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性住房，高房價下的一線希望。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深圳微時光（ID：szdays），作者張楠楠。
“什麼時候能住上像樣的房子？”
熊琳敏銳地意識到，自己被跟蹤了。
她走一步，對方停一步，腳步聲窸窣，感覺越來越近。回到家還要經過一段小巷，沒有路燈，黑漆漆的，“經常聽到女生在城中村被跟蹤，超級害怕。”
幸好有家小吃店還沒關門，她馬上拐了進去。20分鐘後，那名陌生男子才離開。
一摸額頭，全是汗。
經歷過這次尾隨後，她火速搬家，這已經來深四年裏的第四次了。
理由總是不盡相同——房租太高，環境不好，通勤時間太長，總之，一處住的舒心都沒有。
頻繁的搬家，讓熊琳有種極度的不穩定感，她總覺得自己像個浮萍，飄來飄去，什麼地方都駐紮不久。
和許多“深漂”一樣，熊琳對自己房子有著具體的想象：大大的落地窗，可以照進陽光；陽臺也要大些，她熱愛園藝，能種上自己喜歡的花草。廚房也不能太小，周末朋友來了，可以做頓好吃的。
當然，還要有個衣帽間，四季的衣服都能掛起來，不用皺巴巴地塞進櫃子裏。
只是，幻想落到現實，熊琳不知道還要有多久。
2016年，徐艷進入了公租房的輪候庫，對她來說，在深圳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是做夢都不敢想的事。
丈夫在印刷廠工作，一個月收入七八千，自己拿著2000塊最低工資，住進城中村。
房子只有十平，廚房和廁所在一起，想要解手，“先憋著，等我炒完菜”。廚房裏裝不了抽風機，只有排氣扇，一到夏天，就是“人間煉獄”。
徐艷曾經的住所
女兒出生後，徐艷架了一層閣樓，夏天鋪一層薄的床墊，底下就是木板，特別硬，“硌得人生疼”。
一到晚上，老鼠和蟑螂橫行，沒睡過一個好覺。
我向她索要一些以前出租屋的照片，“沒有啊，那麼爛的房子，誰會願意照相？”
在城中村，大家都認識徐艷，她愛交際，男女老少，見誰都能聊上幾句。但相熟的人那麼多，誰都沒去過她家，“不好意思讓別人來家裏，根本沒地方坐”。
只有偶然的一次，她在家附近碰到了嫂子的同學，對方執意要去家裏坐坐。
徐艷帶著她穿過狹窄的樓梯，走進昏暗無邊的長廊，黑暗得像鬼片裏事發地，坐在爛掉的沙發上，對方蹦出了一句話：
“你在深圳這樣活著，有什麼意思？”
徐艷住所外景
徐艷經常會買幾張兩三塊的彩票，夢想著有一天中了獎，可以脫離這個逼仄的空間，買個大房子，舒服地過日子。
熊琳和她都在想：這樣的時刻什麼時候才能到來？
留不下，回不去
如果沒有住進公租房，許明深可能就離開深圳了。
在深圳的八年，他一直處於一種非常搖擺的狀態，回去還是留下，這個問題問了自己很多遍。
剛來深圳時，看著幾何形的高樓大廈，許明深覺得是另一個世界。在老家，房子最高也就10樓，開車兩個小時就能逛完整個市區。
自由和平等的機會，也是老家所沒有的。
許明深是大專學歷，專業是計算機，最開始，他在軟件園的一家公司寫代碼，公司雖小，但接觸到的同事都是本科學歷，甚至還有211、985的。
“當時我有點自卑，覺得跟他們插不上話。” 但相處久了，他發現同事們都很熱心，在工作上遇到問題，大家都特別樂意解答，還會分享一些Java和C語言的課程，完全沒有學歷上的優越感。
公司也不是唯學歷論，“誰技術好，誰就能拿多錢”，這讓初來深圳的他，接收到一個積極的訊號：無論你是什麼背景，只要有能力，就能被重用。
現在，他已經在一家中型公司做技術管理，自己帶一個團隊，開發了很多不錯的產品。
回溯迄今的職業生涯，許明深覺得這在老家是不可想象的。“在老家，可能就是喝茶看報，生活像一潭死水。”
但無論他多想留在深圳，現實也是殘酷的，自己眼看著租住的小區，房價從兩萬漲到了七萬，“再怎麼拼命，廁所也買不起呀。”
留不下，回不去，許明深陷入了焦灼。
徐艷的焦灼，藏在一架鋼琴裏，這也是她留下來的答案。
在城中村住的時候，一到晚上6點，外面收垃圾的人在捶鐵皮，肖邦的《激流》就在屋內響起，徐艷站在女兒旁邊，緊盯著琴鍵。
小學的時候，班上的同學都在學才藝，徐艷也憋了一股氣，“不能讓女兒落下。”鋼琴的牌子是拉姆特，花了一萬二買回來，學費一個月就要800。
徐艷和丈夫都是高中學歷，對於女兒，她希望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資源，“至少有一份體面的工作”。
鋼琴之外，課外補習一年就要三萬。初三那會，她在學校旁邊租了房，上午幹家政，中午趕回去給女兒做飯。
錢都是死命摳出來的。除了省去的房租，徐艷的衣服沒一件超過100塊，家裏的器具基本都是二手。她做了六年的家政，早上8點到晚上8點，一個月五千。
朋友都覺得徐艷太能熬，為了孩子，真的太苦了。她也不是沒動搖過，老家有房子，物價又低，找個工作三四千，日子怎麼過都快活。
“我女兒在這裏生活慣了，回老家，到最後畢業還不是來深圳打工？”
從孩子出生到現在，徐艷在暗黑的屋子裏熬了二十年，熬出了一身風濕病。屋子照不進陽光，養過的植物基本沒幾天就死了。
2020年，女兒考上了深圳的一座大學。她覺得像是熬了一鍋很久的湯，終於嘗到入口回甘的快樂。
美好生活的希望
熊琳終於不用擔心被尾隨了。
2016年，她住進了公租房，理想中的房子正在50平的空間裏實現。落地窗不大，但早晨一進客廳，就能看見陽光灑在地面上。
兩室的另外一間被她打造成了衣帽間，衣服終於可以整齊地掛起來，沒有褶皺。
陽臺上也種上了多肉，一排排擺在那，終於有點像樣的園藝了。
熊琳最喜歡的一件家具是星星窗簾，到了中午，陽光投射在窗簾上，閃著光斑，“感覺就是屬於自己的世界”。
屬於自己的，不僅是空間，還有切實的穩定感。
6年前搬進來到現在，房租從來沒漲過，一直就是900多，再也不用擔心被房東趕走，“只要你不買房，基本就可以一直住在這。”
當然，還有最重要的歸屬感。
歸屬感這個詞是抽象的，它在生活的細節裏得以顯現。熊琳的鄰居是一家五口，平時做了飯會叫她過去吃，從老家回來，也會專門給她帶份特產。
歸屬感也意味著一份依靠。一次，熊琳犯了胃病，疼得不行，她試探性地問了樓上的大姐，對方馬上下樓來接她。
這些在出租屋，都是不可能發生的。“跟舍友不會有任何交流，各過各的”。
小區附近的配套設施在不斷完善，醫院、超市、學校都在一點點建起來。家裏水管煤氣壞了，跟物業一說，馬上就有人上門來看，“甚至比商品房的小區還要好。”
住進來的第一個春節，小區掛滿了紅燈籠，熊琳心裏暖洋洋的，“第一次在深圳有家的感覺”。
熊琳的公租房
房子帶來的穩定，也意味著擁有展開新階段的勇氣。
許明深申請到了安居房，兩室一廳，同類型的房子市場價要4萬多。
安居房的價格低於市場的一半，首付只要30多萬。
以前他交過幾個女朋友，都因為房子的事無疾而終。他也理解，35歲無房，哪個女孩也不願跟著他受苦。
通知選房的那天，長久以來的搖擺感終於消失。許明深在空蕩的屋子裏，感到模糊的未來在變得清晰：
省下來的錢可以買輛車；有了孩子，不用擔心上學的問題，附近有優質的公立教育資源，跟學區房的家庭一樣，積分入學。
一切都在變好。
一個月前，徐艷完成了一次“大遷徙”，那臺鋼琴，也跟著來到了光明。
幾天前，我去了她的新家，面積是原來的六倍，寬敞明亮，那些在城中村種不活的花草，正在這裏蓬勃生長著。
徐艷新家
她指著陽臺對面的灰色高樓，“按照對面賣的價格，我這個房子也要四百多萬。”隨後咧嘴笑了笑，又蹦出一句，“沒想到我也能住上幾百萬的房子。”
住在公租房的第一晚，她和丈夫激動得失眠，跟做夢一樣，床墊軟軟的，和閣樓裏的硬木板相比，一點也不真實。
也許出於這種不真實，在廚房忙碌的她，還時不時轉頭問我，“房子三年一簽，到時候是不是又把我們趕出去？”
陽臺的綠蘿、獨立的衛浴、桃木做的衣櫃——盡管心裏藏著焦慮， 眼前的生活，也足以消解。
坐電梯的時候，她興奮地跟我說，“你看， 這電梯都有空調呢!”
對於孩子，居住環境的改變，也在心裏掀起波瀾。
住在城中村的時候，女兒很少邀請同學來家裏。後來有同學來家裏吃飯，回去就問她，“你怎麼住這麼破的房子啊？”
偶爾有朋友來，女兒也不是很不情願，“能不能在外面吃？”徐艷知道因為房子，女兒有點自卑，孩子從未發過朋友圈，她一度以為被屏蔽了。
直到搬家後的第二個周末，她刷到了女兒的動態，只有簡單的兩個字：回家。
聊起這件事時，已經是晚上8點，桌上擺滿了菜，還開了一瓶白葡萄酒。我們舉起了酒杯，發出清脆的碰撞聲。
說完“一切平安健康”，徐艷抿了一小口，嘴角勾起了一點笑意，靠在墻壁,她似乎好久沒有這麼放松了。
安居房和公租房
在深圳經常有人打趣，有戶口不深圳人，有房子才是。
作為惠民項目的安居房和公租房，不乏一些吐槽聲音：輪候時間長、房源區位比較偏……但不可否認的是，很多和徐艷、許明深、熊琳境遇相近的深漂家庭或者年輕人，因此獲得了一份確切的穩定感和歸屬感。
離開還是留下，或許很多人都在思考。而安居房和公租房的持續推行，無疑給了希望留下但又覺得買房無望的人，一個可觸及的盼頭。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深圳政府已經在加快保障性住房的建設步伐。
根據深圳住建局官網提供的信息，2019-2020年，深圳市開工籌集的安居工程項目共303個，共計179879套。
在徐艷家的樓頂，對面是整齊劃一的白色樓房，黃色的起重機正在旋轉，那是即將建成的另一個安居項目。
夕陽的余暉拋灑在建築上，我們都感覺到，某種希望正在遠方升起，路途雖曲折，但不再是看不到盡頭。
（備註：文章人物均為化名。本文由深圳微時光原創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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