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葉大鷹去郭柯宇家吃飯，他看到郭柯宇在家裏頭忙前忙後，照顧孩子，葉大鷹問她，「你還演不演戲了？」郭柯宇說，「你看我這樣，我怎麼演？」葉大鷹想了想，說，「你還是應該找回自己。」
文｜林秋銘
編輯｜姚璐
攝影｜吳明（除署名外）
妝發｜王奕忱（ON TIME）
造型｜THEXIStudio
服裝鳴謝｜1436
一種獨特的節拍
「就剩我和他了/許多人中途離場/許多羊抵達了黃昏的草場
而風也靜下去了/我的裙角仿佛兜起了愁苦
低垂，慌張/不，一些事情我一定要問清楚
你看，就剩我和他了」
車子在新疆漫長的公路上行駛。郭柯宇從沙發上彈起來，衝旁邊的朱雅瓊說，「我給你讀一首詩啊，特別逗，」她握著電子書，「你聽」，接著念起余秀華的詩《面對面》。
在《再見愛人》劇組，她每天睡得很少，夜晚的吐魯番盆地又幹又冷，凍得她腦仁疼。嚴酷的環境把每個人的外殼一層層剝開，裸露出各自真實的面貌。但郭柯宇沒有鈍化她的感知。
她管月亮叫「月亮婆婆」，「那裏的能見度太好了，你會覺得好像月亮婆婆在聽你訴說一些什麼似的，她什麼都知道」。寫給節目的歌裏，她把月亮比作一個「慈愛的哈密瓜」，歌裏她還寫，「照亮我們赤裸的盛裝」。郭柯宇說，「你看我們即使裹的是大媽們的頭巾，但人可以赤裸坦誠相見，其實是最華貴的。」
2021年，這檔以離婚為主題的真人秀節目裏，郭柯宇以一個極為樸素的形象出現，頭上裹著暗紅色的圍巾，嘴巴幹燥得起了皮，對鏡頭細聲細語地做著內心剖白，毫不隱瞞自己在親密關系中的勇敢與局限。她的表達真誠、細膩，像一根敏銳的探針，掃視著生活的邊角，再精準地將之呈現。
你很難把她歸於某一種類型。但又感到欣喜，一個豐富而難以被定義的女性，已經很少在公共場域被看到了。而這竟然是一檔真人秀節目。這檔節目輻射的範圍完全超出了家長裏短，這樣特別的女性樣本讓人驚喜。
「你要是跟她說什麼，她就會仔細聽，講一小時，兩小時，她都能在那兒一直聽。」好友進進甚至記得，郭柯宇的瞳仁有些不同，是一種很淡的棕色，這使得她的眼神顯得比別人更亮、更透澈。她就這麼望著你，聽你說話，眼睛濕潤明亮，好像所有吐露出的困惑和失落都可以被她很好地承接。
「一天下午，我去傳達室取報紙，忽然看到青影院門口有兩個女孩子在玩『跳房子』。其中一位的紅裙子在夕陽的照射下，一閃一閃地格外耀眼，我定睛一看，發現穿紅裙的女孩子不僅有一副清秀的容貌，氣質也是那麼純真、透明，好像是從大森林裏走來的。」導演章家瑞描述他在1991年夏天第一次見到郭柯宇的模樣，這之後，郭柯宇出演了章家瑞導演的電視劇《太陽鴿》。
這和多年後好友們形容郭柯宇的詞語不謀而合，他們都提到了郭柯宇身上最特別的氣質，靈氣和敏感。
「這種敏感是從何而來的？」《人物》拍攝的那一天，我們問她。
郭柯宇搖搖頭，她也不知道。她腦裏存放著一些細節，比如她想起，自己有一種能力，一場聚會結束，眾人散去，她能根據朋友們在桌子上的痕跡，判斷誰坐過哪些位置。有人滿地扔煙頭，有人規規矩矩地把煙頭收好。個性強烈的朋友，連摁滅煙頭都是帶著勁兒的，會在菜的殘渣裏紮得很深。
再比如，多年前落榜北京電影學院的那個下午，一個小學同學陪她去學校看榜。同學先去看，她在馬路的另一端等他。等同學從校門口出來時，腳步變得猶豫，很難向自己走近，同學還沒走到她身邊，她就哭著轉身走了。「那時候車不多，車速也不快，但是他一直東張西望，一段很短的馬路，他走得很緩慢，我就知道他有難以開口的話要對我說，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劇組拍殯儀館的戲需要大量的群眾演員扮演死屍，她註意到那些群眾演員，「他們穿上自己覺得特好的衣服，飯後自己給自己補妝。我很好奇，他們對自己這短暫的表演片刻是怎麼理解的？為什麼選擇這份工作？他們在演的時候，躺下和起身的時候是什麼樣子的？」
這樣的敏銳也延伸到表演中，和她合作過《紅櫻桃》的導演葉大鷹曾經這樣評價她，「她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文藝片演員，所有的戲，你交給她的時候，她都能從內心裏激發出來一種特別的感染力，這個東西不是每個演員都有的。」他拍《走過幸福》，正愁找女主角，就想起郭柯宇來，想辦法和她取得聯系，她急匆匆趕來。葉大鷹交給她一張紙，讓她念詞，「哇噻，我當時就覺得又是她了。」
我們一起共讀一本關於植物的書《怎樣觀察一棵樹》。她說，植物其實有語言的，它們會發出很多信號，「你輕輕捏它們的莖，如果松松的，它們告訴你它喝飽了。」
郭柯宇在時刻表達一種生命力，它不是沈重的、悲苦的，而是輕盈的、靈動的，像是馬上要跳躍起來。
她的手機存有很多視頻片段，一些是空鏡頭，例如天空的鳥飛過，路邊的含羞草開合，還有一些是周遭生活的人。比如最近，她成了樓下一位大爺的聽眾，大爺吹薩克斯，她順著聲音溜過去看。大爺從《女人花》吹到《洪湖水浪打浪》，她在一旁聽得入迷。
《人物》第一次和郭柯宇見面是在夏末。一家咖啡館裏，她穿著薄開衫，松散的發尾紮著棉布發圈。那時的她拘謹、禮貌，只有在完成了充足的觀察和判斷後，她才慢慢放松，坦誠的話語開始流淌出來。那天，她點了一份芝士蛋糕，輕輕把蛋糕推向我們，「一起吃嗎？」
第二次見面，是「四處光禿禿的季節」。前一天，她從珠海回到北京。來拍攝的路上，車窗上結了一層霜，亮晶晶的，像散落的雪。她拍下來發微博，「跑回玻璃上都是小花花的世界啦。」她顯得松弛多了。那天風大，她裹在一件黑色的長款羽絨服裏，和夥伴因為一件小事大笑起來，笑聲和風聲裹在一起。
好友張海穎說，她從未看過《再見愛人》，在她看來，綜藝節目總是布滿表演，郭柯宇又是這麼真誠的一個人，把自己裸露在那個場域中，是多麼讓人心疼的事情。
大衣：1436
西裝：Comme Moi
藏著
一個女孩坐在沙發上，及腰的長發又厚又黑，沒有任何妝容。說話的時候，她微微低著頭，齊劉海下一雙靈動有神的眼睛，註視著房間裏的另外三個人。
這是進進和郭柯宇第一次見面，是1996年的事了。在珠海一家賓館裏。聽說做記者的表舅媽要采訪郭柯宇，才上高一的進進提出想來和郭柯宇合影，要一張簽名照。那年，郭柯宇來珠海參加電影節，她因為電影《紅櫻桃》被飛龍獎提名最佳女演員，才18歲，身邊沒有家人，沒有經紀團隊，一個人住在一間大套房裏。
郭柯宇也註意到房間裏這個和她年齡相仿的女孩，拍完照片後，她拉了拉進進的手，請求她，「我一個人在這邊很悶，你晚上可不可以陪我一起住？」
進進答應陪她。接下來的一周，白天，兩個高中女孩在電影節的各個會場走來走去，在酒店裏打臺球。晚上，她們躲在被窩裏說悄悄話。每天，不斷有人來房間裏找郭柯宇做訪問，進進註意到，郭柯宇的姿態是收著的，「她的劉海很厚，快要遮住她的眼睛，她那時侯的眼睛有一點點猶疑的感覺。來的人對她的寵愛也好，對她的探索也好，她都會有一些抗拒。那時她還很小，一個人走到外面，不得不保護自己。」進進回憶。
她應郭柯宇的邀請，去北京玩。汽車開過西單，那裏掛著一幅巨大的招貼畫，印著郭柯宇的臉。那個年代，幾乎沒有人不認識郭柯宇，少女影後，光芒萬丈。在那個屬於表演的世界，郭柯宇被視為明星，但在真實的生活裏，郭柯宇卻把自己縮得很小很小。
當時，郭柯宇因為在電影中裸露後背備受爭議，她會下意識地把這些身體特點隱藏起來。她總穿帶高領的衣服，衣服寬寬松松，把青春時期的身材緊密地包裹住。她常做的一個動作，是低頭、閃躲，用手指把劉海扒拉到眼前。「她是越來越敏感，越來越敏感，並且一直維持到了現在。」
初二開始拍戲，全國各地的人往她學校寄信。給她寫信的，有監獄裏的犯人、部隊的士兵，還有一些信件來自農村。信件不探究彼此隱私，只是分享年輕男孩女孩們純凈的感受，他們和郭柯宇聊汪國真，聊三毛。郭柯宇在信裏說，自己數學成績不好，對方就教她怎麼學數學。「我們都是彼此尊重的，沒有強烈的目的性。」
遠方的人希望親近這個特別的小女孩，離她更近的人卻希望與她隔絕開。學生們的信件被統一暫放在傳達室的書架上，後來，郭柯宇發現，它們越來越頻繁地被人私自拆開，丟棄在廁所的坑位裏。自行車車胎也經常被紮破，她不得不推著車回家，「我能理解他們。你會覺得你在學校裏要再謙虛一點，再低調一點，你有點太特殊了。」
初中時，她結識了一個高年級的男孩，兩人成為了很好的朋友，但是拍戲之後斷了聯系。有一天，她乘坐公交車，又見到了那個男生。發現他在天橋下躲雨，郭柯宇馬上從車上下來，拎著裙角，冒雨跑了過去，衝他打招呼。對方冷漠地看了她一眼，「你是誰啊？」他拒絕承認認識她。郭柯宇生氣地離開了，「這人怎麼這樣呢，我濕漉漉地跑過來，見到你可開心了，大家那麼久都不見，我也沒有你的聯系方式，會走散了呀。」
很多年後，她開始理解那個高中生男孩，「他可能會覺得，我是一個驕傲的人，你和我不是一個世界的。」氣憤的勁頭過去了，她感到心酸，「那個年代，失去了就真的失去了。有什麼事情能障礙住我們這麼小懵懵懂懂的緣分呢？」
在家裏，她同樣要把自己藏起來。
從小到大，郭柯宇和父親都是疏離的。一家人從沒有一起在一張桌子上吃過飯，有時，母親不上桌，在廚房裏吃飯；有時，父親的飯菜在自己的房間裏解決。父親房間的門不總是鎖著，走進去，先是各種各樣的木頭塊，上面浮著鋸末、刨花兒，然後是一尊尊可怖的石膏像。她記得父親房間裏的味道，是氈布吸飽了乳膠、墨汁和松節油，散發出來的氣味，後來有幾次她去文具店，那裏的味道常會激起這段記憶。父親最經常和她說的話是，「你別往裏面蹚了，一會兒這兒那兒被你弄翻了。」
「他是一個情緒化的人。」郭柯宇評價父親。開心的時候，他給郭柯宇學狗熊偷蜂蜜，狗熊饞蜂蜜卻夠不著，又被蜜蜂蜇得落荒而逃，逗得郭柯宇直樂。但脾氣上來的時候，他又切換到慍怒的模式，表情嚇人。他的多變控制著郭柯宇和母親，他一不開心，她們就往自己身上找問題。
「小的時候，怕因為我哪兒做得不好，讓爸爸媽媽不高興，盡量不要因我而起。」好漢不吃眼前虧，觀察他今天「路數不對」，郭柯宇就躲到一邊，不要出現在他的視線範圍之內。
「我從來沒有渴望過他對我有什麼認可，他不要註意到我就好了。」她被同學誇漂亮，被稱作校花，說給父親聽，得到的回答是，「女孩子漂亮有什麼值得驕傲的，氣質好，那個味道才最重要。」郭柯宇記得，父親畫葡萄，會真的買來葡萄，畫出葡萄的紫色、綠色、灰色，他畫動物的毛發，會一根一根地去勾畫。作為父親生活的旁觀者，她對世界的辨析度也變得精細起來，很久以後，她還是能想起葡萄的層次、動物皮毛的松軟。
和父親相關的回憶太少，零星記得，父親會帶她去滑冰和遊泳，理由僅僅是因為父親自己喜歡。他告訴她，別嬌氣，你紮進去嗆兩口，你就學會了。他在郭柯宇的腰上綁了一根粗繩，任她在水裏撲騰。
施加在郭柯宇身上的疏遠和凝視，使她在後來的人生中不斷審視自己。她解釋，她的敏感是向「內」的，不傷人的。「如果這個人太敏感，那他對周圍人有太多的挑剔，我覺得那是會傷害到周圍的人。但你不要那樣啊，你敏感到很多東西，你更知道，原來他也挺不容易的，或者怎麼著。」
她拍戲賺了點錢，去秀水街買衣服，從來不砍價，「除非對方拿我當大傻子，我基本上不砍價，我知道他想賺我多少，我認，我就給他了。我覺得人家也挺喜歡你的，說這衣服適合你啊，沒必要跟人家砍。」
「不知不覺地就有了這種感知，我都不用刻意地去觀察我爸爸，或者觀察周圍人，基本上打眼就知道，這個人是不是真誠的，對你友好的。」郭柯宇說，「但是我不會設防，那種設防挺可笑的，如果你的思路困在這個人會不會算計我這一點上，什麼事情都還沒發生呢，你就已經是一個受害者了。」
17歲，她去莫斯科拍《紅櫻桃》，在俄羅斯度過了一段詩一般的日子。那時候，她跟著副導演嘉娜學俄語。在白樺林，嘉娜老師用俄語給她朗誦普希金的詩歌。「在莫斯科半年多的時間，雖然環境艱苦，吃得很差，但精神始終很飽滿。」郭柯宇說。
一位飾演兇殘的德國將軍的俄羅斯老演員，在她拍紋身那場戲的時候，怕她受寒，就把巧克力分成一個個小塊給郭柯宇。拍戲前，他會用力搓手，堅決不讓冰冷的手碰到她的後背。她在這些纖細的情感中長大成人。
《紅櫻桃》劇照
純真年代的終結
1993年，周廣斌來北京打拼，後來結識了郭柯宇。相識的時候，她不過20歲上下，乖乖巧巧的長發，套一件樸素的T恤或裙子，「扔人群裏估計也找不著」，但是一開嗓，她就渾身充滿靈氣。他們常常在一棟平房裏玩音樂，唱著唱著，郭柯宇會突然用特別奇怪的方式唱歌，逗大家笑，「就那麼古靈精怪的一個女孩」。
組樂隊的想法就這麼出現了，他們拉來歐洋一起搞音樂，讓他當隊長。這個樂隊的名字和它的組成一樣隨意，叫做「蘑菇」，「實在是沒文化，實在是不知道取啥名，他們說是什麼什麼名，都行，無所謂。」郭柯宇說。她覺得樂隊的音樂本身勝於名字，簽約華納以後，他們尋思要選一個正式的樂隊名，就改成了「追星族」，選這個的原因是它看起來比「蘑菇」好像更正經一些。
歐洋說，每次登臺表演，郭柯宇都幾乎是靜止地在臺上唱完整首歌，眼睛只盯著面前一塊很小的地方，更多時候是擡頭望著天，沒有任何附加動作地結束表演。歐洋那時勸她，可以發泄一點，在舞臺上更活潑一點。勸了幾次，郭柯宇還是那樣，靜止，看天。他幹脆不幹涉了，「我突然覺得挺好的，這可能是她最釋放的一個狀態。」
《純真年代》那首歌是在周廣斌家寫的。那個夏天，沒有空調，只有一把吱呀呀轉著的電扇。一人手裏拿一根雙棒牌老冰棍，周廣斌在那兒彈，郭柯宇就對著扇葉「啦啦啦」哼曲兒，聲音顫顫巍巍從扇葉裏傳出來。
周廣斌對這個不懂樂理的女孩感到驚異，「她不懂樂理，但她心裏頭有的東西，那種對生活和音樂的敏感，又是別人很難達到的。她就有，她血液裏有，你知道嗎？」
車道溝附近的那個平房也是追星族的排練地。四五個人坐在客廳的大沙發和搬來的凳子上，靠著茶幾圍一圈，隨意地彈奏吉他。有人哼起了旋律，或者用吉他彈了幾個小節，覺得這個「動機」不錯，順著往下發展，不好玩了，就換一個動機。玩得差不多，周廣斌起身去給大家做飯，再撬幾瓶啤酒，繼續玩到天明。這麼一宿一宿地寫歌，每天的日子都恣意自由。
那是屬於千禧年的空氣，新鮮、暢快，一群人在街上晃晃悠悠，做未來的夢。因為沒有指望做樂隊能賺錢，他們寫歌速度很慢，一首接著一首，最後也算湊成了一張專輯。
有一回，他們一起去北京遊樂園玩，坐一個類似飛椅的遊樂設施時，郭柯宇在空中大叫，「這太嚇人了！」另一個吉他手衝她喊，「郭柯，沒事，你看遠方，你看遠的地方就好了。」郭柯宇轉暈了，「遠方在哪兒呢？哪兒呢？」
「那種日子，再也回不去了。」周廣斌說。
2010年的聖誕節，好友進進接到一個電話，郭柯宇在那頭告訴進進，自己懷孕了。進進為這個朋友開心，同時為她擔憂。
和郭柯宇認識的20多年，進進一直把郭柯宇視為摯友和「偶像」。她幾次來北京，跟著郭柯宇去和樂隊的朋友們見面，在飯局上，郭柯宇一開口，大家就靜下來，聽她慢慢說。一屋子的男男女女分享音樂、戲劇，有朋友那段時間在構思劇本，會請教郭柯宇的意見，「他們從不認為這個女孩是來調劑氛圍的，是一個附屬的存在，他們尊重她，把她視作一個有才華和思想的人。」
如果選擇了結婚生子，是不是意味著她就要離開自己的事業了？進進知道，在此之前，郭柯宇一直沒能完全達到自己想要的目標，還沒有拍到特別滿意的作品，她會在這裏就停下了嗎？
一切確實停了下來。
得知懷孕後，郭柯宇和樂隊成員都默認了暫停這個決定，專輯的發行也擱置了。她甚至不記得樂隊最後一場演出是在何時何地進行的，沒人知道哪次排練是最後一次。「大家都停下來唄，也沒什麼可說的，平時該幹嘛幹嘛。」周廣斌說，「郭柯特別不好的那幾年，我都做好了放棄的準備。」追星族停了以後，成員們分頭展開各自的人生。周廣斌繼續從事音樂制作，歐洋把重心挪移到了其他樂隊上。
周廣斌和歐洋見她的次數越來越少，歐洋解釋，那是一種禮貌性的疏離，次序發生了變化，家庭被擺在了第一位。「那時候我們之間的接觸都少了，之後她有什麼身體不舒服，老去看病，這我都不知道。我覺得她有家庭了，如果她不主動聯系的話，我也就很少給她打電話嘛，畢竟有小孩、有老公什麼的。」
郭柯宇和樂隊朋友在一起 受訪者供圖
一個女性的後撤
「我進入婚姻是因為我那時特別想當媽媽。那時候，我在每個城市到處飛。有一次印象很深，我早上下床的時候，『咚』一聲就撞墻上了。我忘了自己在哪個酒店，下床的方向是哪個位置。我害怕每個戲殺青。殺青之後，好像也沒什麼念想了。走了就走了，回來也沒有人接。只有我媽偶爾問，你怎麼樣？吃了沒有？喝了沒有？我特別想要一個孩子，想要一個有生命上締結的東西，我跟他永遠是締結在一起的。」很久以後，郭柯宇回想起自己的選擇，這麼解釋。
2011年，孩子出生。照顧他的頭兩年，擔心家裏的長輩熬不動夜，影響腦供血，晚上由她來換尿不濕、餵夜奶。孩子一歲多，開始學會走路了，她仍然脫不開手，「我一直覺得，三歲他上了幼兒園能熬出頭吧，上小學能熬出頭了吧，結果發現是熬不出頭，他不同階段對你的需要是不一樣的，永遠都得操心。」
她和進進的人生呈現出不同的走向。高中畢業後，進進前往新西蘭求學、工作，一去就是十多年。女孩們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電話裏，進進向郭柯宇講述新西蘭的一切。遠離國內社會時鐘的影響，進進度過了偶爾艱難、長久自由廣闊的日子。郭柯宇的生活卻少了流動，聊天的內容不再是音樂和表演，取而代之的是育兒經驗和家庭瑣碎。
秉持舊時婚姻觀的母親常常勸郭柯宇，「你作為妻子，應該再體諒一點，再包容一點，你做得還不夠。」郭柯宇抗拒這些解讀，「在這個過程中，我不知不覺地離自己的東西越來越遠了。」
父母離婚後，母親和郭柯宇的關系變得更加緊密。母親把她當作情緒的出口，希望她孝順、守護自己，提供安全感。家裏找小時工阿姨，母親會生氣，覺得自己不再被需要。郭柯宇想給兒子請老師周末補課，母親不滿，給她發來一連串60秒的語音。為了看懂孩子的題目，母親戴上老花鏡，研究習題集背後的答案，她已經快80歲了，頭發花白，「像個老花貓似的」，年輕的時候，讀書是為了走近丈夫，現在讀書，是為了走近她的外孫。
兒子在學校寄宿，郭柯宇去外地工作，留下母親獨自在家。郭柯宇回來，一眼就能看到客廳墻上的投影亮著，母親在沙發上睡著了，電視聲音放得很低很低。郭柯宇能感受到她的孤獨，一個前半生把自己奉獻給伴侶、家庭的女性，仍在遵循著這樣的慣性，她不責怪母親，「她的生活好像只有我們。」
「這一生我和我媽媽是聊不通透的，但是我不放棄和她交流我的感受，她也沒有放棄和我的溝通，我們都想去找到問題到底出現在了哪裏。」她說，「我們現在還是常常會聊天，不是以母女的身份，也不是一個妻子和另一個妻子，是女性之間的溝通。」
進進卻覺得，郭柯宇在婚姻家庭中同樣在實行一種奉獻，只是她自己沒有意識到，「她覺得她在抗拒母親的那套模式，其實她也控制不住地去這樣做了，她反對的正是她身上就有的東西。」
相比母親，郭柯宇往前走了一步，掙脫了傳統家庭對她的期許。但她依然不可避免地卷入家庭生活的慣性，承擔的部分越來越多，自我再次開始塌縮。她從未停止和母親以及母親所代表的「女性美德」進行博弈，包容和忍讓的界限變得模糊、難以辨清。
過去自由支配收入的年紀，兩個女孩一時興起想去哪裏玩，在電話裏立馬就開始做計劃。天馬行空暢想著未來，保持著隨時動身的狀態。珠海剛出現卡拉OK的那幾年，郭柯宇請客去唱歌。不論等車還是在幹嘛，她的嘴裏永遠哼著歌和旋律。小時候家裏不富裕，買不起鋼琴，她一直期盼父母能送一臺鋼琴給她。拍了戲，有了收入，她為自己買了一臺鋼琴。
進進想起，那年珠海電影節的一次晚宴上，她牽著進進的手去赴宴。組委會的人走到兩個女孩面前，說進進不可以坐在這裏。郭柯宇聽完仰起頭，輕柔地、堅決地對那個人說，「如果她不能坐這裏，我也不坐這兒了。」說著就要帶進進走。組委會的人妥協了。
「你知道吧，小時候我喜歡、我崇拜的郭柯宇，是那樣的郭柯宇。」進進說。
她鼓勵郭柯宇也出國讀書，但是最後未能成行，具體的原因忘了，「就是她考慮得更多了，柴米油鹽的。」婚後的郭柯宇變得理性，她們再也沒有一起想象的時刻。
導演葉大鷹去郭柯宇家吃飯，他看到郭柯宇在家裏頭忙前忙後，照顧孩子，葉大鷹問她，「你還演不演戲了？」郭柯宇說，「你看我這樣，我怎麼演？」葉大鷹想了想，說，「你還是應該找回自己。」
懷孕期間的郭柯宇 受訪者供圖
舊屋檐下的風鈴
病癥發生的時候，郭柯宇正在美國，陪兒子旅行。她突然感到天旋地轉，四肢一旦做什麼大動作，就會吐得很厲害。她的行為失控了，美國當地的醫院查不出任何異常，只是開了一些止吐的藥物。最後，是4歲的兒子幫助她一起推著行李箱，從美國返回北京。
最難受的幾天，她夜裏給好朋友張海穎打電話，「海穎，如果我發生了什麼事，你多幫我照顧照顧孩子。」張海穎慌了，她看到郭柯宇老得像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太太，不停敲背，走兩步就喘息得厲害，要找椅子休息。她陪郭柯宇去醫院看病，診斷結果是頻發室性早搏，服用的藥裏含有一定激素，導致郭柯宇出現浮腫，迅速胖了三四十斤。
張海穎去她家看她，郭柯宇精神恍惚，但堅持下廚做飯。回來後，兒子偷偷告訴她，以後不去柯宇阿姨家吃飯了。她問為什麼，他說：「他們家的飯都是夾生的。」張海穎難過得要命，「我們那個時候還去打擾她……」精神稍微好一些，郭柯宇和她念叨，「海穎，你一定要註意身體，我這次生病以後，感知到好多東西。我們還是要去做自己喜歡的事。」
過去，追星族是郭柯宇的一個棲息地，音樂讓她可以喘息、可以表達，現在這個空間被關閉了。2016年到2018年，是她身體最差的日子，也是最寂靜的時候，她沒辦法開口唱歌，因此害怕聽到任何音樂，周廣斌偶爾給她打電話，他們達成了一種默契，不聊和音樂有關的事情。
同時暫停的還有話劇。2014年，話劇導演杭程邀請郭柯宇參演話劇《舊愛》。《舊愛》的演出結束後不久，郭柯宇的病情加重，她不得不缺席杭程的下一場話劇《鵝籠先生》的排演。但大部分的排練，郭柯宇都會悄悄跑來工作室看。
她來的時候不會發出聲音，默默地找個地方坐下，誰也不知道郭柯宇最後是什麼時候離開的。後來，她會給大家做涼面，從自己家裏背來一包包面條和佐料。一群人在上面演，她就在臺下邊盯著話劇邊剝蒜，一邊剝一邊舉大拇指，「你們太神了！這兒特別棒！」
「我不知道怎麼跟他們示好，怎麼告訴他們我愛你們，所以就去做飯。」杭程忙著排練，沒顧上她，一回頭，十幾碗涼面都做好擺上了。
《鵝籠先生》排了十個月，季節變了又變，在場的人都恨不得穿背心的時候，郭柯宇怕冷，依舊緊緊裹著羽絨服，蜷縮在角落裏看他們。「那個眼神裏，有愛慕也有羨慕。」杭程說。
演到第三輪，杭程覺得，得把郭柯宇拽回到戲劇中來，不能再讓她眼巴巴地做一個旁觀者。他把導演的權力交給她，讓她來嘗試完成這個作品。
郭柯宇導演下的《鵝籠先生》有了一種細膩的質感，杭程擅長從更宏觀的角度把握戲劇，這和郭柯宇相反，她更想去挖掘每個人物的情感，杭程說，「她願意去雕琢他們。」
杭程評價郭柯宇版本的羅米，外表美麗文弱，但內心強勁，「她心裏湧動著一股很巨大、很特別的力量，我能感受到的。」話劇《舊愛》有一個段落，舞臺中央豎立著一個紙盒子搭建的房子，郭柯宇走到這個房子上面表演。從觀眾席看去，郭柯宇像是在舞臺上飄蕩，在空中行走。「柯宇就是一個在空中飄蕩、行走的演員，她有時候挺不落地的，活在一個很自我的世界裏，不受一地雞毛的汙染，很自由，很飄逸。」杭程說，「但是這種狀態需要人欣賞，也需要有人接著她，得有東西把她托起來。」
郭柯宇那時候常常夢見，她在劇場裏，劇場變暗了，馬上要開始敲鐘了。沒有話劇，她就像丟了魂似的，一輪話劇和下一輪話劇之間有空檔，演完一輪話劇，她極其失落。「我去做話劇，是因為做話劇不用出差，這樣子就不太孤單了吧。十年又不是十天，對吧？我認了，我也樂在其中，我喜歡生活，但我也喜歡演戲，怎麼辦呢？」
「她過去錯過了那個時代，年輕、恣意妄為，我認識她之後，覺得這個時代又錯過了她。她是一個天生的演員，但這個時代不需要她了，沒有人再拍特別藝術的電影。我當然憐惜她，但是沒有辦法。」杭程說，「我覺得柯宇是那種生命藝術家。她拿自己的生命來交換這些藝術、朋友。別看外表她是低調的、溫柔的，她的內心是一個極其熱烈的人，她需要燃燒生活，我很希望她能有好的狀態、好的生活。」
2020年，郭柯宇離婚。退出舊日生活的過程是緩慢的，一步步，沒那麼幹脆。搬家那天，郭柯宇面對著一屋子的家具，哭了一場。她計算著，搬家的車來一趟要多少錢？哪些東西需要舍棄？今晚的晚飯怎麼解決？到點了嗎？是不是要去接孩子了？
那場崩潰不是因為分離，而是太累了，「突然覺得好煩好煩」。她一直記得，舊屋的屋檐下那串風鈴她很喜歡，可惜的是，已經沒有更多空間帶走它。
她承認，她出現過物質和經濟上的焦慮、對未知的恐懼，「一定是會有的，但是這和原來那種不太理想的生活狀態比起來，太微不足道了。」
針織衫、半裙：1436
撿回來了
2021年的農歷新年，郭柯宇為自己制定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計劃——去拜訪朋友。她知道，雖然說是拜訪，但終究是「目的不純」。她買了一些禮品，孩子的玩具、老年人的生活用品，把每一天都排得滿滿當當。於是，那個春節假期常常會出現這樣一個畫面，朋友們吃過飯，坐在一邊閑聊，那句憋了很久的話從她的嘴裏蹦出來，「我需要一份工作。」
怕對方覺得為難，她馬上又跟了一句，「有適合我的角色就可以，沒有也沒關系，別為難劇組。但我可以……我可以演得很好。」
下這個決定對於郭柯宇來說，需要鼓足勇氣，她過去是一個生怕麻煩朋友的人，但是她知道，自己必須要「蹚出這一步」。
每天她在環繞小區的塑膠跑道上跑一個來回。通過節食和運動，那個冬天，她瘦了近50斤。
離婚後，她亟需一份工作，去照料年近80歲的母親和兒子 ，她已經想好了，等身體慢慢瘦下來，去劇組跑龍套也可以。
一年前，郭柯宇簽約了新的經紀公司，姬暢成了她的新經紀人。那一年，姬暢拿著她的名字，為她四尋工作機會，得到的回應無非兩種：郭柯宇已經沒有什麼熱度，另一種是，離開了十年，她還能演好嗎？十年，還是太漫長了，漫長到這個行業已經漸漸遺忘了她。
姬暢收到了一些拒絕，但他仍然充滿信心，他堅信，只要給郭柯宇一個演戲的機會，把她扔進一個劇組，她一定能讓人信服。他能拉著人說兩個小時郭柯宇的好，給對方聽郭柯宇唱過的歌，你聽你聽，她唱得可好了。「朋友說我就像搞傳銷的。」
《人物》視頻采訪拍攝的現場，郭柯宇被問到一個問題，「重新進入工作狀態，適應和不適應的地方分別是什麼？」她提起，自己在片場候場，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很想念。說完，她的眼眶紅了，她急忙道歉，離開了鏡頭。
她對劇組充滿鄉愁，「我生活中其實話特別少，我沒有機會去說一些什麼，更多時候就是過日子。當我可以去表演、去塑造一個角色的時候，它讓我有一個光明正大的理由，我可以去表達很多東西，把我對很多東西的理解放在這個事情裏面。」她說，「我覺得我剛剛（的反應）特別不好，我知道，但是（那場景）真的太親切了。」
「我們現在經常會互相安慰，說沒事，我們一定會更好的。有的時候大家很累很累，或者我有點情緒不高，她就會逗我，嘻嘻哈哈。」姬暢說，「她對於我來說，是很特別的朋友。不可能是商品，怎麼可能是商品呢？如果有一天，她能再創造點什麼成績，我肯定比她還開心。」
從新疆回來，落地北京那天，她甚至沒有時間去咀嚼那18天的旅行。她急匆匆去找澡堂泡澡，搓了泥，悶在家裏睡了好幾天。等精神恢復過來，她又開始忙碌於找工作。她說，一路下來，自己沒有時間去感慨、感傷這些別離，只有馬不停蹄地跑起來，「離婚這個行為已經為這段關系做出了最好的答案，每個人的路都太長太長了。」
朋友們愛她，得知她要上綜藝節目，進進帶她去奢侈品店挑名牌墨鏡，她們都給她買來各種衣服包包、護膚品，給她做耳環，大家要把她打扮起來。
郭柯宇像是一個他們曾經「丟失」過的人，終於被撿回來了。
「她經常做傻乎乎的事情。」杭程說。兩人一塊聊天，郭柯宇蹦出不著邊際的話，杭程噓她，「你能好好想想嗎，什麼亂七八糟的。」別人評價郭柯宇細膩，他不太同意，郭柯宇的細膩是放在表演裏的，生活裏，她對人晶瑩透亮，啥話都往外蹦，弄得朋友們都替她操心。作為朋友，他得時刻準備接住她。
病快痊愈的時候，郭柯宇興奮地和他說了好幾次，「趕緊準備好，我們要開始幹起來了！」他聽說她簽了新公司，趕緊叮囑了她一堆事兒，得註意這兒、那兒。郭柯宇在一邊聽得認真，「其實她特明白，不用我提醒，但我就覺得她傻乎乎的，不放心。」杭程在電話那頭笑起來。
大衣：1436
改變之年
被大眾看見後，找郭柯宇幫忙的人多了起來，有朋友飯店開張，讓郭柯宇幫忙錄視頻，她都照做。姬暢覺得又好氣又好笑，提醒她，「很多工作不能亂接的。」郭柯宇委屈，「人家讓幫幫忙，幫幫忙。」
郭柯宇喜歡去公共澡堂泡澡、蒸桑拿，一次，她告訴姬暢，自己在澡堂被人認出來了，「有個大姐好像認識我。」姬暢說，「以後不要去大眾澡堂了，被人認出來多尷尬呀。」郭柯宇倒是把這話聽了進去，她後來又去了一次，姬暢問她怎麼回事，她解釋，「我今天泡澡戴了口罩的！」
她的世界由各個生動的細節組成。張海穎去她家，會看到她的墻壁上貼著她和兒子畫的小畫兒，他們把摘來的花做成標本，壓進書裏，再串起麻繩。母親教會她鉤織後，她開始一條一條地織圍脖、披肩。她給母親布置任務，她設計沙發蓋布的款式，母親來完成。她最喜歡去逛附近的花鳥蟲魚市場，不論她買什麼花，都要給張海穎帶一份，一盆一盆地往她家裏送。
做家庭主婦的那段日子，她的聊天對象是家裏的小時工，「人家不知道你是誰，她們天天為五鬥米折腰，跟你聊的全是接地氣的事兒。」她會逮著機會問外賣員，「你知不知道附近哪家串兒賣得最好？」由此，她得知了附近哪家串最好吃、量最多、哪家串離得近，送來的時候不會太涼。
生活經驗在她身上的累加，都成了日後理解他人的途徑。好友張海穎這麼總結她的敏感，「其實這十年，她一直在家裏也未必是一件壞事。她沒有去接觸風雲變化的娛樂圈，可能把她最純真的東西保存了下來。等到她再出來的時候，她還是像以前那麼熱愛，那麼真誠。」
她來珠海拍戲那幾天，進進去酒店找她玩。郭柯宇一邊開著攝像頭，和兒子視頻通話，一邊和她們聊天。母親和女兒這個身份，成為了她的生活背景。
郭柯宇解釋，「這也是關乎我的自我的一部分。我去外地拍戲，我媽就會說，燃氣怎麼怎麼了，其實她並沒有占有我很多，或者說，她在搶奪我的時間，放大我成為她的女兒那個部分。這不就是我的日子嗎？關鍵是那個軸心，不要變成媽媽希望我是一個什麼樣的女兒。在劇組的時間，我也會覺得挺清靜的，看看書，聽聽音樂，可是那個時候的我，未必就是真正的我。我跟他們在一起，也絲毫不會損害和侵犯到我的自我，它是不衝突的，不矛盾的。除非是我自己不接納或者平衡不好。」
2021年的年末，她在北京、珠海、三亞、成都這些城市穿梭，得到了一些試戲機會，「它開始了，它發生了，那麼我要重新分配好自己的生活律動，它需要你有足夠持續的智慧和認知來去把控好。」
關於音樂的部分也在重啟。去年10月，追星族樂隊再次聚在一起做歌。歐洋提出，把十多年前一首未完成的歌錄完，當時它因為郭柯宇生育而中斷錄制。「她現在有大把的時間可以做她想做的工作，拍戲也好，唱歌也好，whatever，什麼都行，因為她有充足的時間了。」歐洋說。
重聚那天，三個人的狀態都很好，郭柯宇又在唱歌時搞怪，「這才是她嘛。」周廣斌說。十多年後，三個人都發生了新變化，歐洋上了《樂隊的夏天》，周廣斌在音樂制作上有所進步，最重要的是，郭柯回來了。
今年1月，郭柯宇去外地錄節目，錄制地點在海邊。節目設置了表演環節，她穿著一身白色連衣裙，在海灘上唱歌。風把她的裙擺吹得高高的，一波又一波的海浪卷過，她還是像舞臺上的每次表演那樣，目光凝視遠方，唱完了歌。
當日錄制結束忙到很晚，第二天，他們需要趕早班飛機，睡眠時間不足三個小時。去機場的路上，大家都累了，只有郭柯宇是興奮的。她掏出唱歌的軟件，請姬暢和她一起唱歌。他們高歌了一路，司機也跟著哼。唱完，她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對著同行人說話，「昨天表演完，我發現，我還是好喜歡音樂啊。」
工作走上正軌後，郭柯宇賺了一些錢，給張海穎買了一個小包。張海穎很開心，並不是因為收到了一份禮物，而是它足以證明，郭柯宇又能夠支配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正如她在節目《再見愛人》裏所說，「這是我唯一手裏能攥緊的東西。」
一切始於上一個寂靜的冬天。
「那時候天還沒怎麼亮，有一點風，空氣很涼，氣溫比現在還要冷一些。早晨七八點，我從家裏出發，繞著小區開始跑。耳機裏放的是樊登讀書。」郭柯宇習慣性地仰著頭，視線落在遠方的某個點上，一點點地和《人物》回憶，「一邊聽一邊想，我得準備好自己，人家努力地幫你去往前蹚路，你不可以偷懶。這條路我總是能跑通的吧，就這麼一圈一圈地跑。」
「一圈圈地。」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