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學成 戴怡添
國際學界一直持續關註阿富汗的文化復興進程。2019年7月，阿富汗國家考古局重啟了首都喀布爾北部地區考古工作，在庫姆·紮尕爾（Khum Zargar）遺址相繼發現佛塔和祭壇，引起學界的關註。該遺址位於迦畢試省（Kapisa）南部，在20世紀70年代，阿富汗考古學者曾對其進行過簡單發掘，初步判斷為4世紀貴霜時期佛教寺院。2021年1月，考古工作者在遺址中發現一座新祭壇以及由一塊浮雕板和獅子等組成的階梯結構，在阿富汗國家考古局長諾裏（N.A.Noori）的慷慨授權下，我們展開這塊石板的初步研究，並將中心人物初步判斷為“財寶神”，這也是首次在阿富汗的佛教寺院中發現該神祇。這一重要發現，對解明遺址屬性、地區物質文化頗有裨益。
文化復興中的考古新發現
迦畢試位於喀布爾以北、興都庫什山南麓，東西北三面環山的一處富饒的盆地中。這裏也是古爾班德（Ghorband）和潘傑希爾（Panjshir）兩河的交匯處，過去被認為是公元前3世紀修建的亞歷山大城所在地、2世紀貴霜王朝的首都之一，中國僧侶玄奘曾記載該處“異方奇貨、多聚此國”，並有“漢地質子伽藍”。在上世紀30年代，著名的貝格拉姆古城（Begram）中曾發現兩座保存上千件東西方珍寶文物的儲物間，被稱為“貝格拉姆寶藏”，在2006—2020年連續15年的全球巡回展覽而被人們所熟知。迦畢試出土的佛像文物還曾在2019年中國國家博物館展覽，這次新發現的浮雕板又有哪些異同呢？
庫姆·紮尕爾位於貝格拉姆東北9千米位置，潘傑希爾河東畔，是一座高約25米的小山丘，周圍有普什圖族人聚居的小村落。（圖1）此次清理發掘主要是在山腳位置進行，在當地軍隊保護下展開考古工作。該山丘頂部地表殘存一座方形佛塔，基座邊長14米，殘高約5米，周圍圍繞有小型供養塔。1966年，阿富汗考古局首次對該遺址進行發掘，工作持續一個月，考古隊員們在山丘底部兩個長寬14米的探方內發現片巖建造的佛塔和僧院，有參道階梯通往山頂佛塔，但早期發掘區域現在均已被民房覆蓋。
圖1.阿富汗迦畢試省庫姆·紮尕爾寺院俯視圖©AIA
這次新的發掘，阿富汗考古局已持續2年，新發掘清理出小型供養佛塔建築數座，出土石刻造像、雕塑和錢幣等物品。此次在山腳佛殿祭壇入口處還發現一處石造階梯，結構保存完整，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圖2）。階梯由底板、面板、階梯踢腳板（Stair Riser）以及兩側各一頭石獅子組成。階梯踢腳板正面浮雕共表現十四身人物，姿勢各異，兩身手持長矛的立姿武士將畫面分割成三個部分，中間場景為重點（圖3）。
圖2.新發現的階梯踢腳板，長約1.2米，高約0.5米，整體用青灰色片巖制作而成。©AIA
圖3.人物浮雕群線描圖，從左往右共雕刻14名形態各異的人物。繪圖：戴怡添
該片巖制浮雕板圖像並不復雜，按照圖像敘事邏輯，中央部分為“傾倒錢幣”，左、右部分為“眾人等待”場景。“傾倒錢幣”場景中央男子身旁各有一名男性世俗人物，左側蓄須老者背一只巨大的麻袋，正往地上傾倒錢幣。在老者與中央坐姿男子間，還有一名年輕卷發男子伸手做介紹狀。右側卷發男子雙手抱壇罐，也在往地上傾倒錢幣，兩人都穿著束腰及膝長袍和長筒靴，是典型的中亞地區人物形象。兩側“眾人圍觀”場景中各有4名男子，也是中心對稱構圖，中央男子兩側各有一名協侍。其中左側場景中心人物為手持寶劍的軍人形象，身旁跪姿人物左手持一錢幣。右側場景中心人物為印度式王侯打扮，雙手合十向中間禮拜，一半裸人物跪於前方，手中抱一壇罐。整幅浮雕板構圖以中央男性為中心，用傾倒錢幣的場景將左右故事串聯起來，左右構圖相似，以中心對稱樣式烘托中央人物的主體地位。
諾裏局長郵件告知，其初步研究認為是與印度佛傳故事相關，可能與早期印度佛塔常出現的“祗園精舍布施圖”關系密切。該佛傳圖像一般表現了拘舍羅國首都舍衛城富商給孤獨長者建設新精舍，為供養佛陀說法的故事。富商用牛車拉來鋪滿地面的黃金錢幣（金磚），來購買交換祗陀太子園林並在園內為佛教僧團建造了用於講經新精舍。祗園精舍布施圖在印度桑奇大塔（Sanchi）北門東柱、巴爾胡特（Bharhut）等地區均有出現，通常表現有“舍衛城建築”、“牛車傾倒錢幣”等關鍵圖像，以表示故事發生地點。
筆者在與諾裏討論時，肯定其中的“傾倒錢幣”場景，但新實例不是連續性構圖，與桑奇、巴爾胡特不同，我們對圖像解讀保留自己看法。“祗園精舍布施圖”在中亞地區並不流行，即使佛傳類圖像豐富的犍陀羅地區，也鮮有發現。因此，為研究該圖像內容和含義，我們需另尋其圖像來源。
考慮到出土的位置，雖然新發現祭壇的主像已經缺失，但階梯左右石獅子四肢並攏，昂首伏臥在長方形底座上，雙目圓睜，張開大嘴，吐出舌頭，形象生動，背部上還有橫向的凹槽用來固定扶手。這種作為建築構件的獅子最早在1962年8月被學界知曉，在日本京都大學考古隊在該地區調查時，發現山腳處散落多件獅子造像，但由於時間緊張，考古隊僅作了拍照記錄。阿富汗考古局在1966年度發掘中，也出土四身未完工的獅子雕刻。這似乎說明，該寺院的建設工作曾遭到戰亂等外部因素幹擾而被迫中止，工匠放棄了這一處建築，而後續的人們也沒有能力或者興趣繼續完成工作。
如果將視線擴展到周邊地區，類似的祭壇階梯結構、獅子和未完成的雕刻曾在附近碩托拉克佛寺（Shotorak）中出現。在F6和D5號佛塔也都有類似的石造階梯結構，獅子造型尺寸也基本一致，但遺憾的是，同時發現的階梯踢腳板行僅裝飾有簡單的一組藥叉神、衣褶、植物和幾何紋樣（圖4）（J. Meunie,Shotorak, DAFA X Pairs,1942）。
圖4.迦畢試碩托拉克佛寺遺址F6號佛塔裝飾，也出土有兩座獅子組成階梯踢腳板©DAFA
由於該地區寺院建築中缺乏準確的紀年和銘文信息，因此對造像藝術解讀也時常更具開放性。考慮到庫姆·紮尕爾浮雕中央人物的容貌和服飾特點，我們必須沿著絲綢之路將目光再次投向周邊地區，去尋找人物形象的來源和更深層的文化含義。
佛教美術中的印度財寶神
古代迦畢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南至喀布爾經開伯爾山口（The Khyber Pass）到達印度，西取巴米揚抵達伊朗，地扼興都庫什山脈南北部的關隘，是古代絲綢之路與現代交通線路的交匯處。該位置還鏈接著印度和波斯兩大帝國主要交通道路，具有重要戰略意義。歷史中波斯阿契美尼德和薩珊王朝曾先後通過軍事征服迦畢試並在當地進行統治。著名的興都庫什山脈—即“Hindukush”（意為殺死印度人），據傳說就是因戰爭中被俘虜的印度人在翻越該山、押送到波斯時，被極寒的大雪山凍死而得名。
在近百年的考古工作中，迦畢試地區已零散發現十幾座佛塔和寺院遺址，出土大量石刻、雕塑、金銀銅制品等文物，這些物質材料證實了佛教從印度傳來後發生的變化，在佛教美術中占據重要位置。但由於常年戰亂，實地考察和考古工作難以系統展開，出土品缺少應有的研究和關註，特別是很多關於迦畢試與印度美術的區別聯系問題一直懸而未決，學界都很期待這次考古發掘可以揭開更多謎團。
浮雕石板中心男性人物因獨特的位置，格外引人註目。該男子身穿束腰長袍，小腹略鼓，肩披鬥篷，左手持芴杖，右手持錢袋。其服飾特點令人聯想到起源於印度地區的財寶神般遮迦（Pancika），這是中亞佛教美術中時常出現的印度神祇，因此筆者首先推測浮雕板中央人物可能是人形化的般遮迦神。
早期佛教文獻《大史》（Mahavamsa）記載，般遮迦是毗首羯磨（Vaisravana）夜叉軍隊的大將軍，通常為男性、面部有八字胡須，身旁伴有若幹童子，與印度夜叉神形象和司掌功能接近。夜叉是梵語Yaksa的音譯，一般被認為是棲息於聖樹中的精靈，具有治愈疾病，授人錢財的功能。夜叉既有樂善好施的性格以及豐饒多產的含義，同時也象征著旺盛威猛的生命力，是古代印度流行民間信仰神。夜叉被佛教吸納進入守護神序列後，常出現在佛塔欄楯和基座位置。般遮迦作為武神統領其他夜叉，在印度地區一般被塑造成手持長矛，肚子圓鼓的形象，有時上身披著類似貓鼬形狀的圍巾，據說按壓其腹部就會吐出財寶。這一信仰普遍為各地區信眾接受，還進一步傳播到巴基斯坦、中國和日本等地區。
圖5.般遮迦和訶利諦像，般遮迦手持長矛，身邊圍繞著5名兒童。巴基斯坦迦膩色伽大塔（Shah-Ji-Ki-Dheri）出土,白沙瓦博物館藏編號2821 ©劉易斯
然而，在過去的考古發掘中，阿富汗地區並沒有發現類似內容題材的浮雕。在距離不遠的巴基斯坦犍陀羅佛教遺址中，般遮迦的形象還時常與訶利諦女神（Hariti，或鬼子母）成對出現（圖5）。在這種造像組合中般遮迦作為財寶神的形象繼續發展，他通常手持長矛，表現出精力旺盛的肉欲感官，旁邊訶利諦女神多為坦胸哺乳或懷抱兒童，兩人組合在一起象征育兒多子。在民眾信仰中，兩者的組合作為財富生產與豐饒物質的象征，時常被供奉在早期寺院中。經考古發掘出土的該題材雕刻在各國博物館均有陳列收藏，據初步統計數量多達有近20余件，當時該信仰的流行可見一斑。
在具體裝飾應用中，雕刻造型語言也從三維圓雕變為接近二維的浮雕形象，同時依據人物組合和形體轉折，在空間透視關系進行了轉化。在印度阿旃陀石窟（Ajanta）,同樣也可以發現這種變化形式。阿旃陀石窟第2窟為僧房窟樣式（Vihara），石窟雖沒有明確紀年，學界推斷約開鑿於5世紀末、6世紀初期，在其後室右祠堂也有訶利諦和般遮迦組合浮雕像，左祠堂為藥叉祠堂，均表現了佛教寺院中對財寶神的供奉。
我們不禁想到，假設成立的話，貴霜王族會在迦畢試地區信奉並供養這些來自印度的“財寶神”嗎？
帝王錢幣中的西亞財寶神
考慮到阿富汗地區戰後重建的特殊因素，我們在尋找其他證據時遺憾的發現，庫姆·紮尕爾遺址的原貌在地區經濟建設中已被破壞，寺院完整的布局很難復原，對於寺院過去的歷史以及規劃發展暫時難以解明。其具體佛塔和建築的各個年代，也需要根據既往研究資料和錢幣學進行推斷。
從西方文化角度觀察浮雕中心人物形象，可能還與貴霜時代流行的源於西亞地區的法羅神（Pharro）信仰有關。法羅神最早可追溯到古代伊朗《阿維斯塔》中的“赫瓦雷納”（Khvarenah，也稱法羅），這一人格化的伊朗神通常具有多重含義，在早期伊朗人的觀念裏，法羅象征“帝王的靈光”，代表著帝王武力和威嚴，這與貴霜錢幣上雙肩出火焰的特點相呼應，同時法羅神也包含有物質財富豐饒繁榮等含義。
貴霜王朝是伊朗系遊牧民族建立的國家，從迦膩色伽一世（Kanishka I，127-150）開始，法羅神開始出現在貴霜錢幣上。特別是在迦膩色伽繼承人胡毗色迦王（Huvishka，150-190）發行的錢幣上，法羅神形象變得更加豐富，通常表現為一年輕男子側面像，帶有頭光，身穿束腰長袍和鬥篷。一手持長矛（或芴杖），一手持錢袋（或武器），頭上有時還佩戴圓形頭盔或鳥翼頭飾。例如大英博物館藏的這枚胡毗色迦王錢幣正面表現了胡毗色迦王胸像，背面表現法羅神。（圖6）
圖6. 貴霜國王胡毗色迦錢幣上的法羅神（銘文：ΦΑΡΟ）。法羅身穿束腰外袍和披風，左手持圓頭杖、右手持一個錢袋。圖像來源：The British Museum，繪圖：戴怡添
象征“豐饒多財”的法羅神形象，成為貴霜帝王在錢幣上表達政治訴求和治國理念的宣傳畫。法羅神與考古新發現的浮雕正中男子服飾形象基本吻合，只是錢幣中的站姿變為浮雕板中的坐姿。（圖7）其中保存較好的財寶神雕刻，身著伊朗風格服飾，左手持錢袋，右手持圓頭杖，與庫姆·紮尕爾浮雕上中央人物極為相似。（圖8）此外，在胡毗色迦王及以後發行錢幣上，還出現了與象征豐饒的伊朗系女水神安娜希塔（Anahita）有緊密聯系的阿道克狩（Ardoxsho），這種伊朗系男女神像組合也時常出現在犍陀羅雕刻中，但沒有表現出印度系般遮迦和訶利諦孕育多子的祈願圖像情節。
圖7.巴基斯坦拉合爾博物館（Lahore Museum）的法羅神，身旁有人正在傾倒錢幣。圖像來源： J. Ph. Vogel, BEFEO III, 1903, p. 153, fig. 13.
圖8.巴基斯坦貴霜王城賈爾色達遺址（Charsadda）出土的組合神像，兩人正襟並坐，腳在踩錢幣堆上。白沙瓦博物館編號3012。©曙祥
如果進一步推測該庫姆·紮尕爾浮雕中央人物身份，也更有可能是貴霜國王與法羅神相結合，具有神權合一的理念。其周邊表現兩組人物，則可能是對該神祇進行禮拜的世俗供養人，可能為貴族、軍人、商人等各階層人士。這些供養人圍繞在法羅神周圍，是關於財寶神和王權結合信仰的有力證明。
貴霜王朝的多元文化交流和藝術風格
在公元1至5世紀期間，貴霜統治著從阿富汗北部到印度西北地區的龐大疆域。貴霜王朝的統治讓各民族不再孤立發展，東西方文明相互交融，物產和商業資本匯聚一堂，成為世界史中描繪的絲綢之路最大的貿易中轉站。貴霜王朝尊重各地區宗教藝術流派，吸收、融合了大量希臘羅馬、伊朗和印度的宗教神祇，形成各區域獨特藝術風格。在迦膩色迦王統治時期，貴霜國力達到全盛，重商主義成為必然國策，迦膩色迦王也在春秋季居住在巴基斯坦犍陀羅，夏季歸還迦畢試，冬季則居住在印度各地。犍陀羅與迦畢試同屬於喀布爾河流域，文化交流密切，河流兩岸分布大量宗教寺院，同樣也流動著不同的工匠團體。
犍陀羅地區迦膩色伽王修建的寺院相互呼應，在古代有官道相連，其建築風格、雕刻內容、造像特點都十分類似，所以在各地出現印度系訶利諦和般遮迦像、伊朗系的法羅和阿道克狩等類似的組合造像並不令人感到意外。根據羅森菲爾德（J.M.Rosenfield）、宮治昭和田邊勝美等學者的研究，在迦畢試等地區的阿富汗佛教造像中，毗沙門又往往同希臘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acles）形象融合在一起，佛陀身邊護法神更多的是毗沙門天王（Vaisravana或北方多聞天王）和羅馬豐收女神的組合，造像風格更傾向於羅馬藝術。毗沙門天王早期作為北方守護神在婆羅門教和印度教中與財寶神一視同仁，伊朗系法羅神在傳入阿富汗地區後，也與毗沙門結合起來，成為司掌財富繁榮之神，這些圖像辨識都非常復雜但非常有趣。
在受到希臘-羅馬文化深刻影響的犍陀羅佛寺，曾出土十余座類似的組合造像，一些特例可供比較研究。這些雕刻中皆表現有男女二神，有時身後還有小型手持錢袋、探出身體的老年男子形象參與到這一場景中。（圖9）
圖9.巴基斯坦塔赫提·巴希佛寺（Takht-I-Bahi）出土的希臘-羅馬風格組合像。左側男性身著束腰外袍，手持基利克斯杯（Kylix）；右側女神頭頂果籃（Calathus）或貴族冕冠，左手持裝滿果物豐饒號角，身著希臘式套裙，或許為希臘城市女神提喀(Tyche)，兩人共同腳踩傾倒的壺罐組成的長條形錢袋。大英博物館館藏編號：1950,0726.2，©The British Museum
在這些雕刻中，足下有小人（侏儒）、壺罐滿溢的特征，在庫姆·紮尕爾浮雕中的“傾倒錢幣”的情節十分相似。但主體神像姿態和配件不同，對圖像敘事中瞬間場景的表達方式，與希臘-羅馬的神像更加接近。顯示出希臘-羅馬傳統中祈願鎮護城市，保佑財富平安的信仰。因此如果再次推測，發現於夏都迦畢試附近的庫姆·紮尕爾財寶神主題浮雕板，其文化選擇上更親近融合伊朗-羅馬文化因素，藝術表現中也重視護佑財富和地區平安的精神元素，並對此含義進行了突出傳遞。
玄奘感興趣的財寶守護神傳說
在貴霜王朝被西部薩珊王朝吞滅後，迦畢試地區的大部分寺院也在因此毀於一旦。雖然薩珊王朝采取寬容的宗教政策，繼續扶持佛教發展，部分寺院得到恢復，但此時佛教已元氣大傷，一批寺院地區戰亂中被廢棄。將近400年後，中國僧人玄奘經過這裏，布施財物，協助重修寺院，並記載見聞感想，成為了解當地信息的一份重要文獻。
有意思的是，玄奘法師作為一位嚴謹的僧人，在抱定必死決心去印度求法，路過阿富汗時，也關心記載寺院財寶與相關造像神祇的傳說。例如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曾提到在“縛喝國”（今巴爾赫Balkh），擁有大量供養珍寶的納縛僧伽藍前，設有一尊毗沙門天王像。當一位突厥葉護可汗的王子肆葉護可汗帶領部落“奄襲伽藍，欲圖珍寶”，夢見毗沙門天“以長戟貫徹胸背”，次日肆葉護可汗便死了。
此外在“迦畢試國”，“伽藍百余所，僧眾六千余人”。迦膩色伽王建立的“質子伽藍”，東門南有一尊大神王像，神王冠中有鸚鵡鳥像，右足下藏有用來修補伽藍的珍寶，用以修復寺院時使用。當一位貪婪的邊陲國王垂涎這些珍寶，並為發掘珍寶而驅逐僧徒之時，鸚鵡鳥乃“奮羽驚鳴，大地為震動，”王及軍人極度驚嚇，仆倒於神王前，倉皇謝罪後逃遁歸去。
在“質子伽藍”北部山上還有石室，是質子坐禪使用，內部也藏有寶藏，並且銘刻“藥叉守衛”，當有人來盜取寶藏時，藥叉會變幻為各種異象，如獅子、蟒蛇、猛獸、毒蟲等來恫嚇入侵者。
玄奘到來時，貴霜王朝已覆滅幾百年，當時詳情如何，已難以判斷。玄奘記載的這些文學化色彩的資料，包含一些關鍵的珍寶、動物、神靈元素，多是該地僧眾口口相傳的故事，也是將毗沙門天王、法羅神、般遮迦（藥叉）等神靈結合在一起，故事的物質載體可能是這些石刻圖像，這些都反應出古代寺院經濟與相關神袛信仰之間的緊密聯系。
玄奘不惜筆墨記錄下當地流傳的神異故事，這些故事可能並不真實存在，但玄奘想象著幾百年前“漢地質子”的漂泊生涯，在廢墟和故事的巡禮中找到了精神上的故鄉，感同身受的繼續踽踽前行，也會喚起更多國人出於同理心對該地區關註。
根據現在的考古研究，這座新發掘的庫姆·紮尕爾寺院在公元4世紀就已經廢棄，包括這塊浮雕板或許玄奘法師都沒有見過。但諾裏局長告訴我，阿富汗文博機構已將其視為祖先留下的珍貴文化遺產。我們相信，隨著該地區考古工作進展，會發現更多表現相關信仰的作品，該浮雕主題內容也會得到進一步確立。
（本文在寫作中，阿富汗考古局長Noor A.Noori、哈佛大學廖彩羽博士、清華大學劉易斯、傳遞資料，香港“敦煌之友”李美賢幫助傳遞資料和提供指導，在此致謝！）
責任編輯：於淑娟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