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寺廟與牌樓、城墻、城門一樣，不僅是北京的“名片”，而且也是歷史、文化和民俗的承載體或磚砌的《史記》和《資治通鑒》，留下了很大的影響。古都的老百姓並非都是香客信眾，但他們在宗教信仰之外，關註寺廟的文化、歷史、典故和興衰，而這些是老北京文化的組成部分。
就寺廟數量而言，北京在全國各大城市中首屈一指。僅乾隆時期繪制的《京師全圖》就標出內城、外城寺廟1207處。1930年，北京市區、近郊區登記造冊的寺廟有1734處，而1936年還有1135處，到了1941年則僅存783處。
作為古都的京城，明清兩朝所建寺廟往往與太監、王爺有些關系，是很特殊的現象。東四法華寺是明景泰年間太監劉通及其弟劉順“舍宅為寺”；智化寺是太監王振家廟改建的；北京目前唯一的尼姑廟通教寺就是明朝一些太監集資而建；石景山法海寺是明英宗近侍太監李童所建；海澱大慧寺，又稱大佛寺，系明正德年間太監張雄等創建。
雍和宮是由雍親王府“升格”而建；賢良寺是怡親王允祥“舍宅為寺”；南池子的普度寺，又稱瑪哈噶喇廟，則是在睿親王多爾袞的王府所建。如此多的寺廟，自然少不了故事、軼事、逸聞或其他一些有趣的歷史。
智化寺 供圖：TAKEFOTO
小廟用上黃琉璃瓦
劉禹錫說，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有些不起眼的小廟很出名，並非是“廟小妖風大”，而是有歷史故事和有趣傳說。其中，黃瓦財神廟便是一例。
歷朝歷代對寺廟建築的規模、等級是有嚴格的界限的，除皇家寺廟如雍和宮、太廟等外，大小寺廟是不可濫用黃瓦的。而在鼓樓東大街有一座不大的財神廟卻用上了黃琉璃瓦。據1935年出版，由張恨水審定的《北平旅行指南》對黃瓦財神廟的來歷有所記述：“相傳清聖祖（康熙）駕崩後，世宗（雍正）由府入宮行經該廟，遂入廟休息，並探消息，曾向神像禱祝：如能登極即重修廟宇。後即如約撥帑興修，並易以黃琉璃瓦”。
雖然是個傳說故事，但與歷史相符，而且雍正當年的雍親王府在北新橋北，他上朝入宮必經此廟前過。故事合乎歷史邏輯，並非子虛烏有。此財神廟雖小，但當年正殿三間還供奉財神、藥王和魯班等道家神靈，在1937年時，廟內還有一個叫隆修的老道主持香火。近年正殿有所修葺，從南鑼鼓巷遊逛的人，都會望上幾眼。
黃瓦財神廟
全國各地的寺廟中，往往土地廟是最小的，北京也如此。當年在朝外東大橋附近的“雙夫人土地廟”就很有趣。一般土地廟只供奉土地爺和土地奶奶，而東大橋這座小廟則供奉兩個土地奶奶，故稱為“雙夫人土地廟”。顯然，這裏有故事。民間戲傳，有一年東大橋的土地爺與關東店的土地廟的土地爺打牌贏了他，關東店土地爺只好將自家的土地奶奶當做質品輸給了東大橋這位土地爺，於是有了“雙夫人土地廟”。故事畢竟是故事，但“雙夫人土地廟”確實存在，在1928年的《北平特別市寺廟登記》中有所記載，記載稱此廟“坐落於東郊一區東大橋一號，建於同治三年五月，屬募建。本廟面積約二畝，房六間。”而且“廟內法物有泥土地神像三尊”，坐實了雙夫人土地廟內有兩個土地奶奶。
雙夫人土地廟的民間傳說可能是一些人惡作劇的產物。但人們從這種故事中引申出厭惡賭博的思想內容，是雙夫人土地廟存在的意義所在。日偽占領北平時期，日寇在此建了“日本墳地”和火化場，才將其拆毀，廟不在，故事留了下來。
老北京的寺廟中，有一些小廟是民間信仰、祭祀的對象，不佛不神很奇怪。當年阜成門外有一座小廟，人稱“窮神廟”，廟高不過十尺，進深三尺，小得很可憐。廟裏的神是“窮神”，即老北京專司紅白事的杠夫所供奉的偶像。舊日的杠夫被雇出殯擡棺時，大多戴一頂清式的破氈帽，一身花衣裳，氈帽上有一烏翎，翎毛朝上，與大清官員的“頂戴花翎”不大一樣。如果替人家辦婚事，則換穿綠色的。據民俗專家王永斌回憶，杠夫的衣裳“既不是織花，也不是印花，而是拿塗料抹上的花，地兒多半是綠的”，看起來十分滑稽，但是這個行業的“行業神”。
窮神廟裏就是一個杠夫扮的泥像，泥像手拿酒壺，醉眼乜斜，笑瞇瞇的，像是杠夫的自畫像。
廟雖小，也是有香火的，據老人們回憶，京城裏出殯撒紙錢的“一撮毛”，每年都會帶領窮哥們杠夫去小廟祭掃。“一撮毛”撒紙錢技術高超，“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收入比一般杠夫多，據說每年去窮神廟祭掃時，香燭都是他花錢買的。
寵物迷炒作狗神廟
古人尊重和推崇自己的神靈由來已久，北京除有杠夫的“窮神廟”外，還有歌頌建都江堰有功的李冰父子的“李二郎廟”。清人吳長元《宸垣識略》有所載，李二郎廟在今天的燈市口大街東，清代屬黃華坊，廟不大，但歷史悠久，“僅一小殿，康熙間重修。”“唐貞觀三年創廟於此，宋元佑二年重修”。據吳長元按語雲：“二郎視為秦蜀將李冰之子，鑿離堆江，有功於民，蜀人祀之。本朝雍正五年，詔封李冰為敷澤興通佑王，李二郎為承績廣惠顯英王。”死後千余年成了王，自然就該有個廟祭祀，“李二郎廟”應運而生。都江堰是古代水利工程的典範，至今還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人民紀念李冰父子理所當然。清末後，“李二郎廟”衰敗成民居，已不為人所知，但它旁邊的那個祭祀楊二郎楊戩的“狗神廟”的名氣大了起來，許多人將“狗神廟”與“李二郎廟”混為一談，大概是“李二郎廟”被埋沒的原因吧！但在四川都江堰的李冰父子廟則規模大得多，今天依然香火旺盛。
“狗神廟”之稱，則是來源於上世紀初一個美國人，他當然不知楊戩是哪路神仙，他見到燈市口二郎廟門口有一石雕，其實是來歷不明的石獅，這個美國人誤以為是狗，就起名狗神廟。此人在1936年繪制的北京地圖上首次標出狗神廟之稱。國人沒有稱狗為神的習俗，老北京有牛王廟、馬神廟，就是沒有專門祀狗的廟。況且楊戩的狗稱“哮天犬”，咬傷過大鬧天宮的孫猴子，自然是條惡犬，老北京人怎麼會朝它跪拜呢？筆者兒時在廟後的史家小學上學，放學後時常到楊二郎廟門口玩。廟不大，只有一間，廟旁似乎還有一座石碑，廟裏住著一個白白凈凈的還俗道人，至今還留在我的記憶中。至於那個“石狗”一直沒有什麼印象，好像最近一二十年被“寵物迷”炒作捧出來的。
京城還有許多真正的“小廟”，小得出奇。昔日廣安門外的“槐樹廟”就很有趣。據史料記載，此廟“重樓疊閣，狀頗美觀，廟內正殿五楹，梁、棟、檁、欞，歷歷可數”，居然修在一個古槐的樹洞裏，故人稱“槐樹廟”。
《北京晚報》曾介紹過東華門外“橋上有廟，廟下有橋”的典故，殊不知，將廟建在交通要道並非僅此一處，昔日西四北大街的“當街廟”亦是一例。清《道鹹以來朝野雜記》中，便有記載，稱當街廟在“西四牌樓北，當年在甬路中間有一廟宇，座南向北，名當街廟。其址在石老娘胡同東口，廟供額森牌位。據聞明英宗北狩，後為額森放還朝，感其義，為之立廟，故北面”。當街廟亦是小廟，“內殿宇不廣，當年車馬皆由內廟之兩旁繞行”。廟中供奉的不是神佛，而是一個蒙古首領額森，當年明英宗率兵掃蕩元朝殘余勢力時被俘，額森將英宗偷偷放歸。英宗回到北京後“為之立廟”，將廟修在了西四北大街上了，而且“故北面”，朝著漠北蒙古方向。
“狩”字在中國文化中有特殊含義，並非只是狩獵，“明英宗北狩”其實是讓北人俘虜，慈禧“西狩”是往西逃跑。為表示額森不殺之恩，自然要為“恩人”修個廟祭祀，但為了臉面，此廟又不可修得太大，畢竟被俘不是光彩奪目的事，只能是個小廟意思意思了。在清末“修馬路時始拆卻”。石老娘胡同即今天的西四北五條。當街廟一度還當街巷地名，大致範圍從報子胡同（西四北三條）到魏兒胡同（西四北六條）都稱“當街廟”。當街廟，在清代改為了私塾，稱“會輔堂”，培育小孩子。
寺廟普遍有別稱
寺廟有“小名”，也就是俗名、俗稱，這種現象在老北京很普遍。如眾所周知的妙應寺稱白塔寺，隆福寺稱東廟，護國寺稱西廟，覺生寺稱大鐘寺，岫雲寺稱潭柘寺等等。
妙應寺稱為白塔寺
慈慧寺在阜成門外，是座大廟、古廟，建於明代，因為廟中毗盧殿的殿門有“小孔成像”現象，故被人們視為神秘，稱之為“倒影廟”。幾百年過去了，很少有人知道慈慧寺，但周邊的人都知道“倒影廟”，俗稱、小名比正名名氣大得多。有趣的是，民俗學家金受申特別關註“倒影廟”的來歷，新中國成立初他在《北京民間故事》一書中，就搜羅了三條與之有關的資料。慈慧寺又有“新妃寺”之說，廟後有明清兩朝埋葬宮女的地方，稱靜樂堂，而靜樂堂又稱“宮人斜”，這樣與“倒影廟”組成了完整的故事鏈，讓人們知道了慈慧寺故事多多。為此，留下了“蜘蛛塔繞虎皮墻，老樹山門盡白楊。夜半宮人斜上月，冷隨環佩禮空王”的詩句。
當年在西長安街上有慶壽寺，是金代始創的古剎，明清兩朝多次修葺，因廟中有海雲、可庵的舍利塔，京人稱之為“雙塔寺”；戒臺寺是萬壽禪寺的俗稱，五塔寺是真覺寺的小名，而俗名白塔寺的除妙應寺外，龍潭湖畔的法藏寺也稱白塔寺，北海內的永安寺也有白塔寺之稱。東直門外的延壽寺因廟中有鐵塔，俗稱“鐵塔寺”，而西直門內的弘慶寺，因寺中佛塔用黑磚所砌，稱為“黑塔寺”。阜成門內的永福寺內有用青石建造的塔，故稱為“青塔寺”，至今此地還有青塔胡同地名。至於什麼“三塔寺”、“高廟”、“雙廟”、“紅廟”、“黃寺”、“黑寺”等，都是俗稱。
新街口附近的“曹老公觀”，正名是“崇元觀”，因傳說它是明代太監曹化淳捐資興建的。西山臥佛寺很有名，但它的正名是十方普覺寺，西城的鷲峰寺、崇外東花市的雲蓋寺皆因廟中有臥佛像，也稱“臥佛寺”。
美術館後街有一公交站稱大佛寺，大佛寺是普德寺之俗稱，當年頗有規模，一度是清善撲營的壯士練摜跤的地方。俗稱大佛寺的寺廟不少，海澱區的大慧寺、豐臺區的延壽寺都曾有大佛寺的俗稱。
老北京有風雲雨雷四廟，均在紫禁城旁。風神廟是宣仁廟，雲神廟是凝和廟，雷神廟是昭顯廟，雨神廟是福佑寺。至於關帝廟、火神廟、娘娘廟、竈王廟、藥王廟等等，都有正式的廟名，但很少有人會提及，把俗稱當成了正名。
寺廟在命名時都會用佛經、道經中的典故，來顯示寺廟的莊重，故而京城有許多寺廟名稱“重名重姓”，如法華寺至少有三個，而且廟都很大，且有故事；延壽寺至少有兩個，一個在城裏，一個在城外。普度寺、真武廟、土地廟重名也很多。由於歷史久遠，許多寺廟會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名稱，在《北京伽藍記》中，有許多這樣的記載。像天寧寺北魏時稱“光林寺”，隋代稱宏業寺，唐代稱天王寺，金代稱大萬安寺，明代稱天寧寺。而且在明代還叫過“廣善戒壇”。城南法源寺曾有憫忠寺、順天寺、崇福寺等名，但人們只記得法源寺了。
大廟奇人軼事多
有些寺廟為示顯赫，往往在寺名前加“大”字，如大隆福寺等，也有些加上“勅修”，證明自己是皇家寺院或皇家撥款建的寺院。像花市的“勅修火德真君廟”，就是皇家撥款建的而不是民間籌款或私建的火神廟。
此外，有些稱“寺”的並非是寺廟而是衙門。如大理寺是類似於“最高法院”的衙門，“大理”最早見於夏，周稱“大理”為大司寇，北齊時始設大理寺卿，唐代置大理寺。自明代始設立“三法司”會辦司法制度，凡重大案件，由刑部（司法部）審明，都察院（最高檢察院）參核，大理寺平允。清代的太常寺是掌管壇廟祭祀的衙門；光祿寺是掌管大型典禮預備筵席的衙門，還負責給大臣官員供應食物。鴻臚寺也與吃有關，是掌管朝會與國宴贊寺禮儀的衙門。太仆寺是清初所設，隸屬兵部，主要負責養馬、馴馬。這些“寺”有些留在地名中，不少人將其與寺廟混為一談，殊不知是個誤解。
京城小廟有故事，而大廟也不少，不只有些軼事舊聞，而且還有奇人奇事。像民國期間白雲觀火燒老道，解放初期雍和宮喇嘛大盜等，因多次見諸於報端，無須再說了。
北京的寺廟有些與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有關，可謂是一大特色。民國初期，鬥士章太炎因“反袁”曾被囚禁在陶然亭西的龍泉寺。晚清大臣張之洞也把此廟當做別墅，時常來此“靜憩”，因為“龍泉寺地勢平曠，每風月晴霽，望西山諸峰蒼翠郁然”是很幽靜，便於沈思的地方。
革命先輩李大釗在1927年就義後，他的遺體一直停厝在長椿寺附近的浙寺中，據史料載，李大釗的靈柩在長椿寺只停了6天，後來移於浙寺南院，1933年安葬在萬安公墓。長椿寺是明代古剎，很有盛名，而浙寺較小，名氣不大，不少歷史學者將其與長椿寺混為一談，以為李大釗一直是在長椿寺停厝。
柏林寺為“八大廟”之一，曾有我國唯一幸存的“龍藏經版”。佛教“龍藏經版”刻了六年之久，有了萬余塊，刻經書7000余卷，一直在廟中保存。“七七事變”後，抗日英雄佟麟閣在南苑英勇犧牲，他的遺體曾隱名安葬在柏林寺中，抗戰勝利後方移葬香山。在日偽時期，柏林寺的和尚們為保護佟麟閣的遺體棺木貢獻了力量，並為後人所稱贊。
戊戌變法與法華寺有關，在譚、袁密會時，康有為和梁啟超則在法華寺附近一個小廟“等待消息”。這個小廟據稱是“金頂廟”，康有為曾住在這裏。廟在韶九胡同（舊稱燒酒胡同），這個道家廟很小，民國之後就改了民居。至於“公車上書”的集合地在菜市口松筠庵，松筠庵也是個廟，還是明代忠臣楊椒山故居和祠堂。
東城有兩座法華寺，一個在東四報房胡同，一個在崇文門法華寺街。有些人將這兩座法華寺所發生的歷史事件混為一談，如臺灣女僧釋永蕓和大陸學者嶽紅在《北京伽藍記》中稱，1898年戊戌變法時“袁世凱清末曾經住在法華寺內”，“維新派譚嗣同奉光緒皇帝密旨，深夜到法華寺與袁世凱密議”的歷史事件，誤以為在崇外法華寺。其實，此事發生在東四法華寺，袁世凱所住的法華寺也不是崇外法華寺。
法華寺內發生的歷史事件並非此一件，早在1860年（鹹豐十年），這裏曾是清廷與英法聯軍簽署《北京條約》的地方，史載：“和議既定，諸大臣於此延見洋人，是為京師交涉之始”。東四法華寺“其巨為東城諸剎冠”，在鹹豐年間，法華寺主持僧德沄“主持此寺，能作大字，頗通文墨，喜交文士”。不過，據《嘯亭雜錄》記載：“乾隆中，法和尚居城東某寺，交結王公，淫縱不法。為果毅公阿裏袞所擒，立杖殺之”，指的也是東四法華寺。
寺廟曾成斷案場所
北京有兩個海會寺，分別在今天的豐臺區與朝陽區，因名稱一樣，許多事會混淆。清代的“四大奇案”之一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在京城“開棺驗屍”地點在海會寺，但在哪個海會寺說法不同。《豐臺區誌》說是在豐臺南苑的海會寺，後來學者王寶升考證，應是朝陽門外神路街的海會寺。海會寺又稱海慧寺、海會禪林，都是明代所建寺廟，而且規模很大，否則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不會聯合在此驗屍辦案的。據民國間的北平寺廟登記，朝陽的海會寺還有“房屋九十四間”和十七尊佛像，而豐臺海會寺只有房屋二十二間。相比之下，朝外海會寺是“開棺驗屍”的場所可能性最大。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是晚清發生在江南的大案，震驚全國，但最終在北京海會寺真相大白，北京寺廟故事多絕非妄言。
在《道鹹以來朝野雜記》中，記述了另一個寺廟的奇人軼事：“東便門外運河之濱，有靈官廟，實民僧廣真主持，時人呼為廣姑子。於道光中葉，其廟中香火極盛，且地鄰二閘，夏季遊人眾多。廣真又招妓設賭，誘貴族諸子弟入局。歷數年之久，風聲甚大，為禦史所參。步軍統領派弁往抄，適值廣真做壽，來賓甚盛，因而俱罹於難。復究出莊親王、喜公爺諸人，皆因之革爵。廣姑子則歸刑部判罪發遣。”這段寺廟奇人軼事一度轟動京城，“好事者編作曲詞，到處唱之”。《道鹹以來朝野雜記》作者崇彜的這部書被譽為“字字珍秘，皆親見親聞”，他所記述的靈官廟廣姑子事，不是八卦傳聞和街談巷議，而是史實。
北京的寺廟住持和居住過的高僧有不少“文化人”，他們除吟詩作畫外，還喜歡養花種草，故而京城一些寺廟的奇花異草成了這個寺廟的名片或代稱。如崇效寺“昔以棗花名，寺中楸樹三株，蒼蔚可喜，花時有如幢蓋，後以牡丹著名，異種甚多。”崇效寺的牡丹是由山東菏澤移植而來，每當牡丹盛開時，寺廟內外，車水馬龍，都是賞花人。乃至崇效寺還有棗花寺別名。法源寺“以丁香花著稱，恢宏為他寺所無”。至今，每年春天丁香盛開時，寺裏還舉辦丁香詩會。廣化寺的“西府海棠”、東嶽廟的杏花、大覺寺的玉蘭、臥佛寺牡丹、天寧寺的桂花、廣濟寺的臘梅、弘善寺的菊花等等，不勝枚舉，花為寺廟增光添彩。
東嶽廟在重陽節立起九花塔 攝影：程功
由於時代變遷和發展，北京沒有那麼多廟了，但是遺留下的，古為今用後，仍發揮著作用，東嶽廟成為北京民俗博物館、萬壽寺成為古代藝術博物館、五塔寺成為古代石刻博物館、大鐘寺成了古鐘博物館、長椿寺成為宣南文化博物館……它們依然富有魅力，訴說著北京文化的悠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