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 華遵山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如火如荼，波瀾壯闊，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創舉.我參加了，我就在其中。
——題記
知青！ 那些年，那些事！……
那年三月，春寒料峭，高中畢業之後，我作為知識青年，在一片“熱烈歡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歡呼聲中，打起背包，背著行囊，與許多同學一道與父母親人在火車站道別後，就在即將依依不舍離開親人，離開這座美麗的城市去很遠的地方插隊鍛煉，就在列車緩緩開啟的那一瞬間，一剎那，隔著車窗玻璃，偷眼望了一眼父母的淚眼，乘坐一列緩緩西行的綠皮知青列車，去了我要插隊的張掖地區高臺縣南華公社禮號大隊…..
列車一路高歌猛進，多半兒是在荒無人煙的河西走廊風馳電掣般地行進著，將鐵路兩旁的樹木，村莊遠遠甩在後邊，一路向西，向西，途經許多村莊，小站 ……
映入眼簾的是滿目荒涼的戈壁沙灘，還有偶爾在曠野上奔跑的野兔子，駱駝草，白楊樹，紅柳，沙棗樹。我在心裏頓時涼透了許久，望著窗外荒涼的一切，我在心裏喃喃地問自己，這難道就是我要去插隊的地方嗎！列車行程一天一夜。
第二天上午，我們順利到達目的地高臺縣，少許逗留片刻，下午，緊接著參觀了高臺縣烈士陵園，聆聽老紅軍講述西路軍，第紅五方面軍將士們在高臺與國民黨馬步芳軍隊浴血奮戰的悲壯與慘烈，算是上了一堂深動的紅色革命教育課。就在當天下午四點鐘，有一掛大馬車停留在縣委大院門口，我們跟隨著趕車的老鄉，坐在馬車上，它同樣承載著我們的行李，穿過一條坎坷僻靜，漫長，白楊樹遮蓋的鄉間小路，將我們送到了南華公社禮號大隊第一生產隊，一個全村只有二十三戶人家的偏僻小村莊插隊鍛煉。
我們七名男知青被安置在飼養場門前一大低矮的大土屋裏，睡一大通鋪，女知青就住在隔壁一間小屋。十個學生組成一個知青點，我是唯一的共青團員，自然被任命當了點長，開始擔負起知青們的日常管理和思想工作。
記得來到生產隊的第二天，就在社員們收工回家的那天晚上，村裏專門為我們知識青年召開了憶苦思甜會，請了村裏一位德高望重老人，村裏的晚輩們都親切地管他叫陳三爺爺，我們都集中坐在我們居住的大土坯房裏的土炕上，地下的一條長長窄窄的凳子上坐滿了趕來湊熱鬧、看往知青的村裏娃和小媳婦大姑娘。
一盞煤油燈在昏暗的土屋裏一閃一閃地，發出了一點點局部微弱的光亮，我們坐在炕頭上，眨巴著眼睛，傾聽著那位世紀老人用心給我們講述家史、村史、翻身史，大家習慣性地端著筆記本，認真記錄著，神情非常專註。
聽得出來，有時候，當這位老人在講到心情激動時，就會冷不丁兒地把1960年過後，全國人民受饑挨餓的情景，與萬惡的舊社會貧下中農給地主老財當牛做馬受壓迫緊緊聯系在一起，他一遍一遍，不厭其煩地向我們重復著同樣的話題，這時候，他旁邊就坐著一位頭腦十分清醒者，就會時不時使勁兒晃搖他的胳臂，示意他不能這樣說下去，這個人就是隊長陳聰輝。當然，在坐的大家都知道，他即便是說錯了也沒關系，不會上崗上線，因為他出生貧窮，祖孫八代都是貧農。
那天晚上，屋裏頭彌漫的一陣陣從莊戶人家裏走出來的人們身上固有的炕煙味兒，還有從飼養場的墻縫裏串出來的牲畜的尿騷味兒。
從那時候起，我們便成了新時代的農民，從那以後，每天，我們和村裏人一起下地勞動。
春天扶犁播種，學著老鄉的樣子，彎腰撒下肥料，播下希望的種子。
夏天驕陽似火，我們頭頂烈日，鋤草、施肥，灌溉農田，秋天收割麥子、玉米、大豆。打麥場上呈現出一片豐收的景象。農閑時，一起參加農田基本建設大會戰，握住鐵鍬，跳入陰溝，揮汗如雨，排陰治堿，我充當是戰地土記者。
冬天淩晨，我們會伴隨著上工的鐘聲起得特別早，去飼養場牽上一頭牛，套在大軲轆車上，頂著河西走廊淩冽的寒風，緊跟著老鄉們的拉沙的隊伍後邊，朝著長滿沙棗樹與紅柳的沙漠地帶行進，然後一趟一趟地往東麥地裏拉沙。無論是春夏秋冬，晚上收工後，守候在昏暗的煤油燈下，會計登記工分，然後，我擔任夜校老師，教村裏人讀書識字，解讀報刊社論，一起批林批孔，唱革命樣板戲。
陽春三月，鄉村的白楊樹，枝幹泛綠，村邊灌溉小渠不再幹枯，引來河水輕輕流淌，一片生機盎然；夏日的鄉村，雨過天晴，湛藍的天空，白雲飄飄，空氣清新，麥田裏的蟋蟀清脆的鳴叫，蓄水池裏的青蛙歡叫聲此起彼伏，樹梢上偶爾傳來的麻雀嘰嘰喳喳的歡唱著，這些來自來自鄉村的生命之聲混合在一起，就像彈奏著一曲美妙午夜農村的交響曲。還有我們喜愛的知青之歌時時響徹在我們耳畔，伴隨我們度過了插隊落戶的每一天。
秋日的黃昏，鄉村的晚霞更加絢麗多彩、從莊戶人家廚房頂上的煙囪裏衝出的裊裊炊煙進而緩緩向天空蔓延擴散，遠遠看去，不乏就是一道亮麗的風景。而越到午夜蚊蟲飛奔狂舞，我們被叮咬的無處躲藏，渾身疤痕累累，瘙癢難忍。
而每到嚴冬季節，枝葉幹枯，河溝結冰，站在知青屋後邊一條陰溝旁的小路邊，舉目眺望，看不到什麼誘人的景致，映入眼簾的只是冬日裏的一片荒涼，它無不時時刻刻地滲透在我們心裏，讓我們從內心深處重新體味淒涼的真正含義。
冬日的夜晚，鄉村萬籟俱寂，地裏沒事可做了，每到這個季節，莊戶人家的男人們，就會守候在各家的土屋裏，讓婆姨們熬上一鍋米湯，裏邊填充少許的蠶豆，炕桌上放上幾個二道磨面做成的黑面饅頭，然後再擺上一盤自己家裏制作的胡蘿蔔白菜混合鹹菜，老婆孩子熱炕頭地圍坐在一起，呼啦啦地吃著喝著，仍憑額頭上的汗珠隨意流淌跌落，他們毫不愜意，讓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滿足感從莊戶人心底深處自由迸發。
太陽出來了，男人們就各自走出家門，幾個男人圍靠在村頭邊一處矮小的土墻旁邊，嘴裏不斷哼哼上幾句不加任何修飾的老式秦腔調兒，婆姨們則自發地圍坐在村邊一棵大柳樹下，一邊納著鞋底，一邊家長李短，嘖嘖不休，村裏的大小新聞都在這裏傳播著。滿臉粗糙，穿著開襠褲，紅紅臉蛋兒小孩兒們，在一邊淘氣玩耍著。
同樣，在後來一排新建的知青小土屋，土炕上堆放著起床後不用疊好的被褥，把赤裸的腿腳伸進暖烘烘被窩，讓一首首唱起來的悲悲切切知青歌曲從小屋裏不斷傳出：它們的歌名叫做《八哥的愛情》
八哥，八哥，我愛你，
你的心是鐵打的，
我倆的愛情永不忘，
白楊樹下雙雙坐……
也有過經過改編過南京知青歌曲之後，唱起來又是耳熟能詳朗朗上口的《蘭州知青之歌——從蘭州到高臺》
從蘭州到高臺，
千裏路途多麼遙遠，
離開了父母開了家鄉，
我插隊到高臺
昨夜晚，我又夢見，
媽媽來到我身邊，
雙手撫摸著孩兒的笑臉
淚水流成了河
看兒往日多麼健康，
如今我兒多麼可憐，
吃不完的窩頭，
修不完的地球
何時才能出頭！……
在我們心中緩緩流淌著，撫慰著我們那一片苦澀的心田。
現在回想起來，在鄉下插隊的日子裏，我們曾經誌向遠大，心潮澎湃，熱血沸騰。
我們曾經追求過進步，熱氣騰騰的牛糞味浸泡著我們的靈魂，艱苦的勞動鍛煉了我們的意誌，我們學會了自食其力，我們學會了自己管理自己。我們曾著力想從思想上，行動上和那裏的貧下中農打成一片。
我們吃著村邊那口下雨時，流淌到澇壩裏的蓄水，水面上時常漂浮著樹葉和草棍，漂浮著驢糞蛋、羊糞蛋，還漂浮著一些叫不出名堂的亂七八糟的東西，水中還有蝌蚪、癩蛤蟆；每天我們就會撇開這些草棍、樹葉、驢糞蛋和羊糞蛋，一勺、一勺地把水舀滿鐵桶，再一步一步艱難地沿著崎嶇的小路，跨過地溝邊的浮橋 把水擡回知青點。經過一夜的時間，泥沙沈澱到桶底，上面的清水便用來刷牙、洗臉、做飯。
喝著那裏的水，肚子脹的像鼓一樣，排起屁來一個接著一個，連續不斷，即便這樣，誰也不笑話誰，村裏人說，這叫換水土。以後這種現象便越來越少，我們和貧下中農距離卻越來越近，完全打成一片，融入一體啦！
七十年代的河西走廊，農村生活條件極為艱苦，農民吃著是救濟糧，我們穿著綠軍裝，大家喝著澇壩水，住的都是茅草房，我們聞慣了鄉村裏的土腥味兒，時間長了我們身上都有這種味兒，其中還有濃裂的汗腥味兒，焦躁的炕煙味兒，以及牛馬牲畜的臊臭味，總之，很讓人產生麻醉之感。哪裏的冬天極其寒冷。早晨上工，下地幹活是一件極為痛苦的事情，望著寒冷我們畏畏縮縮，漸漸地，我們勞動的熱情逐步衰退了。
再到後來，到了數九寒天的淩晨，任憑隊長把上工的鐘聲敲得粉碎，無論這樣的鐘聲會持續多久，我們都假裝昏昏欲睡，不想從暖暖的被窩裏爬起來，繼而，再一頭紮進冰冷的田野裏去勞動，都想著法兒裹在熱被窩裏，在炕頭上多縮倦一會兒。尤其到了每年十二月底與一月份交替的那個時節，也就是快過春節的時候，我們那裏就會出現狂風大作，飛沙走石的風沙天氣，為了時時躲避冬日裏刮來那一股股持續不斷，極為恐怖且沙沙作響寒風侵襲。
到那時，最想逃避勞動又能保證工分不受損失兩全齊美的辦法，就是看誰能很榮幸地被生產隊抽調出去，參加生產大隊裏組織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節目排練，如果能跳上一支農業學大寨的舞蹈，或表演一段革命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片段，唱一曲《紅燈記》段子，這樣一來，既能保證生產隊不扣工分，又能確保不再遭遇哪股來自冬天裏祁連山脈，吹過一陣陣寒風的肆屢般的侵襲。
但是，即便是我們參加排練節目，也要背負一定壓力，越到臨近春節，演出時間迫近，排練節目到了非常時期，我們必須不同於往常一樣，一定要多擠出一些時間，在禮號小學那間四壁透風的教室裏加緊練習或最後的彩排。記得有一個寒風刺骨夜晚，我們全體宣傳隊員被大隊黨支部書記陳立新命令式地仍然集中在禮號小學那一間破舊的、四壁透風教室裏，在昏暗的煤油燈星星點點，稀稀疏疏的照耀下，加班加點一遍遍地練習節目。
當時，已是午夜時分，我剛剛舞過我所擔當舞蹈《阿瓦人民唱新歌》的節目，又與同學張麗一起領唱了給於舞蹈《藏族人民縱情歌唱》的前奏曲之後，與方維維，黃 青，張 麗，劉淑華，尹建成，安 然、趙誌欣、徐耀輝, 吳光源等一共十名知青，伴隨著我們自己在嘴了哼哼的曲子連續跳過了三次舞蹈。
跳過這兩支舞蹈之後，已是零點時分，感覺太困倦，太疲乏了，我就裹著臨下鄉插隊時，父親送給我的那一件時髦的、抵禦風寒的藏藍色棉猴兒大衣，非常困倦而貪婪地擠坐在那一處，把空汽油桶當做火爐的旁邊，一會兒工夫就憨憨地進入了夢境，那時爐火正紅。
好多知青都相繼擠坐在一條條長板凳上東倒西歪地似睡非睡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等著坐在我身邊的三隊的一名知青喊著我、推著我，搡著我、等我夢醒之後，發現我的那件時髦的棉猴兒大衣的右下角的棉絮裏，冒著一絲絲的灼熱火光，也同樣伴著一縷縷嗆人煙味兒。我意識到，裹在我身上的那件時髦的棉衣著火了，我心急火燎地趕緊端起地下放的一盆臟水，撩在著火的棉衣上，衣服上的火種是撲滅了，卻陡然發現，一個被爐火烤燒過的大洞出現在眼前，頓時，這間教室裏彌漫著一股濃濃的刺激呼吸道的焦躁味兒，竟然讓人一時嗆的喘不過氣來，惹得咳嗽聲此起彼伏。迷糊睡覺的宣傳隊員們被煙霧嗆清醒了。
正在這時，就在睡意朦朧中，我們依舊聽到我們大隊黨支部書記陳立新那個熟悉的聲音，他拖著一腔只有在批鬥四類分子大會上慣用的高八度，站在教室門口，當著大家的面兒訓斥般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著這樣的一句話兒；“今天晚上，你們哪怕把眼睛熬成雞屁股，也要把節目拿出來，拿不出來誰都不能回去。”我們看到，還象往常一樣，看見他時常長滿全臉胡須的，那張古銅色的臉盤上，肌肉一雛一雛的，他站在教室最中央，在哪裏崩著一張永遠是階級鬥爭的臉譜，然後，臉上密布著陰沈沈的表情。看著他重復這幾句話兒時嚴肅的表情，聽著他不置可否的堅定語氣，知道他已經非常著急，非常生氣了。他冷不丁兒，在說話間突然蹦出的這幾句話兒，你連想都想不到啊，說出的這幾句話，使用的這個語句，讓我們又忍不住地嗤嗤偷著笑起來，就覺的說出的話，滿都是這麼個理兒，可用的詞句兒有點兒太粗俗了，簡直太不夠文明了，當時參加排練節目的宣傳隊員，差不多都是來自城裏的男女知青。
那時候不夠開放，聽了這句話，女知青們臉色泛紅了，男知青臉上出現了紅暈，雖然那樣，但仔細想來，書記講的話醜理端。他說這話時，已經是淩晨一點多鐘了。
在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們心裏都十分清楚，距離演出時間還有兩天時間了，但我們也知道，我們的舞蹈還跳的很亂，有些人的動作仍舊還很不協調。我們如釋重負般地又繼續排練了，那時候沒有錄音機輔助伴奏，排練條件極為艱苦，記得，在教室上空高高懸掛一盞孤零零的柴油燈，在寒風中搖曳著，光束一閃一閃著，它雖然不能滿足整個教室的光亮度，但它卻極力閃爍著自己微弱的光芒，還是用最微弱的光芒照亮著那個唯一的空間，同時也照亮了我們無比苦澀的心田。
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得銀的敦促下，經過一番艱苦的排練，我們組織的一臺文藝節目，終於在大年三十晚上，在柴油燈光照下的一個臨時搭建的簡易舞臺上如期上演了，幾個村裏人都來觀看我們的演出，臺下人頭攢動，樹杈上，房檐上都擠滿了觀看的莊戶人，首場演出，我們精神飽滿，節目一個接著一個在臺上表演，我們的演出受到了貧下中農的一致好評。之後，我們演遍了大隊，公社，還應邀到縣裏巡回演出，路過縣城趕集、辦年貨的十裏八鄉的莊戶人都來了，開放式的戲臺下邊，原本是一片空曠的地方，卻被自發趕來觀看演出的人群擁擠著水泄不通，我們的演出盛況空前，莊戶人興趣盎然，他們笑逐顏開。
大隊黨支部書記陳得銀臉上也露出了滿意的微笑。那時候，中央電視臺沒有舉辦過春節聯歡晚會，更沒有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歌壇上沒有出現閻維文，劉和剛，蔣大為，王宏偉，也沒有李谷一，宋祖英，毛阿敏，韓紅，什麼叫做是kTV，大家沒有概念，娛樂生活極為匱乏。
那時候，是全國上下大唱特唱革命樣板戲的年代，如果不唱不表演這些，就會被推到階級鬥爭的高度去認識，就會被上綱上線，就會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要不然就是高唱農業學大寨，除此，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那時候，我們在農村插隊當知青的時候，常常能聽得到的是當時很流行馬玉濤演唱的《馬兒呀，你慢些走》《老房東查鋪》，要不然就是在革命歌曲集裏找到的《延邊人民熱愛毛主席》《我們的書記下鄉來》，還有就是那些那幾曲悲悲切切且充滿淒涼的能抒發我們知青情感的歌曲。
這幾首歌曲幾乎每天都無休止地在年輕的莊戶人和知青中傳唱著，時時回響在我們耳畔，久久停留在我們心間，伴隨我們度過那個年代。
下鄉插隊兩年多的時間裏，每年冬天，我都被抽調去參加文藝節目排練演出，用這樣的方式躲避著冬日的風寒，一直持續到回城工作。
記憶中 就在那個難忘的1976年8月，我很榮幸地填上了招工表，在即將離開知青插隊生活的一時間，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連忙打點簡單的行李，回到了闊別已久的蘭州，將這個好消息告訴給父母，那年我20歲。
那年初秋天的一個下午{1976年9月9日}，我正在居住的梅花池家裏聚精會神地收聽劉蘭芳播講《嶽飛傳》，就聽到在父母親工作的鋼鐵廠的高音喇叭裏，忽然傳來了男廣播員用異樣低沈的聲音反復呼叫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接著便是哀樂聲陣陣回響，我預感到肯定是又出什麼大事，但並沒有感到害怕，對於哀樂我們已經有了“免疫力”，因為在這之前，那一年的1月8日，周總理去世，7月6日朱德委員長去世。
記憶裏的1976年我們似乎是在一遍又一遍的哀樂聲中度過的，那悲愴的哀樂讓我初次體驗到了什麼是生命中最壓抑的心境。我停止了繼續收聽廣播，推開屋門，站在陽臺上望著哀樂聲傳來的方向，支起耳朵仔細聽。接著便聽到了男廣播員緩慢低沈的宣讀訃告的聲音，好像是那個央視播音員夏青熟悉聲音，我聽得一清二楚，是毛主席逝世了。我急忙跑到了樓下，看到樓院裏很多大人都在哭，沒哭的也是一臉肅穆，尤其是負責開水站的一位老阿姨坐在小凳子，抽噎著用手不斷的抹淚，哭的非常傷心。
那天母親上班很晚才回家，她們接到緊急通知，為廠裏的職工趕制胳臂上戴的黑紗和胸前戴的白花，那天母親回來時略帶紅腫的眼睛，她沒有入睡，連夜在家裏為我們兄弟姊妹制作了白花和黑紗，第二天一大早父母督促我們都佩戴上時刻準備沈痛悼念毛主席。
過了兩天，我接到了縣知青辦要求迅速返回知青點參加悼念毛主席的活動通知，於是，我戴著母親親手為我制作的白花黑紗，擠上當時知青們一直都想方設法逃離買票的那一列512次開往烏魯木齊所謂的知青列車。
第二天到達知青點後，就被安排迅即參與了悼念活動的全過程，那些天，我被抽調到禮號大隊村委會，主要擔負的任務是給花圈上寫挽聯，寫了有多少，我也記不清了，記憶中的那些日子，在居民樓院，大街小巷到處都被數不清的花圈覆蓋，白色的胸花如同雪花柳絮在整個城市，鄉村飛飛揚揚、飄飄灑灑，挽聯四處飄逸，所到之處空氣異常沈悶，有一種令人窒息的感覺。
在縣委和縣知青辦的組織下，我們隨同當地的村民，以大隊為單元體，開展了悼念活動，後來在9月18日全國召開追悼大會，我們都集中在公社大操場上集體收聽天安門廣場追悼大會的實況轉播。
我當時覺得真是應該悲痛應該哭，怎麼著咱也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當年還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啊，一直以來都在嘴裏呼喊著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毛主席是神，心想他怎麼會死呢？是一個多麼不幸的事情啊！可是那天當時的我死活就是哭不出來，真著急啊！好多男知青都和我一樣默默地低著頭，沒見眼淚掉下來，後來，看見聽到身旁站著的女社員和女知青們哭的真多，尤其是那些女社員們都在催生淚下很動感情，可能是受到氣氛的感染，不一會兒，我們都掉下了真情的眼淚。淚眼中，我還看到村子裏有一個是富農成份出生的村民，就把唾沫抹到眼上、站在人群的最後，張著嘴巴大聲地幹嚎著！無論怎樣，他也是在表達一種心情，一種痛改前非的負罪心情。
追悼會後，好多知青們還湊到一起蠻有興致的討論誰是真哭，誰是假哭，被認定是假哭的同學還使勁辯解：“向毛主席保證，我真哭了，沒假哭！”我是受到氣氛感染後才哭出來，沒言聲，生怕被別人指責。
其實討論並沒有太多指責的意味，大家只是覺得能真哭是一種令人佩服和羨慕的能力，因為上了年紀的村裏人都是真哭的，誰要是能真哭，就說明他和她曾經苦大仇深，毛主席領導他們已經翻身求解放，他們真覺得毛主席是大救星啊！哎，現在想起來，當時，我們只是20歲，哪能有上了年紀的大人們那樣天塌地陷般的憂慮和悲傷呢？
就這樣，在氣氛感染中，在我虔誠的哭聲中，紅太陽落山了。
過了沒多久，記得是那年十月的一天，我和許多插隊知青被分配到酒泉鋼鐵公司，我很榮幸地被分到酒鋼職工醫院，安排我跟著老師學做職業病的檢驗工作，我們又很快加入到熱烈慶祝華國鋒主席上臺和粉碎“四人幫”的遊行隊伍裏，之後就聽到廣播裏天天唱著：“交城的山來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是呀實在美，交城的大森林住滿了遊擊隊，遊擊隊裏有個華政委，華政委最聽毛主席的話，他領導著人民打天下.......”
那年7月28日唐山還發生了7、6級大地震，據不完全統計，傷了16萬人、死亡24萬人，難忘1976年真是多災多難不平凡的一年 。
知青，那些年，我才二十歲，正值花樣年華。
知青，那些事，至今歷歷在目。
四十七年過去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已經成為一頁翻過的歷史，但是無法否認，正是那段坎坷經歷，造就了我無比堅強個性，面對工廠破產失去工作的壓力，我重新找回自己的自信，去義無反顧追求美好生活向往，在打工之路上勇往直前迅跑了二十年，認真履行著綜合管理部經理的職責。
我感謝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它是我成長中的一段刻苦銘心經歷，讓我變得無比堅強！…… 作 者：華遵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