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偉
電影《愛情神話》剛開演不久，李小姐從劇院出來，一副“愁邊動寒角，夜久意難平”的樣子，提議再找個地方喝一杯，不如就去同行的老白家，邊說卻邊往反方向走去。老白有點想糾正她，又擔心畫蛇添足，趕忙跟上，機靈窩囊得好像一條拉布拉多犬。我想，這不是方鴻漸嗎？後來又看到他住在市中心的小洋樓裏，收租為生，不用上班，日常教畫。我又想，方鴻漸這趟總算走了運。
電影《愛情神話》劇照
方鴻漸是錢鍾書長篇小說《圍城》的主人公。與其他中國現代文學經典一樣，《圍城》也深受誤解直至今日。人們談到它時，總愛復讀楊絳稍嫌草率的結論：“城外的人想進來，城裏的人想出去，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欲望大抵如此。”這話說得對，又不完全對——《圍城》的主題，當然有關“城外的人想進來，城裏的人想出去”，但你有沒有想過：小說原著裏真正令到“城外的人想進來，城裏的人想出去”的那座“圍城”，可能既非“婚姻”，亦非“職業”，而是方鴻漸自己。或更準確地說，是方鴻漸的性格與理想。
這是否故作驚人之語，只需將“圍城”的主題公式代入方鴻漸情史即可得證。方鴻漸經歷過四段感情糾葛，其中三段均處“獵物”而非“狩獵”位置，是被撩撥、被追求的那個。當鮑小姐在郵輪甲板上以借火為名贈他一個間接的吻，方鴻漸“窘得似乎甲板上人都在註意他，心裏怪鮑小姐太做得出，恨不能說她幾句”。蘇文紈殷勤示好要為方鴻漸縫扣子洗手帕，他只想保持距離，避免誤解與糾纏，“自己得留點兒神！幸而明後天就到上海，以後便沒有這樣接近的機會，危險可以減少”。而最後成功將其誘入婚姻的孫柔嘉，則可能是整個中國文學史中的第一個“綠茶”人設：“我照方先生的話去做，不會錯的。我太不知道怎樣做人，做人麻煩死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麼？”方鴻漸的時代沒有社交媒體，從未接受過防備勾引的訓練，這才開始疑心自己“是不是愛她——有一點點愛她呢”？
而無論鮑小姐，還是孫柔嘉，在得到方鴻漸的人或心之後便失望了，前者在投以幾個白眼後重回未婚夫的懷抱，留下方鴻漸“遭欺騙的情欲、被損傷的驕傲，像不倒翁，捺下去又豎起來，反而搖擺得厲害”；後者對丈夫“鄙薄得不復傷心”，只能用一聲聲“Coward！”紓解胸中憤恨。也就是說，《圍城》裏重復著別人如何進出方鴻漸這座城池的故事，而非反過來。進一步講：方鴻漸的可愛之處，恰恰就是他的可笑可悲可恨之處；得不到時可愛，得到後卻能感受到其中的可笑可悲與可恨，巴不得離開他，才可謂“城外的人想進來，城裏的人想出去”。因故，圍城主題之辛酸，恰藏在方鴻漸性格的可愛裏。
——“你不討厭，但毫無用處。”（《圍城》）
趙新楣評價方鴻漸：“你不討厭，但毫無用處。”用納斯鮑姆的話說，這揭示了“善的脆弱性”，即善良、溫柔與廉恥等美德，往往相伴著無能、懦弱與膽怯，若不能堅強到將前後兩者分開，難免會遭受生活欺淩，不斷迎來失望。這很好理解，因為溫柔善良就是懂得為他人著想，而為人著想與受人擺布間的界限並不容易把握，或直說了吧，很容易滑落。大約150年前，尼采就看透了這點，所以提倡重估道德譜系，強化個人意誌。方鴻漸是與尼采相反的人，他總願表現得像個君子紳士，簡言之，一個為他人著想的好人。所以當蘇文紈在月光下用法語要求方鴻漸吻她，他無力推脫只能低下頭從命。錢鍾書寫：“這吻的分量很輕，範圍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場端茶送客時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邊，或者從前西洋法庭見證人宣誓時的把嘴唇碰一碰《聖經》，至多像那些信女們吻西藏活佛或羅馬教皇的大腳指”，意思是其中沒有肉欲和情愛，只有對規則的順從——當女士索吻，紳士不能令她難堪。方鴻漸出於伴著溫柔的軟弱（本就一體兩面），禮貌而溫馴地將暫時的危機存入時間的賬戶，未想到連本帶利取出時，付出的代價是與真正相愛的女孩（唐曉芙）訣別。
電視劇《圍城》劇照
至於那張克萊登大學的假文憑，是錢鍾書精心埋下，卻屢遭誤解的另一條“圍城”線索。人們常以為這不過是方鴻漸學無所成，百無一用的證明，殊不知錢鍾書自己也在拿到學位之前便離開了牛津，因此楊絳在《我們仨》中有關“副博士”的說法，也是種善意的隱瞞——是不是與方鴻漸有幾分相似。買下假文憑，如同與鮑小姐的雲雨情，對有著君子夢的方鴻漸來說，實屬汙點，但錢鍾書曾在別處說過，生來是個人，終免不得做幾樁傻事錯事，吃不該吃的果子，愛不值得愛的東西，重要的是心上自有權衡，不肯顛倒是非，抹殺好壞來為自己辯護。這點方鴻漸算有做到，他暗自承諾買學位只是臨時救急，“反正將來找事時，絕不開這張學歷”。於是走進了另一種美德——“廉恥”的“圍城”。
錢鍾書卻非要方鴻漸為“廉恥”付出代價。因為缺少高等學位，他被降職到副教授，卻又得知同學院的系主任，就憑借克萊登大學的文憑謀得頂薪。方鴻漸有些後悔，“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謊還要講良心，真是大傻瓜。假如索性大膽老臉，至少高松年的欺負就可以避免。”這不就是“城裏的人想出去”。但方鴻漸總沒有勇氣踏出“廉恥圍城”，離開大學後，依舊沒有使用過一次克萊登大學的文憑，即便被妻子罵成懦夫，即便最終在孤獨和陰冷中睡成“死的樣品”。
——不知不覺中黑地昏天合攏、裹緊，像滅盡燈火的夜，他睡著了。最初睡得脆薄，饑餓像鑷子要鑷破他的昏迷，他潛意識擋住它。漸漸這鑷子松了、鈍了，他的睡也堅實得鑷不破了，沒有夢，沒有感覺，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時也是死的樣品。（《圍城》）
看《愛情神話》的時候，我想劇中老白與方鴻漸是同一種人，一樣善良、溫馴、知廉恥，招人喜歡，又容易受女人擺布。雖是同一種人，卻有完全相反的境遇，說到底，竟是家產多寡的區別。
方鴻漸的失敗，在於想簡單復制孔子留下的君子理想，卻沒達到“君子”應有的經濟水平。你沒看錯，孔子所謂“君子”，有基本的經濟水平暨社會地位門檻，即貴族封建制中的統治階層。如今我們常用“君子”“小人”指代人格的高低，但孔子的原意——用今天的話說——卻是統治者“格局”的大小。不理解這個，就讀不透《論語》。在《論語·子路第十三》中，有“樊遲請學稼”的故事，故事講樊遲求孔子教他種地，孔子說，去問農民；又求孔子教他種菜，孔子說，去問菜農。樊遲走後，孔子痛心疾首道：“小人哉，樊遲也！”就是在批評樊遲的“格局”太小。孔子認為，一個統治者，貴在克己復禮，如能做到，人民會從四面八方慕名而來，又哪裏用得著你自己種田種菜呢？（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因此對“君子”來說，學習任何實用技能都不如修身養性來得重要，這就叫“君子不器”，“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如今也有人會說“自由而無用的靈魂”雲雲，其精神之根或就在此。
孔子誕生於春秋亂世，禮崩樂壞之時，舊秩序幾近瓦解，新秩序還未建立，每個貴族都想成為諸侯，每個諸侯都想自立為王。孔子想做的，卻是“維穩”，而“維穩”的方法，則是說服統治者舍棄功利私欲，恪守仁義禮信。以此為倫理起點，任何會帶來直接物質利益的事業與技能都被看作下品。這在後來催生了“士-農-工-商”的“鄙視結構”，商人最受輕蔑，因為其與利益最近。所以當方鴻漸得知女詩人蘇文紈竟靠上海代購賺外快時不禁感慨：“這朗朗青天不再是天堂與上帝所在了。”他的精神與靈魂，屬於孔子理想中的貴族。
他卻不是貴族。雖然曾經有機會是。
孔子的理想在春秋時期並未實現，雖然諸侯們喜歡孔子，因為他能教訓小貴族安分守己；但又討厭孔子，因為他也要求他們安分守己。最終，官僚制取代了封建制，皇族日漸依賴從平民中選拔官僚治理國家，但又難免擔心官僚造反，於是主張安分守己的“子曰”就充當了趁手的教化工具。教化之余，皇族亦明白高薪養忠的道理，因此給官僚極高的物質待遇，他們似乎相信錢足夠的人不會在乎錢，就像水足夠的地方不會節約水。魯迅的六世祖曾高中舉人，因此直至魯迅上代，整個家族都不愁吃穿。而方鴻漸的父親，正好也是舉人，偏偏方鴻漸身在二十世紀，而進入二十世紀後不久，晚清舉人就拿不到俸祿了。因此他只沾上了貴族的理想，卻沒有貴族的命運，又缺乏平民的自知之明，不明白沒有俸祿又不夠堅強的君子，終會化作魯迅筆下的涓生與子君。
——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付麗。我要寫下我的悔恨與悲哀，為自己，為子君。（《傷逝》）
如果晚清沒有覆滅，方鴻漸可能就會變成《愛情神話》裏老白的模樣，善良，溫和、依舊有些膽怯，但很少人會嫌他窩囊——有成頃田產可以收租，生活必須的那些堅強就不重要了。所以我羨慕地想，老白真走運啊。而未想到，老白的走運會為電影帶來爭議。
電影《愛情神話》劇照
有人說，老白太幸運了，這幸運讓他身上及身邊的一切美善都顯得虛浮，言下之意，未經歷苦難磨礪的美善不是美善。這實屬對人類道德提出了過高要求，因為並非所有幸運兒都願意僅僅利用自己的幸運保護心中的美善。畢竟就連孔子，也只對幸運的貴族們提出了克己復禮的要求，而大多數貴族並不以為意，在他們眼裏，幸運是跋扈的資本與機遇，萬不該被書呆子幻想出的美德約束。若老白生在春秋，他或許就能成為孔子眼裏的君子。
又有人說，老白太幸運了，他的幸運構成對誠實勞動者的諷刺，配不上如此受人青睞，亦配不上代表上海的任何階層或普遍存在。但實際上，人就是人，沒有任何實在人或虛構人，擔當得起整座城市或階層的復雜性。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往往情不自禁地將某種卓越與理想作為代表，稱之為城市高度或者速度。假使如此，那在《愛情神話》中確有某些以往作品中鮮見，但在現實生活裏屢屢動人的美善，它不是高度也不是速度，而是不因幸運而跋扈的可愛之處。
——“在評價人的一生的時候，在多大程度上，我們可以分清什麼是有賴於世界的，而什麼是屬於我們自己的？”（《善的脆弱性》）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
責任編輯：顧明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