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的清皇室後代名人有溥佐、啟功、金啟等幾位，溥佐先生輩份高，居天津，一次宴會上蒙他作陪，問我滿人“吃老米”是怎麼回事，我則請教，寶玉以茶泡飯，是否滿俗。兩位啟先生則差著輩份(且不止一輩)，都是大學教授，著名學者。啟先生迄今只有一面之機緣(承他見訪。我為他的《漠南集》題詩數首)，也都是由於紅學的因緣。我與啟功先生之交較深，如今先以短文略記一二。
中華讀書人(知識分子也)，對人不能直呼其名，那最無禮貌了，只稱表字，所以當面也好，“背後”也好，我總是稱“啟元白”“元白先生”——元白是啟功先生的表字。但現下人很少講究此禮了。我初知啟元白，是由先師顧羨季(隨)先生的詩劄中見之，可謂心儀已久。先生有一首題他為先生女公子所繪畫冊的七古，句中有“王孫”之敬稱。又往往戲稱為“元白上人”，此乃以佛門用語以喻不俗之士，與“出家”無涉，我們早年都喜歡如此——有時甚至還用“大德”“上座”，亦莊亦諧，饒有意味。記憶中與啟元白先生晤面，首次是在張伯駒先生展春園的大客廳(兼書齋)。那兒常有詩文書畫高流的雅集，盛況為別處所罕有。一次，元白先生在座，見我到來，趨前熱烈握手，口中連連說的是“過癮，過癮!……”二字。
此語乍聆尚不能解，旋即明白，他是已見了我在《燕京學報》新發表的《石頭記三真本之脂評》這篇拙文，因而十分欣快，表現得那麼熱情興奮!在此以前，還有一段經過：四十年代末燕京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是語言學家高名凱，他卻喜藏書畫，因與校西不遠展春園(本是清代的承澤園)居住的張伯駒收藏大家結識往來；一次，高先生特邀張先生在中文系樓上舉行一個小型書畫展，同窗孫錚(正剛，號晉齋)當時已做教師，將此事告知，囑我去看。
我到“貝公樓”上，見玻櫃中展列著《楝亭圖》(只一小段)，墻上懸著納蘭公子的小像立幅，四周綾邊上題滿了名家的詩詞，無有余隙。不禁大喜!我立即作《賀新郎》二首，皆是步張伯駒的原調原韻，但內容卻是曹雪芹的家世，暗暗糾正向來誤認的寶玉即納蘭之說。我托正剛將詞轉交張先生，並婉求抄錄《楝亭圖》卷中的所有題跋——那時我正全力搜輯曹家史料，對此勢在必得。
正剛回報說：張先生見詞甚喜，詫異還有能作這種倚聲填詞的人；抄錄圖卷題跋，可以慨允，但四大長卷，題跋浩瀚，怎麼借抄，簡直難以安排。——這個難題使我一籌莫展，如此珍品自不能外借，而我那時還未認識張先生，豈能到人家那兒去整天旬日的抄寫？毫無辦法。誰知，竟有“天意”相助，不久正剛喜衝衝地手持一個冊子來了，說張先生轉為尋出了啟元白某年手抄的全部卷內的題句。這真是喜從天降，全出意表!打開看時，果是啟先生手跡，一色小字正書，略帶一點兒行書筆致也不太多。我就欣喜興奮地錄入了我的《證石頭記》稿(即後來改名的《紅樓夢新證》)。正剛說，張先生願將此手抄冊見贈。我聽了深為感動，但念這不太合宜，有“貪得”之嫌，就托正剛又奉還了張先生。但此冊究竟下落如何？早不可問矣。
現在想來，當時不敢徑領惠贈之高誼，是個“錯誤”，如在我手，也許尚可幸存。這事敘過以後，就該回來說說與啟先生直接交往的事了。一九五三年新秋佳日，《新證》出版喜訊到來了(我在成都四川大學外文系教書)。很快京中傳來了很多有關的佳話，其中一個就是啟先生見了此書很高興，表示要給我畫一幅《周公解夢圖》。(此訊是許政揚同窗，還是吳小如兄？已記不清。)我那時是個十足的“大孩子”，一切任性隨情，毫無入世的經驗，說話做事不知輕重——聞訊立即寫信給啟先生，望他說話“兌現”。
我寫信時，很自然地聯想到了顧先生的題畫冊詩稱之為“王孫”的往事，滿心敬意加“詩意”的用了這個敬稱。過後，京中的信息又來了，說：元白先生見了你的信，對稱為“王孫”，很不高興——於是《解夢圖》議敗了興，無有希望了。……他果然也沒有回信來。我自悔冒昧。
但到一九五四年我回京以後，他似並未因此介意，且因註《紅》縫有往還。六十年代初，有二事可紀：一是當香山的張永海口述郊西健銳營一帶傳說曹雪芹的“難友”有個名叫“鄂比”的，能畫，與雪芹交密。
啟先生對此曾表示：清代有個鄂弼，不知與此有無關系？這表明他對傳說也並非全部懷疑，也註意其中的某些線索。
另一事即是“雪芹小照”的問題。他認為畫像者不作題記，故芹像左上角之五行陸厚信識語上下款俱備為可疑。但他對像幅“對開”頁之左半尹繼善題詩是一見即識的，所以不發生什麼真偽問題。後來忽有一日他來小齋見訪，並攜示一個巨卷，展視原來是尹公手寫自作詩多首。對照像左筆跡，恰是一人之字體無疑。談話問方知他的夫人原來就是尹公子之後代，故得藏有此卷，甚屬難得。此事又說明他雖不敢信畫為真，卻也感到興趣。至於肖像繪者不自題記之說，也有人表示難以絕對化執此一端為有力反證，似乎現存豐潤張見陽(純修)之小照即有繪者自題。記此以備方冢研索。
第三件事就是吳恩裕先生傳出的所謂雪芹“遺著”紮風箏的“考工誌”了。我把所傳“雪芹自序手跡”的雙鉤照片給他看了，他的表情很逗人笑!他說：乾隆時根本沒人寫這種字(帶“章草”筆致)，這是民國時期才有的字樣。他笑而擲於一旁——如此而已。
“紅學”之事，六十年代如此粗敘。暫不多及，到了七十年代，我還能記得的尚有幾件可紀：
一是書信中曾提舊時真本中寶玉淪為“擊柝之流”，住的是“堆子”，堆子在胡同之入口處，有木柵欄，入民國後早已拆除無復人知。
二是告知我關山月先生一次提到曾聞其師談所見真本情節，與程高本迥然不同，後悔當時未知細問詳記。此一則軼聞我已收入《新證》的增訂版中。書出後寄呈一部，蒙專函致謝，說未及多看，即為親戚取去……以下再說說書法的事。這個更難全憶，不過鱗爪而已。一次他把他的新著《古代字體論稿》寄來一冊要我提出意見。我就在書上寫了若幹條切磋之見，謹供研酌。寄還後，似未有反響——來征求意見時說是要印新版之故也，但此書後來版次我就未及了解。
又一次更重要：他後來精研書法字體結構之學，對相沿的“九宮格”大創新，寫成一部書稿並將清繕本寄給了我——當然也是謙懷要聽我的看法。此稿是他親筆工整書寫，用的卻是“洋式”橫格子筆記本，市售的劣紙所制，字是鋼筆墨水。共計上下兩冊。
就我所見，他的這種稿本是難得的“劇跡”。“文革”之後，此稿奇跡般地保存下來了，完好無恙，我也鬧不清是否“抄家”時將它遺漏了？我發現後即函告於他。更奇的是他回信說(大意)：就存在您處甚好。此外毫無討索“歸趙”之語意。至今我也不知此稿是否已然“付梓”行世。因他此後再無信函及此。此外則要敘右軍《蘭亭》帖的重大課題。郭沫若出面反蘭亭(說此帖之字與文皆出偽造雲)，“刺激”了我的蘭亭舊興，遂全力研考它的一切史跡和版本的真相(部分拙文已收入《當代學者自選文庫·周汝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我從無數不同帖(翻、摹、刻、拓……)中認定《三希堂法帖》中陸繼善(元代人)摹本是最接近右軍真跡筆法的佳本(之一)，遂向啟先生談論此義，他也很感興趣，不以拙見為謬。因此有二次我到他的居所(已移居宣外大乘巷)拜訪時，他就將所存的陸摹原墨本的開頭兩頁小照片贈送於我，說此本早已流落海外，今不詳所在；此小照片亦為僅存之跡了；再說說我不但考蘭亭，而且還寫蘭亭。“文革”之前，目好手熟，已能“背臨”蘭亭，連行款也一絲不走。
一次背寫一幅，較好者寄贈了天津南大執教的同窗故人許政揚兄，他回信說：展視為之一驚!又言我有二小女，此幅給誰？必起爭執，請你把另一幅也給我吧!給他的第一幅寫得最好，形神畢具，他喜歡是有所見的。
但他在“文革”中被抄得片紙無存。我也再寫不出與之同質的背臨來了。後來用一種日本長箋重寫了一幅，雖不如前，差可一觀。此幅後請徐邦達先生在我自題的七律後題了一首七古，因又請啟先生題。
不想他竟題了兩首《南鄉子》，詞氣憂郁，蓋彼時他處境不佳，還戴著一種“帽子”。此幅，將來當成墨寶。啟先生的《論書絕句》也寄給過我，我也和作了，但今日全不能追憶——只記得他的一句是“牽來黑虎也能騎”(張猛龍碑)。由這一句也可略見他的亦莊亦諧的風格；其談話更是如此，時時逗人大笑。其人風雅亦風趣，拙文不能傳其聲容也。啟先生還惠賜過一首七言絕句，那是題《楓紅蘆白村圖》的佳作。也是在張伯駒先生的一次雅集上，名流薈萃，我請陶心如(洙)先生當場為繪此圖，而張、啟兩位都乘興即席立時惠題，各書七絕一首於畫幅右上方。此圖至為名貴，可惜今已迷失不知所在，詩亦一字不記得了。(附註：那是一個大冊頁，我在成都時裝裱的，內有寒家故園圖多幅及眾多題句，須另文一粗記。)
此皆往事前塵。如今他位高望重，偶晤一面，人變得老境中十分嚴肅寡言，當年的言笑，不可多見了——他多次見訪小齋，走路常帶著“小跑”(快步)，活潑之神態猶在目前，已三十年前事矣。
啟先生由於家世與一般人頗不相同，所以對《紅樓》一書的感受與看法自然與眾人有其分際；比如他不以高鶚後四十回偽續為大謬，表示其中大族敗落時的鬼神迷信現象，也是實有的。又屢言雪芹寫“誥命”(宦官誥封的“命婦”)如要進宮等典禮，須“按品大妝”起來，實際是沒有這種制度的，他對此十分強調。但從《清史稿·輿服誌》及《清會典》等書所載來看，命婦按品級而有服飾定制，並非虛語。也許到清末時此制已漸歸省廢了吧。
曾有人問他：您到曹雪芹“故居”去看了嗎？他答曰：不要說“故居”，就是一掀簾子曹就在屋裏坐著，我也不去!問者大笑。啟先生平生幽默之風，大抵類此。詩曰：一度蹉跎被屈時，當年誰肯論交期。品書辨字常臨舍，也為紅樓寄夢思。
啟先生語妙詼諧，令人捧腹，例多不勝舉，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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