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 王宏超
《世界上最醜的女人》，[波蘭]奧爾加·托卡爾丘克著，茅銀輝、方晨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21年9月版，390頁，66.00元
世界上最醜的女人，是一個長了胡子的女人。
在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的小說《世界上最醜的女人》中，那個長胡須的女人從小被遺棄，流落於馬戲團，整天奔波於各地，進行著畸形秀表演。
外形之美醜，真是蘿蔔青菜各有所愛，但要是說一個女人因長了胡須，而稱她為“世界上最醜的女人”，必定是眾口一詞，毫無疑義的。斯科特·洛的《頭發：賦能的符號》一書說：“面部須發如此關鍵，恰恰是因為它被當作明確無誤的性別指征。在愚昧的過去，胡須濃重的女人的歸宿常常是馬戲團的怪胎秀。”（[美]斯科特·洛著，朱天寧譯：《頭發：賦能的符號》，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55頁）女性的須發濃密，就打破了性別的慣常形象，成了一種難以歸類的怪胎。
這位長胡須的女人在每次表演的出場前都會引起觀眾的騷動，串場的報幕員也適時地做些渲染，鼓動眾人的情緒：
閉上你們的眼睛吧，尤其是女士們、孩子們，因為接下來要看到的這個醜陋的存在，會強烈刺激你們那雙脆弱的眼睛！誰要是看了這個天生的怪物一眼，你就永遠也別想踏踏實實睡覺了，就算睡著也會嚇醒。還沒誰會讓你對造物主喪失信心……（130頁）
馬戲團中一直存在著畸形表演，尤其是在十五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歐洲，這種病態的演出滿足了許多人獵奇、偷窺、癡迷異國情調的心理。跟隨崇厚出使俄國的張德彜，在1879年11月24日（光緒五年十月十一日）的日記中記載了他在俄羅斯一家蠟像館參觀時，看到一個生須女子的展覽：
正面橫小臺，坐一阿美裏加墨西哥國弱女，名席班呢者，滿頦烏須，居然一丈夫面也。乃語言裊娜，十指柔荑，隨時針黹，動作嬌羞，儼然女態。據雲，隨伊父來此，已逾三月，留之以為奇貨，令人鑒賞，其父因而獲利焉。（張德彜著，楊堅校點：《隨使英俄記》，嶽麓書社，2008年，761頁）
關於長胡須女人的外貌，托卡爾丘克的小說裏有一段細致的描寫：
她碩大的頭顱上長滿了腫塊和贅物，疙疙瘩瘩。皺癟的額頭之下，是一對濕膩的小瞇縫眼。如果從遠處看，就像兩道微不可察的裂縫。她的鼻梁看起來支離破碎，似乎有多處骨折，鼻頭色澤幽藍，還長著稀疏的汗毛。一張血盆大口，雙唇腫脹，總也合不嚴，口水四溢，齜出了滿嘴尖牙利齒。而且，老天似乎覺得還得加點料，於是在她臉上叢生出長長的、如絲綢般順滑的罕見體毛。（127頁）
所有的“醜陋”，最為關鍵的特征就是臉上的胡須。在歷代文學作品中，很少有文字這麼描述一個女人。這種自然進化中的“怪物”，會讓所有人無所適從，也充滿好奇。但托卡爾丘克並非是在簡單重復一個獵奇的故事，小說的第一句話如此寫道：
他迎娶了世界上最醜的女人，甚至為了她，專程跑去了維也納。（127頁）
這個開頭有點劈頭蓋臉的感覺，對讀者閱讀的衝擊力不亞於卡夫卡的《變形記》那個著名的開頭。這個男人“初次見到她時，在忍受住開局的震驚之後，便再也無法將視線從她身上移開片刻”。（127頁）一個長相正常的男人，娶了一位長滿胡須的女人。情節足夠離奇，但有些不合常理。但托卡爾丘克這麼寫，卻是於史有據的。
長胡子的茱莉亞·帕斯特拉納（Julia Pastrana），據木版畫繪制，出自漢斯·克雷默《宇宙與人類》插圖。（轉自[德]伯恩特·卡爾松-德克爾著，姚燕、周惠譯：《醫藥文化史》（修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381頁）
茱莉亞·帕斯特拉納像
茱莉婭·帕斯特拉納1834年出生於墨西哥，有著印第安血統。她出生後因身上長毛而被遺棄，後被當作怪物在馬戲團裏演出，其後又被賣給一個叫西奧多·蘭特（Theodore Lent）的人。不可思議的是，蘭特後來選擇了與茱莉婭結婚。1860年，茱莉婭在莫斯科生下了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僅僅活了三十幾個小時就夭折了，產後不久茱莉婭也去世了。蘭特後來竟然在德國又娶了一位長胡子的女人。
茱莉亞·帕斯特拉納像
《世界上最醜的女人》這篇小說，因有了茱莉婭這個原型而顯得與眾不同。關於茱莉婭·帕斯特拉納的傳奇故事，已有多種專著出版，還被搬上了銀幕，馬可·費拉裏（Marco Ferreri）執導的電影《原始女人》（The Ape Woman，1964），就以茱莉婭為原型。她就像一面鏡子，折射了歷史和人性的多重面向。歷史記載實然，文學書寫應然。歷史根據史料去還原，文學則通過想象去思考。
電影《原始女人》海報
小說中的男人為什麼會娶長胡子的女人，蘭特為何鐘情茱莉婭？作為一個在現實中不得意的男人，他在這個“怪物”身上看到了生財之道。在十五、十六世紀的歐洲，畸形人體的展示是一種流行的商業表演，用以滿足人們對畸形人體的偷窺和獵奇的變態心理：
畸形真正在歐洲流行起來是約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尤其是在意大利和德國，這主要是因為印刷術的發展，及對奇聞軼事開始關註之故。當畸人離開了已知世界的邊緣而縈繞於世界的中心之時，16世紀某種狂熱的好奇心推動著知識界去搜集有關畸人的故事和形象。（[法]喬治·維加埃羅（Georges Vigarello）主編，張竝、趙濟鴻譯：《身體的歷史》（卷一：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287頁）
這種獵奇心理逐漸演化為商業化的表演、展覽、出版等生意，形成了所謂的“異域風情娛樂”“病態的消遣”和“畸態商業”。這些用於商業的畸形人，有不少就是生須女子，如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倫敦：
珍奇人種數量激增，以致無法進行普查統計。首都人一飽這些視覺饕餮，目睹了一支長著胡須的婦女隊伍、一行巨型人、踏著湯姆·拇指“將軍”的足跡走來的一個兵團的侏儒……（[法]讓-雅克·庫爾第納（Jean-Jacques Courtine）主編，孫聖英、趙濟鴻、吳娟譯：《身體的歷史》（卷三：目光的轉變：20世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153頁）
伯恩特·卡爾松-德克爾所著的《醫藥文化史》中記錄的生須女性，除了茱莉亞·帕斯特拉納，還有十七世紀“被貪圖金錢的丈夫帶著走遍歐洲”的齊特琴演奏者芭芭拉·烏爾斯勒（Barbara Ursler），1731年12月12日被送到德累斯頓市立醫院的瑪格麗特·米勒小姐（Rosine Margarethe Müller），“她戴著亞麻面紗，在揭去面紗後，讓醫生們大吃一驚，‘下巴上長滿了濃密的黑色胡子’，醫生們這樣描述說”（[德]伯恩特·卡爾松-德克爾著，姚燕、周惠譯：《醫藥文化史》（修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380頁）。
對於怪異的展示，成了一樁熱門的生意。
“猴人”芭芭拉·烏爾斯勒（Barbara Ursler）。據伊薩克·布魯恩（Isaac Brunn，1653）的木版畫繪制。此圖出自特奧多爾·漢佩《德國歷史上行駛的人》，萊比錫，1902年。（轉自《醫藥文化史》，381頁）
這位最早聞名的“大胡子女人”，真實姓名為安妮·瓊斯（Annie Jones），受雇於巴納姆與柏利馬戲團，充任了該馬戲團畸形怪胎群體的女代言人。（[英]史蒂芬·貝利：《審醜：萬物美學》，204-207頁）
《留胡須的女人——瑪格達萊娜·文圖拉和她的丈夫》，朱塞佩·德·裏貝拉作，西班牙托萊多的萊爾瑪·德·卡薩公爵基金會藏。《身體的歷史》有關此圖片的解說：“留胡須的女人瑪格達萊娜·文圖拉時年52歲，正在給新出生的孩子餵奶。看著她的這副模樣令人頗為困擾。性別、年齡、身體功能都是混淆不清：這個怪物的身體有種獨特的力量，可摧毀常人的感知模式。”（《身體的歷史》（卷一），310頁附圖）
拉維尼婭·馮塔納：《安托尼耶塔·貢薩魯斯的肖像》（約1594-1595年）。《身體的歷史》有關此圖片的解說：“佩特魯斯·貢薩魯斯的女兒安托尼耶塔·貢薩魯斯從其父親那兒遺傳了特殊基因。十六世紀末，她成了歐洲各國宮中各色人等爭睹的對象，其中既有想把她添至保存大量這類巴洛克風格肖像的珍奇屋中的人，也有像阿德羅萬蒂之類的學者。”（《身體的歷史》（卷一），310頁附圖）
明信片《關註政治的德萊夫人》（1910年）。《身體的歷史》有關此圖片的解說：“那些本無任何差別的市鎮村莊，有時即使沒有羅馬式教堂也能因有畸形人的存在而自豪。在鄉村間與畸形人的偶然邂逅，對國內的旅遊者來說，更是極具誘惑力。”（《身體的歷史》（卷二），160頁後附圖）
蘭特把茱莉婭作為賺錢的招牌，想必在茱莉婭死後，他續娶的長須女也能繼續給他帶來滾滾財源。茱莉婭死後，蘭特把她以及孩子的屍體做成了標本，作為特殊的展品在演出中展示，引起的轟動更大。小說中的男人在現實中處境卑微，他心裏想：
她是如此與眾不同，還帶來大把賺錢的機會。若娶她為妻，標新立異，實乃幸事。他將擁有別人所無法企及的優勢。（131頁）
在妻子和剛出生的女兒去世後，小說中的蘭特還在她們身上賺到了最後一筆錢，他把屍體賣給了醫學院教授，被做成了標本。
茱莉婭及其孩子的身體標本（Julia Pastrana and her son embalmed, The Penny Illustrated Paper, London, 1862）
茱莉婭被展示的身體標本
如果說賺錢是他考慮結婚的動機，但賺錢不必通過婚姻來實現。茱莉婭其實就是一件商品，他只要擁有其所有權就可以了。事實上，在結婚之前，蘭特已經買到了茱莉婭。
是不是可以問，蘭特愛茱莉婭嗎？
歷史中的資料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托卡爾丘克也在回避這個問題，至少她不願意把這個小說寫成是不看外表只重內在的老套故事。小說於此專門提醒：
後來，有好事者把這件事描繪成一個不幸的愛情故事，說什麼一見鐘情、心心相印，說什麼只重內在美的他，對惡魔般的面容視而不見，義無反顧地拜倒在她天使般的溫柔之下。根本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他們初遇後的第一夜，他滿腦子裏想的都是，如果脫下她這種人的衣服，親吻她，和她做愛，會是一種什麼感覺呢？（129-130頁）
小說中男人的婚姻冒險似乎是獵奇心的驅使，但獵奇心卻並不一定會成為這樁婚姻的唯一理由。長胡須的女人雖醜，但卻“十分聰慧，思路縝密而具體”（129頁），行為優雅得體：
他道了別。而她，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以非常女性化的姿態向他伸出一只手。這是個貴族名媛的禮節。多麼漂亮的一只小手啊！（129頁）
在十九世紀後期的巴黎，有一位名叫於勒·瓦萊斯的人，“作為一名不懈的觀察者，他看盡了出沒於巴黎的集市、大街小巷、劇場，在帆布或木板搭建的馬車或棚子裏表演的各種畸形怪胎”，他寫的一本名為《街道》（1866）的書，是“了解19世紀下半葉集市廟會的畸形人圈的信息主要來源”（《身體的歷史》（卷三），146頁）。他之所以癡迷於此，是因為其年少時對一個長胡子的女人產生的懵懂情愫，他後來還看到了好幾位這樣的女人。瓦萊斯在《街道》一書中記述了他見到一位長胡子女人的場景：
他擡起臉，看著我，然後她說道：“我就是那個長胡子的女人。”
我期待她的來訪已經有好幾天了，我相信到時見到的不會是個穿馬褲的男人，然而在我面前的的的確確是個男人。我心懷驚恐打量這個如同帶了假面具的人；我不敢確認，在這副穿著短制服的老男人皮囊下有著一顆曾經別人跟我描述過的多情女子的心……這居然就是傳說中的她！不管怎樣，一聽到那尖細的嗓音，一看到那摸著胡子的膚如凝脂的手，就會猜到這個人的性別。……我把這個怪人帶到我家。他還是她？（該怎麼稱呼？）她或他在我對面坐下來，給我簡單地講述了一下他（她）的故事。（《身體的歷史》（卷三），157頁）
就如論者所言，瓦萊斯的這種畸戀，暗含著的是“長胡子的女人是19世紀想象中畸形與色情兼而有之的主要形象”（《身體的歷史》（卷三），157頁）。這種人體特征的混亂，其實是對於性別身份的模糊和反叛。或不可否認，在這種畸形之戀背後，也有著某些真情實意。
小說中的蘭特態度曖昧，結了婚，但卻一直在逃避茱莉婭，除了一起賺錢的演出，他都盡量逃避她，他總是“無法自控地出逃。他已經成了永遠的逃亡者”（135頁）。這種矛盾、含混的態度，或也符合實情。
為了讓演出更成功，小說中的男人對女人生須現象，做出了許多解釋，獵奇的觀看者除了滿足自身的優越感外，還會增加一些離奇故事的談資。這些解釋對於談資是不可或缺的調料。他的解釋有四種：第一種解釋，女人生須是人獸相交的後果，這是對人類進化的一種侮辱。第二種解釋，生須是梅毒的病征，是道德敗壞的懲罰：
這就是那些道德敗壞，不知自重的女人給自己孩子留下的命運。你們看到的，是梅毒的惡果。梅毒是一種可怕的疾病，專門懲罰不潔之人，遺禍五代！（133頁）
第三種解釋是，女人生須是上帝對於人類的遺棄：
這個女人來自一個上帝遺棄的地方，是那些壞心眼兒的惡人的後代，他們連生病的乞丐都不加憐憫，為此，我們的主懲罰了整個村莊，讓他們的後人世世代代都遺傳這種慘不忍睹的醜陋。（133頁）
對生須女人現象進行宗教化解釋，是中世紀普遍的方式。有學者指出，在西方的中世紀，畸形人代表著神秘、恐懼，是不祥的預兆，是惡魔的幫兇：
自最初的知識出現以來，畸人的剪影便將其怪異的陰影投射於人形之後。人類懼怕畸人，或對之頂禮膜拜。中世紀想象中的這些基督教化的表性形式根本無法改變這份古典遺產，它僅局限於將其整合入懲罰與罪孽的基督教牧歌之中。身體畸形成為畸人的主要標誌，他要麼是惡魔可怕的幫兇，要麼是上帝派來顯聖的使者，是其怒火的不祥預兆，是天庭全能的見證和塵世不幸的信使。（《身體的歷史》（卷一），286頁。西方學界對於中世紀畸人的研究，見該書本頁的註釋四）
在基督教的傳統中，有一個特殊的生須女性形象，但她生須不是生理的原因，而是因為信仰：
在古老的中世紀教堂裏，人們常常可以見到一幅奇特的受難者的畫像。認真的觀察者會發現，這個受難者不是帶著荊冠的耶穌，而是一位身披華麗長袍、戴著鑲嵌寶石頭冠、長著大胡子的年輕女子。人們可以通過畫像解說者的講解獲悉，這位年輕的女子在很早以前是一位頗受人尊敬的苦難聖女。傳說她是一位異教徒的女兒，她的父親是一位諸侯，她悄悄地改變了信仰，成了基督徒。她違抗了父親的安排，不僅放棄了自己小時候的誓言，而且拒絕與早已訂婚的無信仰的男子結婚。她很堅定，祈求上天幫助她。上帝一夜之間就把她變成了一位長著胡子、有著男人面孔的女人，這樣，她的求婚者便放棄了這門親事。她的父親對此大為惱火，百般折磨她，最後讓人把她釘死在十字架上。自此以後，這位神聖的苦難之女，就成了為所有像男人那樣長胡子而遭受異常痛苦的女人的庇護人，替她們祈禱的人。（《醫藥文化史》，380頁）
《苦難聖女的肖像》，據漢斯·布克邁爾（Hans Burgkmair，約1507）的木刻畫繪制。（見《醫藥文化史》，381頁）
伊朗伊斯蘭教什葉派中一直流傳著一個預言：
當一名有胡須的女子站上高哈爾紹德大清真寺（Great Mosque of Gowhardshad）的講壇時，終結時代就將開啟。第十二代伊瑪目（亦稱“馬赫迪”）將再次現身－他已經隱居，或者按通常所說的“隱遁”了一千多年——以領導對不信教勢力的最後一戰。最近，一個與此有關的謠言正四處流傳，據說已故的大阿亞圖拉貝加特（Behjat,1915-2009）在生前一次無意識入魔時的幻象中，看到了這個註定要殺死第十二代伊瑪目的女孩的降生。據天機所泄，長大後這個女人會長著胡須。（《頭發：賦能的符號》，56-57頁）
第四種解釋就來自醫學，小說的男人收到了維也納一位醫學教授的信，他也開始從醫學的角度去解釋這一現象：
你們看到的是個天生的怪胎，是個突變體，是進化中產生的錯誤、缺失的基因鏈。這種樣本產生的概率非常低，比一顆流星此時此刻掉到我們腳下的概率還低。（136頁）
依照現代醫學的解釋，長胡須應該是內分泌紊亂的癥狀，但在中世紀，這種多毛癥常被解釋為一種“可怕邪惡的兇兆”。對於多毛的恐懼，背後伴隨著人類對返祖的恐懼，直到現代的脫毛技術發達之後，這方面的恐懼才慢慢消除：
歐洲人的想象力或好奇心，有一部分就是被“多毛女”所激發，直到刮毛、拔毛、脫毛、電蝕除毛和激光除毛這些手段普及之後，那種中世紀的多毛恐懼心態才得以消弭。（[英]史蒂芬·貝利著，楊淩峰譯：《審醜：萬物美學》，金城出版社，2014年，204頁）
要是說男人的結婚純粹為了生意，倒也說得通。但所有的故事在女人懷上孩子之後發生了細微的變化。男人一方面希望孩子仍是怪物，這樣他的生意就多了一份保障；但另一方面則不願意孩子“被她充斥著毒素的卑劣血液侵蝕”（136頁）。在女兒出生之後，看著和其母親“更為可怕”的身體，“他的人格再次分裂，欣喜與絕望糾纏不休”（138頁）。有一天，男人心裏突然冒出了一個問題，“你是誰？你是誰？你是誰？”在追問中他似乎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秘密：
每個人都在粉飾自己。他們的臉皮都是面具，好像整個人生都是一場威尼斯的盛大假面舞會。他時常幻想著喝醉——因為清醒的時候他不允許自己胡言亂語——把他們用薄膠紙粘在臉上的面具揭開。面具之下是什麼？他一無所知。（138頁）
誰不是在面具之下生存呢？人類的進化褪去了多余的毛發，但道德會隨著毛發的減少而增加嗎？這個長滿胡須的女人，不是比許多光鮮美麗的女人都更有人性的光芒嗎？
她望向他的目光明亮而異樣，甚至很像人類的目光。（138頁）
小說中的茱莉婭經受了長久的歧視，在懷孕的那段日子裏，也對人世有了更為徹底的體悟。在結束了一天表演，她在燈下縫著寶寶的衣衫，突然對男人說：
他們，真的很脆弱，真的很孤獨。當他們坐在我面前盯著我的臉看時，我為他們感到難過。好像他們都是空心的，好像他們必須看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才能把自己填滿。有時候我覺得，他們是在嫉妒我，因為我至少還是個怪物，而他們什麼都不是。
她的話讓他悚然一驚。（137頁）
她的話也讓整個人類悚然一驚。托卡爾丘克用這段文字讓這一古老的故事有了超越的意義。在看與被看的循環中，觀看者也是被看的對象，世間的意義也是荒誕，時間的充實也是虛空。人類精神的貧瘠，就是永遠處在這宿命般的虛空之中。很多人，連個怪物也不是。
蘭特死後，茱莉婭和孩子的標本被屢次轉手，後來被收藏在挪威的奧斯陸大學。2005年，墨西哥藝術家勞拉·安德森·巴巴特發起了一場讓茱莉婭回家的運動，並得到了墨西哥官方的支持。在經歷了多年的抗議與努力之後，茱莉婭的遺體終於回到了墨西哥，並在2013年2月11日被安葬在其故鄉錫那羅亞州（Sinaloa）的萊伊瓦。在去世一百五十多年後，歷盡人類所有悲慘遭遇的茱莉婭終於獲得了作為人該有的尊嚴。
《世界上最醜的女人》創作於2001年，寫作這篇小說時，托卡爾丘克還不知道茱莉婭後來的歸宿，她用異常冷漠的手法為小說結尾。母女二人的屍體標本擺放在病理博物館的倉房：
母女二人，瞪著玻璃眼珠，擺出凝重的姿態被冷凍著，就像某個新物種產生之初失敗的實驗品。（140頁）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JULIA PASTRANA’S LONG JOURNEY HOME,LUCIA/MARQUAND SEATTLE,2017
就像一本關於茱莉婭漫漫歸家路的著作的標題那樣——THE EYE OF THE BEHOLDER，那是一雙旁觀者之眼，就那麼凝重地、冷冷地打量著人類。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