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京報記者從人民出版社獲悉，袁隆平院士生前親自審定的權威畫傳《袁隆平畫傳》，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本書作者辛業蕓擔任袁隆平院士工作助理長達25年。從袁隆平院士生病住院到逝世，她也一直陪護在身邊。“袁隆平院士以超凡的意誌力，在過去的歲月中不懼雜交水稻事業追求中的艱難險阻；而在面對生老病死帶來的痛苦上，他也同樣默默承受而從不怨天尤人，表現出從容與淡定。” 辛業蕓在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說。
談及袁隆平逝世時長沙數十萬人送別的場景，辛業蕓說，“一個人每餐飯都能吃飽，這是一種多大的恩情？所以他的去世，刺痛了國人的心。”“希望後來者從袁隆平院士身上獲得永遠樂觀堅強、勇敢攀登、無止追求的超凡力量，學習他的科學精神、憂患意識、責任擔當，把袁院士未竟的事業繼續完成。”
談《袁隆平畫傳》
“真實體現他對待事業、責任和人生的態度”
新京報：這本畫傳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創作的？
辛業蕓：2010年我采訪整理了《袁隆平口述自傳》，首次為袁院士以第一人稱的形式，全面回顧他80年人生歷程，介紹雜交水稻研究與培育過程，提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料，因為真實，受到大家歡迎。我就想隔幾年為他整理出版一本紀念性的文集。
十幾年前，我出差途中在一個機場偶然看到一本《宋美齡畫傳》，雖然人和事已成過往，但畫傳中呈現的人物形象依然鮮活，我深感震撼，就想到也要為袁院士出這樣一本畫傳。長時間工作壓力大，所以這個想法埋在心裏有十年之久，但是我就註重積累照片。
袁院士他們家有兄弟姐妹六人，他真實出生日期是一九二九年農歷七月初九，但是登記身份證時出錯了，寫成了1930年9月7日，所以一個是真實的農歷生日，一個是錯寫的身份證陽歷生日，每年袁院士會過兩個生日。
2018年，按習俗是袁院士的米壽。過農歷生日時，我依照想法先給袁院士做成了一本影集送給他。當時他很驚喜、很高興，這也是這本書的雛形。我將影集繼續加工，做成了樣書，在當年9月7日陽歷生日時，我又送給了他。
以前我們一般從創新精神、科研奮鬥等角度去評判科學家的科研工作。這本影集有兩點引起了袁院士的註意，一是他對三農的關註、對糧食安全問題的憂患，二是展現了他在國際交往中的風采，他大概覺得體現到位了，所以他很喜歡。
有了這些基礎，我開始細化內容，增補優化。2019年9月，袁隆平院士獲得“共和國勛章”。這本書就以此為終結點，以袁院士的成長經歷、研究工作為主線，通過圖文並茂的形式，分16個板塊，講述他90年不平凡的人生，展現他不畏艱辛、頑強奮鬥，最終取得科技研發上的重大成就，為解決中國人民吃飯問題和保障世界糧食安全作出的重要貢獻，來彰顯這位胸懷博大的科學家“發展雜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的偉大事業追求。
新京報：袁院士對畫傳提出了哪些修改意見？
辛業蕓：這本書我花了很大心血，前後共修改了7稿，圖片約600張、有24萬字。袁院士對書稿絕大部分內容親自審定過，並於去年5月20日，他寫了授權書，同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今年年初出版社出了樣書，我立馬送去，他提出了修改意見，希望補充他在國際水稻所開展合作研究，以及在擔任聯合國糧農組織首席顧問赴印度、緬甸等國進行顧問指導等方面的內容。我得到他的意見後，便立刻進行這部分資料的搜集與增補。
我在袁院士身邊工作了二十多年，尤其覺得通過真實資料來呈現他的一生，畫傳是很好的直觀立體的形式，比如他去國外的工作，雖然可以用文字敘述，但難以讓人領會其真實的工作狀態，所以那些照片非常珍貴，不但如此，你還會看到外國人對他的尊敬、崇拜、感激之情等等。他的成就不僅造福了中國人民，也惠及到世界。他專註、忘我以及獲得成功後的喜悅、欣慰等，照片展現豐富的表情，卻更能讓人感悟他對待事業、責任和人生的態度。
遺憾的是，今年3月，袁院士在三亞摔了一跤，後來就一直在醫院治療。自此以後，他就再也沒有拿過筆，我沒能獲得他在樣書上簽名留念。
談國人送別袁隆平
“一個人為國為民，是會被永遠銘記的”
新京報：今年5月22日，袁隆平院士逝世，長沙街頭萬人空巷送別，齊喊“袁爺爺一路走好！”你覺得這體現了國人怎樣的一種情感？
辛業蕓：袁院士去世後長沙十裏長街萬眾送別袁院士的場景，我每看到這些視頻都會擊破淚點傷感流淚。
那天長沙人自發走上街頭，有的甚至從外地趕過來，場面震撼令人動容。一個人離去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大的震動、引發這麼大的悲痛？因為大家對他有深厚的感情。
有位70歲的農民周秀英和家人一起來送別說，“知道他走了，一定要來送送他，我們種田的，對他有感情。”年輕人可能不會像老年人那樣體會到饑餓的滋味了，但每一餐飯都能夠吃飽時，能夠像父輩一樣體會到袁隆平給人飽肚子的恩情。所以他的去世，刺痛了國人的心。
畫傳中排有袁院士兄弟姊妹六人的一頁，標註每一位的生卒年份。以前袁院士和他在世的五弟下邊是空白的。讓我痛徹心扉的是我不得不將袁院士的生卒年份補齊，將2021年填在空白處。他的離開，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都不能接受，相信很多人也感同身受。袁院士逝世後，有人寫挽聯“我們無法抵禦浪潮，但會永遠記住燈塔”紀念他。天上有一顆編號為“8117”的小行星被命名為“袁隆平星”，如今袁隆平已化作耀眼的星辰，他的人生已定格為指路的明燈。一個人為國為民，是永遠會被銘記的。
新京報：今年11月15日，袁隆平院士骨灰安放儀式在湖南長沙舉行，這中間為何隔了幾個月時間？
辛業蕓：袁院士逝世後的安葬問題一直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包括安葬地的選擇也幾經周折，他曾經工作過的懷化安江、老家江西都強烈要求。後經家屬多方權衡，選擇了安葬在長沙這個他生活時間最長的地方。“頃盡一城花，只為奠一人”，長沙確確實實表現為一座有溫度的城市。
談袁隆平的遺願
“生命最後時刻他還在問雜交水稻試驗田產量是多少，他的記憶裏只有雜交水稻了”
新京報：袁院士有留下遺願嗎？
辛業蕓：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他已置生死於度外，雜交水稻就是他的靈魂，他就像雜交水稻的精神圖騰，超越了生死。他深深地沈浸其中，不受外界幹擾。無論是昏迷時的喃喃自語，還是清醒時的些許囑托，都離不開雜交水稻。
躺在病床上，他細致過問與雜交水稻相關的每一個細節，關心氣溫、天氣，關心播種、制種，他會說“要開會”“有幾點要註意”……對我們身邊人分門別類，給大家布置任務，我也按照要求拉微信群給大家傳達。
有一次康復醫生離開後，他突然說，扶我起來，我要宣布一個重大進展。他像老頑童一樣高興，我們也很期待，說，“袁老師，您先預宣布一下嘛！起來再正式宣布。”當然他沒能宣布什麼，但是可以感受到他時時沈浸在雜交水稻的世界裏。
今年4月下旬，袁院士突然提到了退休。他說要打報告，要我寫，後來說他來說我來寫“我本人因為身體的原因，不能繼續工作，申請退休。”反反復復，說了好幾遍。
他真的是累了。在臨近生命的終點，他沒講病痛，而是提出退休，因為不能繼續工作了。這之前，他從沒提出過退休。袁隆平院士的夫人鄧則老師也說，袁院士最後說，“我雜交水稻也沒搞完，就要退休了。”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都還在問雜交水稻試驗田的產量是多少，他的心裏只裝有雜交水稻了。
談在袁隆平身邊工作25年
“他以自己工作嚴謹的態度，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
新京報：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到袁院士身邊工作的？
辛業蕓：1996年以前我在湖南省農科院辦公室工作，三十而立，我心想能為雜交水稻事業貢獻綿薄之力，也就算我的事業吧。於是，就寫了一份自薦信，通過其夫人鄧則老師交到了袁院士手裏。
巧的是袁院士生日是9月7日，我是9月6日，我覺得有幾分緣分。可袁院士笑說，9月7日是搞錯了，實際是農歷七月初九。我說即使錯了也錯得有緣分。就這樣，我給袁院士做工作秘書，一直到他離世。
工作關系上講，他是我的領導，我為他服務。但實際上我們亦師亦友。我覺得他是我的人生導師，指引我一步步成長。
新京報：平時他要求嚴格嗎？
辛業蕓：袁院士對我們從沒有提出一二三四的明確要求，而是以自己工作嚴謹的態度，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
給他做助手，恨不得有三頭六臂，要做事快、效率高，要有高度責任感和敬業精神，要做完美主義者，更要嚴謹，不能出錯。不做到這些是無法給他做好服務的。有時袁院士會站在身邊，查看哪個資料，我就必須快速調出來。
生病以前他是精力旺盛的，除了睡覺以外，每一分每一秒都得有事去占有、去填充，工作也好、娛樂也好，高效而不浪費。他說五分鐘教會一個人遊泳，於是我這個旱鴨子敢下水了；他說現代人必須要會外語、會電腦、會開車，於是我屬於較早學開車的。他像父母一樣，不停地引導我們。2000年前後，我給袁院士說，我想做他的學生，繼續讀書。他很支持，給我題了“有誌者事竟成”6個字。後來在他的鼓勵下，我讀完了碩士和博士。
新京報：袁院士在平時工作生活中怎樣的狀態？
辛業蕓：可能在田間地頭工作的緣故，袁院士總被形容為農民，但我不這樣認為。他是一個真正的學者、一個腳踏實地的科學家，他穿西裝很帥，這是氣質決定的。
袁隆平院士察看雜交水稻
他幽默、樂觀，說話中時常冒出幾句英語，還會發明很多新詞。過去抽煙時，煙癮犯了，他就說“smoking hungry”；問人年齡不說“How old are you?”而說“How young are you？”，他翻譯為青春幾何，引得我們哈哈大笑。
前幾天，袁院士的夫人鄧則老師問我，袁先生生前用得最多的詞典是什麼？我說是《英漢詞典》，很厚的一本被他翻爛了。他常說英語是用來活動腦筋、鍛煉記憶，也會經常考我們。他活學活用能力很強，視野超前，但對微信、手機支付這些新鮮技巧激不起興致，他的心思都放在了雜交水稻上了。
新京報：袁院士有比較熟練的電子產品嗎？
辛業蕓：袁院士從來沒有時間玩手機，“玩”得最好的是電子計算器。電子計算器對他來說大有用處。無論在辦公室、家裏，還是出差，他從不離身，要隨時隨地計算水稻的產量。比如水稻取樣後，他要通過有效穗數、穗粒數、千粒重這些產量構成因素性狀數據，計算水稻的理論產量。水稻還種在田裏，袁院士就已經對產量情況有個譜了。他算得最多的就是發展多大的面積、能增產多少、可以多養活多少人。
有時候他報數字和運算符號，我只管按數字鍵、符號健，中間還搭數據的調整。我體會著所有的數字背後有著他的嚴密邏輯演算，更可以領會他內心滿滿的希冀和期許。袁院士常講，我不懂政治、不懂經濟，但他計算水稻的產量，裏邊卻裝著政治和經濟。
談袁隆平精神
“把個人提升和國家命運緊緊聯系在了一起，把民族感根植於心”
新京報：我們應該從袁隆平院士身上學習到什麼精神？
辛業蕓：第一是對職業、對事業的態度。作為科學家、作為育種家，他追求極致，追求更高產量，永無止境。大家都知道，袁院士生前有兩個夢：第一是禾下乘涼夢，第二是雜交水稻覆蓋全球夢。
禾下乘涼夢，是他做的一個夢，夢見“水稻長得像高粱那麼高，穗子像掃帚那麼長，籽粒有花生米那麼大，我和我助手就在稻穗下乘涼、散步……”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這個詩意夢境，實際上是袁院士對糧食高產無止境的追求。無論所求怎麼變，我在袁院士身邊，始終聽到他說“高產、更高產”，後來又提出“超高產”。“高產、更高產、超高產”，是育種工作者永恒的追求。
他常說：“我是個從小就愛跳高的人。現在搞科研，就像在跳高，跳過了一個高度，又有一個新的高度在等著你。”科技進步永無止境。以前社會上有種聲音，說現在生活條件好了，糧食不需要高產，一人一餐飯能吃多少？但袁院士一直很清醒。他說，“我絕不以犧牲產量為代價來追求優質”。試想，沒有高產做支撐，如何追求產量以外的其他需求？
去年疫情期間，關註疫情成了重中之重。但袁院士卻關註著糧食問題。他讓我聯系報紙發過一篇文章，“大力推廣超級雜交稻，為國家增產糧食一百萬噸”，激發人們要一手抓抗疫，一手抓生產，重視和加強糧食生產。當時有些國家禁止出口糧食，加劇了世界糧食的緊張氛圍。袁隆平院士的發聲使全體中國人吃了定心丸。此後他再一次提出雙季稻產3000斤的“3000斤工程”，就是應用第三代雜交稻新成果，使雙季稻全年畝產達3000斤。長期以來，他都是這樣高瞻遠矚地視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為重大關切。
袁院士身材不很高大，但在我眼中他是個強大的人。他胸懷天下，對世界充滿博愛，正所謂世界上還有飽受饑餓的國家和民眾，所以他才堅定不移追求水稻的高產更高產，他才會提出“發展雜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
第二是他對社會的責任擔當與使命感。他把個人提升和國家命運緊緊聯系在了一起，把民族感根植於心，才會迸發出非凡的力量。袁院士逝世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對袁隆平同誌的最好紀念，就是學習他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信念堅定、矢誌不渝，勇於創新、樸實無華的高貴品質，學習他以祖國和人民需要為己任，以奉獻祖國和人民為目標，一輩子躬耕田野，腳踏實地把科技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的崇高風範。
第三是袁院士對待生死的態度。從他生病住院到離世，我一直在他身邊陪護。他表現得異常樂觀和堅強。在他病情越來越重時，我們也難以聽到他說哪裏不舒服或哪裏疼痛。他展現給我們的永遠是他良好的狀態和樂觀的心態。他以超凡的意誌力，在過去的歲月中不懼雜交水稻事業追求中的艱難險阻；而在面對生老病死帶來的痛苦上，他也同樣默默承受而從不怨天尤人，表現出從容與淡定。
我在他身邊工作25年。最開始我一直不理解，為什麼媒體報道他一直會聚焦在雜交水稻怎麼研究出來的那一段。後來我慢慢理解到，那段經歷實在太艱難了，這是一個挑戰權威、挑戰經典的過程，需要巨大的勇氣。當時有人認為袁隆平是一個瘋子、甚至還有人說他是科技騙子，他頂著巨大壓力勇闖禁區，從選定水稻雄性不育的研究課題開始入手，堅定培育雜交水稻的信心。經過9年艱辛努力，他終於取得了成功。
袁隆平的論文手稿及《科學通報》1966年第17卷第4期封面、目錄和論文刊載頁
通過長時間了解，我懂得袁院士是一個“不安分”的人，他的身上寫有不墨守成規、好奇心強、從不滿足等符號。這成為他人生的慣性，不畏艱難困苦，樂觀面對現實。
新京報：應該如何繼承好袁院士的遺誌？
辛業蕓：希望後來者從袁隆平院士身上獲得永遠樂觀堅強、勇敢攀登、無止追求的超凡力量，學習他的科學精神、憂患意識、責任擔當，把袁院士未竟的事業繼續完成。
新京報記者 何強 校對 劉越 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