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劉永謀（中國人民大學）
【主持人語】全球新冠疫情持續已快2年，科學技術在疫情應對中的重要作用得以彰顯，但為抗疫所采用的諸種技術治理措施也引發不少爭議和擔憂。這引起了專門研究科技問題的技術哲學家的興趣：從技術哲學的視角看，新冠疫情究竟意味著什麼？來自中國、美國和德國的3位技術哲學家對全球疫情技術治理展開合作研究，階段性成果論文《全球疫情技治的文化比較》發表在《科學·經濟·社會》雜誌2021年第1期上。[電子版參見：https://www.nomos-elibrary.de/10.5771/9783748910961-301/editorial-der-kontroverse?page=0]他們的觀點受到國際技術哲學界的強烈關註，9位來自世界各國的技術哲學家發表了針對性的意見。整組筆談以英文和德文發表於德國的《技術哲學年鑒2021》（Alexander Friedrich等主編，德國Nomos出版社2021年出版）上，所有作者均為國際技術哲學界聲譽卓著的資深學者，內容涉及科學技術與疫情應對關系的各個方面，對於新冠疫情反思頗具啟發。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獲授權刊發這組筆談。整組10篇文章現分為上、中、下三篇，本文為中篇，包括三篇回應文章《公民自由主義的政治科學序言》《破除“別無選擇”的魔咒：社會技術進步的集體概念》《病毒是催化劑，社會本身才是疾病》。
公民自由主義的政治科學序言
作者：史蒂夫·富勒；譯：彭家峰
作者簡介：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英國華威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主要研究STS和社會認識論研究。
由於新冠病毒在第一年就演變為全球性疫情，人們對病毒傳播過程中真正的科學不確定性與有效的政治溝通和政策制定的需要之間的笨拙應對（awkward fit）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註。實際上，世界已經變成了一個活生生的實驗室，每個國家的人民都在相當不同的實驗中充當小白鼠，這些實驗基於大致相同的科學，只是被應用於不同的地理、政治和文化條件下。此外，雖然各國政府采取的行動顯然會對其正式管轄範圍之外的人產生影響，但並沒有商定的標準來對應對此次疫情的“成功”作出跨國性判斷。事實上，世界衛生組織的每一次宣布（如果假設存在這種普遍標準），最後都會讓世界上的一個或幾個地區感到惱火，認為這是一種指手畫腳（backseat driving）。
在20世紀初的德國，關於Volkswirstschaft（國民經濟）中“Volk”含義的爭論是一個有用的參考，盡管有些新奇。一方是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和韋伯兄弟（Max and Alfred），他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將“Volk”視為一個大致相當於國家文化的概念，被理解為一種隨時間演變的有機體。在任何時候，它都從與實際生活在國境內的民眾那裏獲得其半自主式（semi-autonomously）存在。另一方是現代經濟地理學的創始人伯恩哈德·哈姆斯（Bernhard Harms），他將費迪南德·唐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招入他在基爾的世界經濟研究所。哈姆斯對“Volk”的定義是：在某一特定時間內民族國家的實際居民，以及他們為促進國家利益所帶來的能力。[1] 這種對“Volk”概念的區分讓人想起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一百周年之際，受過德國教育的哈佛大學生物學家恩斯特·邁爾（Ernst Mayr）在他所謂的關於物種性質的類型學和人口思維（population thinking）之間所做的區分。[2]對邁爾來說，概念視野中的這種“元科學”的轉變是達爾文的最高成就。在所有這一切中，我們最終談論的不過是一個由中世紀學者在“內涵”定義與“外延”定義之間做出區分的更新版本[3]——哈姆斯的“Volk”和達爾文的“物種”被外延地定義為一種表型體的種群（population of phenotypic bodies）。
我認為，劉永謀、米切姆和諾德曼在論及應對新冠疫情時偏向於“Volk”的人口方面，而世界各地的責任政府則更傾向於類型學的方向。至少，當他們描述流行病學人口思維的“大方案優化”方式時，這兩個概念都發揮了作用，這與作為特定知識社會的文化成就的創造性“拼湊滿足”方案形成鮮明對比。然而，人們可以超越這種二分，想象特定的文化可能將人口思維內化為集體自我理解的一部分。接下來便是對這一前景的探索，我稱之為“公民自由主義的政治科學”。
當前政治言論的一個普遍論調是，政府必須平衡民眾的健康和經濟的穩健。當然，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都聲稱他們正在取得適當的平衡。然而，當人們的文化自我理解包括強烈的公民自由意識時，也就是說，當一個群體把自己看作是自由個體的集合體時，這項任務就變得更加困難。美國、英國和瑞典在這場疫情中以各異奇趣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我將概述他們處理這個問題的不同方式，包括一些理論上的評論，它們最終將為這場疫情提供了一個哲學上的清晰視角。
與美國應對措施有關的大多數媒體和學術焦點都集中在唐納德·特朗普對疫情嚴峻性的幾近否認的態度上。這忽略了公民自由主義在美國文化中的根深蒂固。畢竟，美國是一個聯邦共和國，這意味著各州州長對如何處理其管轄範圍內的事務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對疫情的處理方式相當分散，其中對疫情更加重視的州則各自實行不同措施，但往往都是歐洲式的封鎖措施。這就限制了任何中央政府對全國性的，更不用說全球性的疫情所能做出的有效反應。英國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但其特點是在任何危機中都應付了事。值得稱贊的是，與特朗普相比，鮑裏斯·約翰遜在其言論和行動中對其國家的公民自由主義傳統更加自覺。雖然英國媒體的討論非常關註“生命和工作”，但英國政府的目標是采取更成熟的方法。它鼓勵而不是強迫人們做正確的事情，在政策執行前（如果能執行的話）宣傳幾天，以便人們能夠習慣它們。令人震驚的是，反對黨（Her Majesty's Loyal Opposition）並不呼籲政府倒臺。事實上，英國工黨在很大程度上支持政府的努力，抱怨的也主要是信息傳遞的不清晰。在英國，同美國一樣，無論誰在疫情期間執政，對公民自由的關註都是持續的。
瑞典在這個問題上提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變化，因為它在早期就公開認可了對疫情采取“群體免疫”的方法，而英國則以更低調的措辭呼應——但不久官方便收回了這一做法。起初，群體免疫和公民自由主義文化之間的關系可能並不明顯。然而，從流行病學的人口思維和瑞典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自我理解來看，它將人們培養成負責任的個體，然後根據提供給他們的信息和國家與個人之間的相互信任感，單純地讓他們可以繼續生活下去。在一次關於兒童權利的會議上，瑞典記者亨瑞克·伯格倫（Henrik Berggren）用 “長襪子皮皮”的故事闡明了這種意義，在這個故事中，國家代表皮皮逃離的父母，但他們給皮皮留下了一箱金幣，用來管理她的事務。[4] 皮皮則以魯莽和慷慨的奇妙組合迎接挑戰。
這裏所隱含的國家和個人的關系，可以作進一步討論。它最終反映出公民自由主義中隱含的神學，也就是伏爾泰所嘲笑的“逃離的神”（deus absconditus）：從第一個犯罪現場逃離的神聖罪人，以及創世（Creation）！這種有神論在美國的開國元勛者身上表現明顯，他們認為人類管理者不應該比被管理者所信仰的神靈擁有更多權力。這是他們對霍布斯挑戰的公民自由主義的回應，霍布斯認為上帝應該被一個世俗的國家所取代，在社會中擁有壟斷性的武力。在他們看來，即使上帝不在了，人類無論多強大，始終都無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運。很容易看出這如何影響到啟蒙運動中概率推理和統計人口思維的出現，更具體地說，它如何提供了冒險的動機，我稱之為“主動行動”（proactionary）的態度。[5] 這就是“皮皮的金箱”，不過它現在由福利國家提供。它為她提供了魯莽和慷慨，而這正是福利制度旨在培養的天生的自由主義者的標誌。[6]
那麼，這對當前的疫情意味著什麼呢？
在最基本和看似微不足道的層面上，它意味著國家可以依靠充分提高其人口，使其在需要就民眾行為發出任何進一步指令時信任國家。正如耕種作物和飼養牲畜的農業隱喻所表明的那樣，國家所提供的是一種廣泛的反應潛力，也許有點類似於創造性的“拼湊滿足”。這就產生了失敗的風險，而且會出現失敗的情況。老年人和有潛在健康問題的人會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死於感染新冠病毒。可以肯定的是，人口統計思維意味著——正如凱恩斯提醒我們的那樣——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會死去。這是否等同於對那些無論如何都可能很快死亡的人采取的漫不關心的態度，無論是否存在新冠病毒？公民自由主義的政治科學並不允許對拯救所謂神聖的生命有太多的回旋余地。無論誰來負責，都會有血光之災。
註釋：
[1] See Dieter Plehwe and Quinn Slobodian: “Landscapes of Unrest: Herbert Giersch and the Origins of Neoliberal Economic Geography.”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16 (2019), pp. 185–215.
[2] Ernst Mayr: “Typological versus population thinking.” Evolution and anthropology: A centennial appraisal, ed. B. J. Meggers, pp. 409–12. Washington, DC: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1959.
[3] See Steve Fuller: “Our love-hate relationship with humanity. Review of D. Chernilo, Debating Humanity,” Distinktion21/1 (2020), pp. 67–73.
[4] Henrik Berggren: The autonomous child and the moral logic of the Swedish welfare st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06), unpublished.
[5] Steve Fuller and V. Lipinska: The Proactionary Imperativ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6] 同上, p. 76.
破除“別無選擇”的魔咒：社會技術進步的集體概念
作者：克裏斯托弗·科爾南；譯：王誾
作者簡介：克裏斯托弗·科爾南（Christopher Coenen），德國卡爾斯魯厄理工學院教授，主要從事科技倫理和技術評估研究。王誾，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2021級博士生。
這篇短文非常復雜，充滿了各種想法，以至於想要回答所有相關的問題可能需要寫幾篇文章。因此，在這裏我只討論3個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與技術哲學的作用相關，或者涉及多學科的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科學技術研究）的更廣泛領域。關於這三個問題，我曾備受如下評論的鼓舞：
“這三種方法也有不同之處：“大方案優化”回到國家的行政實踐、熱力學、氣體定律、統計人口科學（Bevölkerungswissenschaft），特別是19世紀的情況，也回到一種特定的知識/權力統治制度，將克裏斯蒂安·德斯頓、安東尼·福奇以及鐘南山這類科學家提升到國家名人和權威專家的地位。從科學技術研究（STS）、建構性技術評估（TA）、共同設計（co-design）、開放科學（open science）和開放創新（open innovation）的角度來看，令人震驚的是，現代知識社會在危機時刻多麼迅速地恢復到一種被視為過時的模式。雖然公民和“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的貢獻在“拼湊滿足”和“實時響應”中顯現，但這並不根源於關於在21世紀社會中廣泛動員分配能力之最佳方法的討論。”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正在從具體到一般，從內部到外部：從這些學科和領域如何才能最好地促進“分散力量的廣泛動員”這一更實際的問題出發，經由一個關於我們自我反思的問題——上述學科和領域自己的一些模型，它們已經被研發了幾十年，本身並不顯得過時——到這些研究領域在快速變化的世界中可能扮演的新角色問題，這可能正是我們的關鍵任務，使技術行動作為政治行動變得更加顯見易懂，同時有助於破除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虛假的客觀約束和別無選擇（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魔咒，尤其是通過對於技性科學（technoscience）的批判。
1. 公民STS
正如三位作者所言，這次疫情感覺更像是一場考驗，人們的確可以認為，社會以及社會團體和個人“比以往更多地暴露他們的問題和性格”，包括“社會技術世界的居住方式”。
這場疫情的一個顯著特征是，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一種趨勢愈演愈烈，即許多人越來越公開地在陰謀論的意識形態中尋求逃避現實挑戰的庇護。然而，這個避難所不再是一個安靜的壁櫥，而是一個由無數安靜的壁櫥組成的數字反公共場所，這些壁櫥正逐漸失控，並越來越多地單獨出現在街道上（通常地標性場所），就像它早已在議會和政府中所做的那樣。然而，盡管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了這些現象，但這一趨勢本質上是由無數技術（信息和通信）行為組成的，這些行為在不斷增加，因為人們在家的時間越來越多，工作越來越少，在許多情況下，人們迫切希望創造意義。原先的日常生活在疫情爆發之前，很容易使公民在政治上墨守成規，在生活中秉持消費主義。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斷所造成的壓力下，各地的公民都不得不思考科學、技術和醫學問題，以及各種與科學和醫學有關的治理問題。
此外，正如我們從（大量）STS學術從業者組織的許多技性科學活動的公共參與中所了解到的那樣，在許多情況下，在圍繞這些主題而展開的交流中的主要問題不是關於科學事實或技術選擇的疑問，而是對科學內涵的根本誤解，即科學思維以及科學與技術政治經濟學。在一個一方面是“匿名者Q”[1]，另一方面是對科學的老式和過時的尊重（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誤解）的世界裏，公民是STS方法的專家，了解科學、創新和衛生系統，以及科學如何運作，與參與自然科學和技術發展的公民研究人員相比，我們更需要前者。技術哲學家可以在教育公眾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以使盡可能多的人實踐“公民STS”，從而使社會更好地抵禦陰謀論意識形態的誘惑。這可能促成“21世紀社會中廣泛分布的能力”的真正動員。
2. 疫情中的科學與後真相
然而，技術哲學家和其他學術STS專家真的能夠承擔起在這些問題上幫助公眾啟蒙的角色嗎？STS領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對抗三位作者所說的“技術統治論思維定式，這種思維定式似乎與政治領域和公共價值觀的討論脫節，並與之對立”——在其核心技術哲學受到反技術治理和反科學主義推動力的強烈影響。弗蘭茲·塞弗特近期撰文寫道，在STS中，科學權威的瓦解傳統上與科學的民主化同時進行，因此與進一步的“民主的民主化”同時進行；並且，他也提出了該領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延續過去幾十年的這些範式的問題。[2] 根據塞弗特的分析，“真相之戰”中的演員群體已經發生了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能還記得史蒂夫·富勒更早期提出的觀點。塞弗特認為，對科學的懷疑（至少是作為一個系統）以前被視為民主化民主的機會，現在似乎對一個民主構成了威脅，而這個民主正受到新冠病毒和氣候變化否認者的攻擊，甚至是更絕望、更激進的現實否認者的攻擊。塞弗特認為，現在就是這批人，他們正利用對科學理論和科學事實的（從來都不是決定性的）懷疑來影射進化論、工業引發的氣候變化，疫苗的功效或冠狀病毒的危害，並且也正是這批人，他們是許多社會中最有發言權和最明顯的反制度團體，目前只有反種族主義活動家與他們抗衡。塞弗特認為，這場疫情以及美國毫無希望的兩極分化的政治局面（有人會說，其他國家也存在類似情況）表明，對真相的基本共識的瓦解可能會成為民主秩序的問題。這並不意味著，塞弗特也不相信對科學的社會方面的批判性分析與科學與權力的交織是無關的，甚至兩者交織在一起本身就是危險的；然而他強調，如果理想的科學民主化僅僅意味著廢除和相對化科學權威，這最終將科學專業知識（包括社會科學的專業知識）與日常思維等同起來，無論其“技術性”如何，任何決策過程將完全取決於政治利益，並且在公開辯論中扼殺任何基於事實的辯論。正是基於他的這種觀點，對科學真理進行積極的、建構主義的批判之局限性由此變得清晰起來。
在某種程度上，我同意塞弗特的觀點，尤其是關於他對當前科學敵人的描述。事實上，這些人往往是理性和人性的法西斯之敵。然而，這些人攻擊的不是技術治理思維定式。例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樂見自己的虐待狂衝動被歐盟境內的強制措施所滿足，而這些強制措施皆出自於技術統治論思維定勢。
在反科學的陰謀論思維的重錘和近年來日益受反民主右翼勢力控制的以科學為基礎的技治機構的鐵砧之間，那些被三位作者稱為“通過承認技術上的必要性來實現團結的‘理性的’人”，可能會因為沒有對科學和真相的概念采取明確和強有力的立場而被擊得粉碎。最近，某些環境保護運動重振了一種非常過時的科學信仰——但它只是從幾十年前的學術和社會運動話語來看是非常過時的，而它本身是基於一種更古老的技術哲學。事實上，近二十年來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的新的、往往是超人類主義者的技術未來主義對科學抱有類似的堅定信念，然而與之相伴的卻是對技術進步所持同樣過時的信念。這兩種運動，以及當前其他的非法西斯的學術和政治運動，似乎正在向一種共識靠攏，這種共識將19世紀的自由主義與文化進步理念（就迄今為止被邊緣化和受壓迫的社會群體的成功身份政治而言）以及或多或少的生態技術治理解決方案結合起來，以應對資本主義對自然的破壞性統治。
我們的確可以（不僅僅是在當前疫情之下）“將我們的技術治理狀態描述為一種被流放在國內、對現在失去耐心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失去未來和過去等於失去了政治”，並且“剩下的只是一種對必然規則的反抗”，或者我們可以說是，選擇“禮貌的沈默”。
20世紀的技術哲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或反應了技性科學的社會崛起、隨之而來的技性科學自身的危機以及與之相伴的現代人無家可歸的問題——現代人固然都是“在世”的，然而，由於與過去另一個想象出來的世界或“超越”的世界糾纏在一起，他也是被流放的。由於目前科學思想的公眾理解的下降以及理性敵人的崛起——與兩次大戰期間不同——至少對北美和歐洲的所有社會，特別是古典自由民主國家產生了顯著影響，科學正在失去其指導社會制度的特性。公民科學和公民STS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這一缺陷。然而，倘若沒有產生民主的、反資本主義的方式來替代當前的社會秩序，那麼技術哲學和STS必將很快發現自身處於一種奇怪的境地，除了幫助重塑科學的權威之外，無法做任何合理或明智的事。有一個可疑但非法西斯的信仰作為一個人代表理性的人采取行動的動機，總比完全沒有這樣的動機要好。
3. 關於行動
作為一個結論，我在這裏所能提供的只是一個粗略草圖，它勾勒出我們的領域在一個快速變化的世界中可能扮演的新角色。在自由民主的一日（光陰）結束時，破除虛假客觀約束（Sachzwang）和“別無選擇”的魔咒將歸結為可能存在怎樣的資本主義替代方式的問題。除了將（其他）公民引入我們自己的領域，不是將其作為研究對象或業余參與者或替補專家，而是作為創造此類替代方式的同誌，STS的一個主要目標可能是與理想主義自然科學家和工程師以及像某些環境保護運動結成新的聯盟。為了發揮這樣的作用，技術哲學最傑出的任務之一必須是再次闡發社會技術進步的綜合概念，以使我們的技術星球真正地、可持續地宜居。談及道德反思，至關重要的是，要將其置於已達到的生產力水平之上，並避免任何基於可疑假設的爭論，這些可疑假設都均出自於一種“規定的”資源稀缺（例如，在當前關於“分診”的討論中，該術語的使用與許多國家針對衛生系統發動的經濟戰爭相呼應）。
為了能夠真正有助於“打開客觀約束的黑箱”，STS需要重新發掘他們自己的領域。如果成功的話，這樣的再發掘也可能讓技術哲學在重新獲得我們“為自己想象出另一個世界的能力”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註釋：
[1] 譯者註：“匿名者Q”是一種極右翼陰謀論，其認為美國政府內部存在一個反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和其支持者的深層政府。這個理論最早於2017年10月出自4chan討論版中的一個署名為Q的匿名用戶，“Q”這個名字出自美國機密許可中的最高級別“Q級許可”。（參考自“維基百科”）
[2] Franz Seifert: “Die Grenzen akademischen Zweifels”, science@ORF.at, 14.10.2020, https:// science.orf.at/stories/3201963/ (2020年12月18日訪問).
病毒是催化劑，社會本身才是疾病
作者：蘭登·溫納；譯：王誾
作者簡介：蘭登·溫納（Langdon Winner），美國倫斯勒理工學院科學技術學系教授，主要從事技術哲學和STS研究。
伴隨新冠疫情的發展，尋求在其上升、蔓延和最終結果中吸取教訓無疑需要公共衛生專業人員、政策制定者、社會科學家和哲學家們在未來的許多年裏的共同努力。一個引人入勝的話題是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和人口應對疫情爆發及其帶來的嚴峻挑戰所采取的不同方式。雖然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但一些初步的比較可能有助於我們今後的思考。
在許多重要方面，SARS-Cov-2不僅被視為與Covid-19感染相關的眾多物理疾病的原因，而且成為廣泛分化社會的反應與策略的強催化劑。一開始出現的突出問題有以下這些：誰將在確定關鍵問題方面發揮主導作用？有哪些可以被設想和嘗試的選項？多快采取行動？因此，將采用什麼方法來監測病毒的傳播？應該部署哪些預防和治療感染的措施，實施範圍有多廣？公眾作為一個整體將如何回應科學家和政治人物提出的倡議？重要機構會以何種方式改變其基本形式和運作方法？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這些問題提出了關於公民文化特征以及如何比較不同特定文化的基本問題。
鑒於到2020年2月，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意識到可能爆發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因此有可能識別和比較一些基本的應對模式。一些國家很快就理解了它們所面臨的基本挑戰。出於各種原因，其他國家在認真對待這一威脅方面表現得相當緩慢。一些人很快制定並實施了切實可行的戰略，而另一些人在關於哪些理論可以解釋大流行即將到來（或想象中的消失）的爭論中猶豫不決。憑借可信賴的醫學專家和政治領袖，一些社會能夠就“在當前情況下最有效”的政策達成相對不正式、廣泛的共識，特別是在沒有疫苗或有效藥物的情況下，將社會響應——封鎖、隔離，保持社交距離、佩戴口罩等——作為唯一的實際措施。其他國家——特別是那些政治分歧嚴重，無法采取廣泛的、協商一致的社會措施的國家——在合理反應和適用戰略的問題上猶豫了數周、數月甚至更長時間。
在我們等待更可靠、更長期的信息來源時，一個合理的策略是將那些在遏制病毒及其影響方面做得相當好的國家和地區與那些疫情防控顯然沒有那麼出色的國家進行比較。因此，似乎有幾個地方——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新西蘭、韓國、冰島、澳大利亞和其他一些國家（偶爾會出現起伏不定的情況）成功地將病毒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另一些地方——包括英國、阿根廷、巴西、西班牙和美國——從總病例和死亡人數來看，情況非常糟糕。
一個具有啟發性的比較涉及臺灣地區和美國的戰略。我們知道，雙方領導人在2020年1月都收到關於該疾病的可靠信息。當時，臺灣地區建議采取系統性整體措施，涵蓋醫療專業人員、公職人員以及島內全體民眾：嚴格控制出入境，檢驗和追蹤感染病例及其傳播的，保持社交距離，嚴格限制社交場所（學校、餐廳、酒吧、辦公室等）的活動，日常佩戴口罩的要求等。這些措施很快就在島內受到歡迎。臺灣人充分意識到2003年SARS爆發的類似恐慌，齊心協力采取了有限但有為的實際措施，結果一開始成功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1]
相比之下，擁有3.31億人口的美國在2020年初面對新冠病毒的威脅，曾冒著嚴重困難來制定出一套連貫有效的計劃。但是，經濟不平等的差距持續擴大，部落主義的政治分歧不斷加劇，政策鬥爭愈演愈烈，種族衝突此起彼伏，總統領導層動蕩不安，包括對於科學專家的公開不信任，國家在一系列零散的、不集中的措施中步履蹣跚，而將責任推給50個州的州長，也推給分散的、基本上不協調的機構的自行選擇，以及全體人民的突發奇想。面對需要普遍佩戴口罩的專家建議，許多人（尤其是唐納德·J·特朗普的支持者）認定佩戴口罩是（1）一種不具吸引力的時尚行為，（2）侵犯個人自由的侵權行為。特朗普本人曾通過譴責並拒絕佩戴口罩來強化這種信念。這個國家的其他混亂跡象包括：不佩戴口罩人群的經常性集會，與“開放經濟”相關的聚會，以及公開宣揚寶貴的公民自由，這些事件最終被認定產生了“超級傳播者”，增加了新冠病毒在全國範圍內的傳播速度。雖然還有其他社會和生理因素與之相關，但該國反應嚴重不集中造成了可怕的人員傷亡。
當然，對臺灣地區和美國的疫情進行統計比較是一件冒險的事。兩者在地理面積和結構上存在很大的差異，一個是相當小的島嶼，另一個是廣袤大陸上的一片開闊陸地。它們在各自的人口、經濟、政治制度和基本公民文化方面也擁有相當不同的背景。當然，任何國家和地區在特定緊急情況下傾向於做什麼的決心都特別堅決。盡管如此，一些簡單的、顯而易見的計算指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差異。美國的人口大約是臺灣地區人口的14倍。按照人口數字比例進行簡單計算，如果美國疫情應對效果與臺灣地區相同，那麼美國死亡人數會很少，而不是2020年底的估算一百萬人。[2]
曾幫助我找到基本數據並進行對比的臺灣地區學者陳信行也分享了一個備受認可並十分有趣的特征，即臺灣地區如何能夠將病例數量和死亡人數控制在如此微小的水平——“在我們的街道上，在公共交通和公共建築中，人們可以看到小老太太走來走去，她們會對任何不戴口罩的人大喊大叫，晃動雨傘！” 因此，臺灣地區的病毒防控策略的日常運作包括一種強硬、高效（或許出乎意料）的社會強制手段。唉，當前美國缺乏如此廣泛接受、有效的理解以及合作的策略，將這個國家從新冠疫情的嚴峻現狀——已經占據整個國家視野的疾病、死亡、悲傷與社會毀滅中解救出來。事實上，美國公民寧願在教堂、酒吧、餐館、運動場等場所舉行熟悉的聚會，也不願（保持合理的距離）聚在一起，以避免致命的感染。面對最可怕的後果，許多美國人仍然拒絕承認有必要采取個人行動來保護自己同胞的福祉。隨著屍體一天比一天堆得高，強調“這對我來有啥意義”在大部分應對新冠疫情的全國性反應中仍占據上風，這是唐納德·特朗普領導的白宮強烈支持的一種瘋狂的狂熱。
對全球範圍內其他社會制度的分析和比較無疑會揭示出對新冠病毒的各種應對以及截然不同的後果。我在這裏的評論提供了一個簡短的探索，從字面上“揭露”了一個國家的困境，這個國家自認為是世界上最強大、資源最充沛的國家，但在與微小微生物的到來作鬥爭時徹底失敗了。一個合理的診斷將在美國公民文化自身的條件下找到大流行的最終根源。
註釋：
[1] 譯者註：作者舉臺灣地區為例，是為了與美國形成比較。此文撰寫時情況與發表時差別很大，當時特朗普還在任。但筆談堅持發表時保持收稿狀態的原則，以看看作者的觀點最終會得到多少印證。臺灣地區疫情防控工作並沒有保持住初期的良好態勢。截至2021年秋，臺灣地區累積近16,000例確診病例，其中死亡828例。一方面說明疫情防控任務的復雜與艱巨，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臺灣地區的疫情防控後來出現了問題。
[2] 譯者註：按照當時的疫情估算至2020年底美國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數將達到100萬，實際上截至2021年8月美國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64萬多例。
作者介紹：
斯蒂夫·富勒（Steve Fuller），世界著名STS學者，英國華威大學社會學系社會認識論孔德講席教授。富勒最初在哥倫比亞大學、劍橋大學和匹茲堡大學接受歷史、哲學和科學社會學方面的培訓，最為世人所知的是他在“社會認識論”領域的基礎性工作，這是由他於1987年創辦的一份季刊的名稱，同樣也是迄今所著25本書中的第一本。近年來，他的研究一直關註“跨”和“後”人類科學和文化趨勢下的人類未來，以及大學作為一個機構的未來。富勒的最新著作是《後真相：知識作為權力遊戲》（2018）、《尼采的沈思：超人類時代黎明時不合時宜的思想》（2019年）、《後真相狀態玩家指南：遊戲名稱》（2020）。
克裏斯托弗·科爾南（Christopher Coenen），具有國際影響的科技倫理學家，卡爾斯魯厄理工學院（KIT）技術評估與系統分析研究所（ITAS）“生命、創新、健康和技術”研究小組的負責人。自2013年以來，他一直擔任《納米倫理學：新技術與新興技術研究》期刊主編。他擁有政治科學的背景，在技術評估方面的工作重點是新技性科學發展的倫理、社會嵌入、政治和文化相關性，研究、開發和創新過程中的公民參與，以及烏托邦傳統語境中的跨人文主義的哲學和歷史方面研究。他目前在KIT-ITAS的任務包括協調歐盟ERANET-NEURON跨國研究項目FUTUREBODY。
蘭登·溫納（Langdon Winner），世界著名技術哲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專註於圍繞現代技術變革的社會和政治問題。作為科學技術學系的教授，他擁有紐約特洛伊倫斯勒理工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托馬斯·費蘭講席。2020年，他被科學社會學研究學會授予約翰·德斯蒙德·貝納爾獎。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自主性技術：作為政治思想主題的失控技術》、《鯨與反應堆：在高科技、民主與技術的時代探索極限》（第二版）。
責任編輯：龔思量
校對：張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