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劄記】
在中國古代，城市因暴雨積水導致的內澇現象並不鮮見。以中國歷代都城為例，唐長安城曾因暴雨或久雨而陷於澇災之中，《舊唐書·五行誌》載，永淳元年六月十二日，“連夜大雨至二十三日”，使“西京平地水深四尺”，又記載開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夜暴雨”，“使京城興道坊一夜陷為池”。北宋都城東京汴梁也常積水為災，僅《宋史·五行誌》中便有數條明確為內澇的記載，如淳化四年七月“京師大雨，十晝夜不止，朱雀、崇明門外積水尤甚，軍營、廬舍多壞”。又如鹹平五年六月“京師大雨”，致使“積潦浸道路，自朱雀門東抵宣化門尤甚，皆註惠民河”。明清時期的北京城同樣不時為內澇所困。《東華錄》載，明成化九年，北京“澇，城內水滿，民皆避居於長安門前後”。清朝震鈞撰寫的《天咫偶聞》記載，光緒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北京城“大雨淋漓，前三門外，水無歸宿，人家一有積水，房屋即有倒塌……道路因以阻滯”，“大清門左右部院寺各衙門，亦皆浸灌水中，墻垣間有坍塌。堂司各官進署，沾體塗足，甚至不能下車，難以辦公”。光緒十九年六月北京城的內澇情況較光緒十六年時更為嚴重，《天咫偶聞》中載：“一連三日，大雨如註。前三門水深數尺，不能啟閉。城內之官宅民居，房屋穿漏，墻坦坍塌，不計其數。人口之為墻壓斃及被水淹者，亦復不少……有四周皆水，不能出戶，舉家升高，斷炊數日者。”
除了前述暴雨積水導致的城市內澇外，洪水倒灌城市也是導致內澇的一個重要原因。實際上，相對洪水灌城而言，暴雨積水導致的內澇雖然較多，但在古代城市內澇中所占比重遠比洪水灌城低。在文獻記載中，可以看到關於“（江）河水漲溢”“大水入城”“水入州郭”“水溢入城”“洪水泛城”的記載遠比城內暴雨積水的記載多。長江流域、黃河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松花江流域、珠江流域等主要流域的許多城市都有大量洪水灌城的記載，而暴雨積水的記載反倒較少。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文獻記載本身的取舍，對於易對城市產生巨大影響的洪水灌城更加關註；另一方面則是古代城市排水系統可更好應對多數情況下因暴雨導致的積水，使因此導致的城市內澇出現的頻率更低，程度較輕。
一般而言，中國古代城市的排水系統主要由城內溝渠、城市水系、機械排水與透水型地面等組成，通過疏導與調蓄的方式疏解內澇。
城內溝渠大致可分為明渠與暗溝，又可分成天然溝壑和人工管渠道。中國古代城市很早便開始運用溝渠疏排城內積水，在偃師商城和安陽殷墟中都發現有較完整的溝渠排水系統。學界一般認為，西周至戰國時期，城市溝渠排水系統已經較為完善。溝渠排水思想得到運用，在《管子》中有“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註焉”的總結。中國歷代都城都有系統的溝渠網絡，漢長安城大道旁皆有溝渠，環繞城市的城墻底部有城內向城外排水的圓形陶管道。唐長安城大部分街道兩側都有挖土而成的明溝，寬度在2.5米以上，口寬底窄，以便排水。北宋東京城內主要幹道皆有明渠與暗溝，《東京夢華錄》卷二載城內四條禦道兩邊有“磚石甃砌禦溝水兩道”。這些溝渠的寬度較廣、深度較深，故陸遊《老學庵筆記》卷六載“京師溝渠極深廣，亡命多匿其中，自名為無憂洞”。元大都初建時，便鑿有七處泄水渠，據考古調查，在今西四牌樓附近地底發現有石砌明渠，寬1米，深1.65米。明代北京城內溝渠眾多，據侯仁之先生統計，見於記載的城內主要溝渠有大明濠、東溝與西溝、東長安街禦河橋下溝渠、龍須溝、虎坊橋明溝等。光緒《順天府誌·京師誌》中載乾隆五十二年時，內城溝渠有“大溝三萬五百三十三丈，小巷各溝九萬八千一百余丈”，折合今裏程約400公裏。都城之外，地方城市的溝渠系統亦是相當完備。如清代重慶有貫穿全城的17條水溝，只是這些水溝現在早已多不見蹤影。在古代城市中大量的人工管渠道和天然溝壑成為排泄內澇的重要通道。
城市水系也是中國古代城市排水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有天然水系，也包括人工運河、護城河等，其不僅有疏導內澇的作用，還兼具調蓄功能。古人對城內湖泊、壕池與河流等的疏導與調蓄功能很早便形成清晰的認識，如《漢書·溝洫誌》中就有“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的記載。據研究，北宋至明清時，古人對城市水系排澇作用的認識更加明確，認為“城市水系乃是城市之血脈”。城市水系在疏排內澇的作用上較為明顯。北宋東京汴梁的城市水系由三重壕池、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以及凝祥池、金明池、瓊林池、玉津池等組成。明清北京城的城市水系由內外城壕、筒子河、前海、後海、北海、中海、南海等組成。
此外，機械排水與透水型地面等的運用亦是疏排積水的重要方式。北宋時，東京城汴河上設置有泄水鬥門，通過鬥門啟閉節制水流，如王士俊《汴城開渠浚壕記》中所言“水門啟閉，各有宣節”。明代南京城市水系中采用水管銅閘節制水流，閉閘時水阻不流，開閘時水逐漸流出。清代的桂林城壕池與漓江相通，城壕與漓江間有雨水閘門，視城壕與漓江水位的相對高低而啟閉。城市內部溝渠、河道等排水不及時，往往還會利用水車人工排水，如雍正《河南通誌》卷五載明隆慶二年秋，開封連續大雨三日，“城中用水車輙水出城”。透水型地面的運用亦是中國古人防澇的經驗總結。清代紫禁城內路面鋪設的是透水磚，雨水可透過磚縫滲入地下，而不是淤積於路面。還有將道路設計成中間高兩邊低，利用低處透水地面排水的做法，如《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元大都皇城內“草場上的道路高出草場地面九十厘米，路面經過鋪砌，使得汙泥雨水不致於淤積路面”。實地考察表明，中國古代小城鎮街道有的完全是天然泥路，有的雖然鋪石塊為路街，但其間的縫隙並不勾漿，都能使雨水自然滲透。
中國古代城市排水系統亦有許多值得反思之處，如排水系統便是排澇系統，這種觀念一直影響到現代；城市排水系統的管理時常是階段性的“以人治水”，而非常態性的“制度治水”；都城與地方城市排水系統存在較大差距等。但總體上來說，依靠城市排水系統的定期疏浚與管理制度的保障，通過城內溝渠、城市水系、機械排水與透水型地面等疏導與調蓄方式，古代城市可以較好地疏導內澇。當然這是就一般情況而言，當遭遇極端天氣或者長期大面積降雨時，這些措施則往往難以保證效果，這也是我們看到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仍不時出現內澇甚至嚴重澇災的原因。
（作者：藍 勇、張 亮，分別系西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