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雲
此前，筆者在“敘詭筆記”這一專欄曾經發表過一篇題為《譚嗣同曾預言照相機能拍“鬼影”》的文章。隨著各種西方科學技術在清末的不斷湧入，國人一方面接受之、嘗試之，一方面又畏懼之、猜忌之，這就造成了信息傳播中的真相與訛傳摻雜，科學與迷信並行，固然鬧出了很多荒誕不經的笑話，卻也發人深省。
一、圖不磨者，名亦不磨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隨著中外交流的增多，特別是租界的擴大與繁榮，照相術逐漸在中國最先進的城市上海生根和壯大。著名學者葛元煦在《滬遊雜記》中記載：“西人以藥水玻璃夾入橫木匣內，匣面嵌小凸鏡，對人攝影於玻璃上，取出以沙水衝洗，即見人面，神氣部位，無不逼肖，復以藥水制就紙片，覆於玻璃上，微照日色，則面貌衣痕陳設物件現出紙上，傅以顏色，勝似寫真。近日華人得其傳，購藥水器具，開設照相樓，延及各省。”這段話一直被認為是西方照相術傳入中國的最早記錄之一，但值得格外註意的是後面那句話，足以證明聰明的中國人不僅學習到了這一技術，並迅速將其商業化並向全國推廣。
《滬遊雜記》
而近代大思想家王韜對照相術不僅給予了高度的關註，還對其中的科學原理進行了深入了解和探究，他於《瀛壖雜誌》中寫道：“西人照相之法，蓋即光學之一端，而參以化學。其法先為穴櫃，借日之光，攝影入鏡中。所用之藥大抵不外乎硝磺、鏹水而已。一照即可留影於玻璃，久不脫落。精於術者，不獨眉目分皙，即纖悉之處無不畢現。更能仿照書畫，字跡逼真，宛成縮本。近時，能於玻璃移於紙上，印千百幅，悉從此取給。新法又能以玻璃作印版，用墨出，無殊印書。其便捷之法，殆無以復加。”
王韜曾經遊歷各國，眼界開闊，對任何新派的事物都勇於嘗試，是那個時代不折不扣的一位弄潮兒。他為人風流倜儻，在“照相”這件事上也頗有收獲。他在《漫遊隨錄》一書中記載，自己要前往英國時，一位名叫周西魯的女子前來送行。這位女子是他的情人，“謂自此一別，不知相見何時”，於是剪下自己的一縷發辮做成連環絳相贈，“為他日睹物思人之據，雲見此如見其面”。王韜此前曾經贈給她一件昂貴的新衣，周西魯“以其華麗過分，初不敢服”，這次依依惜別時，拿出一張照片贈給王韜，正是她穿著這件衣服照的，王韜一見大喜，“驚鴻艷影，殆足銷魂”。
《漫遊隨錄》
到七十年代，上海的照相館不復為洋人壟斷，而是有越來越多的華人開設，特別是蘇三興於1872年在三馬路開設的三興照相館，第一次在《申報》上刊登了首則照相館廣告，開一時風氣之先。據《申江名勝圖說》中記述：“滬上照相館多至數十家，而以三馬路之蘇三興為首屈一指，凡柳巷嬌娃，梨園妙選，無不倩其印成小幅貽贈所歡。”
雖然妓女和優伶成為照相館的主要光顧者，目的主要是為了招攬客戶，引起一些衛道士的側目，但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的文人雅士開始接受這一“圖不磨者，名亦不磨”的時尚之舉。後來，那些名門望族的大家閨秀也紛紛走出家門，前往照相館照相，並將相片饋贈親友，他們的榜樣作用無疑極大地帶動了大眾對這一行為的接受和認可。
二、妖鏡攝影，誓死不願
在照相業不斷得到推廣和普及的同時，對之產生否定和質疑的聲音一直沒有間斷，有的說拍照會攝走人的魂魄，有的說拍照會照出鬼影，更有人說拍半身像就是將人腰斬，必將導致照相者橫死……就像魯迅先生在《論照相之類》中回憶的：“要之，照相似乎是妖術，鹹豐年間，或一省裏，還有因為能照相而被鄉下人搗毀的事情。”在傳統文化重重桎梏的老中國，任何新生事物的落地生根和成長發育，都註定不是一帆風順的。
這幾種詭異的說法，細究起來都各有原因。早期照相采用的是濕版攝影法，拍攝的等待時間長，所以被拍照的人往往面容呆滯，結束後因疲憊而哈欠連天，容易給人萎靡不振之感；而且由於技術上存在種種有待完善之處，所以特別容易在成像後造成發虛、重影等情況，給人一種詭異莫名的觀感。在這種疑神疑鬼的心理作用下，任何意外和不幸都會跟拍照聯系起來。加上前面提到的衛道士看不慣妓女優伶以照片贈人而惡意造謠，導致一時間各種愚昧迷信的傳說大行其道。英國攝影師約翰·湯姆遜就回憶：“那些有知識有地位的中國人向人群散布謠言，說照片會‘攝’走人的精氣神。人在拍照後就會命喪黃泉……作為一名攝影師，我扮演的角色有些像‘催命鬼’。”
約翰·湯姆遜拍攝的恭親王，大約攝於1868年，收錄在他的攝影集《中國和中國人》中
比如當時一部流行小說《婚姻鑒》就提到，有位丈夫邀請妻子換上盛裝，與他一起拍全家福，妻子斷然拒絕道：“妖鏡攝影，必損我子之目光，余誓死不願。”但作者對此是不置可否的，他回憶自己年輕時曾經拍照，結束後跟一群狐朋狗友賭博，“歷三晝夜未交睫，目乃赤如榴，劇痛不可言狀”。他懷疑自己的眼疾是攝影導致的，便去看醫生，醫生看完之後又好氣又好笑地說：你三天三夜不合眼，眼睛當然會腫痛，關攝影什麼事，“治之必愈，毋多疑也”。後來果然治好了，“而余疑亦釋”。
當然，也有例外，當時有一些人認為拍照片可以去除身上的“晦氣”，所以便到照相館付錢拍照，當然照片和底片是絕不會拿走的。
三、為睹遺容，降乩攝影
清末民初的著名學者柴小梵在《梵天廬叢錄》一書中寫過這麼一件事：
《梵天廬叢錄》
北京前門外有一家照相館，有一天，“有某女學校學生十一人來合攝一影”，等照片洗出來一看，發現有個女生的身後多了一個少年男子，導致十一人拍的照片上有了十二個人。照相館的老板感到非常害怕，等學生前來取照片時，老板便托言上次拍攝得不好，照片模糊不可交付，願意免費為她們重拍一次。女學生們於是重新來到店裏拍攝了一遍，“不意洗出之片上，少年男子仍在”。這下老板可嚇壞了，等學生再來取照片時，便據實相告。女學生們一看，果然如此。其中一個來自湖南的湯姓女孩“見之，潸然淚下”，大家問她為什麼哭泣，她說：“此少年非他，乃吾已故之未婚夫也”。眾人都以為不祥，將那照片付之一炬了事。
這類事情在當時時有發生。徐新華在《彤芬室筆記》中記載：“長沙芙蓉鏡照相館曾為柳某攝照，其已故之妾，亦現影身側，形容宛肖。”而郭則沄在《洞靈小誌》中也記載了很多樁類似事件：曾任河南巡撫的陳夔龍在任上死了愛女，“家人攝影而女影在側，隱約可辨”；福州北門外多叢冢，有上墳的人祭祀完畢，照相留念，“影中有古裝婦人”；廈門公園有遊人攝影留念的項目，一對夫婦拍完後一看照片，“一小兒影遙飄空際”，夫婦見之大哭，說正是他們死去的孩子；有個名叫謝復初的僑商，妻子病逝，出殯時拍了照，照片上“則婦衣殮服趺坐靈幾上，風貌宛然”……
前面講過，由於濕版攝影法受技術所限（這種攝影技術對火棉膠的附著情況，拍攝等待的時間，光線，濕度，溫度等等要求很高，稍有不慎就會使成片不盡人意，所以在西方逐漸被更為先進的幹版片照相所取代，但在清末民初的上海依然是最常用的攝影方法），所以難免造成照片模糊或重影，在那些思念逝去親人的人看來，哪怕只有一個熟悉的輪廓，也可以做返魂之解。既然在世人眼中，攝影術具有某種“通靈”之用，於是有些巫師神漢之類的騙子，便將其作為“招魂術”加以利用，甚至出現了“降乩攝影”。
郭則沄在《洞靈小誌》記載，光緒朝監察禦史徐定超與他一向交好，不幸於1917年在坐船從上海前往溫州的路上，“舟觸礁立沈，與其夫人俱溺死”（據史料記載，徐定超和他的婦人是因所乘的普濟輪船在吳淞江口被一艘英國輪船撞沈而遇難的），屍骨無存。徐定超的長子悲痛欲絕，“以莫睹遺容為恨”，於是請人降乩，“乩令張白布於壇，以西法攝之，中有人影，瘦而長髯，宛然侍禦（即徐定超）”，這與少翁為漢武帝招魂王夫人，大同小異罷了。
事實上，直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依然有一些裝神弄鬼的所謂“氣功大師”，拿著曝光過度的照片，當成他們靈魂出竅或神功護體的證據，欺騙大眾並屢屢得逞，這似乎再一次說明：科學技術的引進，絕不代表著科學精神的建立，如果徒具前者而缺乏後者，那麼再前衛的新技術，往往也會淪為舊事物的“招魂術”。
責任編輯：顧明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