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善才（區域經濟和傳統文化研究者，著有《方維儀傳》《大明奇才方以智》等，供職於中共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
今年是明代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方以智誕辰410周年，以“集千古智”為主題的紀念方以智誕辰410周年文物展，日前在安徽省博物院開展。
方以智，字密之，號曼公、龍眠愚者，“明季四公子”之一，是與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比肩的傑出思想家，曾發誓要“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間”。梁啟超稱方以智“有許多新理解，先乾嘉學者而發明”；歷史學家、思想家侯外廬稱方以智為“中國的百科全書派大哲學家”“笛卡爾思想的中國版”；當代學者蔣國保認為，“方以智是桐城方氏學派的代表人物，在理論上高出明末其他各派，對中國傳統的樸素辯證法作出了劃時代的建樹。”
“早以文豪譽望動天下”
在“集千古智”主題文物展中，有一幅《龍眠玉峽圖》，來自吉林省博物院所藏《名山圖冊頁》，繪的是其家鄉桐城龍眠山的碾玉峽。方以智曾在《龍眠後遊記》裏說：“余生長龍眠，歲徜徉其間。”又說：“廖一峰之右為碾玉峽。碾玉硤又余叔王父計部公寤歌地也。此地為龍眠最勝，嶙峋壁立，飛泉澎湃。坐其下，耳無雷聲，泠然若有所忘。”
所謂“叔王父計部公”，是指他的叔祖方大鉉，曾官戶部主事，故稱“計部公”。方大鉉在碾玉峽構建有“玉峽山莊”，並自號“玉峽”。而方以智的父親方孔炤（曾官至湖廣巡撫）也在此建有“遊雲閣”別業，方以智在另外一篇《龍眠》隨筆裏說：“廖天一峰，即老父跨澗之遊雲閣也。”
方以智著作《東西均》
廖天一峰，又稱廖一峰、寥一峰。廖一，即莊子所言“廖天一”。也許是為了讓子弟在物我兩忘的苦讀中，追求那種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意境，方家族人多在此建有讀書別業。在《龍眠後遊記》裏，方以智稱：“余幼讀書處，在廖一峰下。有澗石急湍，可以流觴。”從《龍眠玉峽圖》來看，廖一峰應該就是兩山中間那座山峰，其右激流飛湍。在《龍眠》隨筆裏，方以智說：“碾玉峽漂流最壯。”可見，他年輕時也曾在碾玉峽漂流、曲水流觴。
秀麗的桐城山水，激發了方以智的繪畫創作靈感。而他自幼酷愛書畫，與家族傳承有很大關系。他的母親吳令儀“詩字琴畫刺繡，種種精絕”，伯姑方孟式、仲姑兼嚴師方維儀都工於書畫。方維儀常臨摹李公麟墨跡，所畫觀音大士像神采欲生。方以智自然是深得家傳，又喜歡遍訪奇書奇畫，鑒觀名人法帖，還力主將西洋畫風格融入中國山水畫。如此博采眾長、折中諸家，其書畫已是自成一體。他的存世作品目前散見於全國各地博物館，乃至歐美等地。
自古書畫不分家，方以智同時也醉心於書藝，學書至12歲時已頗具神采，以楷書見長，工整大方、秀麗磊落。他的隸書和草書，更是欹側多姿、別具一格，時人稱贊“隸草騰龍螭”。在他的巨著《通雅》裏，也辟有“書法”專章，除廣泛引用前人書論外，還提出了諸多獨到的書學見解，被後人稱為“對於其身後清代書壇的發展無疑是極妥帖的預言”（許慶君：《安徽歷代書家小史》）。
在明清易代的天翻地覆中，天南海北逃名變姓的方以智，畫風為之一變，所畫山水多是超塵脫俗的霜塵寒柯。比如《疏樹古亭圖》，運墨疏淡，表現出一種空靈冷落、遠避世俗的隱逸境界。據說此圖是他去世前一年所作，滿懷明遺民的淒苦悲慟，故而畫面僻荒冷落。
但方以智終究不是以書畫家的身份來立世的。
被稱為“南國儒林第一人”的王夫之，與方以智惺惺相惜，稱“桐城閣老”方以智（因方以智曾任南明永歷東閣大學士，故有“閣老”之稱）“姿抱暢達，早以文豪譽望動天下”。方以智的所謂“文豪譽”，最初就是以詩文之才名稱譽天下的。在家學熏陶下，早慧的方以智五六歲時就能略知文史，而青少年時代用功最勤的則是作詩。
方以智故居“廷尉弟”，其孫改稱“瀟湘園”。
自古雄才多磨難。方以智不幸過早經歷了喪母之痛，歸養於儼如人師的仲姑方維儀，攻《離騷》、學五經，“歷八年所，無間色矣”（方以智：《清芬閣集跋》）。這8年多的時間，方以智基本上是在澤園度過的。澤園，在桐城南薰門外南河邊，又名南園，乃是方家專辟為方以智及其弟妹讀書求學的園林。“南郊有小園，修廣二十畝。開徑蔭松竹，臨水垂楊柳。西北望列嶂，芙蓉青戶牖。築室曰退居，閉關此中久。晨起一卷書，向晚一尊酒。”方以智在《澤園永社詩》裏這樣描述。
母親吳令儀自天啟二年（1622年）去世後，停柩澤園附近達14年之久。吳令儀是一位性格溫淑、向佛崇禪的才女，去世時，方以智僅12歲。少年喪母的疼痛感，伴隨著他終生。但他歷來意誌堅強，在澤園常常天不亮即起，於母柩邊誦讀詩書，每逢初一就率弟妹祭拜母柩。在《博依集》卷七《慕歌》中，他寫道：“余母以壬戌即世，殯城南，未及蔔兆……余讀書其側，則朔伏臨，非敢曰孝思，亦以識慕雲爾。”
澤園讀書期間，錢澄之、方文、周岐、孫臨、吳道凝等一批同邑少年也次第加入進來（後稱“澤園諸子”），從此開始了他們一生的患難情誼。他們在這裏組建了“永社”，攻書作文，手不釋卷，雖然很是辛苦，但相互之間鼓勵切磋，每有恍悟，皆喜不自禁；而擊劍、引弓、馴馬，乃至學耕，也是絲毫不敢松懈。
就說他們在澤園裏開展的“十體會”活動吧，這是澤園諸子經常舉辦的一項重要文學活動。所謂“十體”，就是在研習古歌辭時，以風雅體（四言），五言、七言古詩，長、短歌行，近體五、七言律詩，絕句、排律等十種體裁為主。在這種宗旨指導下，方以智的詩情更加慷慨激昂、超邁豪爽，創作了大量的“十體詩”，這些詩後來大多編入了《博依集》——這是他的第一部詩歌集，共十卷、六百余首，包括了15歲至22歲的詩作，恰好是澤園時期的作品。
方以智現存的詩作，早期以澤園時期的《博依集》和流寓金陵時期的《流寓草》為代表。對這些詩作，他頗為自詡，曾攜《博依集》出遊吳越，一時竟然“名噪吳門”。當時的盛況，據東林大儒文震孟的記載，“其人復翩翩俊異，洵一時之軼材也。吳會諸名人鹹延頸願交，長老先生亦皆折行輩稱小友，唯恐不得當也，名噪吳會間籍甚。”
“好窮物理之癖”
方以智最終也不是以詩人的形象立世的。
年少就有倜儻大誌的方以智，還在澤園讀書時，就立誓“備天下萬物、古今之數，明經論史，核世變之故，求名山而藏之”。澤園所臨的南河，由上遊的龍眠河分流而來。而上遊的龍眠河流經城北時，有一處淺灘，河中磊磊圓石清晰可見。方以智的曾祖父——布衣大儒方學漸曾有詩曰：“曲曲龍眠河，磊磊河中石。步石渡河流，雨後河邊立。”
方以智自畫像
論及方以智，我們無法繞開“明善先生”方學漸——這位桐城方氏學派的奠基人。他痛恨空泛和虛無，不喜歡玄言空談，公然主張“崇實”，首開明末崇尚務實的風氣。據明末邑人葉燦所寫“行狀”，方學漸在縣城方氏宗祠邊“構桐川會館，日與同誌披剝性善良知之旨。”《桐城耆舊傳》說方學漸門下士數百人，半月一小會，每月一大會，逢會開講，可謂是“生徒雲集，坐不能容”。來桐城向方學漸求學的東吳學者陳嘉猷，有感於當時東林書院、桐川會館的講學盛況，寫文稱“東林、桐社，若岱宗、華嶽，相望於千裏之外”。而金陵狀元焦竑為桐川會館寫了碑記，認為桐川會館不僅可追蹤孔子杏壇，更可比於宋代四大書院。到了清初，大學士張英仍然稱贊：“自明善先生以布衣振風教，食其澤者代有傳人。至於砥礪名節、講貫文學，子弟孝友仁睦，流風余韻至今不替，皆先生之谷詒也。”
可以說，方學漸是桐城文化的蹈火者，其子方大鎮（世稱文孝先生，官至大理寺左少卿，嘗與鄒元標、馮從吾講學京師首善書院）、其孫方孔炤（世稱貞述先生，官至右僉都禦史、湖廣巡撫，亦為著名學者）相繼接續薪火，而其曾孫方以智成為桐城方氏學派的巔峰和代表，南河澤園就是通向這座巔峰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驛站。
冬去春來，寒暑交替。自稱“澤園主人”的方以智，牢記“長大磨鐵硯”的祖訓，加之內有仲姑方維儀的勤勉激勵，外有延請的易學名師王宣、經史名師白瑜的精心指導，他的學業不斷精進，註《周禮》，釋《爾雅》，匯《史》《漢》章句，勤勉於著述。他的很多名作，諸如《通雅》《物理小識》《博依集》《龍眠淺說》等，實際上都起步於澤園，或直接創作於澤園。可以說，澤園的學習生活，奠定了方以智一生的學術基礎。
方以智《疏樹古亭圖》
方以智好友王夫之曾贊揚方以智的“質測之學”（即科學），“誠學思兼致之實功”，並將方以智的“質測之學”作為批判道學的思想武器。
方以智的科學思維和探索精神，源於童年時代就有的“好窮物理之癖”。童年時，他隨父宦遊閩海，受熱愛西學的父親的影響，也常擺弄光儀，做過“小孔成像”實驗。後來，方以智提出一種樸素的“氣光波動”學說，認為光不走直線，並據此批駁了外國傳教士有關太陽直徑有日地距離三分之一大的說法，這是前無古人的學術貢獻。他對於光的反射和折射，對於聲音的發生、傳播、反射、隔音效應，對於色散、煉焦、比重、磁效應等諸多問題的記述，都領先於同時代人。澤園讀書時，他還制作“觀玄儀”以觀天文，造“木牛流馬”探求機械原理；流寓金陵時，也曾向西方學者“問歷算奇器”，仿西文作漢字字母“旋韻圖”。
傳統儒家兼顧“內聖”“外王”，並以道德為“第一義”，視自然知識與科學技術等形而下的知識是“小道”“末義”。而方以智的知識觀則有了重大轉折：視自然知識與技術為獨立的專門學問，提出“智統一切”“三德首知”這一與儒家仁知關系相反的命題，強調知識的準確性與可驗性。可見，方以智是明末清初能夠洞見傳統儒家知識觀弊端且在理論與實踐上對其加以改造的重要學者。
有趣的是，方以智的《物理小識》在17世紀晚期傳入日本後，影響很大，被評價為“當奈端(牛頓)之前，中國誠可以自豪的”著作，以至於日本學者據此把Physics譯為“物理學”，這個譯名後來又傳回了中國。
“百科全書派”
方以智因博學宏通，乃有“百科全書派”之譽。
還在澤園讀書時，方以智就養成了留心考稽、隨時拾薪的習慣，後來著述成書也就水到渠成了。以他的代表作《通雅》為例。如果從崇禎二年（1629年）左右他在澤園註釋《爾雅》算起，到後來的逃亡途中不斷增刪修改完善，再經他的兒子和弟子們抄錄、編集到最後裝潢成帙，前後竟然歷時30余年。他的澤園學友錢澄之在《通雅》序中說：“要其三十年心血，盡在此一書矣。”
對於這部在當時就獲得學界高評並迅速流行，到清中期卻被執意打壓的巨著，其學術價值直到近代才被重新發掘。中國維新派代表人物、思想家梁啟超認為，《通雅》“總算近代第一流作品”，“每條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經濟史學家、文字學家錢劍夫曾說：“《通雅》一書實屬博大精深，幾乎所有的學術都包羅無遺。”歷史學家、思想家侯外廬說：“從著作的體例內容上講，該書是百科全書派唯物主義的中國版。”
方以智《龍眠玉峽圖》
中國文化史上鴻篇巨制可謂夥矣，而《通雅》應該是其中最偉大的奇書之一。通過這部書，我們可以看到，立誌“函雅故、通古今”的方以智，治學以“尊疑、尊證、尊今”為旨，把傳統儒學的“格物致知”賦予了全新的思想內容，不啻是中國近代化思潮在晚明時期的發軔。
但因客觀條件的變化，方以智並沒有沿著博物學家的道路繼續走下去。為逃避清廷迫害，中年逃禪為僧後的方以智，開始傾力於研“易”註“莊”解“禪”。晚年駐錫江西凈居寺講學時，曾“以書招王夫之甚勤”，想與王夫之一起研究“三教歸易”，研究出世、入世與救世。但王夫之畢竟是據儒排佛的，他堅守的是中國儒家文化的正統，故“不能披緇以行”。
而方以智則始終抱著“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間”的理想。最能反映方以智思想之深邃的，應該是《東西均》《易餘》《象環窹記》《性故》《一貫問答》《藥地炮莊》等哲思禪語類的著述。也正是這些著述，方以智站到了中國思想家的高峰，“為中國哲學發展史寫下了嶄新的篇章”（蔣國保：《方以智哲學思想研究》），“他的哲學和王船山的哲學是同時代的大旗，是中國十七世紀時代精神的重要側面”（侯外廬：《〈東西均〉序言》）。
方以智深邃的哲學思想，首先是建立在桐城方氏家傳易學基礎之上的。方氏家傳易學，從方學漸釋“易”兼取“義理派”與“象數派”開始奠基，到方大鎮汲取莊老思想，再到方孔炤打破三教九流的界限，博采眾家，並自覺地利用當時的自然科學知識，包括西方傳來的天文學及數學，進一步發展其祖其父的易學思想，使之更具思辨性。方以智在此基礎上，“悟三世之易”，同時兼收其外祖父吳應賓“三教合一”理論、老師王宣的“象數學”理論。這時候，滔滔眾流終於匯聚成汪洋大澤，方以智當之無愧地成為桐城方氏家學的集大成者，這使他具有了充分的“理論自信”，發誓要融通中外、坐集千古，這是何等的氣魄和抱負！
尤其是完成於1652年前後的《東西均》《易餘》這兩部系統性的哲學著作，可謂“破天荒、發千古所未發、決宇宙之大疑”（方中通：《周易時論·跋》），更被當代歷史學家、哲學史家龐樸稱為“兩朵哲學姊妹花”（龐樸：《〈東西均註釋〉序言》）。
晚年的方以智曾不無感慨地說“吾不遭九死，幾負一生”（施閏章：《無可大師六十序》），表明他逃禪為僧後卻矢誌於哲學研究，就是要以“不浪死虛生以負天地”的入世情懷來關懷現實，用“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憂患意識來磨煉人生，力圖以儒家的救世精神來踐行社會責任。
“冬煉三時傳舊火”
本來，“長大磨鐵硯”，做一個憂國憂民的飽學之士，是先祖對方以智的厚望。方以智也確實沒有辜負先祖的期望。
盡管生逢天崩地裂的亂世，方以智在刀山火海中奔走，罹難深重，但不管生存環境何等惡劣，他都從不氣餒，著述不輟。可惜，他一生著述雖等身，卻因兵荒馬亂、顛沛流離而多散佚，加之清廷“文字獄”的禁毀，僥幸傳世的數十種、四百萬言，也大多是手抄本，即便少數刻本亦多為孤本，都甚難得見。安徽省博物院此次展出的包括《東西均》等在內的諸多方以智遺著孤本，還是其後裔方鴻壽於20世紀50年代捐獻的。這些遺著，自方以智之子方中通、方中履開始，經過十幾代人歷經千險萬難才終於保留下來。
然而，綜觀方以智的一生，他又並非只是一個純粹的才人、學人，也並非只是一個純粹的哲學家。
方以智出生於鐘鳴鼎食之家，自幼鮮衣怒馬，澤園讀書時往往酒酣，與同學少年夜入深山，或歌市中，旁若無人，以“龍眠山下一狂生”“江左狂生”“天下狂生”自居，20歲以後常載書泛遊江淮吳越間，與陳子龍、李雯、魏學濂等眾多的時賢才俊交遊，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方以智雖“自幼恥公卿”，卻不甘心過那種埋頭著書的生活。13歲時隨父親宦遊北京，就感喟京城繁華和午門威儀，決心要做一世雄才、報國良臣。
崇禎七年（1634年）八月，以黃爾成、汪國華為首的農民揭寨揚旗，攻進了桐城縣城，桐城方家以及諸多巨族遷居金陵，方以智因此融入了有“小東林”之稱的復社精英圈。當時南京“侈美”風氣濃厚，方以智或躍馬飲酒、壯士滿座，或引紅妝、曼歌長嘯，與陳貞慧、侯方域、冒襄成為當時著名的“四公子”。但他又保持理智和清醒，對天下紛亂的時局格外關心，一邊積極準備應試科舉，一邊還隨父出征湖廣、衝鋒陷陣。其間，又與下野朝臣、閹黨舊部阮大鋮勢成水火。此時，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後金（後改國號後為清）也崛起於東北，大明局勢危如累卵。方以智“太息文辭何所用”，甚至為國事憂傷痛哭，希望能整伍揚旗，“而使法沙勞猛將，但令風雨逐匈奴”，想以實際行動為國效力。
崇禎十三年（1640年），方以智得中進士，躋身於公卿之列。但錢澄之說方以智“自通籍以來，未嘗有一日仕宦之樂”。就在參加殿試時，八戰八捷的方孔炤因忤時相楊嗣昌被逮詔獄，阮大鋮也趁機加以陷害，方以智“懷有血疏，日日於朝門外叩頭呼號”鳴冤，並“欲以身代父刑”。崇禎出於“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的考慮，釋方孔炤死罪，方以智得升翰林院檢討，並擔任太子侍讀。為報君恩，方以智決心“將挹東海之澤，洗天下之垢”，與父親先後積極上疏皇帝治國安邦之策，不惜以性命來報效朝廷。然而，朝爭依舊，他們的意見並不受重視。方以智感嘆：“悲我之得遇，猶之不遇然。”痛苦不能有所作為，只得在縱情詩酒中麻木自己。
方以智著作《通雅》
大明江山至此氣數已盡，方以智和錢澄之、孫臨、周岐、方文等同學鄉友，在殘山剩水間時聚時散，相互鼓勵慰藉。當欲救南明而不成，又堅決不屈服於清廷，方以智只得逃禪方外為僧。此時，他奔走於南方的刀光劍影間，吃盡了苦難，可謂九死一生，卻仍然暗中與各派人士聚集、聯絡，並“儼然首座”。晚年，駐錫青原山凈居寺，仍講學不輟，人們尊他為“方相國”“方學士”“方閣學”，寫詩贊他“曠代才名流下界，半天人臥在高窗。”這引起了清廷的警惕，方以智因“粵難”被逮，於康熙十年（1671年）農歷十月初七，舟次萬安惶恐灘時，“臨難舍身，驚天一躍”，跳江身亡。
後人又稱譽方以智為“四真子”：真孝子、真忠臣、真才子、真佛祖。學者羅熾嘆惋：一代偉大的哲人、考據學家，溝通中西“質測”（自然科學）與“通幾”（哲學）之學，倡導三教歸《易》的偉大思想家，一代重振曹洞宗風的偉大禪僧，用他大半個世紀的生命由入世到經世、由經世到避世、由避世到出世，出世又不忘救世，最後又罹於世，走完了探索、迷惘、沈溺、創新的坎坷歷程，在人生的旅途上畫下了一個深沈的句號。
但方以智也因“粵難”而從此被清朝統治者忌諱，幾百年來銷聲匿跡了。相反，他的好友王夫之自清代中葉以來，先有鄧顯鶴為編書目，後有曾氏兄弟為刻遺書，繼之有清末譚嗣同首開研究王夫之之風，民初更有長沙成立“船山學社”，並創辦《船山學報》，從而躋身清初三大儒之一。難怪有學者嘆息：本來在明末清初政界、學術界、思想界赫赫有名的方以智，卻因無人褒揚而漸漸成為默默無聞、少有人知的人物。
這讓我想起方以智晚年曾反復提及的“冬煉三時”術語。他認為天時四氣統攝於一“冬”，非到“冬”時，不足以春、不足以夏、不足以秋，也即冬季的陰氣中潛伏著陽氣之生機，一如死灰可以復燃，因而練就了春夏秋三時。這既是對天道規律的客觀認識，也是對自身作為明遺民所處險惡政治環境的清醒，故著述多用典晦澀、陳義玄奧。但他仍然希望將天道規律轉化為人事規律，提醒同仁及兒孫為傳故朝“舊火”而努力。
方以智兒子方中通（清初著名數學家和天文學家），曾以“天留一磬擊新聲”回答父親“冬煉三時傳舊火”的願望，表達了傳承方氏學術思想、復興中國儒家道統的信心和決心。沒想到這一“留”，就是三百余年！直到《東西均》等著作在20世紀50年代被發現，才引起學術界的轟動。
公元1100年左右，黃庭堅來桐城訪龍眠居士李公麟，賦詩曰：“諸山何處是龍眠，舊日龍眠今不眠”，預言龍眠山自李公麟之後，將不會再寂寞。果然，經過宋元的積澱，到了明清時期，桐城就人文蔚起、氣象萬千了。龍眠山水銘記的不只是“宋畫第一”的書畫大師李公麟，也必然銘記了方以智這位堪稱世界級文化巨匠的偉大鄉賢。
《光明日報》（ 2021年11月12日13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