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修寧
【編者按】
2021年的春節，因新冠疫情再起，政府號召大家盡可能就地過年。我們對家的思念，卻只增不減。
澎湃新聞/視界征集家庭相冊中的老照片，請你說一說照片背後難忘的故事。對於老照片的凝望，像是對於自我乃至整個家族過往的一次審視，與過去的點滴聯通，那些故事也在不知不覺中構成了我們曾經存在過的佐證。給予我們短暫的慰藉，也提供這一年繼續前行的電力。
從南到北，自東向西，一個個鮮活的家庭故事，也承載著生動的年代記憶，願以此著一本時代的家庭相冊。
鄭修寧，上海民用建築設計院，退休：
1958年，我的父親鄭家騏作為高級技術人才，從南京鐵路調度所調到上海鐵路總局運輸處工作，我們全家人也隨他一起搬到了上海生活，國家安排我們住到鐵路局機關大院，全裝修的房子很大。
當時的鐵路大院就像是世外桃源，我們說的是普通話，穿父母舊制服改的外套，樓上樓下鄰居都是五湖四海調到上海的各路精英。有解放上海的解放軍轉業幹部，也有留美歸國的工程師，家長都一心一意撲在新中國建設的高潮中。
1960年春節，上海四川北路的照相館，全家福。
1971年夏，我與原鐵路大院的同學的合影。
我們在鐵路大院度過愉快的童年，少年，直到上山下鄉。
我的母親曹綠君是河南洛陽人，她是洛陽師範學院的學生 ，當年父親國立交通大學畢業，分到洛陽，被我洛陽知名紳士的外公慧眼相中， 把寶貝女兒嫁給了英俊瀟灑學識淵博的父親。後來因父親工作調動，母親就跟隨父親到過好多地方居住。
1944年，父親鄭家騏大學畢業。
1957年，母親曹綠君，拍攝於南京。
我們家有兄弟姐妹六人，全是母親一個人帶大。
記得在我五歲那年正逢自然災害，所有食品糧油都按計劃供應。當時母親給我們六個兄妹按胃口大小和年齡段，分別買了六個不同大小的搪瓷飯碗，和六個一樣大小的搪瓷菜盤子。每天吃飯時候，母親會根據碗的大小分別盛飯，菜都是平均分配的。我還記得每當吃帶魚的時候，往往大姐姐吃魚頭魚尾巴比較多，我是小女兒，也不在母親的特別關照中。 而二姐比較“作”，母親就會格外關照她。
那時候不僅糧油按計劃供應，糖果糕點也全部都是憑票供應。只有春節才有瓜子花生等零食吃。
那時最盼望的就是每月一次的糖果分配。我家是大戶，可以憑票買一斤什錦糖，好像裏面有小粒粒的長條狀奶油鹹味糖和太妃糖等混在一起。母親先數好總數，然後分為九份，因為那會兒我們祖母也在我們這裏住。我們六個孩子圍在桌邊等待，糖果分到後，我總是把那顆太妃糖留到最後吃。
母親那份她自己一顆也不舍得吃，就藏起來，有時候我和弟弟在家玩，她就會悄悄給我們吃。所以在記憶裏，奶油鹹味糖與太妃糖是最好吃的糖。
1977年春，全家合影。前排：母親和父親 中間左起：大姐，小阿姐，我，二姐 後排左起：弟弟，哥哥
1977年春，六兄妹合照。前排左起：大姐，小阿姐，二姐 後排左起：弟弟，大哥，我
1989年，四姐妹妹合影。左起：我，小阿姐，二姐，大姐
2019年，六兄妹合影。前排左起：大哥，大姐，小阿姐，二姐 後排：我與弟弟
在我家兄弟姐妹六人中，弟弟最小。當時三個姐姐在農村插隊落戶，大哥與二姐在上海工礦，按那時的“三農二工”政策，弟弟就被分配到了上海搪瓷七廠，該廠原來是華豐搪瓷廠，歷史悠久，搪瓷產品盛名遠揚。
工廠有個技工學校，新員工就直接到技校報到。弟弟學習成績好，能力又強，被選為班長。技校畢業後，他分在搪燒車間，是流水線上的一名技術工人。
流水線平時二班倒，忙的時候也會三班倒。搪燒車間是高溫車間，平時搪燒爐膛邊溫度最起碼有四五十攝氏度，人只要站一小會兒就汗流浹背，更不要說用雙手夾住鉗子把很重的生坯臉盆在加滿料的搪燒爐裏滾動了。弟弟吃了很多苦，但他回家從來不說。他平時很喜歡看書和練毛筆字，還常常翻看高中時期的書，幻想有朝一日可以到大學上學。
1977年底，恢復高考的喜訊傳來時，他們這批技校生因政策原因，畢業後需服務單位滿兩年方可報考大學，所以弟弟就只好等待。
後來四川有一個研究所通過輕工部到上海招生，弟弟聞訊後非常激動，馬上到廠領導那要求參加選拔考試，不料當時一位小領導以種種理由拒絕他的要求，還讓其他人盯住他勞動。當我知道情況後，在截止日前兩天，冒著酷暑換了兩班公車趕到工廠，求小領導讓他放弟弟去參加考試。
後來總算有一位大領導看我們姐弟這麼強烈要求讀書，同意他去參加考試，不過畢業後必須回工廠。
謝天謝地 ，弟弟順利通過選拔考試，到四川那個研究所大專班上學了。畢業後，弟弟回到工廠，學以致用，後來還當了工廠的技術科長。再後來因為產業調整，工廠也一再壓縮流水線，他就辭職了，與發小開始創業，從頭做起。直到退休時已經是一家全國連鎖企業的高管。
我與弟弟從小感情就好，兩家也一直有走動，前幾年還搬到了同一棟樓房，弟弟住樓上，我住樓下，計劃著一起共享幸福安逸的晚年。
如今幾十年過去，家裏那個印有搪瓷七廠弟弟工號的茶杯我一直保留著，每年夏天用這個大號茶缸泡大麥茶喝，最好不過了。
1975年，弟弟鄭修南在上海搪瓷七廠技工學校門口。
一直保留著的印有搪瓷七廠弟弟工號的茶杯。
我下鄉那天是1972年的1月12號，天陰冷陰冷的，母親不舍得我到海邊受凍，給我找了一件父親舊的鐵路呢子制服罩在我舊棉襖外面充當大衣，又找了一條舊的蠻長的黑色圍巾給我圍著擋風。哥哥幫我把被子和臉盆以及一個很小的旅行包送到學校，開始我為時四年的知青生涯。
一車沒讀過幾天書的，僅有初小文化的“知青”，在顛簸了好幾個小時後才到達奉賢五四農場。下車後又冷又餓，食堂給我們準備的歡迎飯是冷米飯加鹹青蘿蔔條，狼吞虎咽後，就把我們這批小知青安排到一個四面透風棉花倉庫了。
安頓好後，來到倉庫外面一看，哎呀，真的是一望無邊啊，毛主席說的農村是一個廣闊天地，就是這樣的啊。我想從今以後，我就是農民了，我以後再也沒有機會做工人了，心裏真的很郁悶。
也不知怎麼的，無論遇到什麼，下鄉四年一次也沒哭過小小年紀的我，那時就想要學習劉胡蘭，要堅強。不過在1976年春天離開農場那天，當坐到開往上海的大巴士上 ， 突然我的眼淚就止不住落下來了 ，眼淚一直在流，沒有嗚咽，沒有抽泣，任由眼淚一直流。
因為從小受父母“知識就就是力量”以及“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教育，在我小小行李包中有筆墨硯臺和練毛筆的米字格和一本快翻爛的漢語小字典。收工回來，小鐵床上擱一塊小搓板，練習寫毛筆字。連隊那些66、67屆的前輩知道我們文化太差，在農閑時，借中港小學教室，給我們補課，依稀記得劉勝先教過我們初中代數，其他幾位老三屆初中和高中的農友也給我們講過如何寫家書和一些基本應用文等等。
記得友人回上海探親後，帶來幾沓子五十年代的“新民晚報”，我非常喜歡看，尤其喜歡看夜光杯裏的精彩短文和漫畫。秋天摘棉花時，幾位老三屆會講一些故事給我們聽，有時為了聽故事忘記手上摘棉花了，把葉子也混進去，到了收工時，我們就乘機亂倒一氣，省得挨批評。
1973年，在上海奉賢五四農場圍墾工地，我們一群喜歡唱歌的農友，休息時給大家唱歌。
2017年春天，40多年後的團聚。
我在1976年春天從奉賢農場調到上海民用建築設計院工作。我這個所謂的“知識青年”其實充其量只是“識字青年”而已。我小學四年級就碰到“文革”，中學沒畢業就下鄉，高中也一天沒讀，如何勝任設計院工作？當時我每天都很焦慮。
幸好設計院裏的好多前輩對我很關心，他們幫我從一元一次方程開始補數學課，每天中午輪流給我“開小竈”，我晚上回家再做習題，第二天他們給我一一批改作業。
我有個帶教師傅，從零起步教我看建築圖紙，教我用計算尺和手搖計算機。有同事看我不會寫仿宋體，還給我寫好的字樣讓我臨摹，還有同事教我學日語，每天我都舍不得下班，坐在辦公室一遍遍消化白天學習的知識。後來有機會上了大學，再後來改革開放， 一直有各種學習與培訓，工作也就如魚得水起來。
1976春，我在廣東路17號大樓屋面，如今外灘三號。
還記得我們單位每年夏天周日會免費組織職工遊泳，在當時復興中路的上海跳水池。那時候我與先生張浩元還在談朋友，他在南京設計院工作，因為沒有結婚，也就沒有探親假可言。先生說他從小就喜歡遊泳，還瞞著父母 ，偷偷從浦西沿黃浦江遊到浦東，再從其昌棧乘免費的擺渡回浦西。他分到南京後，每年只有春節回上海幾天，再就是夏天周末乘周六晚上的火車回上海，第二天可以蹭我們單位在跳水池的免費遊泳， 還可以爬到高臺跳水，過過癮。
結婚後，他每年的假期只有12天，不能拆開用，一般也都會在夏季用假期回上海，為的就是可以到上海跳水池遊泳和跳水。再後來調回上海工作了，也會帶孩子去上海跳水池遊泳玩耍。
如今這裏已經改造為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了，每次到上海交響音樂廳看節目，總會喚起我們青春的回憶。
1980年，我在復興中路的上海跳水池邊的留影。
1980年，我的先生張浩元在復興中路的上海跳水池邊留影。
1980年，我的先生在復興中路的上海跳水池留影。
責任編輯：淩駿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