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健芝 薛翠
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正式生效，同日，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打響反擊新自由主義第一槍——那裏爆發了以墨西哥原住民為主，受到全球聲援的原住民起義“薩帕塔運動”（Zapatistas movement），而領導起義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ZLN）則成立於起義的十年前的1983年11月16日。
自這場起義開始，運動領袖副司令馬科斯的蒙面騎士形象開始廣為人知，然而他們具體紮根社區的建設行動，卻少被書寫。同年12月，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建立了自治市鎮。此後，薩帕塔人紮根土地，培育新人，建設海螺自治區，傳承原住民文化。最矚目的是，薩帕塔人建設社區的行動，27年來從無間斷，發揚拉丁美洲原住民悠久的尊重自然生態、全民負起社區建設職責、自力更生地以實踐抗擊腐敗的體制。2018年，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延續名為“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議”，墨西哥繼續扮演世界體系中邊緣角色，那麼，底層墨西哥民眾如何應對變局？
本文作者之一、“全球大學”（Global U）發起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劉健芝數年來幾度探訪薩帕塔社區，見證了自治區人民不忘初心，篳路藍縷，向另類路徑勇敢前進的歷程。
薩帕塔婦女乃建設海螺自治區的主力軍。
女人的解放
1994年1月1日，薩帕塔蒙面軍起義當天，同時正式宣布《婦女革命法》，標誌著在鄉規民約上，寫上婦女權利。其實，早在1994年1月起義之前的10年中，馬科斯這些受西方理念洗禮的激進革命者，一邊虛心接受原住民的教育，一邊也在改造原住民社區的觀念，摻進現代的“解放”思想。最顯眼的是，不少原住民女性參加薩帕塔運動的初衷，是在這裏找到了解放的空間。《婦女革命法》有十條，聽起來並不特別新鮮，但是對於當地婦女來說，是宣示一場早已展開的靜悄悄的革命。包括，婦女可以自由戀愛、自選配偶，而且可以選擇生多少孩子。前者在薩帕塔遊擊隊裏已經“浪漫”地發生，可是，後者涉及的是深層的社會關系。天主教教義通過幾百年殖民過程紮根在倫理文化裏，原住民社區更可能接受戀愛自由，更難接受計劃生育或者墮胎。還有一條禁酒令，以杜絕家暴的源頭，這條法令教育男女如何在家裏與社區相處，調解家庭與鄰裏關系，並逐漸改良民風。
我（劉健芝）在2003年8月探訪阿馬遜叢林深處大河邊一個薩帕塔社區，接待我們的中年原住民夫妻生了8個孩子，4個已然夭折，妻子懷著胎兒，招呼我們，卻難擠出笑容。兩個女兒瑪莉思拉（Maricela）（16歲）和瑪莉奧拉（Mariola）（9歲），聰明活潑勤奮，她們倆在我們下車點接應，幫我們拿了部分行李回村，等到我們在叢林的泥濘小路上走到一半，大概2個小時後，她們回到村子再叫來的村民，已經迎上我們，幫我們拿其余的行李。在叢林裏，她們赤腳行走，速度是我們的3倍。姐姐很幽默，叫我們晚上在竹棚裏睡覺時，別跑到外面，不要做了森林朋友——蜘蛛、蠍子、豹子——的夜宵。妹妹在樹上蕩秋千。她們美麗的眼睛，一直跟隨著我們。今天，33歲和26歲的她們，會是多少孩子的母親？《婦女革命法》讓她們擺脫了她們母親的重擔了嗎？
叢林精靈瑪莉奧拉（Mariola）
叢林精靈瑪莉奧拉（Mariola）有一雙美麗的眼睛。
2008年，瑪麗娜-西特琳（Marina Sitrin）出席了第一屆薩帕塔婦女大會，她的觀察是，一整代女性成長於試驗解放的薩帕塔社區，明顯看到女性表現的自信和力量。那幾天，各個社區不同年齡的女性，站到臺上發言，一改靦腆“常態”，分享她們既是個人也是集體的生命經驗。瑪麗亞林達（Marialinda），一個9歲女孩，毫不害羞地大聲說，“我要講給你們聽我的生活、我的權力。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我父母讓我在自治學校學習，讓我有權到外面玩耍、唱歌、跳舞，因為我覺得我要活得開心（have fun）”【1】。 瑪莉思拉的孩子，應該這麼大吧!
薩帕塔社區基本上不接受來自政府或者財團的捐贈，盡管1994年之後，很多非政府組織進駐了恰帕斯，用項目資助促成社區分化。茱恩-納什（June Nash）說，她親眼看到在母親節那天，士兵把救濟“禮物”扔到恰帕斯的街上，但是薩帕塔的婦女拒絕撿回家。【2】 我們去探訪薩帕塔社區，如何辨認誰是薩帕塔成員？問她們有沒有拿政府援助，就能知道。自食其力、維護尊嚴，是她們的堅持。不表現在行動上轟轟烈烈，而是日常的生活態度。
國家與自治
不拿國家的救濟，不上政府辦的中小學，小病在村裏用草藥醫治，大病才去城裏的醫院。1996年2月，墨西哥政府與薩帕塔解放軍簽訂了《聖安德列斯協議》（The San Andrés Accords），政府同意薩帕塔區高度自治。盡管20多年來政府軍和準軍事組織經常進侵和騷擾，薩帕塔人還是默默地努力建設社區。他們多番強調，他們是墨西哥人，絕不尋求分離獨立，而是體現人民的主權。人民的主權意味著多元的族群和平和諧共存。印第安人全國大會重申：我們是墨西哥人，我們要在墨西哥實現夢想，但是，墨西哥不再要把我們排除在外了 （Never again a Mexico without us）【3】。
薩帕塔運動在“左翼”圈子裏，毀譽參半。有人認為薩帕塔人的愛國主義是改良，不是革命，不夠激進。不少所謂左翼陷入現代化的“進步”邏輯，用現代西方的政治經濟框架來評論原住民的言行，覺得他們低發展、落後、迷信、沒文化。1980年代不少激進左派跑到恰帕斯，要跟原住民一起搞革命，卻被轟走了；留下的12人，包括副司令馬科斯，能被原住民接受，是因為他們努力從原住民的角度，來審視幾百年的苦難歷史所烙印在原住民身體上的無言痛苦和記憶。正如米歇爾-德-塞爾托（Michel de Certeau）所說，美洲的原住民保持緘默，但身體記載著苦難【4】。 從原住民角度看，所謂“現代化”和“發展”，是殖民者殲滅大量原住民、掠奪其山河土地，進而統治難被臣服的“野蠻余孽”的輝煌遮羞布。原住民不承認這是文明的到來，認為是他們原來的文明被消滅、被沾汙後的野蠻年代。
因此，原住民的思想，內含著對現代主義、西方文明的深刻批判。按照地球大學創始人古斯塔沃-埃斯特瓦（Gustavo Esteva）的詮釋，民族國家是施行資本主義的機器，西方民主制度是整個體制的一部分，是要控制民眾而不是讓民眾參與其中的。原住民超越整個資本主義、現代主義體制，不是要破壞、毀滅民族國家或者民主制度，而是要減少對這個體制的“需求”（need）【5】。 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由金錢和商品界定，但是，界定新社會的，是共享體（commons），共享體是新社會的細胞。共享體不是被物化的大自然，因為人不是資源，大自然也不是資源。正如伊凡-伊裏奇（Ivan Illich）說，殖民關系征服和壓迫“異族”，但原住民尋求的，是與各種文化平等地、開放地建立共樂關系（conviviality）、禮遇關系（hospitality），超越“發展”，超越資本主義，超越現代主義【6】。
這種主張聽起來可能有點不切實際、不識時務，盡管我們深知資本主義由殖民進程帶動，當今的世界格局，仍然大體上是前殖民宗主國決定世界分工；掌握軍事和科技霸權的帝國主義強權，獨步天下。所謂 “發展中國家” 的前路，似乎只有一個範本——北美和西歐的“已發展”模式。可是關於誰是已發展國家、誰是後發展國家，不過是二次大戰後1949年由美國總統杜魯門所宣稱，以美國訂立的經濟科技唯上的標準來讓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被歸類為“低發展國家”，只能以美國馬首是瞻，罔顧各國的多樣的文化、社會習俗與文明，一概以狹隘的經濟標準來取代社會，取代文化，成為奴役“現代人”思想的重要武器。
古斯塔沃-埃斯特瓦與墨西哥的知識分子
能夠不用殖民者殲滅原有高度文明的邏輯來看我們的生活，在當今美國、歐洲的軍事、金融霸權特別是思想霸權的世界裏，是難能可貴的。1998年，埃斯特瓦出版了《草根後現代主義：重新培育多樣文化的土壤》（Grassroots Post-Modernism： Remaking the Soil of Cultures）一書，開宗明義批判用歐洲中心主義的普世價值作為唯一理解社會現實的荒謬與可悲，抨擊以經濟理性人為社會的細胞，主張重建以社區為基石的多樣文化。2002年11月，我（劉健芝）組織了一個自費的中國學者墨西哥考察團，同行的有戴錦華、溫鐵軍、黃平，15天內走了3000公裏，重點探訪恰帕斯地區之前，去瓦哈卡州拜訪埃斯特瓦。
為促進交流，考察團翻譯了成員的文章，打印百本帶到墨西哥。
埃斯特瓦，溫文爾雅的彬彬君子，觀點一針見血，毫不含糊。我們一見如故。他講給我們聽他走過的路，如何促成他對現代化發展的反思。他說，外祖母是瓦哈卡州的薩波提克（Zapotec）原住民，他爸爸早逝，媽媽覺得跟原住民有血統關連是羞恥，外祖母來墨西哥城看他們，只能從後門進出；媽媽禁止外祖母用薩波提克原住民語言跟孫兒交流，似乎誓要切斷跟原住民文化、習俗、語言的任何聯系。可是，埃斯特瓦特別喜歡跟外祖母待在一起，放假時，總是要求去外祖母的瓦哈卡家裏住。跟我們交談時，他特別強調他的身體裏流著原住民血液。但是，他是到了40多歲的時候，才回顧跟外祖母的交往中，他是如何學到原住民價值觀和生活實踐裏的寶貴傳統。
1936年出生的埃斯特瓦，趕上二次大戰後墨西哥社會的上升期，曾是IBM最年輕的行政高管。1960年代初，向往古巴革命，埃斯特瓦離開商界，短暫參加了墨西哥的城市遊擊隊，卻對暴力有所保留，很快退出；1970-76年，他擔任墨西哥總統府策劃公共預算的高官，當新總統將要就職而且想任命他為經濟部長的時候，他離開了官場，因為在商界和政府裏，他看到極為腐敗的政商權力格局是不能通過內部來改良的，“發展”為大多數人謀求福祉的許諾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騙局。思想上，他從信奉天主教教義，轉到經濟理性，再轉到馬克思主義，走了一大段崎嶇路後，1983年，遇見了伊凡-伊裏奇。伊裏奇是有名的擺脫正規教育（de-schooling）的主張者，在墨西哥城外有一個小房子，經常主辦學習討論會，是年青思想者向往之處。埃斯特瓦遇到伊裏奇，以往的困惑在這裏得到梳理，思想軌跡轉到更加清晰的路向，學習從現代發展拋棄的、唾棄的邊緣群體的角度，重拾原住民的傳統碎片，尋找激進改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路徑。吸收了印度的甘地和巴西的保羅-弗雷爾（Paulo Freire）的思想，他著手開發另類教育。1994年薩帕塔人起義，墨西哥城幾十萬支持薩帕塔人的示威群眾裏，有埃斯特瓦的身影。接著他聯系薩帕塔人，斡旋政府與薩帕塔人的談判，作為薩帕塔人的顧問，協助促成1996年達成的歷史性的《聖安德列斯協議》。
2002年我們在瓦哈卡州的地球大學拜訪埃斯特瓦時，地球大學經過多年醞釀後成立了才3年，其中一個作用是培訓薩帕塔人、墨西哥的年輕人、以至來自全球的學員，學習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知識、技能，重拾自尊、自信。
埃斯特瓦在瓦哈卡州的地球大學
其後，以地球大學為模範的民間學校在各地成立，埃斯特瓦協助在恰帕斯州建立“綜合技能原住民中心”（CEDECI），中心學員只接受原住民社區成員。2014年，我（劉健芝）帶領一個中國年青學者考察團，拜訪埃斯特瓦，參觀了“綜合技能原住民中心”。
埃斯特瓦是2015年正式成立的全球大學的創始成員之一。2020年嶺南大學主辦第七屆南南論壇，埃斯特瓦應邀為主講嘉賓。84歲高齡的他，很想來香港、來中國內地，參觀考察中國的鄉村建設運動。由於疫情，論壇改為線上舉行，7月11日，由我（劉健芝）主持的 “人類之未來——另辟眾徑告別資本主義”主論壇上，埃斯特瓦和印度的帕拉賈米·塞納斯 （Palagummi Sainath）談論當今的危機和出路，戴錦華作為評論人，響應了兩位講者的憤怒與期盼。
我們在墨西哥，遇到很多前輩，與埃斯特瓦一樣，順著良知探尋出路，與邊緣群體同行。路易斯-洛佩茲雷拉（Luis Lopezllera）是我（劉健芝）早在1990年在非洲貝寧開會時認識的，他家曾是大地主，他十歲就擁有自己名下的土地，二次大戰期間，墨西哥民族工業發展，他父親生產鉛筆，算是小實業家，戰後美國資本入侵壟斷，家道中落。他讀的是建築專業，但是看到泥水匠、建築工人為別人建房自己卻無家可歸，於是他協助成立泥水匠工會，從此走上社會改革之路，大半生致力於推動社區貨幣作為手段建設農村社區和推動城鄉融合。我（劉健芝）與他在1990年認識之後，長期推動南南合作。2002年的中國考察團，通過他的引介，認識了埃斯特瓦，也探訪了恰帕斯地區。
2002年的考察重點當然是恰帕斯州的薩帕塔運動。考察期間，認識了多位畢生為原住民福祉呼喊奔走的前輩。豪爾赫-聖地雅哥（Jorge Santiago）2014年出版了一本書：《團結經濟政治》（Economía Solidaria Política）， 詳細敘述他30年在叢林的經驗，如何通過教會網絡，為薩帕塔人促銷產品，安排社區與外界接觸。聖地雅哥夫妻參加了第一屆南南論壇（2011年），並參與中國西南調研團（重慶-成都），薛翠負責帶隊，記得拜訪四川地震災後重建的民居的時候，在院子裏，他們夫妻安靜地與當地農民圍坐在小烤爐邊取暖，聖地雅哥一臉深情地說：“和你們在一起，就像和薩帕塔原住民在一起。”瑪麗亞-桑塔納 （Maria Santana）是恰帕斯大學的人類學教授，協助薩帕塔婦女生產玉米跟聖克裏斯多夫市 （San Cristobal）的社區廚房合作；她的丈夫胡安-奧赫達 （Juan Ojeda）在1980年代為了協助組織原住民，住進叢林深處，與原住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建設社區，因為兩個孩子出生而搬遷回去聖克裏斯多夫市，好幾個薩帕塔運動的司令，例如塔喬（Tacho），曾經是他的學生。哈維耶·瓦加斯（Javier Vargas）跟胡安-奧赫達一樣，實踐解放神學，作為恰帕斯州主教薩繆爾-魯伊斯 （Samuel Ruiz）的左右手，跟原住民一起用鐮刀開荒種地，打破許多教會禁忌，促成原住民社區的自我組織；2010年墨西哥世界社會論壇，我（劉健芝）作為主題發言嘉賓，獲政府文化部邀請參加晚宴，在墨西哥城中心的飯店，碰巧跟他同桌，他講述在叢林的經驗，我忙著寫筆記，兩人都沒碰服務員送上來又撤下去的美食。也是為原住民奔跑的路易斯-布斯塔曼特 （Luis Bustamante）在墨西哥城郊山裏，被準軍事組織來他家破壞，他和女兒幸好爬到樹上，避開一劫，可是女兒受驚過度，一生要他照顧。我們在第五屆南南論壇（2018年）組織薩帕塔經驗分享的專題，邀請了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教授大衛-巴爾金（David Barkin）和墨西哥國家人類學與歷史研究院教授吉爾伯托-洛佩斯-裏瓦斯（Gilberto Lopez Y Rivas）。2016年，我們在加拿大蒙特利爾世界社會論壇上，做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報告，巴爾金蒞臨，聽後高度贊賞，因而相識；裏瓦斯則是經埃斯特瓦極力推薦而認識的。他們撰文高度評價薩帕塔社區自治經驗，並論證原住民作為社會變革的主體。裏瓦斯更是孜孜不倦地傳發關於薩帕塔社區的最新消息，圖文並茂，讓外界從小小的手機中也能與遠方叢林深處的薩帕塔人共呼吸。
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這樣說：
"有人認為，我們的社會迫切需要批判性思維，以了解變革的機制，這種思維反過來可以影響變革，使社會擺脫資本主義異化及其悲慘後果。對於絕大多數人類（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來說，這種需要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亞非拉人民目前正經歷著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純粹和簡單的掠奪形式。因此，我建議區分兩批人，一批是我稱之為知識操作者，他們為既定的意識形態機器服務，而另一批則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1999年）
埃斯特瓦等“真正的知識分子”，不是要做救世主，而是帶領我們去深刻思考，人類毫不羞愧於自稱“萬物之靈”，但已經造成地球毀滅性的幾乎無法扭轉的破壞。在墨西哥這些知識分子身上，我們學習到，什麼叫放下優越社會地位和閑適生活，投身為大多數人謀福祉的事業。這些社會精英，是原住民運動和薩帕塔運動的不可分的部分。墨西哥朋友告訴我們，墨西哥深陷社會危機，離上帝太遠，離美國太近；社會改革/革命的其中一個中堅力量，是大學老師和學生，有些甚至組成城市遊擊隊。當然，最為人熟悉的，是副司令馬科斯（Subcommander Marcos）。
YA BASTA！（受夠了就是受夠了！）
我（劉健芝）與副司令馬科斯的相遇，是在2006年5月。當時，正值墨西哥總統大選期間，薩帕塔運動的主張是，只要墨西哥被殖民化的體制不改變，議會民主政治只不過轉移視線，延續不正義的制度，因此呼籲民眾抵制選舉。薩帕塔運動推出“另類宣傳運動”（The Other Campaign”），派出代表團，在全國巡回探訪各個社區，讓底層和邊緣群體述說其處境和訴求，讓社會聆聽，讓各方交流。在墨西哥城，馬科斯在三所大學舉辦聆聽會，我通過洛佩茲雷拉的傳譯，介紹亞洲的民眾運動，把一大摞關於中國和亞洲的書籍送給馬科斯，包括《蒙面騎士》的彩色打印稿（當時清樣已出但書還沒印出來）。
《蒙面騎士》，戴錦華、劉健芝主編，2006年6月出版，封面設計第一稿
2006年5月2日，晚上九點，墨西哥大都會大學，薩帕塔運動巡回聆聽會上。馬科斯（左二），劉健芝（右二）、洛佩茲雷拉（右一）
2006年，左翼陣營推出的總統候選人安德烈斯-曼努埃爾-洛佩斯-奧布拉多（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呼聲甚高，結果落選，有人歸咎為選舉舞弊，有人歸咎薩帕塔運動呼籲抵制導致左翼陣營損失選票。一度，薩帕塔運動備受左翼陣營非議。2018年總統選舉，這一次，洛佩斯-奧布拉多重出競選，薩帕塔運動沒有呼籲抵制，卻聯合原住民治理代表會（全國58個原住民部落參加），派出一位原住民婦女帕特裏西奧-馬丁內斯（Patricio Martinez）（簡稱Marichuy）參選，明言不接受政府給的競選經費，也不謀求當選，只是利用競選機會巡回宣傳，彰顯原住民的訴求，廣泛串連。馬丁內斯是傳統草藥醫師，她說，只有傳統智慧能治療病重的墨西哥社會。時隔12年，呼籲抵制大選或者派出獨立候選人，薩帕塔運動初衷沒變，只不過以不同方式表達同樣的政見批判。當然，對於傳統左翼，他們是另類。薩帕塔運動本身，也很難用“左翼”一詞來描述。
原住民治理代表會和薩帕塔運動推出的原住民總統候選人馬丁內斯
1994年，薩帕塔婦女參加起義，抵抗政府正規軍。
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正式生效。 【7】薩帕塔解放軍在恰帕斯州宣戰：YA BASTA！（受夠了就是受夠了！），戰鬥12天，政府軍傷亡人數是單位數，薩帕塔解放軍傷亡150人。由於國內外民間社會的巨大壓力，政府被迫停火，展開和談。1995年2月在瓜拉盧佩-塔佩亞克（Gualalupe Tapeyac）社區，政府企圖緝拿薩帕塔解放軍領袖，但不成功。1996年2月，墨西哥總統與薩帕塔解放軍簽訂《聖安德列斯協議》，承認原住民自治權，但政府和參議院並沒有信守承諾。2000年，國家行動黨（PAN）擊敗執政71年的革命制度黨（PRI）上臺，帶來一絲微弱希望。2001年3－4月，薩帕塔人展開壯觀的大蓬車巡訪之旅，穿越十多個州，最後到達墨西哥城，50萬人聚集聲援，薩帕塔解放運動代表在國會演講，重申要求尊重《聖安德列斯協議》。一個月之後，國會通過一項《原住民文化與權利》法案，但內容完全違背《聖安德列斯協議》。馬科斯副司令宣布，該法案更準確地說，應該稱為《憲法承認地主和種族歧視者的文化與權利》法案。
革命制度黨的國會議員Demetrioi Sodi de Tijera曾經評論，原住民法律的修改並不那麼重要，因為今天“印第安人實際上不存在”。政府借口恐怕薩帕塔解放軍重新發動遊擊戰，派遣更多軍隊前往恰帕斯區的叢林駐守。不過，虛偽腐敗的政府未能節節勝利，2003年7月國會選舉的投票率非常低（全國60%選民不投票，恰帕斯州有70%選民不投票），政權的統治合法性搖搖欲墜。在這背景下，2003年8月9日，在奧文地（Oventic），薩帕塔運動舉行原住民大會，宣告原住民拒絕憐憫與施舍，要掌握自主權；原住民自發組織，建立善政的海螺自治區（caracole）（善政對比現行的苛政）。選這一天，也是為了紀念革命先烈埃米利亞諾-薩帕塔（Emiliano Zapata）生於1879年8月8日。
烈日當空，奧文地社區廣場擠滿了人，我（劉健芝）和溫鐵軍碰巧在墨西哥開會，在友人的引領下，參加了這次民間盛會。當地報章《日報》（La Jornada）報道，參加的國際友人來自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等國，特別強調“有至少兩位來自中國”。在場不少薩帕塔人讀了報紙，跑來握手，對兩位中國友人特別親切。當天正式開始的時間比原定晚了幾小時，因為政府幹擾通訊，薩帕塔人最後只能播放預錄的錄音。馬科斯沒有親臨現場，讓在場人士有點失望；臺上“轉述”馬科斯的話，他笑得太厲害，以致胃疼，沒法出席。這次大會宣布薩帕塔軍事力量退到二線，“文人”對社區的管治正式設立。也許，馬科斯有意退到後臺，避開傳媒對他的個人追捧，讓文人社區領袖跑進鎂光燈光照中。
薩帕塔運動在1994年引人註目，是在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西方陣營向全世界宣告沒有別的選項（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只有向資本主義低頭的囂張時刻，揭開新一輪的全球反抗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序幕；2001年開始舉辦的世界社會論壇，口號是“不一樣的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與此不無關系。今天，薩帕塔運動依然在全球反抗新自由主義的舞臺上占據重要位置，因為至今長達27年的巨大內外壓力的艱苦條件下，運動靠自身的社區力量，打造了鄉村自治的楷模。
2003年8月13日，我們再到奧文地，訪談了四文四武的薩帕塔社區領袖。
2003年8月13日， 劉健芝（左一）訪談8位奧文地（Oventic）社區領袖
2014年，劉健芝、薛翠等訪問奧文地海螺自治區，年青領袖負責接待與講解。
2014年，奧文地海螺自治區調研。薛翠（右一）與薩帕塔婦女兒童合影。
2014年，奧文地海螺自治區調研。劉健芝（左二），薛翠（左一）與年青領袖交流。
盡管2003年宣布成立海螺自治區，但是原住民社區已經有了幾十年的鬥爭中自我組織的經驗，包括1960、70年代教會的協助，1980、90年代以馬科斯等激進青年左翼的介入，以至1996年後的自治法例給與的空間。例如，奧文地（Oventic）早在起義前，在1990-91年已經設立了7-8個小診所，一個中央診所，也有小學、中學和成人教育，全部是原住民自己提供的服務，不在國家系統裏面。
2003年成立的5個海螺自治區，分別是La Realidad， La Garrucha， Roberto Barrios， Morelia， 奧文地（Oventic）；這是它們所在區域的名字，成立後，它們有好玩的新名字，例如奧文地（Oventic）叫“為了人類的反抗和起義”，Morelia叫“我們語詞的旋風”，La Realidad叫“我們的夢的海螺之母”。這是翻譯過來的名稱，原住民語言應該更為簡潔吧。
必須理解的是，薩帕塔的海螺自治區或者自治鄉鎮，並不是地理上獨立的政體。據估計，薩帕塔人所在的地區，幅員有2.4萬平方公裏，2018年薩帕塔人有36多萬，但是，可能沒有一個海螺自治區或者自治鄉鎮超過當地的一半人口。我們去探訪薩帕塔農戶時，隔壁的鄰裏並不一定是薩帕塔人。這也是薩帕塔自治實踐的一個挑戰，就是說，隨時會有薩帕塔人轉為非薩帕塔人，不離開住處但離開自治社區，也隨時有新的當居民加入。
海螺自治區或者自治鄉鎮是怎麼運作的呢？從2003年正式命名成立至今，已經17個年頭了。第一，它們活著，活著就是勝利；第二，2019年8月，薩帕塔運動宣布增加7個海螺自治區和4個自治鄉鎮，給外界大大的驚喜，表明自治不僅沒有衰敗萎縮，反而大幅增加了。
薩帕塔自治組織架構有三層，第一個是最底層的，也是最主要的，是村民大會，由大概300戶組成，12歲以上的成人都可以參與討論和決策。決策前盡量達成共識，偶然會候采取多數表決。每個村民社區有三大職能：1. 日常行政；2.土地管理委員會，處理森林事務和與旁邊的社區的糾紛；3。社區警察。
第二層是多個村民社區組成自治鄉鎮。
第三層是4-7個自治鄉鎮組成海螺自治區，自治鄉鎮派出代表組成“善政政府”，三年一任，代表隨時可以因為表現不佳而被撤換。
以奧文地海螺自治區為例，7個自治鄉鎮各選派2位代表，一共14位代表，組成“善政政府”，成員分三班，輪流由4－5位成員駐守一周處理公事，然後回家兩周從事勞務。不在家的一周，有需要的話，其他村民會代行勞務，或者攤分收成。全部代表沒有報酬，各個社區自行協調勞務和分享收成。
薩帕塔人完全拒絕政府或者企業的項目，只接受非政府組織的無條件援助。後者非常有限，所以薩帕塔的經濟民生、教育醫療，基本上自給自足。可以說，條件艱難，政府的各種經濟和福利項目，的確造成社區的分化，導致這些年來有不少薩帕塔人離開運動；沒有離開的，一直堅持自立的原則。
薩帕塔經濟主要以工人合作社、家庭農場和社區商店的形式進行，善政政府提供低息貸款、免費教育和醫療，和社區電臺服務。經濟以農業為主，生產玉米、黑豆、咖啡、香蕉、蔗糖、牛、雞、豬。土地為社區共同擁有。同時，開展了多個項目來恢復拉坎頓叢林的生態系統，包括禁止使用化肥農藥，種植超過3萬棵樹，推動養蜂，等等。每年，薩帕塔人對國外市場銷售超過4400萬美元的產品，以能購買必需的醫療用品和藥物等。
在醫療和教育上，薩帕塔社區成績斐然。醫療是免費的，1994年以來，建立了2個醫院，18個診所。如果對比薩帕塔人（第一個數字）和非薩帕塔人（第二個數字）的醫療健康狀況，可以看出差別：2005年，註射疫苗的兒童：84.2% / 74.8%；2010年，享有孕婦檢查：63% / 35%； 2010年，家裏有廁所：74% / 54%；2013年，患有肺病的人口比：32% / 84%。盡管非薩帕塔人拿到不少政府資助，但在杜絕饑餓、維持基本健康方面，薩帕塔人特別出色。此外，因為禁酒，家庭暴力大大減少，家庭關系和婦女地位的改善，不是數字可以表述的。
在教育方面，薩帕塔人不進入墨西哥的教育體制，自行經營幾百個學校，有幾千名教師。他們有很多實驗，例如由學生和社區共同制定課程，取締給學生打分的做法，也通過像“綜合技能原住民中心”培訓社區需要的農業、機械、手工藝等適用技術。
薩帕塔自治區的小學外墻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薩帕塔自治體制的司法和執法制度。執法方面，只有村大會設置沒有報酬的“警察”，自治鄉鎮和海螺自治區，不設警察。司法上，也是免費提供服務，盡可能調停而不是懲罰。分為三個層次：村社區處理非議、偷竊、醉酒、家庭糾紛；不能調停的話，上區自治鄉鎮層面，有一個大家選出來的“名譽與正義委員會”來處理。最高一層在海螺自治區，處理薩帕塔人與非薩帕塔人的糾紛，例如關於土地的糾紛，需要最終由國家司法機構來裁定的，海螺自治區的相關人員會陪同和為之辯護。
上面所介紹的薩帕塔社區的運行方式，並非全是新創的。他們恢復沿用古老的鄉規民約，例如社群都認可的群體責任制（名為cargo），就是社區是以群體組成的，所有人由義務付出，沒有物質報酬，但在社群裏會有聲望。名譽比金錢重要得多。像Esteva所說，“每個‘我’都是‘我們’”（every I is a We）。但在某些方面，例如婦女權益上，他們引入婦女樂見的新法規。
這就是薩帕塔運動特別有名的座右銘：command by obeying，無論在薩帕塔解放軍裏，還是在海螺自治區裏，指揮者必須順從民眾意誌行事。
2003年宣布成立27個自治鄉鎮、5個海螺自治區，之後，經歷了2006年的“另類宣傳運動”後，薩帕塔運動大抵從公眾視野裏消失，沒有多少特別的傳媒熱點，除了政府軍和準軍事組織的侵犯時而有之。政府軍在恰帕斯州有77個駐軍點，全國大概有60%以上的軍隊駐在恰帕斯州。準軍事組織不時侵犯，例如2014年，一名叫做加萊亞諾（Galeano）的老師被槍殺，馬科斯為了沈痛悼念，而且引起公眾重視，把自己名字從馬科斯改為加萊亞諾。2018年參與總統大選，是薩帕塔運動重回公眾視野的時刻。
發展主義陷阱
薩帕塔運動27年來堅持走另類道路，面對的包括殖民歷史遺留的難題，以及與陷於發展主義沼澤的左翼敵對的僵局。薩帕塔人與洛佩斯政府格格不入，在於對發展主義采取不一樣的立場。前者持徹底批判，後者指望先發展經濟後治理社會問題。以下簡單描述。
洛佩斯曾任墨西哥城市長，於2014年組建新政黨：國家復興運動（MORENA），廣泛獲得民眾支持。2018年，他以壓倒性的優勢贏得了總統選舉，國家復興運動在參議院和眾議院都獲得了多數席位。洛佩斯宣稱采取新的政治路線，試圖偏離自19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路徑，而且強調遏制腐敗現象。但，他的願景依然是發展主義，以國家為主導的資本主義發展，先實現高速經濟增長為基礎，後實施社會政策重新分配利益。不過，實際上，洛佩斯並不將礦產國有化，也沒撤銷跨國公司的合同。
洛佩斯一上臺，雄心勃勃，羅列一張優先經濟項目的清單：“成立經濟特區，修建瑪雅鐵路，開發特萬特佩克地峽或幹渠，在100萬公頃土地上種植果樹，在農村地區修建300條公路，建設煉油廠，修建連接墨西哥城都市區的機場系統。建立北部邊境自由區，繼續推行采礦項目，反復申明尊重合同，墨西哥銀行獨立，根據參謀長的觀點，就是"使墨西哥成為投資天堂"，以及國家復興運動在國會倡議，包括修改《采礦法》與《土地法》。加強村社和社區土地私有化機制，以及最近與美國和加拿大簽訂延續《自由貿易協定》，貫徹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邏輯，以及聲稱要克服的新自由主義【8】。 薩帕塔運動發言人副司令莫伊塞斯（Subcomandante Moisés）一言蔽之：“管家和工頭換了，但農場主沒變。”
2018年，9月30日，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就更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達成一致，新的貿易協定被命名為“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議”（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繼續向發達國家輸送廉價的原材料與制造工業產品。洛佩斯宣布，將向加拿大招（采礦）商引資。民間組織與與社會代表紛紛批評，但洛佩斯一意孤行，任命弗朗西斯科-（Francisco Quiroga）為礦業部副部長，基羅加曾經替幾家跨國礦業公司工作，包括全球最大的安賽樂米塔爾（ArcelorMittal）鋼鐵公司，該公司總部位於盧森堡，一直卷入與哈利斯科州（Jalisco）、科利馬州（Colima）和米卻肯州（Michoacán）原住民社區的衝突。還有，好幾個特大開發工程都引起爭議與民憤，比如：（1）瑪雅火車（The Mayan Train），原意是開發南部原住民地區發展觀光旅遊業，但由於部分路線深入叢林，引起原住民社區不滿乃至環保團體抗議；（2）價值7億美元的莫雷洛斯綜合項目（The Morelos Integral Project， PIM）包括一條160公裏長的天然氣管道，貫穿特拉斯卡拉州（Tlaxcala）、普埃布拉州（Puebla）和莫雷洛斯州（Morelos），以及兩座熱電廠，位於墨西哥肥沃的中部山谷，並靠近活火山波波卡特佩特爾（Popocatépetl）。該管道是西班牙Elecnor和Enagás公司各占一半的合資企業，而發電廠項目則由西班牙能源公司Abengoa獲得。他們在未經當地社區居民同意的情況下，在莫雷洛斯州、普埃布拉州和特拉斯卡拉州60個農民和原住民的土地強行上馬，導致抗議活動此起彼伏，無法平息【9】。
莫雷洛斯綜合項目自啟動以來就引起了當地的強烈反對，原因包括管道靠近波波卡特佩特爾活火山，可能造成環境破壞，以及對當地農業社區生計的影響等。2011年11月獲得運營合同，2012年9月獲得了墨西哥政府許可證，不過由於當地持續反對，直到2014年才開始施工。2015年12月完工 ，於2016年4月準備進行商業運營。2019年2月，多年來領導反對PIM的當地活動家薩米爾-弗洛雷斯-索貝拉內斯（Samir Flores Soberanes）在其位於莫雷洛斯州的家門口被暗殺。莫雷洛斯、普埃布拉和特拉斯卡拉捍衛土地與水源人民陣線（Frente de Pueblos en Defensa de la Tierra y Agua Morelos，Puebla y Tlaxcala）公開譴責暴行。截至2020年5月，由於民怨依然沸騰，該管道仍處於閑置狀態【10】。
2020年11月25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發公開聲明《為了生命，反對金錢----呼籲聲援保衛莫雷洛斯、普埃布拉和特拉斯卡拉捍衛土地與水源人民陣線》，譴責國民警衛隊於2020年11月23日驅逐在莫雷洛斯州（Morelos）聖佩德羅阿帕特拉科（San Pedro Apatlaco）紮營抗議的農民，並逐一指控從莫雷洛斯綜合項目中獲利的政府及跨國公司如何破壞和剝奪原住民領土：“Elecnor和Enagasa，獲得了天然氣管道的合同；Bonatti和Abengoa，他們將在Huexca建造天然氣管道和熱電廠；以及Saint Gobain，Nissan，Burlington，Continental和Northeast Natural Gas東北天然氣公司，他們將從天然氣銷售中獲利。【11】”
外資采挖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成書於1970年代，揭示拉美世界怎麼變得如此悲慘。如今，原住民依然處在生死邊緣上。
墨西哥人口1.29億（2017年），印歐混血人和印第安人占總人口的90%以上。全國貧富分化嚴重，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43.6%。恰帕斯洲約有100萬名原住民，包括Tsotzils、Choles、、Zoques、Tojolabales、Tseltals等族群。恰帕斯洲每年有15000名原住民死於本可治療的疾病，比如呼吸道感染、寄生蟲、瘧疾、痲疹等等。他們怎麼樣死去，怎麼樣掙紮求生，外界“文明”對此一無所知。
我們多次踏足拉美，感受非常深刻的是，原住民出於對大自然敬畏的信仰，不會予取予奪所謂“自然資源”，各個跨國公司卻一直虎視眈眈，千方百計采挖剽竊。
墨西哥薩卡特卡斯自治大學（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Zacatecas）教授達西-泰特羅（Darcy Tetreault），在其文章 “墨西哥的新采掘主義（new extractivism）-- 租金再分配以及對采礦和石油活動的抵制 ”， 回顧采挖業的百年歷史，指出當前拉丁美洲經濟陷入再度初級商品化（‘re-primarization”），即以出口初級商品拉動國內經濟，墨西哥也不例外。所謂新采掘主義，即國家通過征收高得多的稅款和特許權使用費間接獲取盈余，或者通過國營企業直接獲取盈余，如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Petróleos Mexicanos，PEMEX），以獲得的盈余施行社會福利政策。但，由於跨國公司與當地政府成為利益共同體，因此，當采掘活動影響當地農民和原住民社區的生計，並發生衝突，政府往往站在跨國公司一邊【12】。
在墨西哥，石油開采是在二十世紀初波菲裏奧-迪亞斯獨裁統治時期（Porfirio Díaz’s dictatorship）開始的。1901年，頒布了第一部專門針對石油的法律。該法給予私營石油公司方便的土地使用權和進口設備、開采石油和出口石油的權利，而無需納稅。這與1892年通過的國家《采礦法》的立場是一致的，即 "采礦財產應易於獲得且價格低廉，自由且可自發開發，安全且可自願保護"。從一開始，石油工業就由外國公司主導，主要是美國公司，其次是英國公司，當時的采礦業也是如此。
Penasquito金礦場
二次世界大戰後，采掘活動的方向是為國家主導的工業化進程提供能源和材料，並實現經濟增長。根據這些目標，1961年頒布了新的采礦法，以加強國家對該部門的控制。為此，宣布所有在國內經營的礦業公司必須由至少51%的墨西哥資本組成。1976年對《采礦法》進一步修改，以加強國家的直接參與，特別是在鐵、銅、煤和硫磺的生產方面。第二年，采取了新的財政措施：對非金屬礦產的采礦特許權征收每公頃30比索的稅，對金屬礦產征收兩倍的稅；特許權使用費為生產價值的7%，黃金為9%，鐵、碳、鎂為4%。同時，實行了各種減免和補貼，"以補償高額的財政費用"，使 "該部門增長的部分成本轉移到國家"。1980年，國家擁有全國15.1%的采礦財產；墨西哥私人資本控制了48.2%，外國資本（主要是美國資本）的參與減少到36.7%。這是 "墨西哥化" 項目的高潮。
到了1980-1990年代，便跟著英美推行新自由主義。卡洛斯-薩利納斯（Carlos Salinas）於1988年就任總統，開始積極推動采掘業私有化。沿著這一思路，半國營的礦業公司和國家礦產儲備以遠低於市場價值的價格出售給了關系密切的墨西哥商人。1992年，宣布了新的采礦法，完全向外國直接投資開放，允許100%的外資公司參與采礦活動的所有階段。新的采礦法還取消了以前對特許權表面積的限制，並將特許權期限從25年延長到50年，此後可以續期。此外，第6條規定，采礦活動 "將優先於土地的任何其他用途或生產性利用"。
比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2000-2006年）和費利佩-卡爾德隆（Felipe Calderón）（2006-2012年）兩任總統都屬右翼國家行動黨（PAN），進一步推動石油行業私有化。福克斯創建了多重服務合同 （Multiple Service Contracts），目的是讓跨國公司獲得在位於東北部的布爾戈斯盆地（the Burgos Basin）開采天然氣的業務。卡爾德隆的是建立整體勘探和生產合同，允許PEMEX與跨國公司簽訂合同，提供勘探和生產領域的服務。
PAN政府主導的12年時間裏，恰逢全球範圍內大宗商品價格的繁榮。在此期間，墨西哥政府發放了28，810個采礦特許權，面積達6，090萬公頃，相當於全國領土的31%。一般來說，這些特許權是在當地居民不知情的情況下授予的，從而侵犯了原住民社區 "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 "的權利。此外，這些特許權以象征性的價格出售，頭兩年每公頃5.70比索，10年後增加到每公頃124.74比索。礦業公司不必支付特許權使用費，加上實際所得稅較低，在2005年至2011年期間，礦業公司只需支付毛收入的1.2%，而當時國際礦產和金屬價格正在飆升。
在這種情況下，墨西哥成為拉丁美洲采礦勘探領域外國直接投資的最大接受國。加拿大礦業公司在尋找貴金屬的過程中，率先擴大了礦業疆域，2012年，在礦業繁榮的高峰期，加拿大挖走了墨西哥幾乎三分之二的黃金和一半的白銀。2000年至2012年，礦業生產的實際價值翻了兩番多，達到224億美元。
在這種采挖業快速擴張的現實中，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破壞，與原住民社區的衝突倍增。墨西哥中北部出現抵抗露天金礦項目的鬥爭，比如（1）在薩卡特卡斯州的Mazapil，當地農民和居民多次暫時阻止世界第一的金礦開采公司：美國紐蒙特黃金公司（Goldcorp-Newmont）的佩尼亞斯奎托（Peñasquito）礦的開采，爭取獲得公平的補償、更大的利益和用水；（2）在聖路易斯波托西市邊緣的聖佩德羅山（Cerro de San Pedro），當地居民極力抵抗，試圖阻止加拿大新黃金（New Gold）開采公司的聖希維爾（San Xavier）礦的運作。
Acacoyagua 原住民社區反對采礦
生物剽竊（Biopiracy）
全球8%至12%的物種在墨西哥發現，墨西哥的生物多樣性僅次於巴西、印度尼西亞、哥倫比亞和澳大利亞，位居世界第五。同時，墨西哥擁有巨大的文化多樣性，世界排名第六，從西北部的廣大幹旱地區到東南部的熱帶雨林都有。這種地理氣候的多樣性部分是由於該國特殊的地理位置，大陸和世界生物地理區域交匯的地方：特別是與近北極和新熱帶生物區域。據計算，全國55-60%的種質是在原住民居住的地區發現的。
墨西哥正是由於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才被跨國公司垂涎，故，生物盜竊的情況非常嚴重。"生物剽竊"【13】一詞是由國際農村發展基金會（ the Rural Advancement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後改名為Action Group on Erosion， Technology and Concentration）主席帕特-穆尼（Pat Mooney）於1993年創造的，具體指的是： "利用知識產權制度使生物大自然和知識的專屬所有權和控制權合法化，而不承認、補償或保護原住民和農村社區的貢獻"。生物剽竊乃政治概念，為資本主義社會致富的機制，導致生態滅絕。最臭名遠播的例子莫過於國際生物多樣性合作機構-瑪雅公司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iodiversity Group-Maya， ICBG Maya）。
1998年，著名民族植物學家布倫特-柏林 （Brent Berlin）和妻子埃洛伊絲-A-柏林 （Eloise A. Berlin）博士成立了ICGB-Maya。他們在恰帕斯州瑪雅人的種族植物學和醫藥知識方面有四十多年的工作經驗。同年，ICBG - Maya、El Colegio de la Frontera Sur、喬治亞大學和英國Molecular Natural Limited公司（1999年取代了跨國公司Xenova Discovery）簽署生物勘探項目，尋找活性物質（特別是制藥行業），但主要集中在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多樣性的恰帕斯州。
諷刺生物剽竊的漫畫
雖然這個項目是在1998-99年商定的，但布倫特-柏林博士在該地區的種族植物學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987年，當時他開始研究瑪雅種族植物醫學。1996年，布倫特-柏林與埃洛伊斯-安-柏林出版了《墨西哥恰帕斯高原瑪雅人的醫學種族生物學：胃腸道疾病》（Medical ethnobiology of the Highland Maya of Chiapas， Mexico： the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14】， 詳細介紹了恰帕斯州生物多樣性的醫療用途，以及在哪裏可以找到生物多樣性及其豐富程度。ICBG 瑪雅試圖將提取的活性成分專利化及商業化。1999年，這個項目僅僅從Chenalho、Oxchuc、Tenejapa和Las Margaritas的社區就收集了近6000個樣本，並在其中三個市轄區登記了至少200個傳統藥方。這引起了關於倫理道德與商業資本的極大爭議，最終2001年這個項目被取消。
ICBG 瑪雅例子只是生物剽竊的冰山一角。
糖衣毒藥
原住民除了土地大自然被外資掠奪，連水也被可口可樂等跨國公司搶奪，再包裝為糖衣毒藥，大量傾銷，摧毀原住民的身心健康乃至飲食文化。
恰帕斯州Zinacantán鎮的歡迎廣告牌。一位身著本土服飾的婦女手持一瓶可樂， "打開幸福"。
墨西哥衛生部副部長洛佩斯-加泰爾（Hugo López-Gatell）指出，糖尿病、高血壓和肥胖癥的高發是墨西哥Covid-19死亡人數多的主要因素。他一針見血，如果人們的飲食中沒有垃圾食品和含糖飲料，即"瓶裝毒藥"，任何病毒對墨西哥人口的影響都會減少 。
世界上沒有人比恰帕斯州的居民喝得更多的可口可樂和其他含糖飲料。根據恰帕斯州和南部邊境多學科研究中心（Cimsur）2019年的一項研究，居民平均每人每年喝下821.25升汽水。細分下來，恰帕斯州的每個男人、女人和孩子平均喝了3285杯250毫升的蘇打水。這幾乎是每人每周16升，或每天2.2升喝下 “瓶裝毒藥” 。
Cimsur研究發現，恰帕斯州的含糖飲料消費率是全國每人每年150升的5倍多；對比美國居民平均每年喝100升軟飲料，而全球平均水平為25升，僅為恰帕斯州消費水平的3%。“瓶裝毒藥”造成了一種上癮，居民將含糖飲料視為日常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或治療。2016年有研究發現，恰帕斯州有3%的嬰兒在只應該喝母乳的情況下被母親餵了可口可樂【16】。
面對長期缺水和糖尿病流行的雙重危機下，聖克裏斯托瓦爾居民找到了罪魁禍首：龐大的可口可樂工廠。該廠擁有每天抽取30多萬加侖水的許可證，這是幾十年來與聯邦政府達成的協議的條件。密歇根州凱特林大學社會學教授勞拉-梅伯特（Laura Mebert）指出，可口可樂公司為其用水特權支付的金額過低，每260加侖才約10美分。可口可樂向聯邦政府支付這筆錢，而不是向地方政府支付，而為居民服務的基礎設施卻真的崩潰。"
工廠屬於食品與飲料巨頭Femsa，擁有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罐裝和銷售可口可樂的專利。可口可樂（墨西哥）前首席執行官比森特-福克斯曾在2000年至2006年擔任墨西哥總統。可口可樂公司占據了墨西哥73%的汽水飲料市場，而在美國則為42%。
可口可樂掠奪水源引起民怨沸騰。2017年4月，蒙面抗議者手持寫著 "可口可樂殺死我們 "的十字架在工廠外遊行，要求政府關閉工廠。為農村社區提供清潔水的組織Cántaro Azul負責人費爾明-雷加達斯（Fermin Reygadas）批評："當你看到沒有水供應和衛生設施這樣基本的東西，但這家公司卻獲得最好的水源，你自然會感到震驚。【17】”
吊詭的是，自從半個世紀前瓶裝可口可樂來到這裏，就與當地宗教文化深深地交織在一起。在恰帕斯州高地，可口可樂被認為有神奇的力量，打嗝可以驅除體內的惡靈，而用於宗教儀式。教堂裏，可樂瓶擺滿了過道，甚至裝飾了祭壇。在一些傳統的原住民儀式和典禮中，可樂已經取代了玉米和甘蔗酒，成為獻給神靈的祭品【18】。
蒙面騎士副司令馬科斯
關註薩帕塔運動的動向，往往追蹤副司令馬科斯的一舉一動。其實，馬科斯已不是個人，而是象征薩帕塔運動的一個符號。由戴錦華、我（劉健芝）主編的《蒙面騎士——墨西哥副司令馬科斯文集》（2006年）已經刊載馬科斯精選文章，這裏不贅。
蒙面騎士副司令馬科斯
2003年，馬科斯宣布軍隊在社區事務上退居二線，之後，他個人宣布不擔任要職，不斷提出薩帕塔運動是集體的，不是個人的。他盡量避開鎂光燈，但當然沒有銷聲匿跡，而是經常發文諷刺時弊。2020年12月30日，以署名副司令加萊亞諾，發表《酒館》，描述了21世紀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你不太知道為什麼，但你正和一個小女孩手拉手走在一起。你正想問她你要去哪裏，卻在一個偌大的酒館前經過。酒館掛著一個巨大的照明標誌，像電影院大棚，上面寫著， "歷史以大寫 “H”開頭–酒館"，下面寫著："婦女、兒童、原住民、失業者、其他性別的人、老人、移民或其他無用的人不得進入"。"一只白手又說："在這個地方，黑人生命無關重要。"一只男性的手潦草地寫著："如果婦女表現得像男人，就允許她們進入"。場所門外堆滿了各種年齡的婦女屍體，從她們破爛的衣服來看，屬於各種社會階層。你和小女孩停了下來，不甘心。你從門外偷看，見男女騷動，個個舉止陽剛。一個男人拿著棒球棍站在吧臺上，威脅性地朝四面八方揮舞著。裏面的人群涇渭分明：一方在鼓掌，另一方在噓聲。所有的人都喝得酩酊大醉，面色潮紅，目光憤怒，口水順著下巴滴落。【19】
在薩帕塔運動裏，與副司令馬科斯同樣名聲顯赫的，是司令拉蒙娜（Ramona）。1994年起義軍3000人中，有1000人是女性，拉蒙娜負責指揮起義的部署。之後，1996年與政府談判，拉蒙娜的角色舉足輕重。即便她身患癌癥，在生命的最後時光依然不辭勞苦，為原住民吶喊。2006年1月6日，拉蒙娜去世，年僅47歲。【20】 葬禮有一千薩帕塔人參與。改變薩帕塔社區的女性地位、家庭關系，以至通過薩帕塔《婦女革命法》鞏固新的性別關系。
薩帕塔司令拉蒙娜（Ramona）
“我們都是拉蒙娜”
1994年恰帕斯原住民起義的時候，未必想過能有自主建設社區的未來，因為政府軍肯定有能力把他們的海螺殼肆意踏碎，殼破人亡。宣告起義，為的是與其無聲地死去，不如走出叢林、高聲呼喊，讓世人至少知道他們曾經存在，以他們的滅亡彰顯“現代文明”的暴力。薩帕塔人從來沒有也無法計劃以暴力革命或者武裝奪權的方式，尋求全國整體的或者地方割據的變革。薩帕塔人沒有販毒、沒有購買武器建立“正規”軍隊，我們所見的“解放軍”，手持的是木棍，象征勇武抵抗，當然抵擋不了配備精裝武器的政府軍。
薩帕塔婦女主力軍
薩帕塔人手中真正的“武器”，不是“木棍”，而是善良、大愛、同情、同理。既代表被資本主義現代化滅絕的先行者，也代表艱辛地擺脫發展主義夢魘的先行者，知其不可能而為之，希冀帶領人類躲避災劫。救救孩子！21世紀過了五分之一，這個百年口號依然回響。
薩帕塔人27年以來默默地、點滴地耕耘，建立共享體，展現了希望的勇氣，勇氣的希望。
註釋
【1】Sitrin, Marina. 2019. “Practicing affect as affective practice”, Commoning with George Caffentzis and Silvia Federici, eds. Barbagallo et al. Pluto, 309-310.
【2】 Nash, June. 2009. “Modernity, post modernity, and transformation of revolution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44, No.3, 222.
【3】 Esteva, Gustavo et al. 2013. The Future of Development: A Radical Manifesto.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p.56.
【4】 de Certeau, Michel. 1986. “The politics of silence: the Long March of the Indians”, Heterologies: Discourse on the Oth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25-33.
【5】 Esteva, Gustavo. 2015. “Conversing on the commons: an interview with Gustavo Esteva”,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Oct, Vol.50, No.4, 746-7.
【6】 Esteva, Gustavo. 2015. “Conversing on the commons: an interview with Gustavo Esteva”,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July, Vol.50, No.3, 531-3.
【7】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由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在1992年8月12日簽署，於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貿易區正式成立。
【8】Gilberto López and Rivas, Mexico: Indigenous Resistance and Neoliberal Re-colonization in the Fourth Transformation, a paper for SSFS7 Climate Change, Global Crisis and Community Regeneration, 8-17 July, 2020.
【9】https://upsidedownworld.org/archives/mexico/mexico-in-the-land-of-zapata-a-community-fights-natural-gas-development/
【10】https://www.gem.wiki/Morelos_Gas_Pipeline
【11】 http://enlacezapatista.ezln.org.mx/2020/11/25/por-la-vida-y-contra-el-dinero-el-cni-cig-y-el-ezln-llaman-a-la-solidaridad-con-el-frente-de-pueblos-en-defensa-de-la-tierra-y-el-agua-de-morelos-puebla-y-tlaxcala/
【12】 Darcy Tetreault, “The new extractivism in Mexico: Rent redistribution and resistance to mining and petroleum activities”, World Development 126 (2020), p.1-9, https://doi.org/10.1016/j.worlddev.2019.104714
【13】 Gian Carlo Delgado, “Biopira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the Basis for Bio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Mexic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6, No. 2, Winter 2002, pp 297-318.
【14】Berlin, Elois Ann, and Brent Berlin. 1996. Medical ethnobiology of the Highland Maya of Chiapas, Mexico: the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5】 Combating the virus: ‘We don’t need bottled poison:’ health minister, July 20, 2020, https://mexiconewsdaily.com/news/coronavirus/combating-the-virus-we-dont-need-bottled-poison-health-minister/
【16】 With average daily consumption of 2.2 liters of Coca-Cola, Chiapas leads the world， August 19, 2020， https://mexiconewsdaily.com/news/with-average-daily-consumption-of-2-2-liters-of-coca-cola-chiapas-leads-the-world/
【17】 “A Town With Little Water, Coca-Cola Is Everywhere. So Is Diabetes.” Oscar Lopez and Andrew Jacobs, July 14,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7/14/world/americas/mexico-coca-cola-diabetes.html 1/
【18】 Nestle M, Rosenberg T.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Soda wars. Sugar tax.” US, Mexico [Big Food Watch] World Nutrition November-December 2015, 6, 11-12, 811-832
【19】 http://enlacezapatista.ezln.org.mx/2020/12/30/part-two-the-tavern/#_ednref1
【20】 https://www.radiozapatista.org/ramon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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