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潘瑋琳
2018年9月13日下午，我落地紐約肯尼迪機場。順著人流時停時續地前進， 十四小時的飛行和失眠，讓我四肢僵硬、思覺麻木，來不及為即將到來的會議論文發表感到緊張。這次美國之行是為了參加9月14、15日在耶魯大學召開的“物質文化與毛澤東時代中國”工作坊。對大部分與會的美國學者來說，這是從新學期伊始的忙碌中擠出的一個短周末。我是唯一個從中國大陸“打飛的”來回的參會者。
耶魯大學坐落在美國東北部的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飛到紐約，再搭火車或自駕，是多數本地學者的選擇。主辦方則體貼地為我這位遠客安排了接機服務。車在下午三點開始的下班高峰擁堵中，開得不緊不慢。“三小時後，我們將到達您入住的酒店。”司機提示我。我徹底松懈下來，旅途的疲憊和會前的忐忑泛上心頭。我打開手機，給會議主辦者何若書（Denise Ho）教授寫郵件報平安。她幾乎立刻就回信，語調帶著一貫的溫和輕松：“明天見！哦，對了，安平和喬納森周六會專程來聽你的報告。”
郵件的最後一句話一下子讓我坐直了。沒想到我第一次見史景遷先生，將是這樣一種情形。
一
實際上，此行之前不久，9月7日，我所供職的上海社會科學院剛剛授予史景遷先生“第四屆世界中國學貢獻獎”。史先生的夫人金安平專程來滬代為領獎。我負責中國學獎的聯絡工作，與兩位先生就領獎事宜多次通信。
史先生的夫人金安平在第四屆世界中國學貢獻獎頒獎儀式上發言
2018年7月31日，我給史先生在耶魯大學的工作郵箱去信，代表世界中國學論壇組委會奉告其獲獎的消息。由於這是我第一次聯系他，而且他已從耶魯大學榮休多年，對能否得到回音，我全然沒有把握。眼看郵件發出已過去一周，我正準備嘗試別的途徑時，8月8日，他回信了（原信為英文，以下為作者自譯）：
親愛的潘教授，十分感謝您來信告知上海社會科學院授獎予我的消息。感謝組委會的決定，我將欣然接受這一榮譽。眼下我唯一的顧慮是，我恐怕不能親自去領獎。此去上海的路途太長，過去一年，我感到自己日漸羸弱（再過些日子我就八十二歲了）。因此，我想知道，請我的妻子或某位同行學者代我出席頒獎儀式是否妥當。懇請您的諒解。如有問題，請賜告。
問好，
喬納森·斯賓塞
盡管是為了公事，但能收到鼎鼎大名的史景遷的郵件，仍讓我激動了一下。我立刻把來滬領獎的安排細則發過去，忍不住夾帶了一句：“也許在這封公事郵件中說有點兒不合適，我是您的作品的忠實讀者。”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他的回復：
瑋琳你好，衷心感謝你的回復。我很高興你能喜歡我的書。我的妻子金安平願意代為出席頒獎禮。有鑒於貴院的邀請，她考慮就自己近期的研究作一個報告，但是想先和你商量如何籌劃為宜。我已將此信抄送她，請直接與她聯系。
再次感謝，
喬納森·斯賓塞
說來萬分歉疚，我們發出通知之時距離預定的頒獎式只有一個月的時間。所幸金安平先生認真而高效，利落地完成了從簽證、行程安排，到史先生個人簡歷、獲獎感言中英文版本等資料的準備。短短四天的滬上之行，她還擠出時間作了題為“《論語》在海外：理雅各與龐德的足跡”的演講。這一演講選取自金先生為普林斯頓大學“世界經典的生命史”書系所撰的新著。《論語》在海外的部分，是她與史先生共同切磋琢磨後寫成的。因此，他們事先來信說明，自覺這個話題最貼近世界中國學貢獻獎的題旨。2019年，這本書的中譯本《〈論語〉英譯及評註》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與該社的“史景遷作品”系列堪稱合璧之作。
在滬上與金先生道別之際，我提到自己即將去耶魯開會，如有機會，再去拜訪她與史先生。金先生很高興，說一定要來。話雖如此，我並未與他們作具體約定，擔心太過打擾。不過我還是各挑了一本他們的作品放進行李——《合肥四姊妹》和《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憧憬著能得到作者簽名。請史先生題簽《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是外子章可作為該書譯者，特別托付我的一個“任務”。
二
若書郵件裏的“專程”（especially）一詞，把我的瞌睡蟲驚跑了。沒想到史先生夫婦在我聯系登門前就安排好了會面，這讓我受寵若驚又慚愧不已。輪到我報告前的兩個晚上，我徹夜難眠，苦苦思索該如何展示自己的研究課題，一字一句地寫了又改。紐黑文高爽的初秋，對我來說好似嚴冬，我穿著毛衣和羽絨服，顯得格格不入。艾約博（Jacob Eyferth）教授善意地替我解釋，時差失眠肯定讓人體溫偏低。如果會議有合影，我一定是一副面容蒼白、神情緊繃的慘樣，好像一個即將參加論文答辯的學生。
16日很快到了。我和若書的小組發言是上午第一場。前一天的主旨演講、三組發言和綜合研討，在斯特林紀念圖書館（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的一間小型會議室。這一天則換到了魯斯樓（Luce Hall）的一間大會議室，還來了一些聽眾。輪到我發言時，若書介紹說，今天的會議來了一位稀客、我們的老同事喬納森。他剛剛獲得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國學論壇頒發的傑出貢獻獎，而接下來的報告人就來自上海社科院。
掌聲響起，穿過眾人投來的目光，我的視線自然地落到最後排的一個須發花白、穿白襯衣的身影上，內心突然奇異地安靜下來。我聽到自己一字一句地說出發言稿上的話：
我的報告題目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廢舊物資回收運動”。我想從一個年輕姑娘的故事開始，以此向在座的史景遷教授致敬，因為他是我所知道的最會講故事的歷史學家。
我的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朱巧娣。她出身在一個新中國的工人家庭，但不幸幼時生病，落下殘疾。1968年，她中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上海虹口區廢舊物資公司，從事的是上海人俗稱的“收垃圾貨”的工作。她從最初的失落抵觸，到忘我勤奮投入工作。1974年，被評為上海市商業工作先進典型，次年進京，得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王震的接見，隨後在1978年當選全國勞動模範和人大代表。上世紀七十年代有關朱巧娣的報告文學，吸引了我的註意。這是一個從世俗認定的卑微勞動中發現自我價值的正能量故事。它完美地體現了：“社會主義不僅從舊社會解放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也解放了舊社會所無法利用的廣大的自然界。”（毛澤東：《多余勞動力找到了出路》按語，1955年）
2018年夏，我的第一本書《禮俗消費與地方變遷：江浙錫箔的物質文化史》出版。在修改書稿的過程中，我從錫箔研究中，萌生出對錫的金屬回收史的興趣，於是轉向研究現代中國物資回收體系的形成問題。當時，上海正推行新的垃圾分類回收政策，這個選題恰合時宜。兩位共和國史方面的海外青年歷史學者李悅歆（Jennifer Altehenger）與何若書偶然得知我的研究方向後，便邀我加入她們組織的工作坊。因緣際會，我便一腳跨入了“1949年後”的研究領域。在收集材料的過程中，二十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出版物中對“綜合利用”思想及其群眾運動的描繪，帶給我許多類似朱巧娣故事般的新鮮衝擊。然而要理解這類故事，我感到還需要對共和國時期歷史更深入的學習，需要查找閱讀相關檔案資料。
這個報告的效果似乎還不壞。我知道是朱巧娣的故事，以及對群眾性運動的描繪，幫我掩飾了對當時上海物資回收體系實際運作情況研究的不足。
我們這一組的討論結束後，金先生便帶著史先生起身告辭。離開前，金先生向史先生正式介紹了我。史先生走路很慢，說話輕，也有些含混，穿著很隨意，好像周末早上起床準備慢慢吃早餐的樣子。與我在媒體照片上看到的形象很不一樣。唯一不變之處大概是，身量很高，目光深邃清澈。大家三三兩兩過來與他們打招呼，沒有面對學界泰鬥的肅然，只有同事朋友間的親切。若書說，喬納森來真太難得了，他已經很多年沒露面了。金先生笑著對她說，德妮絲，很抱歉，我們傍晚要“借走”瑋琳，接她去家裏小坐，然後送她去你們晚飯的地方。
三
整個下午，我都沈浸在“完成任務”後的輕松喜悅和對下午再次見到史先生夫婦的期盼中，慶幸自己沒有忘記把要他們簽名的書帶在身邊。傍晚，金先生如約而至。一路上一邊飛快地開著車，一邊不斷尋找各種話題與我聊天。她一再向我表示歉意，說史先生的身體狀況不佳，離不開她的照顧，因此，她的上海之行匆匆往返，在紐黑文也不能更好地招待我。我自然不會奢望更多，深知今日自己的這番際遇，已是得益於兩位長者的寬厚和他們對社科院的致意。
我們抵達時，史先生正佇立在屋後的花園裏，只有愛犬在身前調皮地蹦跶。進屋後，我瞥見裝著貢獻獎獎盤的袋子還掛在門廳的衣帽架上。金先生笑笑說，回來了就忙家務，還沒來得及收好。我沒想到帶什麼禮物，只拿出自己的新書，送呈史先生指正。史先生講話不便，坐在一邊默默翻著我的書。大部分時候都是金先生在和我聊天，時不時再把我們講話的大意轉述給他。突然他擡起頭問了我一句。金先生看我楞著沒聽清，重復了一遍：史先生問現在大陸學者都開始做你這樣的研究了嗎？她又解釋道，史先生已經很久沒看中國學者的書了。我不好意思地解釋，自己的研究是一個很邊緣的課題，最近批評史學研究碎片化比較多，提倡研究大歷史。
史先生點點頭，看向金先生。金先生起身，邊上樓邊說，對了，我們有東西要送給你，我去書房拿。片刻後，金先生回來，說道，上午聽了你的報告後，史先生說要把這本書送給你。我接過來一看，是《王氏之死》，1978年的英文初版。金先生說，這本書也是從一個女性的故事開始的，我們覺得與你的研究有相通之處，你讀了也許會有啟發，這本書曾對我的研究有很大影響。我心下感動於他們認真聽完我的尚不成熟的報告，又佩服他們一下子看出了我眼前對如何處理這一課題的困惑。
史景遷先生贈送的《王氏之死》英文初版
隨後，兩位先生應我要求，為我帶來的書簽名。史先生因生病的原因，握筆寫字已很不靈便，拼寫時偶爾需要金先生從旁提醒。但兩人配合著，從容不迫地一本本題詞簽名，絲毫不嫌麻煩，反倒令我十分過意不去。
一晃到了約定的晚飯時間，金先生帶上史先生，又風風火火地開車送我。一路上依然邊開著車，邊活躍車內的氣氛。到了某條街的路口，金先生給我指了去餐廳的路，我下車告別。我一直走過了兩個街口，突然聽到後面有人大聲叫我的名字。回頭一看，竟然是金先生一路狂奔而來，告訴我先前指錯了方向。她喘著氣說，前面的街區治安不好，發現自己指錯路時擔心壞了，不得不把史先生一個人留在車裏，自己跑過來。於是，我倆又走回車邊，擁抱道別。史先生坐在副駕上靜靜地看著我們，我向他揮手。作為最後的道別，這個畫面有些滑稽，也有些悲傷。
史景遷、金安平兩位先生分別為我帶來的《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和《合肥四姊妹》簽名
四
回程的飛機上，我開始讀《王氏之死》的英文版。前言的最後兩段話令我心有戚戚（以下引自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李孝愷譯本）：
因為本書始於王氏，所以也理所當然地跟著她結束。當我幾年前在一間圖書館中，意外地發現她的故事時，她引導我進入郯城和郯城歷史的悲痛，引導我第一次進入一個在所有看得見的財富、影響力和權力分配上都失利的邊緣縣分。我仍然不知道她的故事可以告訴我們多少關於整個清朝的事，但是我猜有許多女人像她一樣，就像許多縣和郯城一樣，受苦受難，繳租納稅，然而回報卻很少。
我對王氏的反應是模糊卻深遠。她對我而言，就像人們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的，在群石中微微閃亮，而以近乎後悔的心情從浪潮中拾起的一顆石頭，知道很快地隨著石頭在太陽下曬幹，遍布在其上的色彩會褪卸消逝。但在這個案裏，色彩和紋理沒有消退：當它平躺在我手裏時，色彩和紋理反而顯得更鮮明。不時地，我知道是石頭本身在傳熱給握持它的血肉之軀。
《王氏之死》是王氏的故事第二次被講述。第一次講述王氏故事的是郯城縣令黃六鴻。他在自己揚名後世的《福惠全書》一書中，轉述了王氏被殺案的原被告供詞和自己的斷案結論。黃六鴻是一個盡職的地方官，他分析出了殺死王氏的元兇身份，但本著“功疑惟重，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語出《尚書·虞書·大禹謨》）這一處理殺人疑獄的古典原則，放過了當事人。王氏並不是這個故事的主角。王氏由他人之口拼湊出的一個模糊形象，不過是一個因與人私逃而婦德有虧的，被丈夫殺死後棄屍雪野的可憐婦人。
《福惠全書》
史景遷再次講王氏的故事，試圖讓她成為這段歷史的主角。憑借一部郯城縣誌、黃六鴻的官箴和蒲松齡膾炙人口的鬼故事集，史景遷為讀者還原出的清初山東鄉村的日常，其中充滿著無常、艱辛、暴力、貪婪，人情在嚴酷現實的反復捶打下變得稀薄，那些偶爾爆發的俠氣和弱者的抗命之舉，在地方史誌和個人筆記中固然曾經留痕，但並未穿透歷史之幕的重重遮蔽。史景遷幫助讀者遙想王氏的處境後，才讓她壓軸登場，這也是她生命熄滅的最後時刻。她的思想和情感沒有只字片語的史料依托，史景遷借用蒲松齡的小說為她縫補編織了一個最後的綺夢。明清易代後的大歷史，終於為一個小人物的悲歡當了一回布景。
秉筆史氏成功與否，後人評說不一，但作品本身已成坊間傳奇。美國頂級知識分子期刊《紐約書評》對史景遷的介紹是“他是《王氏之死》……等書的作者”。
掩卷之時，我驚訝於故事結束得如此突然。史景遷本人對自己講的故事是否滿意呢？我後悔見面時沒問，即便當時我想到問，也會難於啟齒吧。斯人已逝，但他早已把回答寫在了自己的書裏，留給有心人去尋找。在撰寫這篇回憶時，我意外地在他的早期文集中讀到他對自己工作的思考：
我們所有人在不久之後也會被取代，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被取代。長年的研究和寫作將被證明是易變的或不充分的。新的文本會出現，或者舊的文本會被重估；新的主題會吸引學者及其讀者；對過去的新方法會把舊的推到一邊。……學術研究本身充滿了一種勉強可控的瘋狂。我們在力所能及時勉力而為，準備著吃苦或得到回報——也許兩者兼有。如果我們選擇對我們全部的研究什麼都不做，不寫下來，不權衡，不公開我們的想法，那麼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保護，但這是一種怯懦的保護，一種躲避追求真正知識的保護。在我們的緘默中，我們仍然可以成為審視者，甚至可以平靜地註視著全局，但我們永遠無法真正參與到學術爭辯的最深處。（Chinese Roundabout: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1993, pp.5-7.中譯本名為《中國縱橫》，以下引文同此出處）
原來“像天使一樣寫作”（列文森語）的史景遷也有過仿徨的時刻。他經常自況的人物，並不是什麼偉人或大師，而是歷史上為某一寫作執念而癡迷的人，比如歐洲第一本介紹中國語言著作的作者巴耶爾（Theophilius Siegfried Bayer，1694-1738）。史景遷如此轉述研究漢語的執念突然降臨到巴耶爾身上的時刻：
突然間學習中文的渴望排山倒海地將我淹沒。在隨後的一段時間裏，我努力工作，思考——或者說是做夢——如何深入了解這門神秘的學科。只要我能在這一領域產生一些小東西，我便會認為自己是神的孫子和王中之王。我就像一只懷孕的兔子，在我的洞穴裏收集一切東西，我可以找到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被編成某種字典和一些關於中國語言規則和中國文學的介紹。
2018年，史景遷在世界中國學貢獻獎的獲獎感言中寫道：“我在很久以前便與中國及其歷史結下了不解之緣。我在上了幾堂現代漢語課之後，便深感中國歷史、藝術史和文學的浩瀚無垠，可供我上下求索。於是，在六十多年前，我開始對中國著迷，從此再也無法說服自己去追求別的事業。”我想，他要告訴我們的正是自己掉入“兔子洞”的故事。這個故事還有一個更鮮活的版本：
我的腦海中突然浮現出一個畫面，那是很久以前我與父親在雨中散步時的情景。我父親的梗犬湯姆斯興奮地抽搐著，對著一個兔子洞咆哮，它的前爪瘋狂地鼓動著，泥土在它張開的後腿間一團團飛出。我站在一旁，驚訝地看著這一幕：泥土堆積如山，狗不停地吠叫，大雨傾盆而下；而兔子卻沒有出現。在湯姆斯的大喊大叫下，它們大概已經撤到了鄰近地道裏一個更安靜的避難所。也許這就是我自己混亂的現代主義版本的巴耶爾的兔子洞。
每個歷史工作者都有自己的“兔子洞”。我為了開掘“新洞”已堆積了如山的泥土。迷惘之時，便會想起與史景遷先生的一面之緣和他贈予的無言鼓勵。故事至此說完，我該像黃六鴻般道一句：“述之以代一回傳奇，可乎？”
2022年1月9日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