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水清，1962年5月生，現任上海市新收犯監獄二級高級警長。自2005年起從事上海監獄艾滋病服刑人員集中管理，共計對500余名艾滋病服刑人員開展有針對性的心理治療、藥物治療和膳食治療，16年來做到了“零死亡、零事故、零傳播”，並帶領團隊將抗病毒治療率從監區成立時的54%，提升到現在的88%。
他先後獲評司法部“新時代司法為民好榜樣”、上海市司法局系統優秀共產黨員、上海市第四屆平安英雄、上海市五一勞動獎章、上海市先進工作者、上海市職工職業道德先進個人、上海市政法系統十佳個人，多次獲得二等功和三等功，“胡水清工作室”被上海市總工會授予特色班組和上海市勞模創新工作室等榮譽。
上海市新收犯監獄二級高級警長胡水清。
艾滋病不是洪水猛獸
早上六點，伴隨著長柄鐵鑰匙“嘎吱嘎吱”的轉動聲，鐵柵門被打開了。
“警官好!”所有服刑人員迅速整隊，立正、報數、稍息、靜坐，一整套程序有條不紊，監區“開封”。
六點半，大型活動室內，舒緩的音樂響起，服刑人員列隊站在等待區，依次進入服藥區，從民警手上接過藥，在註視下吞咽，再進入觀察區察看情況。
這便是艾滋病服刑人員一天的開啟。“開封”之後的服藥，是新收犯監獄對艾滋病服刑人員的特殊制度。
“艾滋病患者不同常人，必須每天服藥，不能中斷，因此要讓他們養成良好的用藥習慣，確保‘送藥到手、入藥到口、吞下再走’。”胡水清告訴記者，有些人除了艾滋病還有諸如高血壓、糖尿病、肝炎等許多並發癥，時常一次要吞一大把藥，難免產生厭惡情緒，輕松舒緩的音樂能夠使他們放松心情。
然而，看似一個小小的定時服藥制度，背後卻費了不少功夫。
新世紀之初，黨中央意識到全國監獄艾滋病感染救助情況不容樂觀，要求司法機關對服刑人員進行全面普查，集中管理，新收犯監獄是頭道關口，如果這裏沒有做好把控，到了後期，會給監獄管理帶來極大安全隱患。
2005年，為了適應艾滋病服刑人員集中管理教育和康復治療，上海市新收犯監獄承擔起集中關押艾滋病服刑人員的任務，當時許多民警談“艾”色變，沒有人願意主動承擔這項工作。這時，身為老黨員的胡水清挺身而出。當他接受這項工作後，才發現遠遠沒有想象的那麼簡單。
胡水清與艾滋病服刑人員進行個別談話。
“那時我們到一些起步較早的省市考察學習，雖然他們實行了集中管理，但監區每年死亡率仍然較高，感染風險大，而且受限於當時的環境，不能確定感染的具體途徑，服刑人員用藥也不規範，有些人還會拒不吃藥，想要騙取‘保外就醫’。”胡水清說。
“不害怕那是不可能的，那可是艾滋病啊。”這位壯實的漢子坦言，他一度不敢向家人介紹自己的新崗位，有時還會夢見自己被艾滋病人圍堵追咬。直到7年後，他在參評上海市“平安英雄”時，必須要將工作事跡公開，家人才從報道中知道實情。
即使如此，面對挑戰，胡水清還是主動挑起了重擔。“我定下目標：力爭要讓上海的管理實現零死亡！”
當時所有艾滋病服刑人員集中在一個中隊管理，胡水清是中隊指導員，涉及服刑人員的具體情況，均由他一人處理。這一特殊工作可以向親戚朋友隱瞞，但同事相互之間都知道實情，為了避免大家的芥蒂，胡水清主動減少和同事之間的私下聚會，把更多的時間用在了艾滋病服刑人員矯治工作上。
他首先研究艾滋病死亡率為什麼居高不下，發現看病難、用藥貴是重要原因。此時，國家出臺艾滋病救助政策，CD4指數在200以下，可以到當地疾控中心免費進行抗病毒治療，但監獄裏尚未引入這一政策。
據介紹，CD4細胞是人體免疫系統中的一種重要免疫細胞，正常成年人的CD4細胞在每立方毫米500個到1600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CD4細胞出現進行性或不規則性下降，標誌著免疫系統受到嚴重損害，當CD4細胞小於每立方毫米200個時，可能發生多種機會性感染或腫瘤。
胡水清向監獄黨組織報告了這一情況，在多部門協作下，抗病毒治療政策被順利引入監獄，服刑人員也能享受同其他人一樣的醫保待遇。此後，他又屢次邀請社會上的醫學專家到監獄裏為犯人進行專家門診，每場面診他都陪伴在專家身邊。
“艾滋病不是洪水猛獸，只要按規範操作，民警完全可以避免職業暴露風險。”胡水清說，陪了五百多場面診，自己也成了半個抗艾專家，一些處方藥說明和用藥反應都掌握得清清楚楚，現在打眼一看服刑人員，基本上也能掌握他身上哪處有毛病。
為此，他還鉆研出一套專門針對艾滋病對象的管理制度，比如如何服藥、定時服藥、查詢是否有心理恐懼等，能夠輕松識破一些裝病、故意找茬糾纏的服刑人員。
拓展生命的寬度
當失去自由和健康不再同時降臨，剛滿三十歲的王剛（化名）徹底崩潰，在監獄中抱頭痛哭。因詐騙罪服刑入獄的他沒有想到，在入獄體檢時查出患有艾滋病。
像這種情形，胡水清碰到的不止一次。很多人在入獄前並不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面臨雙重打擊情緒崩潰時有發生。此時，胡水清不會直接上前勸慰，而是找一名服刑人員陪伴左右，任由新入獄人員號啕大哭，發泄完畢後，再送入艾滋病看管監區，事先安排同監室的幾名服刑人員主動和他交談。
“從普通人到犯人的轉變本就需要極大的適應過程，再加上患上艾滋病，不如讓他們先把情緒一次性發泄個徹底，等看到同監區的人都是和自己一樣的境遇，自然而然產生羊群效應，第二天我再找他談心就管用多了。”胡水清狡黠地笑了笑。
胡水清查閱艾滋病防治相關書籍。
“艾滋病服刑人員心中的痛苦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在管理時不應該再讓他們感到被歧視。”在與他們日常接觸時，胡水清經常和他們面對面交流，拍拍他們肩膀以示鼓勵。
因故意殺人被判處死緩的吳天（化名）從1999年就被關進監獄，再加上患有艾滋病，在監獄裏是有名的難改犯。2005年，他被送進胡水清所在的中隊與其他艾滋病服刑人員一同接受集中管理。
剛流轉過來時，吳天已經做好破罐子破摔的打算，不到一年，違紀次數兩只手都數不過來。胡水清卻沒有放棄對他的教育改造，閑下來就翻閱吳天的卷宗資料，找他聊天談心，讓他放下戒備。
胡水清註意到，每次監獄開放日活動，吳天總是孤身一人，沒有家屬探望。為此，胡水清通過多方渠道查出吳天家中只有一位年邁的母親，又遠在外省市無法入獄探親。
轉機發生在半年後的一次開放日活動，吳天原本想要再次裝病找茬，突然聽到民警喊了自己的名字，告知他有家屬前來探望。隔著玻璃，吳天見到了白發蒼蒼的老母親，四目相對時，母親渾濁的雙眼淌下了熱淚，吳天也是眼眶發紅，強忍著不讓淚水流出。
自此以後，吳天像是徹底換了個人，積極參與監獄改造活動，再也不偷奸耍滑。
“這些服刑人員內心同樣渴望關愛與親情，他們中的不少人刑期很長，心理往往更加敏感，必須身心兼治，讓他們在希望中改造。”胡水清說，在有限的生命長度中，通過努力幫助他們不斷拓展生命的寬度，重拾生活的夢想。
針對艾滋病服刑人員的實際情況，監區專門制定了一套日常就醫、康復訓練、生活衛生等管理辦法，每日增加營養，提高免疫力。考慮到這些服刑人員來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語言、生活習慣都有差異，胡水清還將音樂、舞蹈等藝術引入日常工作中，監區成立了舞蹈組、合唱隊、樂器班、繪畫組，用音樂凈化他們的心靈，以藝術陶冶他們的情操，不斷激發他們改造的正能量。
現在，王剛已經能夠適應監獄生活，每天按時訓練、學習、勞動，還成了合唱隊的領唱；吳天的CD4指數提高了很多，人也精神了不少，每月省吃儉用把服刑勞動補貼積攢下來，定期往老家寄回一筆存款。
出獄後，他們能做什麼
“胡指導，新年好！我現在在外自主創業，發展得不錯，想要回來傳授一下經驗，鼓勵他們積極改造，不要放棄希望。”新春伊始，胡水清收到了一條微信，發件人是曾在監區改造的劉一水（化名），他因竊取商業秘密罪被判刑三年，兩年前刑滿釋放，一直與胡水清保持著聯系。
胡水清為艾滋病服刑人員開展大課教育。
但受疫情影響，監獄仍處於封閉式管理狀態，外人不能進出監獄，胡水清婉拒了劉一水的經驗分享，並叮囑他不要忘記自己還是個病人，不能因為創業過於勞累。
像劉一水這樣出獄後從頭再來還能闖出一片天地的，畢竟在少數。大多數艾滋病服刑人員出獄後，往往與社會脫節，又極易遭受歧視，很容易重蹈覆轍，如何讓他們順利回歸社會成了一個大難題。
讓胡水清安心的是，兩年前送出去的老李總算沒有再見面了。這位“八進宮”的老漢，終於在年逾花甲時安生下來，曾經老李每放出去半年，就會因盜竊罪重回監獄，前前後後加在一起吃了30年牢飯。自從進入艾滋病集中看管監區，這十幾年來，每次回來都是由胡水清親自審問。
最近一次刑滿釋放前，胡水清了解到他上一次入獄時已經把家裏唯一的房產賣掉了，再次出獄連住的地方都找不到。為此，胡水清主動聯系當地政府，幾經周折，在出獄前幫他申請了一間公租房和低保，又找到一份掃大街的工作。
“老李，這次出去工作和住房問題都解決了，你可不能再亂搞，牢飯可不好吃，我不想再見到你了。”出獄當天，胡水清仔細叮囑老李，並開車將他送回居住地，又帶他熟悉了工作環境。
囿於警力和經費，並不是每名刑滿釋放的服刑人員都能得到特殊幫扶。胡水清現在研究的就是如何跨前一步，加大對艾滋病服刑人員的改造力度，使他們在獄中能掌握一技之長，讓他們心存感恩，出獄後不忘回饋社會。
為了讓這些臨釋人員實現回歸社會的“軟著陸”，胡水清和他的團隊成員制定了詳實的出監教育大綱，囊括了個人談話、學習教育、心理疏導、技能培訓等，還模擬與真實社會相仿的情景狀態，讓臨釋人員提前適應社會。
“要讓他們時刻接受感恩教育，認識到國家在每個人身上的巨大投入，出獄後也要心懷感恩，努力回饋社會，不能一錯再錯。”胡水清也希望，社會上更多人能夠對艾滋病刑滿釋放人員多一些寬容，給他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幫助他們徹底告別高墻電網。
還會有更多“胡水清”
彩
明年四月，胡水清就要正式退休，離開堅守三十多年的獄警崗位。他說，現在正在寫一份可行性方案，即使自己退休以後，也能將“胡水清工作室”品牌傳承下去。
2012年，以胡水清同誌命名的工作室成立，艾滋病服刑人員的管理進入新階段。胡水清沒有停下探索的腳步，他帶領工作室成員全身心撲在工作上，一支專業化的專管隊伍逐步成長起來。
他們編寫了一本16萬字的《艾滋病犯實務與操作手冊》，對可能遇到的各種情況都進行了預案，發表了40余篇HIV罪犯管理教育論文、16余萬字HIV“實物與探索”操作手冊、兩個項目攻關QC課題獲得上海市總工會優秀管理小組獎。監獄與上海醫療機構等建立了長期協作關系，定期對民警進行專業醫學醫務培訓，定期對艾滋病服刑人員進行抗病毒治療。
在實踐中，他們探索出“管教並重、身心兼治、以文化人”的特色管教模式，形成了艾滋病發現、檢測、治療等一攬子管理制度，對艾滋犯實行“三不、三零、三給”，即：不歧視、不拋棄、不放棄；零距離管理、談話、接觸；給溫暖、給希望、給出路，讓艾滋病犯管理工作更加規範和專業。
在制度上，工作室形成了“六個一”工作制度，團隊成員“一天一碰頭、半月一分析、一月一例會、一季一研討、半年一會診、一年一總結”。
雖然每一步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但正是在胡水清的勇氣與韌勁的鼓舞下，這支團隊不斷突破，上海艾滋病服刑人員集中管理16年來做到了“零死亡、零事故、零傳播”，實現了胡水清當年定下的目標。
2016年7月18日，上海掛牌成立艾滋病罪犯專管監區，在“胡水清工作室”的基礎上，通過系統性地加強監管、教育引導、規範治療、心理幹預等手段，使艾滋病罪犯的教育改造、治療康復等方面工作有了進一步提升，尤其是在提升艾滋病罪犯接受抗病毒治療服藥率及抗病毒藥物依從性方面，將抗病毒治療率從監區成立時的54%，提升到現在的88%。
“剛從部隊轉業時，我實現了從小就想當警察的夢想，成為了一名監獄人民警察。現在很多人認為監獄民警的工作就是每天簡單地拿著一把鑰匙開門鎖門，而監獄民警所做的不僅是開好門、鎖好門、看住人，還要對那些犯了罪的人進行教育和挽救，重塑靈魂，讓他們變為知法、懂法、守法的公民，進而維護社會的安全穩定。
在接受黨組織委派，管理艾滋病罪犯的這16年裏，我經常問自己，“工作的價值在哪裏？在臨退休的這一刻，我愈發感到：挽救一個個的個體，守護社會的安寧，是我們工作永恒的價值追求！”胡水清動情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