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剛剛在上個月結束第二次訪華之旅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發表了訪華感悟：
這個國家的人民具有巨大的潛在力量，他們聰明而苦幹，可能是世界上最勤勞的民族。西方世界最好還是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和維持友好關系；這個國家需要以平等相待；它在一定時期內將成為不亞於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強國。一個偉大的國家，世界上最大的國家，正在前進。
蒙哥馬利寫下這段文字的年代，在很多西方人眼裏，遙遠的中國不僅屬於受蘇聯支配的貧窮閉塞的社會主義國家，甚至還一直被聯合國扣著“侵略者”的帽子。大多數人似乎並不太相信退休元帥的判斷。但“正在前進”的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確實努力追求著不僅來自西方，也應該來自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的“平等相待”。
中蘇關系的惡化在中蘇的“蜜月期”，北京和莫斯科的新聞報道喜歡用“牢不可破的友誼”來形容兩國關系。從1950年代後期開始，昔日的兄弟間開始出現不和諧的音調。
1958年，蘇聯提出在中國領土和領海上建立中蘇共有共管的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毛澤東對此事很敏感，他明確告訴蘇聯駐華大使尤金：“你們可以說我是民族主義……如果你們這樣說，我就可以說，你們把俄國的民族主義擴大到了中國的海岸”“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
赫魯曉夫不理解，既然中國已經“一邊倒”了，為什麼還在這種“小事”上斤斤計較？赫魯曉夫詰問毛澤東：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在相互合作和供應方面，並沒有什麼麻煩，可是我們這裏——竟連這樣簡單的一件事都不能達成協議！毛澤東解釋說，英國人和別的外國人已經在我們的國土上呆了很多年，我們再也不想讓任何人利用我們的國土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毛澤東後來說，中蘇鬧翻實際上是在1958年，他們要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我們不幹。
緊接著，1959年8月，中國和印度之間爆發了第一次邊境衝突，蘇聯發表偏袒印度的塔斯社聲明，引發中國方面的不滿。9月，赫魯曉夫訪美，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宣布，兩國在國際爭端中將不訴諸武力，即所謂的“戴維營精神”。而毛澤東對當時的蘇美關系和世界冷戰格局，卻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現在的局勢，我看不是熱戰破裂，也不是和平共處，而是第三種，冷戰共處”。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後，來北京參加新中國成立10周年慶典。為了壓中國向美國讓步，以利於蘇美改善關系，他在同中方領導人會談時，要求中國在臺灣問題上承擔不使用武力的義務。這一幹涉中國內政的提議，再次引起中方的反感，讓雙方的會談又一次不歡而散。
意識形態的裂痕，夾雜著國家利益的戰略考量，使中蘇兩黨關系逐漸惡化，走向公開爭論是早晚的事。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變成了中蘇公開論戰的平臺。蘇聯有預謀地對中共代表團發起攻擊，中方予以反駁，中蘇兩黨的分歧，在51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面前，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公開了。
一個月後，蘇聯突然照會中國，單方面決定召回他們派往中國的專家和顧問，廢止兩國經濟技術合作的各項協議。這一舉動，使中國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增加了當時已經嚴峻起來的經濟困難，傷害了中國人的感情。中蘇兩黨的分歧，遂演變為中蘇兩國的矛盾，兩國關系迅速惡化。
1961年後，中蘇兩黨之間意識形態的爭論愈演愈烈。蘇共領導人和蘇聯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和公開信，攻擊中國的內外政策，對中共領導人還指名道姓地批判。蘇共中央在公開發表的給中共中央的公開信中表示：蘇共“仍將進行堅決的鬥爭，既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也反對其危險目前並不小於修正主義的左傾機會主義……在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和策略的原則性的根本問題上仍將不會調和，並將進行反對修正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鬥爭”。公開信表明了蘇共領導人準備長期公開爭論下去的決心。
事情就此鬧大。從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總稱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的論戰》的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簡稱“九評”），予以回應，對蘇共的內外政策也進行了全面批評。中蘇論戰達到高潮的時候，蘇聯方面一度表示要對中國采取“集體措施”和“堅決的打擊”。
1964年10月，蘇共中央的內部矛盾迫使赫魯曉夫“下臺”。新中國領導人期望就此改善中蘇關系。為此，中共中央在1964年11月派周恩來赴蘇參加十月革命慶祝活動。令人遺憾的是，中國主動伸出的橄欖枝，並沒有被蘇聯人接受。赫魯曉夫的繼任者勃列日涅夫表示，蘇聯將繼續堅持原來的立場。隨即，蘇聯在中蘇邊境不斷增兵，並向鄰近中國北部邊境的蒙古派駐蘇軍，由此給中國的國家安全帶來嚴重威脅。
1966年3月，蘇共召開二十三大，中國共產黨決定不派代表出席，這意味著中蘇兩黨關系中斷了。到了1969年，中蘇進而在界河烏蘇裏江上的一個小島珍寶島和新疆鐵列克提地區發生了武裝衝突。當時有美國新聞媒體爆出消息說，蘇聯正在準備對中國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防範蘇聯的軍事侵略遂成為中國內外政策的重要基點。中國軍隊一度處於臨戰狀態。
當年站在中蘇論戰最前線，後來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1989年同來訪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談了自己對中蘇論戰這段“往事”的理解和評論：中蘇論戰的實質，是如何看待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在這個問題上雙方都沒有搞清楚；希望馬克思、列寧為他們去世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後出現的新問題提供現成答案，這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在中國的感受中，更實質的問題是不平等，觀點不合，蘇聯就撤消援助，進而惡化國家關系，讓中國原本困難的經濟雪上加霜，使“中國人感到受屈辱”。由此，據於各自立場的論戰，雙方都難免講了不少空話和過頭話。
結交“中間地帶”從1950年代末期起，隨著中蘇關系惡化，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逐步確立了“既反帝又反修”的國際戰略。這一戰略給中國的國際交往帶來被動，屬於不得已而為之。但在美蘇爭霸的夾縫中，中國的外交有沒有其他空間可以拓展呢？
毛澤東的選擇是，走出社會主義陣營，結交亞非拉新朋友，開拓國際舞臺新空間。
1950年代，亞非拉國家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運動日益高漲，這為中國實施“廣交朋友”的外交戰略提供了有利的契機。當時的中國革命和建設，對新興的民族獨立國家有著很大的吸引力。毛澤東頻繁地接見來自亞非拉各國的革命政黨、群眾團體和政府代表團，介紹中國革命的經驗，並大規模地增加了對這些國家的援助。
當時，埃及人民維護蘇伊士運河主權、反對英法侵略的鬥爭，阿爾及利亞人民反對法國殖民統治的鬥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民反對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鬥爭，古巴、巴拿馬等國反對美國武裝幹涉的鬥爭，中國都給予了道義聲援或物資支持。1959年9月28日，中國與取得革命勝利的古巴建交，古巴成為與中國建交的第一個拉丁美洲國家。
1960年代前期，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毛澤東重提“中間地帶”這一國際社會結構的戰略判斷。在他看來，在美蘇爭霸的世界格局中，存在著“兩個中間地帶”。“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後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兩部分都反對美國的控制。在東歐各國則發生反對蘇聯控制的問題”。中國領導人認為，第一個中間地帶和民族民主運動是直接同盟軍，中國應該給以最大的支持，並且聯合它們；第二個中間地帶不僅同蘇聯也同美國有矛盾，也應該充分加以利用，使它成為中國的間接同盟軍。
爭取兩個“中間地帶”，由此成為當時中國國際戰略的重點。
這一時期，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外交部長陳毅等中國領導人先後對亞洲、非洲幾十個國家進行訪問。其中，以周恩來在1963年底至1964年初對亞非歐14國的出訪最有影響。
在訪問中，中國政府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方針下，提出了同非洲和阿拉伯國家處理相互關系的五項原則。1964年，周恩來在同加納總統會談時，首次提出了中國對外援助的八項原則。緊接著，周恩來在同馬裏總統會談中，又一次重申了八項原則，並全文寫入兩國的聯合公報。
這兩個原則不僅適用於中國處理同阿拉伯國家、非洲國家的關系，也適用於中國處理所有願意和中國發展關系的亞洲、拉丁美洲國家的關系，基本上成為中國與第一個中間地帶國家的交往原則，受到廣泛歡迎。
1965年2月，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訪華，向中國提出一個請求，希望中國幫助修建一條從坦桑尼亞到贊比亞的鐵路。之前，尼雷爾曾先後向世界銀行和蘇聯提出過同樣的請求，但因為工程浩大、費用太高的緣故，都被拒絕了。
剛剛走出經濟困難局面的中國，經濟生態仍很脆弱，此時一下拿出上億資金援助他國，的確十分困難。尼雷爾回憶說：當我提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的心跳得多麼厲害呀!在你們回答我以前，我連呼吸都不敢呼吸了！不敢抱太大希望的尼雷爾聽到的，卻是毛澤東肯定的答復。中國領導人表示：寧可自己不修鐵路，也要幫助窮朋友修。
1976年7月，坦贊鐵路建成並通車。坦贊鐵路是當時中國在非洲援建的最大項目，長達1860公裏的工程耗資巨大，建設十分艱難，中國政府提供無息貸款9.88億元人民幣，共發運各種設備材料100萬噸，還先後派出各類工程技術人員5萬人次，其中66人在工地上獻出了生命。
這條被譽為“自由之路”的鐵路，擴大了中國在非洲的影響，也成為中非人民友誼的象征。
在結交遠方新朋友的同時，中國進一步鞏固和鄰居們的友好關系。在1960年代前期，本著友好協商、和平解決的原則，中國先後同緬甸、尼泊爾、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五國簽訂條約，解決了與大多數鄰國由於歷史原因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的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中國軍隊取得重大勝利後即在全線主動停火，主動後撤，並遣返全部印軍戰俘和歸還繳獲的武器及軍用物資。之後，中印邊界長時期沒有發生較大規模的武裝衝突。
西歐、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作為美蘇之間的“第二中間地帶”，是中國外交大有可為的又一個戰略空間。為此，新中國與英國保持了在成立初期就建立起來的代辦級關系。1964年1月，中國和法國建立了正式外交關系，這是新中國外交上的一個重大突破，中法關系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成為中國與西方國家關系的楷模。同年5月和12月，中國又分別同意大利和奧地利互設商務代表。
雖然由於日本政府追隨美國的對華政策，中日政府間關系受阻，但在這一時期，中日民間交往，由於采取了備忘錄貿易和議定書貿易的靈活政策，取得了不小進展。1963年，中日貿易額從1960年的2345萬美元急劇上升到1億多美元。兩國民間友好往來更為頻繁，互訪人員迅速增加。
毛澤東始終關註國際局勢的變化發展。1970年代，他又將“中間地帶”理論發展為“三個世界”理論。1974年，毛澤東對來訪的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表示：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這三個世界是相互聯系又相互矛盾的。他告訴非洲客人：“我們是第三世界，我贊成第三世界的國家要互相幫助。”
“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是毛澤東晚年的一項創舉。這一戰略思想保證了“文化大革命”後期中國對外政策的穩定，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堅持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戰爭危險，努力建立和發展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1974年4月6日，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第六屆特別大會。這是新中國的領導人首次出席聯合國會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由鄧小平任團長，是毛澤東的提議。在大會發言中，鄧小平全面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的理論和中國的對外政策。
在發言的結尾，這位中國代表團團長說：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一貫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鬥爭，這是我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
（選自《新湘評論》2021年第10期）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