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閃
2021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簡稱“雙減”。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下，有的家長陷入了兩難的復雜心理：是順勢而為的選擇依據規範和規律，循序漸進讓孩子獲得成長，還是尋求“灰色地帶”或是親自上陣，繼續選擇高強度補習和快速“提分”，以期讓孩子上一所“好”學校，謀一個“好”未來？這種糾結心態其實是基礎教育的內涵逐漸背離育人的初衷、被出人頭地的普遍訴求所“異化”的反映。本該以素質培養為主旨的基礎教育事業的重心逐漸轉向至讓孩子在一套精微的選拔體系從同齡人中脫穎而出，在升學和就業時比別人更有資格的軌道上。
近年來，這種教育傳統被越來越多的家長、教育工作者乃至官方反思、批判或放棄，重建立足核心素養、尊重兒童天性、回歸傳統範式的真正的素質教育體系的社會呼籲開始壓過僵化的教育“內卷”喧囂與浮躁。一些人已較早地成為常規教育的反叛者，在媒體聚焦之外的隱秘角落，付諸種種努力，以期為孩子在甚囂塵上的教培潮流和應試教育的一片浮躁中辟出方寸心靈的凈土。其中，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憑借其優越人文和自然環境，在種種陰差陽錯的交互下成為國內教育創新探索較為肥沃的試驗田之一。
官莊自然村。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1、“風花雪月”之地的方寸凈土
很長一段時間裏，蒼山之麓，洱海之濱的大理，與世無爭的偏居西南一隅，總是作為主流社會的“他者”形象被外界所認知。下關風，上關花，蒼山雪，洱海月，蝴蝶泉邊的五朵金花，雞足山頂的天柱佛光，喜洲古鎮的“六合同春”（“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及六方硬山頂樓房組合而成的白族庭院格局的俗稱）等浪漫元素共同建構了大眾對於大理的異域想象，這裏是金庸、瓊瑤、安妮寶貝筆下避世的桃源[1]。
前現代生活氛圍的曼妙印象很大程度上被現代化的大理所繼承，文學層面“避世”和“隱居”的標簽也賦予給了現實中坐落於此的城市和鄉村，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加速，這種無形的文化遺產在某種程度讓大理成為了中國大都市的“後花園”。
進入21世紀，一批不滿足城市喧囂生活的文化精英和中產“逃離”至大理，享受得天獨厚的“詩與遠方”的想象和“復得返自然”的自洽。後來，互聯網時代厭倦大城市枯燥生活的IT從業者和作家、設計師、攝影師等自由職業者做了第一波反叛者，他們將辦公室搬到這片看似遠離世俗紛擾的“風花雪月”之地，努力在舒適生活與合理工作之間找到平衡點，以期減輕資本對於他們生命的宰制，獲得心靈的片刻安寧。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兩類背離主流生活方式人群的孩子到了學齡，成功出逃的他們既不滿足大理本地落後的幼兒教育，又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回到都市在傳統教育中跟著潮流標準“卷”。於是，基於對教育的反思，他們效仿一線城市踐行先進教育理念的學校，在大理建立起來了諸如雲朵、貓貓果兒、蒼山學堂、那美學校、蔬菜教育社區等一批探索新教育模式的學校。這些孩子由此得以就近入學，繼承父輩的“反叛”品質，成為傳統教育的叛逆者。
在大理的新式學校中，教師的功能從傳道、授業、解惑讓位於引導、陪伴和鼓勵，教育的核心內容的主要是常識、感受和體驗。固定的課堂形式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不追求“整齊劃一”的自由探索和尊重展示個性的大膽創新實踐內容在激發學生想象力的教學過程中被充分放大。學校大多數課程的安排都頗為靈活，都是在“體驗中學”、“做中學”、“玩中學”，不需要課外時間培訓“加餐”，更不需要挑燈夜戰，力求使學生的核心素養能得到發展……
經過數年的積澱，大理周邊不僅如雨後春筍般聚集大量來自各大城市的踐行“在家上學”模式的各類學習社區及以“自然教育”理念指導的各類新式幼兒園、國際學校等，還成為一線城市各類研學、遊學活動的首選地。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以來，以“自然教育”理念為主導的教育創新實踐開始向大理周邊農村地區擴展，許多雲南本地人開始探索在收入較低的農村地區、特別是留守兒童較為集中的地區開展教育創新實踐的可能性。
官莊明德幼稚園正門。
2、“自然教育”的“上山下鄉”
“自然教育”理念主張順應自然天性，依托鄉村環境，培養自然人，雲南明德公益和雲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在探索欠發達地區鄉村教育發展的實踐過程中，證明這是當下解決鄉村幼兒教育困境的一種新路徑。
在2000年至2010年間，明德公益開始組織小規模的大學生團隊在寒暑假期深入滇西地區香格裏拉、怒江、保山等州市的村寨進行支教活動，當時的主要工作是輔導孩子寫作業，教授一些簡單的課程和組織體育活動等。在這個過程中誌願者們發現僅僅停留在支教活動層面是遠遠不夠的。隨著這些地區“務工扶貧”工作的深入開展，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流，各個村寨的“留守兒童”現象在這十年間已經變得越來越普遍，故而相較於知識的教授，為兒童提供情感方面的陪伴顯得更為迫切。
此後，明德公益的鄉村支教行動逐漸向著通過趣味性強又貼近生活的多樣化活動培養留守兒童的好奇心、學習興趣、樂觀向上的生活態度和獨立健全的人格方面轉變。經過幾年的堅持和發展，這種富有溫情的陪護和以育人為宗旨的初心逐漸在實踐中不斷健全和完善，演變成法國哲學家盧梭在《愛彌兒》中主張的“順應自然天性，依托鄉村環境，培養自然人”的“自然教育”模式。同時，由於農村兒童的成長環境本身就是貼近自然、融入自然的，其學前教育實踐與“自然教育”理念有著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自然教育”的理念和模式被認為是解決當下鄉村留守兒童學習、心理問題和培育綜合素養的關鍵。
2014年前後，明德公益開始在各地通過夏令營、遊學、講座和論壇等諸種形式宣傳推廣鄉村“自然教育”模式，並試圖在各地幼兒園進行實踐，但在當時普通家長“上學不就是讀書和上課搞學問”的天然觀念及普遍的“雞娃”心態導致的高度關註課業學習的現實壓力下收效甚微，往往是挫折大於成效。
很多幼兒園主辦者在剛開始接觸以“自然教育”為代表的新教育理念和模式時，通常都會高度贊同，並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和熱情，一部分人也確實會付諸行動，規劃建設。但在沒有外界幫助情況下，僅依靠辦學者個人的能力，接踵而來的不是美好藍圖欣欣向榮的實現，而是在不菲的改造成本和慘淡的招生現狀的雙重打擊下的難以為繼，其中多數人便由此打了退堂鼓。在明德公益推廣“自然教育”模式初期，新式幼兒園很少有堅持成功運營超過一個學期的，要麼直接轉型，要麼名不副實，都重新回到往日以看護和授課為主業的小學化軌道上。
但並非只有碰壁，大理州永平縣官莊自然村的幼兒園便是一個特例。自2014年建立起來，至今已成功按照“自然教育”的理念和模式蓬勃運營了7年之久，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大理教育創新成效的外溢及幼兒園創立者個人責任和巧思營造的結果。
園區一角。
3、“自然教育”在官莊：從“懸置”到紮根
同90年代以來的廣大中西部地區的一些村莊的遭遇相似，“空心化”成為官莊自然村當前一個很明顯的特征。盡管自然條件相對優越，但在“人多地少”的資源困境下，農業產業嚴重雕敝的現狀制約了村民收入的提升，因此外出打工成為村中青壯年勞動力就業的主要選擇。青年人常年成規模的離鄉之後，留下的是越來越寂靜的村莊以及這背後愈加普遍的留守現象。據調查，官莊自然村的留守兒童約占16歲及以下兒童數量的63％，留守老人約占50歲及以上人口的50％，由留守老人照料的留守兒童占全部留守兒童的70％。
官莊自然村幼兒園興辦的初衷是為了解決本地留守兒童人數與幼兒園學位數量嚴重不匹配的問題，使村莊附近的適齡兒童可以在家門口就近入學，不用再起早貪黑地跋涉至兩三公裏外鎮上唯一的已經十分擁擠的民辦幼兒園。因此，其最初的辦學定位與其他地區的傳統幼兒園並無不同，即以幼托、陪護和教授與小學銜接的課程知識為主要業務。
在幼兒園興辦之初，正值雲南明德公益在各地幼兒園大力推廣“自然教育”理念並積極踐行鄉村“自然教育”實踐的時期，其探索“自然教育”的背景——“空心化”鄉村的大環境與官莊自然村的實際是較為一致的，這一事實得到了新幼兒園創辦者馬師傅的關註。
更關鍵的是鄉村“自然教育”主要倡導者之一、官莊幼兒園的“總設計師”聶正德老師十年如一日的堅守與付出，他像一位歸鄉的縉紳，退休以後將自己的抱負和理想嵌入雲嶺大地，致力於用新教育理念改進廣大鄉村之中散落在高山峽谷、森林田園之間的孱弱的基礎教育。已年過古稀的聶老師一邊學習“自然教育”不同流派的理論，一邊不辭辛勞地到各地成功的教育創新機構觀摩、交流和考察。在推廣鄉村“自然教育”模式方面更是事必躬親，不僅親自用自己的學習所得指導幼兒園的改造建設，還每每在學校遭遇困境時及時施以援手：鄉村學校若缺少專業師資，他自費送教師外出學習培訓；若缺少繪本圖書，他親自聯系公益機構為學校捐贈……
得益於大理地區眾多成功的教育創新案例破除了本地人對於新式教育的成見的大環境，和一些長期關註並投入教育創新實踐的公益組織的支持，再加上聶老師的親力親為，對兒童身心發展更有益的“自然教育”理念和模式在這所鄉村幼兒園建立之初便為其註入靈魂。馬師傅秉持自身對於社區的責任，身體力行地投入新幼兒園的各項建設中，解決了新幼兒園從選址、資金、設計和招生等方面的諸多難題，使一些“懸置”的新式教育理念和模式真正貼合鄉村實際。
幼兒園的選址最開始是打算放在村莊內部，一方面可以利用家庭現有的房舍，同時也便於村裏兒童就近上學，但村莊內擁擠的建築分布，既不能為兒童活動提供開闊場地，又會限制幼兒園未來的規模擴張，這樣建起來的幼兒園將和傳統幼兒園相似，無異於再次讓“自然教育”停留於紙面。
豐收稻田裏的“課程”
經過細致勘查，選定了村落周邊的一處地勢較高的落於山腳之下、農田之間的約3000平方米的場地。此處距離官莊約2公裏左右，位於連接縣城和大平潭村、關上村的鄉道附近，可以較為均衡地輻射到附近的其他村落，場地周圍開闊的農田和茶山既方便被用作幼兒園的第二課堂，又能為園區的未來發展提供儲備用地。
建設新幼兒園在當地被認為是為本地培養人才的善舉，在園區建設上獲得了社會各界的助力和支持。據馬師傅回憶，永平縣城建材市場老板得知辦學計劃後，主動打電話告訴他，幼兒園建設用得著什麼建築材料就盡管開口，他們馬上送過來。同時，附近的村民在園區施工過程中使也經常過來出工出力。
除必要的主體建築建設，園區的其他功能分區都是馬師傅和家人自2014年至今一點一點做起來的，因此極大地節省了建設成本，據他本人估算，完全雇工程隊建完幼兒園大概要在6萬元，他們全家慢慢做的話僅在材料費和部分必要的請工和包工方面花費3萬元左右。
新幼兒園主樓第一層建築在2015年上半年就建設完成，當年九月份便正式開學，此後，由於入園幼兒數量的劇增，第二層也於2017年建成。就這樣，“自然教育”艱辛又幸運地在小村莊紮下了根，一方面理念上在聶老師的事必躬親下都是“陽春白雪”，同時幼兒園的設施和實踐都體現著生動又深刻的鄉土本色，這種碰撞中產生了怎樣的化學反應呢？
4、擁抱自然成就的育人“文藝復興”
官莊幼兒園的選址和園區設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自然教育”所要求的自在空間特征。該幼兒園的選址位於一處距村莊有一定距離，被稻田與山野包圍的高地，整體上與村莊和自然頗為和諧均衡。園區開闊的視野由炊煙裊裊的村莊、層巒疊嶂的山丘和鱗次櫛比的梯田組成，後山是辟出一片生態茶園的原始森林，原生的竹林作為園區的天然“圍墻”。
官莊幼兒園的竹林“圍墻”
“圍墻”內有供幼兒經營的小菜園和櫻桃果林，山麓的清泉被引進園區用作營造供幼兒學習嬉戲的流水生態。同時，園區諸多設施、器物、裝飾都是“取之自然，用之自然”：用短樹枝做的宣傳欄，用竹子做的墻飾，用扇貝殼做的矮檐，用舊木樁和空心磚做的花盆，用廢木料做的積木玩具，用村裏河床鵝卵石造的小水塘……幼兒的很多課程，比如營造與設計、食育和美育所要用到的植物、果實、白膠泥、石塊等材料也都來自附近的山川田野。
在這樣的空間之內，通過開展感知自然，探索自然與利用自然等系列幼教活動，自在環境對幼兒教育的積極輔助作用被發揮到了極致。官莊地區處於熱帶季風氣候區，一年中幹濕兩季氣候差異較大，跟隨物候的轉換，自然世界也呈現出豐富瑰麗的色彩變幻。
官莊幼兒園主建築區簡圖
在不同的季節中，老師定期會帶著孩子去觀察園區後山開展名為“大自然顏色”的課程。該課程中老師會事先將空白紙中間剪出諸如五角星、三角、圓、花瓣等各種形狀，並由小朋友們挑選好若幹自己喜歡的。到了野外之後，引導孩子將這些形狀對準他們喜歡的自然事物，諸如樹木、稻田、花草、昆蟲、溪流等，通過中間的紙張中間的形狀觀察並發現自然的顏色，回去之後很多幼兒都會將這種“有形”的自然顏色畫出來。通過很多類似這樣簡單的活動，幼兒初步對自己所處的世界有了較為生動形象的認知，使他們可以平和友好地看待自然並敬畏自然，為以後更深入探索自然活動奠定情感與知識基礎。
官莊幼兒園園戶外活動區簡圖
被嵌入官莊幼兒園的不僅是自然的鄉村，也是文化的鄉村。依托園區周圍田野環繞的環境，插秧、灌溉、秋收、采茶、炒茶等村莊的四時農事活動被自然而然地加入到幼兒的活動課程，千百年來所積澱的農事活動背後的地方農耕文化在幼兒身體力行的活動課中被潛移默化地習得，其中較為典型的是春夏之交的“茶”活動：
高山生態茶是大理本地重要的文化符號，費孝通先生在他的遊記《朝雞足山記》中便對這種看似略顯粗糲，實則沁人心脾的烤茶贊不絕口。八十多年過去了，烤茶依然在本地以生動而平凡的生命力融入民間生活，綿延傳承，不絕如縷。
幼兒園依托後山的一片茶山，將這樣一縷茶香在每年谷雨時節，從歷史中，從文化中采擷。幼兒在老師的引導和幫助下，像古人一般從雲騰霧繞中采茶、在山澗清泉裏洗茶、用架在火塘之上的傳統大鐵鍋殺青、撚茶，又在園區日曬數日，最後才得到用作烤茶的上佳生態茶。
園區裏的傳統火塘。
在茶藝課程裏，老師會和幼兒協作，利用此前親制的茶演示本地烤茶的諸多工序，並調至適合幼兒飲用的濃度，分給他們品嘗。在這個從采茶、制茶到飲茶的過程中，諸多關於茶的優秀地方性文化被潛移默化地教授給幼兒。此外，校方會組織幼兒參加每年三四月份春茶上市時節在大平潭村舉行的谷語春茶節，引導幼兒參與一系列的本地采茶或采茶比賽活動，觀看一些茶文化展覽、文藝匯演等，深化他們的地方文化感知。
園區內一些與農事活動相關或勞動工具和生活器具，如耕犁、蓑衣、鋤頭、竹編餐具簍、背草架、杵臼和竹編雞籠等被布置和展示在園區的各個角落，兒童可以隨時隨地在老師的引導和講解中的感受傳統鄉村與農事活動的文化魅力。
從自然到文化，在“做”和“玩”中，教師從權威者變成輔助者，教育從學堂和課本出走，回到一種與鄉土和自然交融的原初狀態，成為幼兒生活中可以分割的一部分。
5、鄉村新教育生存困境的鄉土式化解
盡管大理城區如火如荼的教育創新藍海在“雙減”背景下讓本地人看到了去“內卷”化的成才的多種可能，但偏居一隅的鄉村的觀念環境很難被這頗為渺茫“外來者”的希望所觸動，不均衡的教育資源分配現狀更不能為這種觸動的過快發生提供條件。本地人短時期很難改變對於教育就是學習課本知識、履行教學任務的刻板印象，官莊幼兒園的新教育模式盡管艱難地建立起來了，但被村民普遍質疑和不信任。
幼兒園的小菜園。
官莊幼兒園在資源環境不佳的鄉村，建設和運營經費來源極為有限，其收入除依靠每學期頗為低廉的學費繳納和假期接待城市家庭舉行遊學活動的收入，多是舉辦者自掏腰包，始終維持在一種低成本、低收入、低消耗的運營狀態。為了最大程度地招收到學生，同時為了保障適齡兒童順利入園，幼兒園開園後，校方擬定了較為低廉的收費標準和靈活的繳費方式：普通學生400/月，包含午餐，住校生600/月，包含早、中、晚餐及住宿，早晚接送服務150/月，家長可以選擇月付或者年付，如果實在有困難，也可延期幾年支付。再加上剛性的入學需求，官莊龍潭明德幼稚園的入園兒童從建成時候（2015年）的不足20名攀升到今年（2021年）年的138名，每年開學季，去官莊新幼兒上學逐漸成為附近村落學齡兒童家長的首選。
在這樣一種“三低”種狀態下，幼兒園留給教師工資收入的預算空間就變得十分有限，難以吸引到外地的教育人才，順理成章地成為本地幼兒本、專科師範學校畢業、家庭相對穩定、難以外出打工的女性的最優就業選擇。這樣看似無奈的結果在鄉土感情的加持下產生了意外的效果。
目前（2021年7月），幼兒園的四位女老師來自附近村落，與園內幼兒既是師生關系，又是鄰裏關系，因此她們對園裏一百多名學生家庭和自身的基本情況都較為了解，具有較高的共情能力。在這個留守兒童占多數的幼兒園，教師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他們生活中缺失的父親或母親的角色，一名老師在訪談中提到這樣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
這個小女孩出生後，父親長年在外打工，由母親在家照料她，但她這位年輕的母親長期沈迷於手機遊戲，疏於承擔育兒的責任。為了自己能夠不被幼童頻繁的哭鬧打擾，這位“失職”的母親在小孩幾個月大的時候便給她一部智能手機或iPad，讓幼兒自己看視頻或玩遊戲，除了必要的照料之外，幾乎從不跟她交流，以至於她形成了語言障礙，到了四歲——要上幼兒園的年齡還不太會說話，僅僅會講“爸爸”、“媽媽”等零星的幾個詞。
然而她剛上幼兒園沒幾個月，父母便離婚了，母親外出打工，換由爸爸回來照顧她。由於他爸爸時常需要外出做工，期間爺爺也會幫忙帶，但她的爺爺酗酒成性，喝醉酒便打罵她。
上幼兒園後，老師從獨立上廁所開始教她，尿褲子的時候幫她換，給她洗，耐心培養她獨立吃飯和說話的能力。每次這個孩子生氣或者難過，老師就去哄她抱她，真心對她付出情感，讓她體會到缺失的母愛。後來，這個孩子變化很大，家裏有什麼事都會和老師分享，每天來上幼兒園的時候會先抱一抱老師，並且變得特別喜歡和依戀幼兒園，以至於又一次生病了也不願意請假回家。
越來越多在官莊幼兒園上學的孩子在關愛、肯定和鼓勵的環境中，性格、情感及習慣被潛移默化地改變，同情心和好奇心被激發，由敏感、脆弱、孤獨變得開朗、懂事、活潑。這些變化得到了村莊家長的普遍贊許和認同，改變了他們從前在孩子教育問題上普遍冷漠和放任的態度。
同時，家長們也逐漸放下此前對幼兒園的種種成見，認識到快樂而完整的童年對於孩子的重要性，開始配合學校的工作，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親子活動和座談會，無償參與學校的建設工作，為學校的建設發展出謀劃策，並經常性將自家產的水果蔬菜送到幼兒園，學校逐漸和村民融為一體，學校也會有意促進這種融合。
教孩子畫畫是官莊幼兒園“自然教育”教學中的很重要的一塊內容，繪畫的主題和內容雖然會依據不同的課程安排來設置，但總體上還是會尊重孩子們自己的創造天性，所以很多時候都是不拘他們畫什麼的，這反而會讓我們看到很多驚艷的創作。
幼兒園兒童的繪畫作品《我家的仙人掌》。
對於孩子的作品，園方不會在放學時候立馬發還讓他帶回家，因為帶回去後，如果家長不重視的話，作品很快會被弄壞或者遺失。所以幼兒作品都會展示在園裏一段時間。每年他們根據繪畫的主題和內容分門別類地設置專題，在六一兒童節的時候裝裱起來，集中在村裏做畫展，期望從繪畫的角度來讓家長來認識到尊重孩子天性和創造力的重要意義。
以今年（2021年）為例，幼兒園畫展的地點是官莊村議事堂及廣場，據老師回憶，當時這個活動在村裏的影響可以說是轟動性的，不僅幼兒家長和本村的居民幾乎全部都來看了，其他村的鄉光映、大平潭包括楊街的人都來參觀。園裏孩子畫的很多都是官莊本地能夠看到街接觸到的事物，還有他們自己身邊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和小夥伴等，而且很多畫的都相當好，大家普遍都能看懂且比較喜歡。
官莊幼兒園的“自然教育”具有一定的變通性，在兒童完成兩至三年幼兒園教育之後，為了讓孩子在升入小學之後不致因在小學化幼教的大環境下沒有掌握必要的知識而學習成績不理想，產生不必要的自卑情緒，幼兒園特別設置了專門用於幼小銜接的更加側重知識學習的學前班。據老師反映，從這裏出去的學生的成績盡管會在一二年級出現短暫的不理想，但升入高年級之後，多數還能名列前茅。
20世紀中國的歷史某種程度上是基層社會中的地域性社區共同體不斷解體，作為大共同體的國家不斷生長，國家的權力長驅直入基層社會的歷史[2]。鄉賢在共情、定位和責任的驅使下，在國家、地方、個人之間的互動、博弈和調適中[3]，試圖通過各種方式在鄉土社會中重塑社區共同體，興辦教育是其中較為普遍的舉措。
石頭畫《瓢蟲》。
官莊幼兒園在雲南明德公益的幫助下，首先從環境、設施、器物和文化等方面有效利用農村良好的自然教育資源，由外而內重塑了在當下生活、在自身體驗、在自然之的培育兒童的本土性自然教育自在空間及文化場域。其次，通過富有情感的在地化自然教育方式，引導幼兒實現身份的轉換：從自然人的起點出發，幼兒在普遍性的關切之下，激發了對社區共同體的熱忱，形成一個凝聚了道德和禮俗的集體公意，而這樣集體公意可以為社區共同體復蘇提供了的基本意誌。最後，通過鄉村社會中準鄉紳角色的人物以“自然教育”學校為橋梁將在家庭、學校和村莊之間建立起穩定的良性互動和有機平衡，將私人生活與公共活動相聯系，發揮學校在村莊文化保存與建設過程中的主導性作用，在日復一日的家校互動中培養村民家園的歸屬感和文化認同感，從而激發村莊的生機與活力，緩慢的重塑鄉村社區共同體，有限的改善鄉村的雕敝現狀、助力鄉村振興。
教育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重要環節，在教育資源愈加向城市愈加集中和“雙減”政策在城鄉同時推行的形勢下，鄉村孩童想在傳統應試教育的軌道上實現彎道超車無疑是不現實的，但鄉村社會自然與文化水乳交融的天然優勢為好的教育、好的鄉村、好的未來提供了可能。
在大理官莊的鄉村教育創新實踐中，被本地社會改造的“自然教育”從迷霧中走出，褪去被資本、文化和理論加持的各種光環，通過簡單樸素的田野實踐，探索成才的多種可能，實現人、鄉土社會與自然世界的重逢，把幼兒浸潤在家鄉的人文環境和禮俗秩序中，賦予山水田園之靈魂，使享受童年、熱愛家鄉的情懷變成他們終身受益的寶藏，幫助他們在未來創造有價值的生活，享受豐富多彩的生命，在不確定的世界中築造牢固的心靈庇護之巢。
參考文獻：
[1] 張慧.中產階層逆城市化的移民現象：以大理為例[M].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21:40-42.
[2] 馬雪峰.在尋求國家中發現社會：谷苞的化城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21（01）：78-79.
[3] 司洪昌.嵌入村莊的學校：仁村教育的歷史人類學探究[D].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6：118-119.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