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題：十八大以來優秀文學與舞臺藝術創作
黨的十八大以來，文學和舞臺藝術創作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和現實主義精神，持續深化思想內涵，不斷拓寬表現空間，在繼承優秀傳統文化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從“作品”走向“精品”，從“高原”邁向“高峰”。
編者按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中國文藝闊步邁入新征程。習近平總書記深切關心文藝工作，發表了系列重要論述和重要講話，錨定了新的歷史條件下文藝創作的價值航標，標註了中國文藝發展的歷史方位。廣大文藝工作者牢記總書記囑托，深入生活，紮根人民，創作出一大批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新時代文藝百花競放、碩果累累。
八年多來，廣大文藝工作者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向人民和生活學習，傾心書寫人民，傾情塑造英雄，傾力反映人民心聲，與人民一道前進——成為廣大文藝工作者的自覺追求。
八年多來，在脫貧攻堅現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線，在全面深化改革最前沿，到處活躍著文藝工作者的身影。他們用生動的筆觸和真摯的情感，歌頌黨、歌頌祖國、歌頌人民。
八年多來，廣大文藝工作者把創作作為中心任務，把作品作為立身之本，打磨出一批精品力作。這些作品以精深的思想和精湛的藝術，成為新時代閃亮的文藝坐標。千錘百煉終成鋼，大浪淘沙始見金。這些作品雖問世時間不長，但已顯露出經典的氣象，相信經過歲月的沈澱，也會成為新時代的新經典。
至此期，我們配合黨史學習教育推出的大型特刊“光輝的歷程永恒的經典”就要和讀者朋友說再見了。我們堅信，與時代同步、與祖國同行、與人民同心，廣大文藝工作者站在新的百年起點上，必將乘著新時代的春風，不斷書寫無愧於時代、無愧於人民的新史詩。
新時代文藝，大有可為。
新時代文藝，天高地闊。
以多彩文學描繪美麗中國
作者：賀紹俊（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沈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出現了一個讓人們眼睛一亮的詞語：“美麗中國”。這個詞語是古老的，它呈現在一代代中國文人的詩意想象中；這個詞語又是嶄新的，因為十八大將最宏偉的政治目標和人民願景賦予其中。自十八大以來，美麗中國的豐富內涵便一步步成為現實。回望近十年來的當代文學，又何嘗不是緊踏著美麗中國的節拍，描畫著美麗中國的真實圖景，從而收獲了令人欣慰的文學之“美麗”呢？
1.現實主義精神更加深化，現實主義文學的表現空間也開拓得更加寬闊
現實主義仍然是當代文學的主流，作家們以極大熱情講述中國故事，從而讓文學更親近現實，更貼緊本土。近十年來是中國改革開放攻堅期，巨變的現實為講述中國故事提供了越來越豐富的資源。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既能衡量作家的現實熱情，也取決於作家的現實主義功底。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在脫貧攻堅戰中湧現出的一大批文學作品。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被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經過八年持續奮鬥，取得了脫貧攻堅的全面勝利。有不少作家直接參與脫貧攻堅戰，並創作出一批反映脫貧攻堅的優秀作品。長篇小說有趙德發的《經山海》、滕貞甫的《戰國紅》、陳毅達的《海邊春秋》、楊遙的《大地》、溫燕霞的《琵琶圍》等，報告文學有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阿克鳩射的《懸崖村》、盧一萍的《扶貧誌》、紀紅建的《鄉村國是》、季棟梁的《西海固筆記》、秦嶺的《高高的遠古堆》、關仁山的《太行沃土》、蔣巍的《國家溫度》等。在舉國上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這一重大事件中，文學同樣交了一份令人民滿意的答卷。李春雷的《鐵人張定宇》、程小瑩的《張文宏醫生》、熊育群的《鐘南山：蒼生在上》、劉詩偉和蔡家園的《生命之證》、何建明的《上海表情》、黃春華的《我和小素》等，都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反響。詩人們更是謹記“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古訓，以詩歌記錄人們在抗疫期間的心靈律動，為人們構築起一座堅強的精神堡壘。
現實主義精神更加深化，現實主義文學的表現空間也開拓得更加寬闊，這是十八大以來文學創作的突出特點。在這期間，先後進行了第九屆和第十屆的茅盾文學獎評獎，茅盾文學獎以倡導現實主義為主旨，我們從這兩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中就可以看到這一點。這些獲獎作品基本上遵循著以現實主義精神去觀照世界，在表現方式上又呈現出明顯的多元化和差異性。梁曉聲的《人世間》以個人精神史的結構反映出改革開放的時代軌跡；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跨越百年社會變遷，探詢人的精神世界；李佩甫的《生命冊》從農民與現代性的關系入手，書寫半個世紀來的中國城鄉發展史；王蒙的《這邊風景》以樂觀姿態對特殊年代新疆多民族生活進行了清明上河圖式的描畫；陳彥的《主角》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塑造出一個從鄉村弱女子成長為舞臺主角的演員形象，具有獨特的文學典型性。這些都得益於作者洞察現實和歷史的敏銳目光，以及現實主義的敘述能力。同時，這些作品的多元化和差異性也是很明顯的。徐懷中是軍旅文學的一名老兵，他在軍旅文學大合唱中一直帶有一些“不安分”的音符，這種音符是一種浪漫情懷和對美的憧憬，正是這種“不安分”孕育出《牽風記》。金宇澄的《繁花》則是用滬語泡出的一壺濃茶，飄逸著上海弄堂的日常情趣。徐則臣作為年輕的“70後”，從《北上》可以看出這一代作家所具備的現代主義文學素養，這又分明是他親近傳統現實主義文學經典的結果。蘇童和李洱都是當年先鋒文學的主力作家，但他們在各自的作品《黃雀記》和《應物兄》中充分吸收了現實主義文學的寫實優勢，同時自如施展他們處理文學資源的先鋒性。總之，我們從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中看到了現實主義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的有機融合與相互對話，或者說，這是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渾然交響。
現實主義深化意味著思想的深度和銳度。報告文學和紀實文學作品的優秀與否，不在於作者是否抓住了一個重大題材，而在於他面對寫作對象時是否有思想的發現。如何建明的《革命者》，內容是在上海前赴後繼的革命者們的事跡，但作者通過對這些我們並不陌生的革命史的再一次敘述，重新闡釋了革命者的意義，警示我們今天仍然要堅持革命者的精神。陳啟文的《為什麼是深圳》則是借深圳的改革經驗探討一個如何認識中國的大問題。報告文學作家具有特別強烈的生態意識，他們直接幹預現實的生態和環保問題，寫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生態題材作品，如肖亦農的《毛烏素綠色傳奇》、胡冬林的《山林筆記》、李青松的《薇甘菊——外來物種入侵中國》、胡平的《森林紀》、任林舉的《虎嘯：野生東北虎追蹤和探秘》等。
思想性更是長篇小說的靈魂，在思想性的開掘上作家們也留下了可喜成果。如王躍文的《愛歷元年》通過年輕人愛情危機的故事，為人們創造出一個倡導愛的世界的新詞——“愛歷元年”；楊誌軍的《巴顏喀拉山的孩子》以藏區牧民生活為題材，用孩童的視角展開描述，蘊藏著作者對自然環境、人性倫理、生命存在的深刻反省和理性思考；魯敏的《奔月》通過一個失蹤者的故事去質疑現代城市的冷漠。毫無疑問，以上這些思想點都給人們帶來新意和啟迪。
現實主義文學最重要的藝術目標是塑造獨特的文學人物形象，但受現代小說的過度影響，一些作家不再把塑造文學人物形象作為自己追求的藝術目標。這一現象在近年來的創作中有所改觀，一些新的文學人物形象在作家的筆下誕生了。如阿來的《雲中記》中的藏族祭司阿巴，這是一個由生態意識凝聚成的人物形象，他對大自然的整個生命體系有著一種哀憐之情；胡學文的《有生》以大膽的文學想象塑造了祖奶這一民間接生婆的人物形象，她的靈魂裏包蘊著所有關於生命的民間信仰；朱秀海的《遠去的白馬》中的趙秀英是一位革命戰爭中的支前隊長，是在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中經常見到的人物，但作者將其塑造成一個閃耀著革命的神聖光芒的文學形象；周瑄璞的《多灣》塑造了一個始終跟不上現代化節奏的鄉村女性形象季瓷，但她身上堅韌和堅貞的精神又顯得彌足珍貴。
現實主義的深化和開拓也表現在小說觀的突破和更新上。王安憶始終在小說藝術上精益求精，她的《一把刀，千個字》寫一位淮揚菜廚師，精湛的廚藝和釅釅的知識分子情懷完美地融入敘述之中；東君的《浮世三記》以反故事的方式尋求突破，又處處表現出一種對文學的敬畏之心。
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合影，從左到右依次為金宇澄、李佩甫、王蒙、格非、蘇童。王繼國攝/光明圖片
第十六屆中國文化藝術政府獎文華大獎頒獎儀式高紅超攝/光明圖片
2.作家們把更多的筆觸伸向了人們的精神世界，大大豐富了文學的精神內涵
文學抵達現實的縱深處，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作家對精神現象的關註和揭示。文學是能夠撫慰人的心靈的。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人的精神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註，作家們把更多的筆觸伸向了人們的精神世界。這說明了作家以積極的姿態回應現實，作家們的這種努力也大大豐富了文學的精神內涵。
詩歌是最具精神性的文體，在大眾傳媒時代的背景下，詩人們仍然通過沈下心的現實關懷和對總體性的追求，開墾出一片精神的沃土。比如，工人詩歌和打工詩歌的興起，就在於詩歌真切地傾吐出打工者的心聲。又如，張執浩試圖重新建立起詩歌與個人、時代、民族、國家的關系，他的《無窮小》從個人生活經驗切入，直抵人類生存的復雜體驗；他的《高原上的野花》在日常性中探尋人性乃至神性。最近幾年，詩人們不約而同地寫起了長詩，這其實是一種追求更豐富的精神內涵的反應，因為詩歌的長度本身就意味著難度，也意味著一種總體性的建構。近些年的長詩代表作有張學夢的《偉大的思想實驗》，劉立雲的“戰爭三部曲”《黃土嶺》《金山嶺》《上甘嶺》等。張學夢的長詩頗得政治抒情詩的神韻，通過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凝視，讓個人與時代和諧共振。劉立雲的“戰爭三部曲”被詩評家稱為“歷史之詩”，“是人與歷史的重逢，是詞語和時間的交鋒”。
追求豐富的精神內涵在散文寫作中也顯得非常突出。李修文的《山河袈裟》講述一群小人物的故事，他仿佛置身其中，感知他們的生命溫度，展現他們的高貴和尊嚴，他那真誠的文字裏充溢著對人民性的倫理情感。周曉楓的《巨鯨歌唱》書寫的是個人成長印記，傳達出對衰老、死亡、嫉妒、孤獨等生命體驗的感悟，以敏捷的思維拓展了散文的邊界。
有不少作家一直關註精神現象。如蔣韻在小說中經常表現救贖的主題，她在《晚禱》中寫一個非常有愛心的姑娘要為她小時候的一次無意過失而進行自我懲罰，以這種方式來救贖自我。她在《你好，安娜》中所寫的幾個年輕人相互糾纏的青春歲月和愛戀既關乎承諾，也關乎救贖，是一種讓人的精神獲得凈化和洗禮的敘述。張煒的《艾約堡秘史》也是一部關於救贖的小說，他為經濟時代的“當代英雄”尋找一條自我救贖之路。對人性的叩問和對人心的探詢，是很多作家的基本主題。東西的《回響》以一樁案件偵破為線索，將案件推理與人物心理軌跡作為互文關系來推進情節，從而觸及人性情感最隱秘處，所謂回響，是紛繁現實投射到人的內心時，作者心生悲憫和大愛的反應。
尋找主題，也是精神性的重要入口。遲子建的《煙火漫卷》可以說是她的一次自我精神的尋找。她非常自如地將尋找主題與她溫暖、善良的日常敘事糅合在一起。過去她的精神依托主要在故鄉，這一回她終於尋找到了內心沈睡著的城市精神。孫惠芬在《尋找張展》中也確定了尋找這一主題，從而將一個關於中學生教育的題材寫出了新意。
3.越來越多的中國作家在寫作中具有了一種世界文學的眼光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
自從一百多年前中國新文學誕生，“世界文學”這個詞語一直刺激著中國作家的大腦。中國社會開啟改革開放以後，我們有了“走向世界文學”的焦慮，到今天，我們逐漸增強了文化自信，焦慮變成了行動，要努力實現“中國文學海外傳播”。中國作協主席鐵凝說：“文學本無國界，只要全世界的作家都有自己的一塊文學土地，連接起來將無邊無際，豐富無比。”2015年，鐵凝獲得法國文學與藝術騎士勛章，這也標誌著中國文學與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文學的對話和交流越來越廣泛、深入。同樣可以佐證的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作家在寫作中具有了一種世界文學的眼光。
說到世界文學的眼光，應該關註王樹增的《抗日戰爭》，這部作品采用宏大的歷史視角，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高度，全面真實地揭示了中華民族在山河破碎、艱難困苦、犧牲巨大的歷史現實下如何同仇敵愾浴血奮戰，最終贏得了這場偉大的民族戰爭。書中既展現出澎湃激昂的愛國熱情和對抗戰英烈慷慨赴死的禮贊，也有對法西斯兇殘暴行的揭露和批判，字裏行間飽含著作者嚴肅冷峻的深刻思考。鄧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可以與世界各民族的戰爭小說進行對話的中國文學作品。作者具有宏闊的胸襟，他將香港保衛戰以及中國抗日戰爭視為二次世界大戰因果鏈中環環相扣的存在，從和平思維的角度去思考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其思考的深度和視域在中國當代戰爭小說中都是非常稀有的。範穩的《重慶之眼》寫的是重慶大轟炸，但範穩並沒有停留在揭露和控訴侵略者的罪行上，而是通過重慶大轟炸以及對後人的影響，來反思戰爭與和平之間、國家和人民之間復雜、辯證的關系。因此他在小說中設置了兩條線索，一條是重慶大轟炸的歷史呈現，一條是今天人們向日本政府起訴戰爭賠償的訴訟。兩條線索不僅將歷史與現實聯結起來，而且通過現實的訴訟直戳歷史的核心——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人民共同奮鬥的結果。鐘求是的《等待呼吸》試圖在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的國際大背景下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他讓一位中國年輕人在國際政治風雲變幻的時刻愛上一個姑娘的同時也愛上了《資本論》，現實不僅在考驗愛情的堅貞性，也在驗證《資本論》的真理性。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後，激發了文學批評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評估和認識，並將重點放在從世界文學的視域來思考和總結莫言的創作與中國經驗，大家認為，以莫言為代表的一批當代作家正是在西方現代派與中國本土性構成緊張關系的情況下，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文學道路，他們的創作證明：中國當代最優秀的作家都立足於中國大地，同時具備了面向世界的眼光。自獲諾獎後，莫言在創作上更為嚴謹，也更為成熟。他的中短篇新作集《晚熟的人》便體現出他小說觀念的新變，他以赤誠之心回歸本鄉本土，在敘述上由奔放進入收斂，更顯思想的深沈，在他對故鄉特殊情感的書寫中傳遞出的是對人類共同性的向往。
吉狄馬加的《裂開的星球》和胡丘陵的《戴著口罩的武漢》是兩首對新冠肺炎疫情進行反思的長詩，兩位詩人不約而同地站在全球化的立場上對人類面臨的各種危機進行反思，前者從大處著眼，氣象宏闊；後者從人民生活細微處入手，氣韻綿長。兩位詩人憂人類之所憂，關註人間疾苦和人民福祉，共同表達出生命家園意識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社會理想。
阿來的《雲中記》是將地震置於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之下來理解的，他就像熱愛人類一樣熱愛大自然。小說寫祭司阿巴回村子祭奠地震中死去的亡靈，同時也是在與大自然對話。小說不僅具有明確的生態意識，而且開啟了生態人道主義的敘述。朱秀海的《遠去的白馬》具有神聖性的藝術魅力，就在於主人公趙秀英身上，對革命的堅定信念和人性之善之美是完美結合在一起的，朱秀海通過這一人物的塑造重新闡釋了革命人道主義。王蒙以其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深刻的歷史認知，凝聚成一種樂觀的人道主義，這在他的長篇小說《笑的風》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現。王蒙從開始創作起，就以重視人的價值和維護人的尊嚴作為小說的基本主題，同時他是以一種積極和樂觀的態度去觀察世界、歷史和人生的，樂觀性也是他堅定的理想主義在人道主義精神上的具體呈現。
十八大以來的中國文學是豐富多彩的，它所呈現的文學發展態勢是積極樂觀的。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當代文學描繪的美麗中國將會更加迷人，它將是世界文學中的一道壯麗風景。
“中國作家協會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創作工程”叢書
展示時代斑斕畫卷 禮贊祖國偉大征程
作者：武丹丹（《劇本》雜誌副主編）
黨的十八大以來，廣大舞臺藝術工作者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與時代同行，與人民同心，用心書寫新時代，用情推出精品力作，用功傳承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用力攀登戲劇藝術高峰，推出了一大批反映歷史、時代、社會變革，反映人民群眾豐富的內心世界和真情實感的優秀作品，以舞臺藝術的方式留下了中國歷史發展、社會進步的足跡，呈現了百花齊放、蒸蒸日上的生動景象。
6月28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文藝演出《偉大征程》在北京舉行。新華社記者龐興雷攝
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劇照資料圖片
現實主義成為舞臺創作的底色，在藝術家的深耕細作中彰顯時代精神與風貌
近年來，舞臺藝術中的現實題材創作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描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來現實生活發生的巨大變化，抒寫14億人民在奔向新生活征程中的悲歡與苦樂、夢想與豪情，反映豐富、復雜、多變的現實生活。
在主題創作中，廣大舞臺藝術工作者致力於謳歌奮鬥人生，刻畫最美人物。於是，我們看到了河北梆子《李保國》、豫劇《焦裕祿》、話劇《谷文昌》，看到了禮贊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屠呦呦嚴謹科學精神的民族歌劇《呦呦鹿鳴》，看到了展現以樊錦詩為代表的敦煌人“擇一事，終一生”的“莫高精神”的滬劇《敦煌女兒》。話劇《深海》，讓我們為核潛艇工程師黃旭華的以身許國、“為國盡忠就是最大的盡孝”而動容；話劇《今夜星辰》，讓我們銘記飛機失事後還緊緊抱著科研資料的“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在話劇《柳青》《路遙》中，我們更深刻地懂得了紮根皇甫村14年、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的柳青和“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的路遙。這些作品並不是簡單地講述英雄人物的故事，而是聚焦並描寫了主人公的內心，註重對人的發現、對人的塑造，彰顯中國精神，展示中國風貌。正如《柳青》的編劇唐棟所說，只有讓英雄人物站在地上才有真實感，才有力量。
人民正成為舞臺藝術真正的主角，人民的喜怒哀樂都牽動著我們藝術家的心。作品中既有宏大敘事，更有對人民的深切關愛，講述世道人心與人間真情，揭示生活底蘊、幸福內涵，講述我們的人民在追求中國夢的道路上、在時代轉折中經歷的中國故事。滬劇《挑山女人》講述一個女人堅忍不拔地踐行中華傳統美德，一根扁擔頑強挑起三代人的夢想，反映民生，謳歌“草根”；淮劇《小鎮》寫朱文軒在道德信義面前掙脫枷鎖，直面人性的軟弱，得到靈魂的救贖；滑稽戲《陳奐生的吃飯問題》聚焦陳奐生一家的吃飯問題，有歡笑也有淚水，是改革開放四十年社會歷史進程的縮影；話劇《長安第二碗》則是關於一個大家庭、一個老字號，寫其中每個人的苦掙苦守，他們的理想與追求、挫折與成功、機遇和挑戰，折射出廣闊的社會生活及其滄桑巨變；彩調劇《新劉三姐》不僅描繪了今天壯鄉人民的幸福生活，而且辯證地闡發了“詩在故鄉”的主題……我們的人民在生活裏揮灑著汗水，而我們也在舞臺上留下了屬於他們的時代記憶。
在重要的歷史時刻，在重大事件面前，我們的舞臺藝術不退卻、不缺席，始終凝聚著人民的力量、鼓舞著人民前進。其中既有記錄脫貧攻堅偉大歷程的民族歌劇《扶貧路上》《馬向陽下鄉記》，花鼓戲《桃花煙雨》，豫劇《重渡溝》；更有謳歌大國重器的蘇劇《國鼎魂》，話劇《追夢雲天》《蒼穹在上》；而當新冠肺炎疫情來襲時，我們的藝術家們則創作出話劇《逆行》、民族歌劇《天使日記》、京劇和昆劇《眷江城》，書寫了偉大的抗疫精神，描繪了今天中國人民的精神圖譜。
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成為舞臺藝術創作的內驅力，讓經典再放光芒
十八大以來，歷經新中國成立65周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等重大時間節點，舞臺藝術在講好紅色故事、賡續紅色血脈、傳承紅色基因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則讓紅色題材獲得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舞臺風貌，讓紅色經典在創新中熠熠生輝。話劇《雨花臺》用好用活豐富的黨史資源，以南京雨花臺眾英烈群像入戲，弘揚烈士們的信仰、擔當、忠誠；歌劇《紅船》以中共一大13位黨代表為主線，歷史性地再現了100年前中國共產黨從嘉興南湖的一條小船上啟航，承載著歷史選擇、民族希望，劈波斬浪駛向輝煌；話劇《香山之夜》通過大膽的“跳進跳出”形式，令1949年春天的毛澤東與蔣介石開展了一次“隔空對話”，用一場思想交鋒雄辯地向世人證明，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贏就是因為始終與人民站在一起；歌劇《沂蒙山》在音樂方面勇於創新，作曲在傳承歌劇優秀傳統的基礎上，運用板腔體的同時加入具有時代感的元素，呈現出別樣的音樂風貌；話劇《三灣，那一夜》以1927年“三灣改編”為題材，講述了“支部建在連上”的故事，重溫了歷史上那個重要的夜晚；昆劇《瞿秋白》不僅以獨特的文本結構給予舞臺新的樣貌，而且在昆曲現代戲的探索與追求上獨樹一幟；在贛南采茶戲《一個人的長征》中，中國傳統美德與革命文化兼容並蓄，淬煉升華，舞臺呈現上既有贛南采茶傳統的矮子步、扇子花、單水袖，又守正創新，融合皮影、民樂小樂隊多種藝術元素；上黨梆子《太行娘親》、評劇《母親》也以其新的舞臺風貌給本劇種提供新的舞臺經驗。在所有紅色題材中，最引人註意的無疑是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它從電影改編而來，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紅色文化相互交織，成為出圈爆款，票房與口碑雙贏，被認為達到中國原創舞劇的新高度，並與《朱鹮》一起開啟駐場演出模式。《永不消逝的電波》不只是紅色題材佳作，也代表著中國民族舞劇的迅速崛起。《草原英雄小姐妹》《八女投江》《天路》《沙灣往事》《騎兵》《記憶深處》等一系列高品質舞劇的精彩呈現，也在某種程度上標誌著今天的觀眾欣賞水平和審美達到新的高度。
在關註現實題材的同時，舞臺藝術註重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挖掘、繼承與發揚，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範，這類作品總體數量雖不及現實題材，但平均水準很高，呈現了歷史人物的精神廣度、人格高度。揚劇《衣冠風流》以東晉大將桓溫謀反為背景，講述吏部尚書謝安如何在東晉陷入危機時力挽狂瀾，一人之力擋千軍之勢；另一部揚劇《不破之城》展現了一代名將史可法的民族氣節與家國擔當；越劇《烏衣巷》《鳳凰臺》則是“詩韻越劇、金陵故事”的充分演繹，是人心與詩心的交匯。改編是此類作品的重要路徑，根據郭啟宏話劇《天之驕子》改編的潮劇《繡虎》，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花鼓戲《蔡坤山耕田》、莆仙戲《踏傘行》、評劇《趙錦堂》、薌劇《保嬰記》、粵劇《白蛇傳·情》都是其中的翹楚。藝術家們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完成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讓傳統文化在新的時代煥發出耀眼的光芒。上述作品中的《衣冠風流》《趙錦堂》《白蛇傳·情》更是通過電影藝術增加了受眾，粵劇電影《白蛇傳·情》在今年一度大熱，成為又一話題性作品。
經典復排則是對過去經典作品的致敬、激活、創新，讓經典劇目以今天的舞臺樣式呈現在時代面前。秦腔《三滴血》，歌劇《白毛女》《黨的女兒》《小二黑結婚》《江姐》，豫劇《朝陽溝》都是以經典致敬時代的力作，既展現了經典作品經久不衰的生命力，又反映了時代的召喚，引入了當下的解讀。為紀念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作戰70周年，山東京劇院復排《奇襲白虎團》，主創對原劇本進行了精心梳理，以當代語言詮釋經典，既保留原作精華，又註重時代性、觀賞性。昆劇《自有後來人》、川劇《烈火中永生》也都是從經典而來，改編出自己劇種的特色。
戲劇在創新與創造中擁抱文學，給予舞臺更多驚喜
近年來，我們的創作者越來越多地意識到“一劇之本”的重要性，深知劇本的文學含量決定了未來作品的高度與深度，因而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戲劇以外的世界，在文學的海洋裏打撈珍寶。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塵埃落定》均被搬上話劇舞臺，並在票房和口碑方面都取得不俗的成績，近兩屆的茅獎作品也都被戲劇界“一網打盡”，進行著各個門類的舞臺藝術創作。閩劇《生命》、秦腔《王貴與李香香》、評劇《紅高粱》、川劇《白露為霜》也都各有所本，舞臺上出現了陳大蔓、李香香、九兒、陳白露等人物形象。通過多種藝術手段和元素的加入，舞臺藝術在文學這一巨人的肩膀上再出發，塑造與文學人物比肩的舞臺藝術形象。
在建黨百年之際，濃縮百年奮鬥歷程的大型情景史詩《偉大征程》可謂十八大以來舞臺藝術的最高成就與華彩篇章，回顧了我黨成立以來櫛風沐雨的重要歷史時刻，展望復興光明前景，鼓舞全國人民奮鬥、奮發、奮進，又一次證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離不開文藝事業繁榮發展。站在“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面對2035年成為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奮鬥目標，我們有理由相信，舞臺藝術將與時代相呼應，迎來新的輝煌與絢爛。
《光明日報》（ 2021年08月06日14·15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