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門闖蕩的這些年，我過得很辛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遇到過許多不公，但我從來沒有生出長久的恐慌感。我總覺得，無論世道如何變化，我總能找到一口飯吃。”
鄧芬的故事，是中國第一代農民工的一個縮影，她從重慶大山走出來到上海打工，再回到重慶市區安家。不同的是，吃苦耐勞之外，鄧芬的眼界和頭腦，使她跨了多種行業的人生，始終有一層自信的底色。
口述 | 鄧芬（化名）
主筆 | 王海燕
闖蕩和留守我是重慶雲陽人，我第一次出門打工，是為了賺錢退婚。當時是1988年，我18歲，已經訂婚了，對方家裏出了500元禮金。我跟未婚夫其實不熟，沒過多久就不想嫁了，但退婚得還禮金，而禮金已經被我哥哥娶媳婦用掉了。
我打工的地方在湖北仙桃，這個地方現在做口罩很出名，那時主要是建房子，男的去做建築小工，女的在磚廠壘磚，一天能掙2元錢。我在仙桃只做了3個月，還禮金是不夠的，但那一年仙桃總下雨，沒法幹活，村裏人都要回家，不許我一個人留在外面。我就只好回家去結婚了。
這門婚事不算美滿，但有一點我倒很滿意，就是我丈夫家住在公路邊，交通方便。因我娘家住在山上，我小時上學，來回要走兩個多小時山路，如果家裏賣糧，我們幾個孩子就要用背簍背到公路邊才行，累得愁眉苦臉。所以我從小就想，如果有一天能住在公路邊上，那該是什麼神仙日子。
1989年，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第40天時夭折了，我受了一些打擊，但還能承受。那時農村孩子夭折得多，比如我妯娌有個孩子，已經懷了好幾個月，結果是個死胎，只能引產；我丈夫二姐有個孩子，養到3歲，在水缸裏不小心淹死了；我丈夫大姐有個孩子，養到初中，被同學捅死了。孩子沒了，女人們就繼續生。
我的第二個孩子是1991年出生的，女兒，她出生後不到兩個月，我丈夫就出門去打工了，跟村裏所有的男人一樣，去上海進拆遷隊或建築隊。要麼在浦西拆廠房民居，要麼去浦東蓋大樓。後來兩個孩子來上海玩，路過一些著名的高樓，他常常會說：“我在這個工地上幹過活兒。”不過可惜，建好後，他再沒進去過。
圖源：視覺中國
我丈夫去了上海，我在家也沒閑著，借錢買了磨豆漿的機器，開始做豆腐。豆腐營養好，又比豬肉便宜，在那個年代的農村，算輕奢食品。做豆腐很賺錢，有50%的利潤，剩下的豆腐渣還能養豬。並且我的生意做得靈活，農民如果沒錢，用黃豆換也可以，我的生意不錯，一天能掙100多元，而我丈夫當時在上海，一天工錢只有30元左右。
所以後來我丈夫就回家了。1993年，我又生了一個孩子，家裏繼續做豆腐，還開了一家小賣店，養了十幾頭豬，建了新房子，真是忙得不可開交。眼看著日子就紅火起來，但忙碌使人心煩，我和丈夫原本和和氣氣，那時開始吵架，甚至打架。
其實歸根結底，還是我倆價值觀不一樣：我丈夫勤快老實，謹小慎微，信奉靠力氣吃飯；我卻靈活大膽，自有主張，最看不慣因循守舊、不動腦子，兩個人的矛盾也就在所難免。我丈夫比我高近20厘米，但打架我從不認慫，起碼嘴上氣勢從沒輸過，結局自然是常常吃虧，但我丈夫也沒討到什麼好，心情難以平復，所以兩人也就只能繼續大戰下去。
到1996年，我感到實在過不下去，準備離婚了，甚至帶著孩子去娘家住了好幾個月，但最後還是沒下定決心，個中原因很難一句兩句說清楚。主要是怕離婚後，孩子跟著後爸後媽受苦。不過，家庭氛圍搞成這樣，對孩子更不好，那時我倆一打架，孩子就跟著哆嗦。思來想去，我決定也去上海打工，但得讓孩子知道，爸爸媽媽總還是要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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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去上海時真是鄉巴佬，連紅綠燈都不會看。我丈夫耀武揚威，並不教我，每次帶我出門，交通燈一變，他就把我一推、一搡或是一拽，仿佛我是個大笨蛋。我自己後來慢慢觀察，才發現了“紅燈停，綠燈行”的道理。所以我們這樣文化不高的農村人，一開始進入大城市，是很無助的。
和其他村裏人一樣，剛去上海時我跟丈夫一起借住在拆遷工地上。但那裏實在太臟了，最近的公共廁所在一公裏以外，很多人就選擇隨地大小便，整個工地上，到處彌漫著一股騷臭味。我實在受不了，找了老家一個熟人，去了她開的花店打工。我去的時候正趕上情人節，店裏很早就囤了很多玫瑰（我第一次見），到了情人節那一天，我們就把花瓣撕開一點，使勁用嘴吹開，吹得蓬蓬松松的，又大又漂亮，10元一朵。
我看得目瞪口呆，心想，上海的錢可真好掙啊。一開始我自己也想開一間花店，但我沒錢，又被鮮花在情人節後的價格暴跌驚嚇了一番，立刻就打消了念頭。但我還是想出去做生意，不想給別人打工，所以我開始觀察其他的小商小販，賣的什麼，原材料有什麼，價格多少，利潤多少。
經過一個月的觀察和自學，我開始在早上賣山東煎餅，下午先後賣過涼粉和炸魚兒。我給自己的定位是，一定要做有錢人的生意，教訓來自同行，有些專門做農民工生意的小老板，一個餅特別大，賣五毛錢，還要跟顧客糾纏不清。我說的有錢人，指的是上海本地人，比如他們會早上買煎餅給孩子，加個油條和雞蛋；下午很多人買了小魚兒，則是自己回家當個下酒菜。
小魚兒為什麼有人買呢？我註意到，是因為那時上海的弄堂居民，住房很緊張，常常一家三代人擠在幾平方米的小房子裏，夏天做飯熱得要命，他們也就寧願在外面買。這樣的上海人，在本地人看來可能也屬於底層，但在我看來已經是經濟上很有余裕的另一個階層的人了。
我的小攤生意其實還不錯，但孩子爸不願意幹，覺得丟人、瑣碎，所以除了每天幫我生好火，他是不會幫我做事、幫我出攤的。但實際上，那時活兒少，拆遷工地上，實際的勞動力常常是所需勞動力的3～4倍。我丈夫脾氣還不好，學不會討包工頭的歡心，能分到的活兒就更少了。
所以1988年我公公病重，是讓我丈夫先回老家的，結果回家沒兩天，又喊我快回家，說公公病危。我當時剛剛買了1000多元的烤串設備，準備升級一下我的攤販事業，這些也只能扔掉，好在沒多久，我公公就痊愈了。但我闖蕩的第一階段，就此中斷，見識有限、視野狹窄、啟動資本太少，還有很多難以預料的黑天鵝事件，這是我以後的上海生活中，將會不斷遇到的。
局限和突圍回到老家，我公公的病很快好了。我本來想繼續做豆腐，但那時競爭大，生意已經不可能重回兩年前的輝煌。所以2000年，我跟我丈夫一起，又去了上海。這一次我倆真倒黴，先是他在工地上受了傷，後來我又做了闌尾炎手術，於是好長一段時間，我倆不但沒有掙到錢，甚至賠出去了不少老本。
也就是從那時起，我下定決心不再做流動攤販。所以我找孩子的三姑借了6000元錢，盤了一家小飯店。孩子的三姑，當時是我丈夫的兄弟姐妹裏最有錢的，對我們也最好，她在老家當民辦幼兒園老師，前夫還是鎮上的會計。
那次盤的飯店不大，8張條桌，請了一個拉面師傅，工資800元，外加我和丈夫，總共3人，卻想什麼都做，除了主打的拉面，我們還做了東北水餃、餛飩、快餐和炒菜。那個店，每天早上4點半就開始生火，淩晨2點才關張，拉面師傅只負責拉面，還常常中途溜出去看電視，剩下我和我丈夫，每天累得要死，下午和晚上，加起來能睡5個小時就不錯了，每天恨不得走路都閉上眼睛。
很多農民工進城，白手起家做生意，都是從擺攤開始。地攤經濟也是一個重要的就業來源。
這個店只做了兩個月，店門口就開始清除綠化，準備打圍擋了。作為拆遷行業的業內人士，我和丈夫都知道，這是要建什麼項目的前兆，所以當機立斷把飯店轉了出去。店鋪轉出去過後，我們一算，雖然每天進賬有幾百元，但支出更多，連本錢都賠進去不少。把店轉出去後，我才知道店鋪附近，正在修上海地鐵二號線的一個出口。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老家的鄰居在上海地鐵二號線的另一個工地上做工，隧道垮塌，被壓死了，留下老家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分別是7歲和5歲。他們後來獲得了十幾萬元的賠償款，在那個年代算比較多的。
第一次開店失敗，本錢也所剩無幾，我只好又去當流動攤販賣水果。水果利潤不錯，賣價是買價的5倍，只要天氣好天天能上街，總能掙到一些錢。但偏偏那一年上海的雨也特別多，又大又急，我進貨回來的水果，都堆在拆遷工地空地上，常常淋雨，西瓜一淋雨，就接二連三炸開。賣水果也很累，加上我常常淋雨，於是沒過多久就得了支氣管炎。
我就琢磨著，確實再也不能幹這個了。剛好那段時間，我們一個當包工頭的親戚，從一個安徽人手裏盤下了一家小面包店，賣一種現烤法式小面包。我的包工頭親戚一共花了2.7萬元才盤下這家店，才3個月左右，已經有了1萬多元的凈利潤。
我對這個利潤率和銷售數量感到很吃驚，所以也請求去他家店裏打工，甚至提出可以不要錢。我的私心就是想學會了自己開店，人家一眼就看穿了，不但不許我在店裏做了，還把我從拆遷工地上趕走了。但他們越防著我，我越覺得這生意可做，幹脆去找了盤店給他們的原面包店老板。
老板是安徽滁州人，做包子起家，後來又轉做面包。那時上海人買面包，一般都是按個，算下來兩三元甚至三四元一個。所以，他們換了一種模式，即使帶餡帶烤腸帶肉松的面包，都是論斤賣，折算下來才不到1元錢一個，生意也特別好。
那位安徽老板開了很多分店，盤給我親戚的只是其中一家。我去找他學，交1萬元，他包教會，並且準備好整套器材，只需要我自己找門市。當時我打工的師父家，有七八個學徒，還有很多連鎖店，掙得盆滿缽滿。後來想想，這正是安徽人和四川人的區別，四川人在上海下苦力的多，安徽人則全部都在做生意，下苦力的人只知道零和競爭，做生意的人則強調共贏。
第一次開面包店，是我人生最大膽的一次，我找一個遠房親戚借了1.5萬元，找孩子三姑又借了8000元，還找其他人1000元、2000元借了不少，顯然是準備一定要開面包店。後來等到債務還清，我才仔細一算，最多的時候，加上老家建房子的欠款，我背了近5萬元的債務，每次想到，就一身冷汗。
進城務工人員雖然社會地位邊緣，卻往往滲透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朱嘉磊 攝/IC photo 供圖）
學會做面包後，我的第一門市開在定海路，用上海本地人的一樓房子，臨街的墻打掉，用木板把街道以外的部分包進去，做成了一個違建店面，開始賣面包。我在那個地方做了大概半年，生意特別好，光中秋節賣月餅就賺了1萬多元，所以不到過年，我就把債務還清了。
但這個門市我只做了半年，就主動搬走了，因為店面實在太小，除了做生意，沒有地方吃住。本以為離開這家店，再找一家不是難事，但從那以後，我開面包店再也沒有順利過。不到2年，我先後搬了5次店面，每次生意都不錯，但最短的做了7天，最長的也只做了4個月。最短那次，是因為烤箱功率太大，把電線燒了，房東不願意給我們再接電線；其余的都是因為拆遷，比如有的我們預計起碼能做一兩年，但轉眼就拆了；有的店，旁邊都沒拆，獨獨拆了我們開店的一小段。
總結起來，還是因為我想控制成本，找的都不是正規門面，而是違章建築，所以不可控因素就很多。而且現在想起來，那時候安全隱患多大啊，比如我做的有一個店，房子是木頭的，後面一家店做外賣盒飯，每天三個大竈，從早到晚沒停過，我家兩臺大烤箱，24小時開著，中間一層薄薄的木隔斷，我和我丈夫就住在隔斷邊的樓梯間下，只感覺熱得要命，卻從未想過安全問題。
如此冒險，當然是為了省錢，省錢則大半是為了孩子。在上海時，我自己店裏招過兩個老家的孩子，一個是我姐姐的女兒，初中畢業就來上海打工，跟著我們做面包，睡在面包店裏閣樓上，特別辛苦；還有一個是村裏的鄰居，來上海時只有15歲，在我的店裏沒做多久，跟一個外地做面的師傅談戀愛跑了，沒有音訊，後來我到處去打聽才把她找回來交給她的家人。
這樣的孩子，是我們老家大多數孩子的命運。你也不能說多差，但我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這樣。我自己只讀了小學，總想多學點文化，但小時候家裏條件不允許，所以自己的孩子長大，我生怕有一天，我拿不出學費供他們。
街邊的流動攤販不光是很多人的生計，也方便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創造了城市的人間煙火。
因為面包店太累，搬家又多，我又開始找其他門路，選的是做堆場，就是把拆遷工地上的建築材料，比如門窗、地板、琉璃瓦，以及各種木料回收過來，整理好，再賣出去。做這個生意的，大都是川渝人，因為跟拆遷工地熟，有貨源。
跟賣面包比起來，做堆場稱得上又輕松又賺錢，有時我晚上去拆遷工地上拉貨，根本不用拉回場地，轉手賣給浙江湖州人，做再生板材，一車貨，轉一次手就能賺好幾千塊。現在淘寶上賣的很多低價家具，就是這種材料做成的。更多的時候我們會把拆出來的各種材料整理好，再按二手建材的價格賣出去，大多數賣的都是大宗貨物，所以很省事。
做堆場是我在上海做得最長久的生意，從2003年一直做到2011年，相比開面包店，這門生意輕松自在得多。唯一不足的是，做堆場也不是正規生意，只能在郊區，租的都是一些閑置荒地，沒有任何生活設施，我們得自己用木板搭房子、打井、掏旱廁，並且也常常搬家。我說的木板搭房子，可不是你們想的那種油光鋥亮的森林小屋，而是各種破木板廢料，跟打補丁一樣打出來的花花綠綠的貧民房。
做堆場是一門性價比不錯的生意，即便如此，我們也是被排除在上海的正常居民生活之外的。不過比起開面包店時，我和丈夫兩個人只能擠在揉面的案板下面睡覺，堆場的生活賽神仙，房子想搭幾間就幾間。
落腳城市2011年，我離開了上海，那時上海的大拆大建接近尾聲，我的兩個孩子也不需要我操心了。但我也不想回老家，一是村裏、鎮上或縣裏都不發達，沒有生計；二是我習慣了上海的規則，做生意就做生意，清清爽爽，沒有家長裏短。
我沒有那種落葉歸根的想法，跟老家人的感情似乎也說不上多深厚。所以我最後在重慶買了一套商品房，是一個新開發的區，周圍正在新建政府大樓和萬達廣場。我在重慶市裏一個人都不認識，一開始也不知道要做什麼，本想繼續做堆場，結果發現重慶沒有相關的產業鏈。後來也考察了一些其他小生意，都沒有定下來，決定先把房子裝修好，住進去再說。
就在裝房子的過程中，我發現對我來說，裝修可能是門不錯的生意。首先我做了許多年堆場，材料好壞，我一眼就能看出來；其次，裝修很繁瑣，一般人嫌麻煩；最重要的是，我能感覺到，很多在外務工的人，漸漸都要回鄉進城買房了，這個市場很可觀。
打定主意後，我就去找自己裝修時的一個工人，跟他合作。這個工人做生意沒什麼天賦，但技術不錯，又對當地很熟，正好跟我互補。一開始我們只能在小區的一樓租居民房當倉庫，後來生意漸漸走上正軌，我跟合夥人分家，獨自搬進了萬達廣場的正規門市。那是我做了這麼多年生意，第一次在正規的門市裏開店。
做裝修的過程中，我漸漸對房產市場有了一些了解，很快就催促並幫助我娘家的哥哥和姐姐也在我所在的小區買了房。他們買了過後，那裏的房價翻了一倍，還解決了孩子的上學問題。
圖源：視覺中國
現在，我的裝修生意已經做了近10年，找客源已經不是問題了。我還重新找了一個合夥人，是個大學畢業生，原本是我的客戶，我倆合夥後，我可以在組織工人、材料把關、施工瑣事上給他經驗，他則能帶給我一些新的思路，包括年輕人喜歡的裝修風格。
去年新冠疫情過後，我還準備回老家開個養殖場，最近正在考察當中。其實無論做裝修還是養殖場，對我來說，錢本身的意義都遠小於掙錢的快樂。其實我從小就愛做生意，別的小朋友還在捏泥巴，我就要去割艾蒿賣錢。
回首我這麼多年的經驗，我算不上一個成功的生意人，畢竟曾白白錯失過很多良機，但我也未曾行差踏錯。我記得2000年左右，傳銷盛行，無論我婆家還是我娘家，整個村子幾乎都全軍覆沒，栽進傳銷；2006年左右，我丈夫家的所有兄弟姐妹，都被騙進了一個拆遷項目，至今未能完全清賬。這兩次我都獨善其身，原因很簡單，一個煎餅的成本多少、賣價多少、怎麼想辦法賣出去，這是我能理解透徹的事情。對我理解不透徹的事情，我從來不參與。
以前我女兒上大學時寫過一篇文章，大意是說我們這樣的農民工，因為社會發展和不公，一直生活在恐慌中。那篇文章在網上傳播很廣，連我身邊都有一些人看到了，覺得寫得很貼切。我倒不以為然，在我出門闖蕩的這些年，我過得很辛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遇到過許多不公，這些都是真的，但我的確從來沒有生出長久的恐慌感。我總覺得，無論世道如何變化，我總能找到一口飯吃。
當然，我也是這樣教育我的孩子的，我不要求他們去做一些所謂穩定的職業。我相信，這個世界上，唯一能讓你穩定的，就是你自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