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48期，原文標題《1300只狗的救助站：流浪動物去哪裏？》，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讓流浪狗住在救助站裏，是對的嗎？不把它們關在救助站裏，城市裏的流浪狗能去哪兒？誰能保證它們不傷人、不傳播疾病？”
記者/吳淑斌
攝影/豬兒蟲
文軍紅收養的流浪狗和她很親熱
私人救助站
按照文軍紅發給我的救助站地址，我搭出租車到了重慶市沙坪壩區的慶豐山村。雖然是村莊，這裏仍屬於重慶主城區，距離繁華的旅遊景點磁器口只有25公裏。轉過茅山峽公路的7個急彎後，車子停在了村口。
文軍紅在微信上發來的定位不夠精確，我只能順著公路步行進村，尋找目的地。但我知道，自己離救助站不遠了，因為此起彼伏的狗叫聲不斷從半山腰處傳來。
救助站建在公路邊，打開大鐵門，再走過一段用鐵柵欄圍得嚴嚴實實的水泥路，才是救助站的木門，門口掛著“重慶文阿姨流浪動物救助站”的牌子。每進一道門，文軍紅都會迅速把門關嚴實，防止狗從屋裏跑出來。她今年已經68歲，身高只有一米五五，瘦小，不到80斤，甚至比救助站裏的一些大型犬還要輕。平時愛穿一件肥大的紅白格子圍裙和黑色防水靴，忙前忙後，常年洗刷做飯的雙手結著厚厚的老繭，還有被流浪狗咬傷後留下的腫塊。
空氣中彌漫著糞便和動物毛發味道相混合的濃重異味——進門之前，文軍紅就從圍裙口袋裏掏出一個口罩，想讓我戴上。眼前約50平方米的大廳住著近200只狗，地上堆滿了狗籠和衣服被褥，顯得有些雜亂。大廳同時充當廚房，靠墻的竈臺上擺著五個煮鍋和一個煤氣竈，人和狗的餐食都在這裏制作。地面打掃得很幹凈，沒有汙水和垃圾，排列著七八個鋥亮的不銹鋼大盆，用來攪拌狗的餐食。
生人的到來讓籠子裏的狗受到了驚嚇，狂吠不止，遠處房間裏的狗隨即跟著叫起來。
眼前看到的只是救助站的一小部分。整個救助站是一棟兩層小樓，除了大廳，還有20個面積為10到15平方米的小房間。加上文軍紅砌墻圍成的後院和菜園，總共占地4畝，住著1300多只流浪狗和近100只貓，甚至還有文軍紅撿回來的兩匹馬和幾只兔子。雖然空間不算小，但容納這麼多動物仍然顯得非常擁擠。每個房間裏的狗籠摞了兩層，只留出一條一人寬的通道，文軍紅帶我從狗籠中間穿過，有時甚至需要拉開狗籠，才能開辟出一條過道。
文軍紅安排得很清楚：大廳住的是剛救回來、還在隔離的狗，需要打完疫苗才能分配到其他房間；一只小型犬單獨住一個籠子，兩三只小奶狗共享一個籠子，大型犬盡量養在後院的狗欄裏。
冬日，文軍紅用薄棉被蓋住籠子，給狗狗保暖
習慣了陌生人的存在後，狗狗們逐漸安靜下來，我才有機會端詳。它們大多是中華田園犬，也有一些名犬的雜交二代。雖然談不上毛發光亮，但幹幹凈凈，長得壯實。許多狗總是低垂著頭，偶爾與人對視時才會擡起眼睛，眼神老實而委屈。年紀小的狗更活躍一些，試圖從籠子裏伸出爪子觸摸人的手。
要照顧1300多只狗，文軍紅一刻都閑不下來。救助站還雇了6位工人。淩晨4點，她和工人們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糞便。每天，狗狗們能產生20桶糞便，近600個狗籠下的托糞板需要一一抽出，清洗幹凈後再塞回籠裏。一直忙到午飯時間，7個人也只能打掃完不到一半的房間。救助站裏的動物一天只吃一次飯，洗菜、蒸飯、分餐、消毒廚具，完成一次餵食需要4個小時。工人們一鍋又一鍋地蒸米飯，把胡蘿蔔、雞架、鴨肝、特價碎肉攪拌到一起，分到各個狗籠。文軍紅告訴我，吃狗糧方便，可以省去不少時間，但所有救助站裏的狗都吃米飯，因為最便宜的狗糧也比大米貴得多。
僅僅是打掃衛生和做飯，就足夠讓工人們忙碌到晚上8點多。其他人休息後，文軍紅還要照顧一些特殊的狗。小奶狗年紀太小，沒法進食米飯，她泡好羊奶，一針管一針管地註入小狗嘴裏；有些狗感冒、拉肚子，她自己學著給它們打針、餵藥。忙活到深夜12點、一天只吃一頓飯是文軍紅的生活常態。
她原本可以過得不這麼辛苦。文軍紅是土生土長的重慶人，家住重慶最繁華的渝中區解放碑附近。以前，文軍紅和所有普通的國企職工一樣，按時上班、下班，也會按時退休，每個月能領到一筆還算可觀的退休金。
26年前，文軍紅撿回了第一只流浪狗。那是小區裏一只受傷的京巴犬，眼球凸出，子宮嚴重下垂，渾身毛發又長又亂，長滿了跳蚤、虱子。以往，文軍紅不大留意街上的流浪狗，但那只受傷的京巴犬病懨懨地趴在樓梯角落裏，低聲嗚咽。“京巴犬很可愛，大眼睛，小鼻頭，乖得不得了。”文軍紅心疼這只京巴犬，帶它去寵物醫院治好病，養在自己家裏。“特別乖巧懂事，通人性。”女兒喜歡得很，給它取名“文靜”。京巴犬陪伴了母女9年後離世，從那以後，她對身邊的流浪狗變得敏感起來，“看到了就不忍心走開，總往家裏帶，每只狗都跟我的姓”。
文軍紅是單親媽媽，帶著女兒和父母同住在單位老舊的宿舍樓裏。起初，父親誇她是“救狗英雄”，但當家裏收養的流浪狗達到6只時，父母有些不悅了，睡眠也受到了影響。文軍紅背著家人，租了附近電力學校廢棄宿舍一層樓的三個房間，專門收養救回來的流浪狗。沒有了家人的約束，她形容自己變得“肆無忌憚”。“心疼啊，想著房子寬敞了，有一口水和遮風避雨的地方給它們就好了。”收養四五十只狗後，狗狗們的吵鬧聲和異味開始招來周圍住戶的反對，有人到居委會投訴，有人直接堵住文軍紅房間的鎖眼、給房門噴漆、打電話謾罵她。
二十幾年裏，她搬了6次家，帶著流浪狗從最繁榮的城市中心一次一次往城外挪，每個地方長則住上五六年，短則一兩年。搬家是個大工程，必須是個人煙稀少的地方，又不能離城區太遠，否則不方便采購和送狗就醫。如今，救助站已經搬到了主城區邊緣的歌樂山裏，收養的流浪狗也從四五十只增加到1300多只。
關在籠子裏的流浪狗
它們從哪來
文軍紅的手機就塞在圍裙側面的口袋裏，電話不時響起，她停下手中的活兒，在圍裙上擦擦手，迅速掏出接聽。許多電話是發現人打來的，請求她“救狗”。這次，一只金毛犬被遺棄在高速公路旁，已經受傷無法起身。遺棄點離救助站有一個半小時車程，天快黑了，文軍紅心裏急，打電話給相識多年的司機，請他第二天一早去把狗接回來，又反復叮囑發現人務必把狗挪到遠離公路的地方。
起初，文軍紅只是自己在城市裏“撿狗”。我說現在城市裏的流浪狗似乎並不多見，她對這個疑問習以為常。“那只是因為你沒有留心，餐廳門口、景區垃圾桶旁邊、公園裏，有食物的地方就有流浪狗。”文軍紅說，大多數流浪狗不會主動攻擊人類，相反，“為了多找到一口吃的，它們會盡量降低存在感”。開始收養流浪動物後，她對城市裏的這些角落特別敏感，總能聽到草叢裏小奶狗和小奶貓的叫聲。
漸漸地，有人主動把動物“送上門”。她已經習慣了清晨打開門時，看到門口堆著一個麻袋，裏頭裝著剛出生不久的小貓小狗。“許多是附近村民家裏的狗生了小狗，不想要了，甩進我的院裏。”
收養規模達到200只時，文軍紅“有了點小名氣”，派出所和城管局也主動找她救助流浪狗。沙坪壩區城管局的一位隊員江濤告訴我，城市裏的流浪狗“是個十幾年的老問題了”，沙坪壩區的旅遊點磁器口有一條小吃街，常有流浪狗在附近覓食。景區人流量大，遊客也擔心被狗咬傷，如今每個月大概會有十幾個來電反映流浪狗問題。
相比於城區，文軍紅從農村救回的狗更多。農村人習慣養狗看家，隨著近些年大批年輕人到大城市工作，留在村裏的人越來越少。“留下的老人覺得不需要看家了，又不想養著狗，直接放走了。即使留著，也談不上照顧，放任它們到處跑。”文軍紅反復提到，貓和狗的繁殖能力強，自己每次救回流浪狗，都會盡快給它們做絕育。而農村裏的流浪狗往往無序繁殖，產生更多無人照看的狗，速度驚人。
她曾到重慶北碚區的一個村子裏救過狗。那是一只剛在田埂邊產下3只幼崽的流浪狗，村裏的小孩玩耍時試圖抓走幼崽，被狗媽媽咬傷。文軍紅趕到村裏時，咬人的狗已經被打死，只救回3只幼崽。離開時她提出，自己出錢給村民養的狗做絕育手術。“那些老人不同意，覺得我有‘神經病’，狗還需要做什麼絕育？”
誌願者何雯也會往文軍紅的救助站裏送狗。她參與救助流浪狗已經有13年，總結出能夠快速救到大批流浪狗的兩個地方：狗販子的大貨車，還有正在拆遷的老舊小區和村莊。
文軍紅的手上有許多被狗咬傷後留下的咬痕
在重慶，高低起伏的土地上很難開辟出新的建築用地，拆遷成為擴張商圈和城市規劃的重要手段。“許多人家拆遷時不願意帶走舊東西。新小區養狗不方便，容易被投訴，物業也不願意，他們就把狗留下了。”去年，何雯和誌願者們在城區的電測村小苑救出一批流浪狗。電測村小苑緊臨重慶的觀音橋商圈，拆遷時人去樓空。十幾只曾經的寵物狗仍在樓裏守著，其中不乏大型犬。附近的居民多次向城管和派出所投訴，何雯和其他誌願者擔心狗販子把狗擄走，聯系了幾個救助站接走狗狗們，文軍紅也接回5只中華田園犬。
搬到歌樂山不到兩年時間，文軍紅收養的流浪狗已經從900只快速增加到1300多只。這也是重慶主城區老舊小區拆遷和棚改速度加快的時期，2001至2013年的13年間，重慶改造各類棚戶區近2400萬平方米，而從2018至2020年的3年間，計劃完成棚改1400萬平方米，超過之前13年總面積的一半。
文軍紅救回的流浪狗有不少曾是主人的寵兒，她能快速分辨出來，它們一般是品種犬或是雜交犬，體型小，以白色、咖啡色為主。中國的寵物主數量增長迅速，2018年養寵用戶數量是7355萬人，到了2019年已經上升到9915萬人，同比增長34.8%。城鎮裏的寵物犬數量達到5503萬只，“人狗比”達到15∶1。而伴隨而來的，是流浪寵物狗的增加。
“很多年輕人覺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抱著狗逛街，是一件很時髦的事情。當他們換一個城市打工，或者只是新房東不讓養狗，就隨便把狗丟了。”僅僅半個月，她就接到了3只寵物狗，其中一只小泰迪是從一對情侶的出租屋裏接回的，兩人準備離開重慶回老家工作，“他們說，如果我不要狗，就只能把狗扔掉了”。文軍紅知道自己被“道德綁架”了，但無可奈何。另外2只不到一歲的小狗仍在住院，是兩個年輕姑娘打電話給文軍紅，聲稱撿到了受傷的流浪狗。文軍紅把兩只小狗送到寵物醫院檢查，發現狗感染了犬細小病毒，需要醫療費1萬元。她後來才知道，2只小狗其實是小姑娘的寵物。“她們倆剛畢業，在餐廳當服務員，不想出這筆錢給狗治病，又不敢跟我說實話。”
1萬元的醫療費對文軍紅而言，也是不小的負擔。今年以來，她還欠著相熟的寵物醫院好幾萬元的醫療費，“院長是個好人，不催我，但欠錢總不能過了年”。
小奶狗無法吃米飯，文軍紅就泡羊奶餵它
舉步維艱
救助站的最大花銷是狗的夥食費。即使每天只吃一頓飯，1300只狗仍需要吃掉500斤大米、5袋鴨肝、2鍋肉末和若幹蔬菜。救助站裏只有兩個房間用來住人，其中一個房間除了擺放單人床和狗籠，墻角還堆著6摞大米。斷糧，是文軍紅常常憂愁的事情，“夜裏夢到狗狗們沒有飯吃，自己一下子就驚醒了”。
救助站運轉20多年，全由文軍紅一人負擔所有費用。不到100只狗時，她只靠3000多元的退休金就能維系。狗的數量不斷增加，場地擴大，救助站也需要人手，文軍紅花光退休前攢下的積蓄，又賣掉重慶城區的老房子。她掰著手指算了一筆賬，每月水電費1萬元、夥食費5萬元、工人工資1.5萬元，每年房租4萬元、給狗狗打疫苗3萬元、洗澡推毛2萬元……她沒有把那個龐大的總額計算出來。如今，每個月的進賬杯水車薪，只有退休金和女兒打給她的5000元生活費，以及愛心人士不固定的捐款。春節之前，她還要還清拖欠工人們10個月的工資及醫院裏賒欠的醫療費。
幾乎所有的救助站都面臨資金困境。紮根於重慶的動保聯盟是一個致力於流浪動物救助的組織，連接個人救助站與愛心企業，將籌集來的捐助物資分配給救助站。運行5年來，川渝地區有超過100家救助站在動保聯盟平臺註冊認證。負責人熊文傑告訴本刊記者，在動保聯盟認證的救助基地規模需要在200只以上，大部分集中在400到700只，文軍紅救助站的規模是少有的龐大。
“雖然叫救助基地，其實背後都是個體在維持，賣房、舉債都是常態。”在熊文傑的統計裏，95%的基地“非常非常困難，在缺糧的邊緣掙紮”。每個月，他會和平臺成員輪流給救助站運送物資。“今年給文阿姨的基地捐過米，都是2萬斤規模地運，還有一些狗糧，但是仍然差得很遠。”
即使負債累累，文軍紅的救助站與他人相比，仍屬於條件較好的。熊文傑印象最深的是在重慶南山區的婆婆白金容，她已經72歲，一個人租住在南山區農村的一處危房裏。為了照顧300多只流浪狗，白金容已經賣掉了自己原有的房子，每天還要外出撿礦泉水瓶賣廢品。
熊文傑心裏清楚，靠救助者個人“傾家蕩產”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動保聯盟搭建了一個網站，其中有募捐板塊，救助基地負責人在網站上實名認證、上傳信息後，可以自主發布求助內容。
然而，這對於文軍紅和許多救助者而言，依然太難了。文軍紅很少打開微信，不知道如何在微信裏搜索聯系人和轉發圖片，而白金容甚至連微信號都沒有。熊文傑告訴我，大部分救助站的負責人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能熟練使用微信的已是少數，更談不上在平臺上提交資料、寫求助文案，“他們不會，也沒有時間，必須有年輕的愛狗人士長期幫助運營”。
但是，團隊運營又涉及更復雜的管理問題。“誰來管理資金？誰來做賬？狗狗是捐助的對象，誰來監督資金都用在了流浪狗身上？”熊文傑曾接觸過成都的一家收養了700只流浪狗的基地，基地有專門負責運營、募捐的愛狗人士。在一次大額募捐後，運營者卷走了所有募捐款，銷聲匿跡。與上百個基地對接後，熊文傑依然沒有更好的辦法。“你會發現，這中間有一個解不開的矛盾。在這個行業裏，年輕人很難長期堅持，真正虔誠救狗的人大多年過半百，他們的個人力量無法支撐救助站的發展，也沒有能力和精力去募捐和管理資金。”
幾位救助者和誌願者都提到，重慶小動物保護協會是重慶市少數能夠良性運作的救助站。協會成立於2005年，最初也是個人救助站形式，成立不久後在民政局、農業局登記，成為唯一一家官方註冊的機構。何雯曾以誌願者的身份在重慶小動物保護協會服務了近5年，負責活動宣傳。“協會成立時間早，起的名字也響亮，很快積累了一批原始粉絲。”在重慶小動物保護協會內部，有救助、領養、宣傳等比較明確的分工，何雯的日常工作是運營豆瓣、微博、博客平臺，拍攝救助活動的照片，對接企業的捐贈需求。有了政府備案和高曝光度，協會每個月收到的捐款已能支撐日常運轉。
但即使籌到了糧款，資源在行業內的分配也很難均衡。何雯告訴本刊記者，小動物協會獲得大量捐款與其他個人救助站的艱難維系對比明顯，有的救助站提出要求，協會應該把沒有使用完的捐款分給其他救助站，但協會沒有同意。“不患寡而患不均。做同一件事，境遇完全不同。後來有人到民政局舉報協會的資金使用不明，協會當時又拿不出明晰的賬目。”何雯說，2009年，重慶小動物保護協會被註銷了資質，重慶再也沒有官方登記註冊的救助站。
熊文傑也知道，“行業裏盤根錯節，關系復雜又比較微妙”。動保聯盟事先統計了對接的每個救助基地流浪狗的數量，算出每月大致的食物消耗量，再把每個月籌集來的有限資源分配到各個基地，“盡量都照顧到”。他開玩笑地說，如果自己私人要給某個救助站捐款，還要“偷偷摸摸，囑咐對方不要讓其他救助站知道”。
何處是歸宿
11月13日，我第二次到達文軍紅的救助站。聊天中，工人把文軍紅喚進廚房，給一只剛救回的流浪狗餵食。過了許久，文軍紅才從廚房裏出來，左手拿著大瓶碘伏，右手不斷地淌血。她從籠子裏拿出狗盆時，流浪狗誤以為食物被奪走，咬傷了她。她的右手虎口和食指上有兩個很深的傷口，中指和小指上是兩道咬痕，皮肉已經翻出。文軍紅顯然很有處理經驗，在水龍頭下衝洗了好久，再用碘伏擦一遍，“被狗咬了就要多流血，把病毒排出來，不然會腫起來”。咬人的狗還沒來得及打狂犬疫苗，她需要到城裏的三家醫院分別打破傷風疫苗、狂犬疫苗和狂犬球蛋白。
每救回一只狗，文軍紅都要帶到醫院打疫苗、洗澡推毛。許多流浪狗還有嚴重的皮膚病，除去身上淩亂的毛發和跳蚤、虱子後，才能看到皮膚上的瘡口和膿包。每年4月中旬，是流浪狗們一年一度洗澡的日子，文軍紅請來美容院的師傅，幫自己一起給狗狗們洗澡、剃毛。
陽光和自由，是救助站裏流浪狗的奢侈品。難得遇上重慶放晴，文軍紅把大門關緊，讓狗狗們到院子裏撒歡玩耍。不到100平方米的院子無法同時容納1300只狗，只能輪流把狗放出來，但直到太陽落山還是難保每一只狗都出籠溜達過。她覺得，救助站還是太小了，如果能把周圍的幾畝地開辟出來，就能寬松得多。
不過，文軍紅的場地在白金容看來已經“十分寬敞”。白金容一個人照顧救助站裏的300多只狗。房門打開時，屋裏濃重的異味瞬間衝出房間，即使我們戴著口罩也難以抵擋。和熊文傑的描述一樣，白金容的救助站是兩層的土磚房，本就狹小逼仄的屋子全被狗籠占滿，屬於人的物品只有一把椅子和一個煤氣竈，她只能在房間過道裏擺一把老舊的椅子，每晚坐在椅子上睡覺。後院的狗欄完全接收不到陽光，白金容拉動老式燈繩，依靠燈泡昏黃的燈光，我才勉強看清，每個狗欄裏擠著二三十只狗。這裏的狗精神狀態不如文軍紅救助站的，也更暴躁，甚至從籠子裏伸出嘴撕扯著路過者的衣服，把衣服口袋都咬爛了。
顯然，這樣一位步履蹣跚的老人已經很難維系300只流浪狗的生活。白金容的救助站是動保聯盟的重點救助對象，但熊文傑也說不清楚，苦苦支撐救助站對於白金容和這些流浪狗而言，是好是壞。“讓狗狗住在救助站裏，是對的嗎？但不把它們關在救助站裏，城市裏的流浪狗能去哪兒？誰能保證它們不傷人、不傳播疾病？”
許多救助者認為，流浪動物是伴隨城市發展而來的越來越明顯的一個問題，希望政府能撥款救助流浪狗。在國內，只有青島市有所行動。2014年，青島市犬只收養服務基地啟用，政府采取購買服務的方式，通過招標，委托社會有相關管理經驗的公司進行運營管理。不過，這一模式並沒有被其他城市復制。何雯記得，自己在5年前就曾與其他誌願者聯合向重慶市政府和民政局提過建議，得到的回復並不樂觀，但也說服了她：“政府的撥款是所有納稅人的錢，憑什麼要求所有市民為少數人的棄狗行為買單？這樣會不會讓棄狗變得更隨便？”
如今，文軍紅救助站裏的狗狗數量還在不斷增加，但她總舍不得把狗送走。對於領養，她有嚴格規定：知根知底的熟人、穩定收入、固定居所、有愛心耐心、接受定期回訪……這幾乎是所有救助站對領養者的要求。一位曾經從救助站成功領養過貓的市民李曉陽告訴我，自己“太想要一只貓了”，雖然能理解對方的資格審查要求，但詳細的審查和定期上門回訪還是讓她“有些惱火”，“容易消磨人的熱情，有隱私顧慮，而且占用的時間很多”。熊文傑也替文軍紅著急：“只進不出不是個辦法。文明養犬當然是解決問題的根源，但那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今年冬天又是救助站一道難跨的坎。重慶多雨濕冷，文軍紅用褥子和棉被罩在狗籠上，或是用薄木板釘住其中的一面。她怕狗受涼，每進到一個房間，都要把狗籠上的棉被扯平蓋好。救助站物資告急，大米還有110袋44斤裝的，大概能堅持10天。賣房的錢已經花光，即使不考慮拖欠的工資和醫療費，每月的微薄進賬連水電費都難以支付。“電費拖欠不得，沒有電烤扇取暖，許多小狗就會感冒發燒，已經沒有錢給它們看醫生了。”
在醫院裏，文軍紅拒絕花50元衝洗傷口，反復向醫生說明自己已經用碘伏消毒了。醫生囑咐文軍紅，半年內記得打三針破傷風疫苗，繳費500元。她拿著繳費單出門後，又折返回診室向醫生確認：“是三針500元還是每針500元？”得知是三針的價格後，她有點不好意思地朝我笑笑，說：“我以為每針500元，那就不打了，1000多塊錢夠所有的毛孩子吃一天飽飯了。”（文中江濤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