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5日傍晚，恰值元宵佳節，“這是一個吉祥的日子”，萬家煙火騰騰，歡聲笑語陣陣，汪曾祺出生於江蘇省高郵縣科甲巷。曾通增，祺，吉也，曾祺就是增吉的意思。祖父汪嘉勛是清朝末科的"拔貢"，這是略高於"秀才"的功名。汪家有兩千多畝水田，兩家藥店，一家綢布店，幾十房屋，可謂豪富人家。汪老爺子日常生活非常節儉，卻舍得在教育上投資，花大價錢買了很多古董字畫，供後人鑒賞研磨。
父親汪菊生金石書畫皆通，心靈手巧，會做各種小玩意，會奏胡琴，洞簫，長笛，絲竹等樂器，養過鳥，練過武，擅長單杠，能踢足球。他生性隨和，喜歡平等待人，汪曾祺十幾歲就跟父親平起平坐，一起喝酒，一起抽煙。老汪對小汪說，咱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汪曾祺後來撰文，如果說我還不怎麼笨，一大半原因歸功於遺傳。我審美意識的形成，就與從小看父親作畫有關。
跟很多大戶人家一樣，家裏人怕汪曾祺長不大，便按當地民俗，給他在廟裏記了名，法號"海鰲"。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小時候也都在廟裏記了名，魯迅法號“長庚”，周作人法號“啟明”。
1925年，汪曾祺進入縣立第五小學幼稚園讀書。幼稚園只有一個女教師，名叫王文英。王文英見汪曾祺小小年紀戴著媽媽的孝，十分心疼，對他呵護有加。
汪曾祺在小學讀書時就顯露出卓越的文學天賦，汪嘉勛便與汪菊生商議，為汪曾祺聘請本地名流精心指導，一位指導學《史記》，另一位指導學桐城派古文和書法。汪曾祺認為："一個人成為作家，跟小時候所受的語文教育、所師承的語文教師很有關系。"
汪曾祺從小喜歡觀察周邊人事，看店鋪老板做生意，看手藝人幹活兒，看黃包車夫拉車，嗅到了人間“辛勞，篤實，清甜，微苦”的生活氣息，後來他的很多小說，寫的都是高郵這座“封閉的”“褪色的”小城人事。
1937年，日本人占領江南，江北危急。汪曾祺舉家來到離高郵城稍遠的一個小庵裏躲避戰火。在這個小庵裏，汪曾祺帶了兩本書：一本是屠格涅夫《獵人筆記》，一本是盜版《沈從文小說選》。他翻來覆去看這兩本書，後來寫道："說得誇張一點，可以說這兩本書定了我的終身。"汪菊生看了沈從文的小說，頗為驚異，“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
1939年，汪曾祺高中畢業，同學們約他一起去雲南昆明報考西南聯大，盡管家人很不放心，他還是抱著“好男兒誌在四方”的渴望，踏上了漫漫求學路。後來有人說，他之所以不遠千裏奔赴昆明，就是衝著沈從文去的，汪曾祺對此進行了否認：“不能說我是衝著沈從文去的，當時我也有點恍恍惚惚，缺乏強烈的意誌，但是沈從文對我確有吸引力”。
從高郵到昆明是一段漫長而艱辛的路程，先要躲過日本人封鎖線去上海找法租界巡捕房辦理去越南的簽證，然後再到香港，再到越南，再到昆明，前後花了二十多天時間。到了昆明，距離報考西南聯大只剩六七天時間，不巧汪曾祺得了惡性瘧疾，倒在床上爬不起來，這可把他急壞了：千裏迢迢費盡周折來到昆明，耽誤了考期可怎麼辦？
幸運的是天佑善人，打了一針治療瘧疾的特效藥後，汪曾祺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暈暈乎乎進了考場，考試題目一共八門，連著考了三天，汪曾祺覺得沒有發揮好，本來不抱什麼希望，沒想到竟然考上了，他高興地說，真是“皇天不負有心人”。
第一年沒有沈從文的課，第二年有。聯大實行學分制，課程設置必修課和選修課，沈從文開了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各體文習作》是必修課，其余兩門是選修課，汪曾祺毫無意外把三門課都選了。此外，他還選修了朱自清的“宋詞”課和聞一多的“楚辭”課。
沈從文從嚴格意義上來講不是一個合格的老師，“不大會講課”。他湘西口音很重，聲音很低，一堂課下來，學生們大多數聽不懂他在說什麼。他的講課既無系統，也不用手勢配合說話，更沒有抑揚頓挫的強調，很多時候都是“喃喃自語”。幾節課下來，也就沒有幾個感興趣的學生了。
但是汪曾祺卻聽得津津有味，他跟同學們說，沈先生講課非常謙抑，非常自制，非常誠懇，非常天真，“如果你能聽懂沈先生講課中的未盡余意，你會受益匪淺，甚至終生受用”。聽沈先生的課，要像孔子學生聽孔子的課一樣，“舉一隅而三隅反”。這就是粉絲對偶像的崇拜了。
其實沈從文講課，重點不在講，而在寫。他先讓學生們寫篇文章，然後精心批改，有時候批改的篇幅比學生的作文還要長。其實這正應了孔子一句話：因材施教。對文學創作悟性高興趣濃的學生，在他精心點撥下，寫作水平便會突飛猛進。如果純粹沒有興趣，只是為了混學分，拿文憑，那麼聽他的課便毫無意義。
沈從文經常讓學生們寫完文章以後，再找一些名家名作進行對比，查漏補缺。比如學生們寫了秋天，郁達夫也寫了秋天，學生們寫了雪，魯迅也寫了雪，學生們寫了喝茶，周作人也寫了喝茶，學生們看看自己寫的，再看看人家寫的，多對比，多琢磨，時間一長，就能找到適合自己寫作的感覺來。
汪曾祺不無贊嘆地說，“我不知道還有沒有（比沈先生）更好的方法教創作”。
沈從文也不讓學生們寫命題作文，想寫什麼寫什麼，但是必須“言之有物”，“先得學會做零件，然後才能學組裝”。不要動不動就想搞個長篇，一鳴驚人。能把千八百字寫好，精雕細琢，反復錘煉，這才是實打實的手藝。
有一次汪曾祺寫了篇小說，把人物對話寫的非常有哲理，富含詩意，自己覺得很美，拿給沈從文看，沈從文說，“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用現在話說，汪曾祺寫的有點“裝”，脫離了生活。因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說話都是很隨便，很普通的，越是文化高的人，越是不拽文詞，這樣才“真實”。
讓人一眼就看出其中的假來，肯定不是一篇好小說。
當時沈從文住在昆明郊區，汪曾祺每個星期都去拜訪沈從文，借書還書，聆聽教誨。沈從文對汪曾祺也很器重，跟他說，周作人看透了這個世界，魯迅還沒看透。多年以後，汪曾祺深情回憶：我不但是沈先生入室弟子，更可以說是得意高足。
讀書期間，汪曾祺寫出小說《復仇》初稿，並與同學們創辦《文聚》雜誌，不斷發表詩歌、小說，開啟了漫長的文學創作生涯。
1944年，汪曾祺大學畢業，在昆明北郊觀音寺一個由聯大同學辦起的"中國建設中學"當教師。學校薪水發不了，教員們每天吃糙米，有時斷了頓，就去野外挖苦菜，甚至捉蠶豆蟲，回來煸炒一下，撒上花椒鹽，算是打牙祭。汪曾祺大夏天穿西裝，由於沒錢買襯衫，便圍條圍巾遮羞，美其名曰“穿空心衣服”。雖是高郵人，但講一口流利普通話，逐字逐句，邊念邊講，講到生動處，手舞足蹈，忘乎所以。
1945年，汪曾祺和教英文的女老師施松卿談起戀愛。施老師性格溫和，是汪曾祺迷妹，有一種病態美，人稱“病美人”。他們一起散步，一起去農民地裏買胡蘿蔔吃。
1949年，汪曾祺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關於書名由來，他說："我的小說題材大都是不期然而遇，故名。"
1980年，耳順之年的汪曾祺發表小說《受戒》，很多人發自內心地喜愛這篇題材獨特，充滿詩意的佳作，許多青年作家跟當年汪菊生讀沈從文小說感覺一樣，驚嘆道：“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
“汪曾祺”這個名字響徹文壇，但是很多人卻感到非常陌生，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吃驚地問道：從哪裏冒出來一個汪曾祺？
面對讀者們蜂擁如潮的疑問，汪曾祺不無幽默地說：我之所以小說寫的還湊合，跟泡茶館有一定關系。如果我現在還算一個寫小說的人，那麼我這個小說家就是在昆明的茶館裏泡出來的。“泡茶館”是抗戰時期西南聯大學生在昆明時特有的叫法，本地人叫“蹲茶館”。汪曾祺那時經常泡在茶館裏看書，寫文章，聽茶客“衝瞌子”（昆明話聊天的意思），觀察人生百態。
針對評論家們對作品風格的爭論，汪曾祺明確指出："一個作家會讀很多書，但是真正影響他寫作風格的，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不多的作品。有人問我受哪些作家影響比較深，我想了想：古人裏是歸有光，中國現代作家是魯迅、沈從文、廢名，外國作家是契訶夫和阿索林。"
l981年，62歲的汪曾祺回到闊別已久的故鄉，特地看望了王老師，並獻詩一首：小羊乖乖，把門開開，歌聲猶在，耳畔徘徊。平生，從此培栽。我亦老，白髭盈腮。師恩母愛，豈能忘懷？願師康健，長壽無災。詩後還有兩行字：敬呈文英老師，五小幼稚園第一班學生汪曾祺。王文英激動地哭了一晚上，跟人說，我教了那麼多學生，還沒有一個看我的。曾祺走南闖北數十年，成了名家，卻至今沒有忘記我。
1989年，汪曾祺散文集《蒲橋集》出版。編者將本書簡介別致地印在封面上："有人說汪曾祺散文比小說好。雖非定論，卻有道理。此集諸篇，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魚蟲、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雲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汪曾祺發表四言詩一首，題為《我為什麼寫作》，概括地介紹了自己的寫作觀、人生觀。這首"夫子自道"的短詩是了解汪曾祺創作思想的重要材料。全詩如下：我事寫作，原因無它：從小到大，數學不佳，考入大學，成天泡茶。讀中文系，看書很雜。偶寫詩文，幸蒙刊發。百無一用，乃成作家。弄筆半紀，今已華發。成就甚少，無可矜誇。有何思想？實近儒家。人道其裏，抒情其華。有何風格?兼容並納。不今不古，文俗則雅。與人無爭，性情通達。如此而已，實在無啥。
1996年4月，汪曾祺發表《夢見沈從文先生》："沈先生還是那樣，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長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挾一摞書，神情溫和而執著。在夢中我沒有想到他已經死了。我覺得他依然溫和執著，一如既往。我很少做這樣有條有理的夢(我的夢總是飄飄忽忽，亂糟糟的)，並且醒後還能記得清清楚楚(一些情節，我在夢中常自以為記住了，醒來卻忘得一幹二凈)，醒來看表，四點二十分，怎麼會做這樣的夢呢？"
1996年5月，汪曾祺因病去世，終年77歲。沈從文夫人張兆和說："我很難過。像這樣下筆如有神的人，這一輩已是不多了。"
汪曾祺是“寫極簡生活智慧”的文學大師，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他擅長從生活瑣事入手，文字平淡質樸，深得自然妙趣，於不經意間滲透出睿智，從容的生活智慧。這套《汪曾祺作品集》，寫盡人生之樂，讀了之後，讓人深感“人間值得”，“生活是很好玩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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