為整個空間的點睛之筆，令其瞬間走向一種氣息——典雅。
聽琴圖
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對“典雅”一詞的演繹是：“玉壺買春，賞雨茅屋……落花無言，人淡如菊……”
灰衣道人松下撫琴，紅衣者、綠衣者聽琴。現場，沒有身份的強調。沒有逢迎、唱和，三人各自在音律中尋找某種悠遠。不論是糟糕的皇帝，還是“六賊”奸臣，他們都是懂藝術的人。或許，曲終人散，他們繼續幹著為世人所不恥的事，但琴聲起，他們是普通的“人”，他們互為知音。他們的深度“沈浸”，將時間切分為比一秒鐘還要細碎無數倍的單位，停滯。你看到，撫琴人微微皺眉，淡淡的愁，是對生命流逝的敏感觸覺。那一刻，你會被感染，仿佛聽懂了他的弦外之音。
宋畫的細節之美，準確地將瞬間情愫凝結於此。天下一人，至高無上的孤獨與自戀，風華絕代。蔣勛曾說：“宋徽宗有一種對美的極度追求，可是又發現美的無奈和美的絕望。”
雖然，《聽琴圖》的真實作者並不是宋徽宗，而是其領導的畫院的畫師，但宋徽宗作為畫院總監的身份，直接決定著畫作的風格和審美趣味。
錦雞
再看被公認為徽宗真跡的重彩工筆花鳥《芙蓉錦雞圖》，我也是禁不住要流下眼淚來。盡管這位藝術家皇帝竭力想要將他的繪畫絕技表現出來，以此凸顯宋代“格物”的風尚。據記載，他曾這樣贊許一位宮廷畫師的月季花：“月季鮮有能畫者，蓋四時、朝暮、花、蕊、葉皆不同。此作春時日中者，無毫發差。”春天中午的月季花，這種準確性的寫生方式深得徽宗欣賞。再回到他畫中錦雞，那是他日日觀察錦雞的動靜神態，胸有錦雞，落筆才能呼之欲出。
芙蓉錦雞圖
話說，這種資源優勢也只有徽宗具備。他曾在汴京花費巨資建了一個園子，名“萬歲山”，也就是後來的艮嶽。“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像一個巨大的展覽館，奇花異草，怪石林木，還有各地進獻的奇珍異獸。有趣的是，有個市井人物叫薛翁，本以街頭馴獸表演為生，毛遂自薦為艮嶽管理鳥獸。某日，徽宗來到，薛翁上前施禮並發出號令：“萬歲山瑞禽迎駕！”隨著他一聲長鳴，霎時間群鳥齊集，遮天蔽日，列隊如儀做歡迎狀。龍顏大悅。可以想象，徽宗是多麼喜歡在這個園子裏徜徉。
遊玩，徽宗的趣味仍是高雅的。所見所想，多為其繪畫創作服務，因為他曾很誠懇地說：“朕萬幾余暇，別無他好，惟好畫耳。”因此，在園子裏徘徊久了，他能總結出“孔雀登高，必先舉左腿”類似的畫訣。在此之前，畫草蟲的名家巢無疑也有言：“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為草蟲也，草蟲之為我也。”可見，宋人“精於刻畫”的傳統已經根深蒂固。只不過，普通畫人，刻畫的對象，只能是山間草蟲一類的常見物。而錦雞則是不尋常而絢麗的。
《芙蓉錦雞圖》的絢麗，多半是由錦雞的色彩決定。又有芙蓉，蝴蝶，無盡繁華的代言，一派富麗堂皇。但再看，畫中主角，那只扭著半個身子的錦雞，望向右上方舞動的蝴蝶，表情呆滯。或許，不是真正的呆滯，而是對一切司空見慣的高貴，沈默。表面的華麗，與深沈的靜默之間，巨大的反差，又將人帶入一種傷感之中。似乎可以看到，徽宗的內心，是很陰柔深邃的，也是“人前不敢分明說。不忍擡頭，羞見舊時月”式的傷感。傷感，是理想主義者的滄桑與失落。癡情，亦是真心真性最直接的表達。
《芙蓉錦雞圖》題詩“秋勁拒霜盛，峨冠錦羽雞，已知全五德，安逸勝鳧鹥”。五德，指五種道德品性，“文、武、勇、仁、信”，充滿了教化的意味。這種經過大腦理性梳理的語言，確是徽宗又忍不住端起了皇帝的架子。
徽宗骨子裏不是一個高級畫匠，而是風雅文人。這一點，連崇尚“士夫畫”的蘇東坡也無法否認。東坡曾有言：“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但宋徽宗對於“形”的極致追求，是將“意”和“氣”，以一種靜態的方式呈現，將匠氣轉為文氣。端詳數尺，是絕對不會倦的。
或許，這與他追求畫中詩意有關。他自己的畫，也在“所能”的基礎上，超以象外，得其環中，將準確本身化作一種詩意。比如元朝湯垕的《畫鑒》中，曾這樣描述徽宗所畫唐玄宗騎照夜白通過棧道的畫作：“乍見小橋，馬驚不進。遠地二人摘瓜，後有數騎漸進至。奇跡也。”原作雖不可見，但單憑描述，便能想象那種忽遠忽近，感覺意蘊無窮。
瑞鶴
當然，宋徽宗的畫，內涵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詩意”所能概括，其應該是其文人品格的綜合表征。
比如，他的“瘦金體”書法。宋徽宗很年輕的時候，大約不到30歲，即形成了這種獨創的風格。除了強大的自信之外，不能不說是其對藝術的超強領悟能力。在中國書法史上，能夠創造獨特審美價值書體的書法家為數不多。大批書家一生臨池不輟，苦於不能出前人窠臼。
宋徽宗書法初習黃庭堅，後又學褚遂良和薛稷、薛曜兄弟，並雜糅各家，取眾人所長且獨出己意，形成“瘦金體”，鋒芒畢露又神閑氣定。這種氣質，也只他一人獨有。我曾以好奇心試著臨摹“瘦金體”，發現難度相當大。筆畫硬且細，缺點無處隱藏，想要筆筆準確端正，難之又難，只好作罷。
據說，這種筆法形狀，與徽宗喜歡的一種鳥——鶴有關。中國文化中，鶴與長壽有關，民間有“千年龜，萬年鶴”的說法。雖然徽宗在登基之前，並未對皇位有深切的覬覦，但既然坐穩了江山，還是渴望他的統治能夠地久天長。這些想法，與其他皇帝並沒有什麼不同。但這位藝術家皇帝，他的夢想則多了幾許色彩。
宋徽宗經常擡頭仰望，信奉道教的他，總是期待著來自天庭的表揚，表揚他將國家統治得如何精彩，一切的好征兆，都是盛世華章。
1118年12月，數千只鶴從萬歲山飛到上清寶箓宮附近，大家紛紛議論，這是祥瑞的征兆。為慶賀此情此景，蔡京作詩一首，宋徽宗也步韻唱和。“上清講席郁蕭臺，俄有青田萬侶來。蔽翳晴空疑雪舞，低徊轉影類雲開。翻翰清唳遙相續，應瑞疑時尚不回。歸美一章歌盛事，喜今重見謫仙才。”
這幅熟悉的《瑞鶴圖》，天空的顏色——石青色，幽藍、深邃、迷離，是“天下一人”宋徽宗獨有的夢境。
瑞鶴圖（局部）
《宣和畫譜》中關於畫鶴，專門做了詳盡描述：“凡頂之淺深，氅之黧淡，喙之長短，脛之細大，膝之高下，未嘗見有一一能寫生者也。又至於別其雄雌，辨其南北，尤其所難……”宋徽宗的《六鶴圖》，畫了鶴的六種姿態，極盡優雅，成為後世畫鶴的範本。
宋徽宗的夢境，借艮嶽得以實現。艮嶽於政和七年（1117）興工，宣和四年（1122年）竣工。正月初一，為慶祝艮嶽建成，徽宗寫文章紀念，情緒極其飽滿：“朕萬機之余，徐步一到，不知崇高富貴之榮……玩心愜誌、與神合契，遂忘塵俗之繽紛，飄然有淩雲之誌，終可樂也……”不得不說，徽宗太貪婪了。他對美的欲望、想象是無盡的。跟普通人不同的是，作為皇帝，他的欲望有了被滿足的可能性。這十分幸福，也十分危險。他要將極致的美，全部收羅於艮嶽。目之所見，鼻之所嗅，耳之所聞，舌之所嘗，無不接近於天界。實現之後，他又害怕這些夢幻般的場景不能永恒，所以，最安全的方式，是將其畫下來。撥開他夢境的重重迷霧，是一個癡迷於“美”的脆弱靈魂。
是夢，終會醒。
造夢的代價，是“花石綱”的勞民傷財，“玩物喪誌，嗜石誤國”的民怨聲四起。農民起義之後，金軍兵臨城下。靖康二年（1127年）3月底，金帝將徽、欽二帝，連同後妃宗室，百官數千人等押送北方，北宋滅亡。據說，徽宗聽到財寶等被擄掠毫不在乎，但聽到皇家藏書也被搶去，才仰天長嘆幾聲。
被擄的徽宗在北行舟中，悲傷地低吟著“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過船兒倒轉”，傷感且懦弱。
想起南唐後主李煜，這位大文學家永別他的江南往北宋汴京時，曾賦破陣子詞：“四十年來家國，三千裏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幹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也是傷懷不已，缺乏帝王的豪氣和擔當。總有人將這兩位皇帝的命運編排在一起。據說，徽宗的母親懷孕期間曾夢見李煜，由此推測徽宗是李後主轉世。這種說法，該是杜撰。
一個缺乏血性的藝術家皇帝，歷史將他的統治評價為“腐朽”。但他的藝術，卻是不朽。對此，相關的討論已經足夠多了。
偶然，我看徽宗的《臘梅山禽圖》，生出了另外一種解讀歷史的角度，未必是徽宗原意。該圖題詩：“山禽矜逸態，梅粉弄輕柔。已有丹青約，千秋指白頭。”此詩前兩句，像是徽宗自己柔媚的性情與心境的抒發。後二句，是寫給我們，所有讀畫的人，是他與我們的承諾，不知曾在哪個遠古的夢裏，約定相見。他的前半生的享樂和最後七年所遭受的淩辱，都是為了在北宋的時空裏，與我們赴這場丹青之約。美好的，畫下來，傳下來。直至我們出生，用眼神和心靈承接。
文/胡煙
編輯/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