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
唐景龍四年（710），李隆基發動政變，誅滅韋後一黨，其中包括唐代著名的女政治家上官婉兒。
而上官婉兒死後葬於何處一直以來都是一個謎，直到2013年，這個謎才被破解：當年9月，考古人員在西鹹新區空港新城發現了上官婉兒墓。之後的2019年11月，長埋於鹹陽一千三百一十四年的唐駙馬都尉薛紹墓重現人間，成為在同一地區發現的第二座與太平公主有關的唐代名人墓葬。這兩項考古考古發掘的消息公布以後，曾一度熱搜登頂、微信刷屏。
在紀念中國百年考古之際，近日，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李明撰文回憶了上官婉兒墓與薛紹墓的考古發現歷程。
今陜西省西鹹新區空港新城所在地，在中古時代有一個非行政轄區的地名——洪瀆原。這塊渭河北岸的高地，向東二十裏直達秦鹹陽城，向南可俯瞰漢唐長安城，所以自戰國晚期以來一直到唐代都是都城以外的帝陵、王陵區域和高等級墓葬區，這裏埋葬的帝王將相、公侯貴族、皇親國戚不計其數。新中國成立後，陜西最早的基本建設考古就是在此展開。1953年，西北工程地區文物清理工作隊在鹹陽底張灣發掘了一批北周、隋、唐高等級墓葬，大家熟知的“三朝國丈”獨孤信墓就是這時發掘的。1994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又在這裏搶救發掘了北周武帝孝陵。上世紀80年代至今，隨著當地基礎設施建設，洪瀆原上的古代墓葬被大量的清理發掘，這其中就有一些婦孺皆知的歷史人物。
發現上官婉兒墓
2013年6月，因為西鹹新區空港新城需要修建一條市政道路，我供職的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對這道路的路基進行考古勘探，勘探結果清楚地顯示在路基正中有一座大型的墓葬。該墓有斜坡墓道、五個天井和磚券墓室，根據墓葬形制，我們初步判斷這是一座高等級的唐代墓葬，這種形制和規模的唐代墓葬在以往的考古發掘中較為常見，如果墓主人是歷史上籍籍無名的人物，那麼很難說會對歷史研究產生特別的影響。
上官婉兒墓發掘地點鳥瞰
考古發掘在8月初正式開始，所有的工作都按照程序按部就班地開展。我們發現從第四天井開始，墓葬的北半部分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第四、第五天井被一個形狀不太規則的大坑所打破，這個坑垂直向下，在接近天井底部的位置水平向北深入，破壞掉了磚券甬道的拱頂和墻壁直通墓室。墓室被毀壞的慘不忍睹，頂部已完全塌掉，四面磚墻最高處僅余1.3米，墁地磚被揭的一塊不剩，原本墓室西部棺床的位置被徹底鏟平，墓室裏沒有一件隨葬器物，棺槨和墓主人的遺骨不翼而飛。根據這種跡象，我們判斷這十有八九是“官方毀墓”所造成的破壞。
8月底，甬道發掘接近完成的時候，發現了墓誌。這合邊長75厘米的青石墓誌還保持著它被放入甬道時的狀態。墓誌蓋頂面篆刻“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銘”，即便不讀墓誌，我也知道，它的主人就是上官婉兒，因為有唐一代被冊為昭容而又姓上官的，只有她一位。上官婉兒墓面世的消息不脛而走，其傳播的速度和廣度令整個文博界震驚。在當年，甚至更早到2009年曹操墓的發掘，類似文化傳播的現象級事件提醒我們，公眾對考古工作和重要考古發現的關註和參與度已經超出了預想，不得不謹慎面對了。
上官婉兒墓壁龕清理後繪制線圖
上官婉兒墓誌出土
上官婉兒墓誌（拓片）
上官婉兒墓誌（拓片）
2014年，上官婉兒墓被陜西省政府公布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地方政府隨即將墓葬保護性回填，修改道路為兩側避讓留出路中環島建設遺址公園。唐昭容上官氏遺址公園現已成為空港新城著名的人文景觀。
唐代古畫摹本，畫中唐代宮廷中著男裝的女官形象，或有助於了解上官婉兒那個年代女官的裝束。
唐代永泰公主墓侍女壁畫局部
發現薛紹墓
薛紹墓的發現過程，與上官婉兒墓有著驚人的相似，也是空港新城市政道路在修築之前的文物保護程序中發現。勘探資料中的巖村1號墓，是一座5個天井的大型墓葬，時代判斷為唐代，墓主應為三至五品官員。墓室位於道路建設範圍之外，未做勘探。經地方文物部門的協調，決定將該墓葬完整發掘。因為空港新城采取“考古前置”的土地出讓政策，文物保護經費由當地土地管理部門先行墊付，所以超出地塊範圍之外的考古發掘無疑是一筆額外的支出，但是為了保護文物，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薛紹墓鳥瞰衛星圖片
2019年8月初，巖村1號墓的發掘正式開始。發掘過程中發現了一個特殊現象——該墓的第五天井面積遠大於其他四個天井。起初考古隊員們認為可能是第五天井上口塌陷所致，但經過清理後的第五天井上口特別規整，壁面整齊，並沒有塌陷的痕跡，說明這個超大規模的“天井”是有意為之。經過與在它之前的第四天井和在它之後的墓室明壙的綜合對比，我恍然大悟——它不是天井，而是一個墓室的明壙！這樣的話，前期的判斷就需要修正，這是一座4個天井的雙室磚券墓。因為唐代雙室磚券墓非常罕見，墓主不是開國功臣就是皇親國戚，一定是史書中有記載的人物。洪瀆原上發現的雙室磚券墓屈指可數，有太平公主第二女萬泉縣主薛氏墓、太平公主親家唐從心夫婦墓、李隆基外祖父母竇孝諶夫婦墓等，這些墓葬的規模和配置都超越了墓主生前的級別，是“極盡哀榮”的體現。那麼，這座墓的主人又會是哪位重要人物呢？會不會與太平公主或李隆基有關？我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墓誌的出土。
薛紹墓前墓室正視影像圖
初冬將至，前墓室到底，墓誌露頭了！這是一合邊長73厘米的青石墓誌，墓誌蓋已被翻動過。誌石右上角壓在被從後墓室拆下的石棺床立沿石的殘件下，首題曰“大唐故右武衛大將軍兼散騎常侍駙馬都尉平陽縣開國子薛公”，因為名字被遮擋，還不能判斷這位薛駙馬到底為誰。當讀到“永隆二年授駙馬都尉尚太平公主”時，《大明宮詞》的BGM自動浮現，薛郎的面具已經揭開……
初讀薛紹墓誌
唐代雙室磚券墓的配置有以下三種級別：壁畫＋石門＋石槨、壁畫＋石門＋石棺床、石門＋石棺床，依次遞減。很顯然薛紹墓是屬於最低檔次的。然而以薛紹生前最高職務正三品右武衛大將軍的身份，他是不夠資格使用雙室磚券墓的，身為正二品昭容的上官婉兒也只是使用單室磚券墓，甚至都沒有配置石門。當然，萬泉縣主、唐從心和竇孝諶也都不夠格使用雙室磚券墓，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為何在武則天駕崩後到李隆基掌權前，會有這麼多的人被以超規格的葬禮安葬？這是薛紹墓考古發掘帶給我的最大的疑問。
為了保護這座名人墓葬，地方政府專門調整了土地規劃，縮減房地產項目和道路用地，將墓址所在區域辟為遺址公園，目前正在建設中。
薛紹墓考古發現的石刻
薛紹墓考古發現的俑
正確看待歷史名人墓葬的考古發掘
我在電視節目中講過，唐代的名人墓葬和同級別無名人物的墓葬的區別不大，都要符合當時社會的時代背景和制度要求，它們所體現的更多的是一種制度上的共性，而個性非常少。以上官婉兒墓為例，如果不出土墓誌，我們根本無從判斷墓主人的性別，更不要說將她直接比定為上官婉兒了。因為是歷史名人墓葬，可資使用的歷史材料相對會更豐富，便於展開深入的研究，解讀起來受眾也更容易理解，代入感更強，僅此而已。說起來科學是無趣的，但考古學家卻是各自有趣，把無趣的考古發現用有趣的方式介紹給大眾，這是考古工作者迫切需要掌握的技能。
就是這樣，沒有什麼神秘的“分金術”、“尋龍訣”，也不存在“掘人祖墳”的倫理困境。對於長眠於地下的古人來說，他們早就知道有朝一日難免會“重見天日”，不然就不會有李靜訓石槨上“開者即死”的詛咒。對於當代的時人來說，古墓葬和出土文物是文化遺產，是民族記憶，一旦面世就是公器，而不是少數人牟利的工具和炫耀的資本。
“考古不是挖寶”——用考古的術語解釋這句話是這樣的：檢驗一項考古發掘工作的標準不是是否出土了珍貴和罕見的文物，而是工作過程是否符合田野考古發掘的規範，研究結論是否符合邏輯和科學規律。換句話說，重要的不是挖出了什麼，而是怎麼挖、挖完以後怎麼解釋。由於考古發掘具有不可逆性，所以這項標準對於發掘者的學術素養和經驗要求非常高，這是考古學之所以成為一門科學的基本前提，也是考古學能飛速發展的原因。因為每一項田野考古工作面臨的都是新問題，新問題倒逼考古技術不斷提高，永遠不存在止步的可能。
唐昭容上官氏公園
我國的文物保護政策法規不允許尋找發掘帝陵和歷史名人墓葬。實際上考古工作者從不主動尋找古代墓葬去做發掘，除非是要解決重大的歷史問題或古代墓葬面臨破壞和毀滅的風險。我們常說考古學在中國的前身是金石學，但金石學是當時極少數社會精英才能接觸到的學問，它所對應的是私人的古董收藏，是把老百姓排除在外的小眾精神追求。在中國考古學誕生之前，歷史人物的墓葬甚至王陵因生產建設和盜掘大量出土，相關文物大多數已毀滅或是被販賣到海外，不能不說這是歷史之殤和民族之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項重要文化事業，也是一項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當我們徜徉在空港新城唐昭容上官氏公園和薛紹墓遺址公園憑吊古人，當我們在博物館中近距離接觸上官婉兒墓誌而感慨人生沈浮，這就是時代發展和民族復興為普羅大眾帶來的實實在在的福利，也是一個有文化傳承的民族對自身歷史、對先輩古人的尊重。
（本文作者系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刊發時標題有修改。）
責任編輯：陸林漢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