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黃芷淵】
沿著香港深水埗福榮街和元州街一帶走，地鋪食店密密麻麻，不少都是新開張的快餐外賣店，專賣“凈餸飯”或“兩餸飯”（即每個盒飯，可選一或兩款餸菜）。不同時段設有不同收費，指定時段十港元就可買到兩盒“凈餸飯”，未許就被賣光。
服務於這一帶的社工告訴筆者，疫情下，這類專賣店越開越多，原因是基層市民收入不穩，凈餸飯、兩餸飯價錢實惠，又能最快填飽肚子，於是這些外賣店就應運而生。
食店地鋪旁，常看到一些頭發花白的古稀老人，推著手推車，彎著腰在垃圾桶邊把撿來的紙皮一疊一疊整理好放上手推車，再送到紙皮回收店。一公斤的廢紙可以換來五毛到一元港元，不少人為了提升回收價，會用水浸濕紙皮，增加其重量。香港沒有穩定的退休金保障，老人在酒樓送點心、開小巴、開的士、撿紙皮鋁罐或在街上掃垃圾等，幾乎隨處可見。
一個從回收站回來的老人，在唐樓邊點數著這天賺到的錢，小心翼翼放進口袋，然後轉身走進了唐樓，消失在昏暗的走道裏。
這一帶有很多這樣的唐樓，部分已有數十年歷史。唐樓的大門狹窄，部分鐵閘沒有上鎖。梯道燈光暗淡，梯邊堆滿了各種雜物垃圾，日久失修令墻身嚴重破損。走上唐樓，電線淩亂交雜，平均每戶單位外都有四五個門鈴。裏面住著的是“㓥房”戶……
“㓥房”存安全隱憂，如定時炸彈
“㓥房”是香港不適切住屋的一種。“㓥”是粵語方言，意思是宰殺，引申為分割的意思。業主會將一個普通的住宅單位，分隔成多個獨立單位出租，平均每個房間不到一百呎，也就是不足九平方米的空間。
深水埗生活成本相對較低，更是“㓥房”的重災區。社工說，區內近九成唐樓的樓齡都在三十年或以上，其中三分之二都沒有法團。由於長期無人管理，業主紛紛將單位分割出租，少的分割三到五間房，多的甚至有超過十間房。
而這些，只是冰山一角。
2020年至2021年初，“㓥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委托研究機構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香港樓齡達15年或以上的樓宇中，有29897個屋宇單位被用作“㓥房”，共提供超過10萬間“㓥房”，估計有約22.6萬人居於其中。除了舊區舊樓有“㓥房”，工業大廈、天臺屋、後巷、隧道、寮屋等，都存在“㓥房”問題。
筆者曾到訪一間危樓“㓥房”單位，墻身已幾乎裂開，甚至從屋內可以看到日光從裂縫中透進。單位裏住著一位年邁的老婆婆，她緊張地提醒筆者，千萬不要走近那棟墻，深怕墻壁會隨時塌下。
除了建築殘舊及居住環境狹小惡劣，“㓥房”住戶面對的處境，還包括電力及消防安全、衛生問題等等。由於大部分“㓥房”改裝工程未受當局監管，供電系統等安全問題更猶如定時炸彈。
筆者拍攝的一處“㓥房”
貴、小、劣，“上樓”遙遙無期
“㓥房”單位貴、小、劣，是普遍存在的問題。
老婆婆隔壁的“㓥房”單位，住著新移民到港的一家三口。不到一百呎的房間，大約只有八平方米，基本上只夠容納一張床。那張“床”，既是他們睡覺的地方，又是兒子做功課的“書桌”，同時還是母親縫衣服的“工作臺”。
四戶人家共用一間洗手間和廚房。算上水費、電費，月租要5000港元，平均呎租與半山及九龍的豪華住宅相約。諷刺的是，付著豪宅的呎租，住戶所處的，卻是擁擠得如巴掌大的狹小空間。
冬冷夏熱，社區組織協會去年一項民意調查顯示，七成受訪“㓥房”單位的室內溫度都高於室外，當中天臺屋及籠屋的最高室內溫度，更高達37、38攝氏度，比室外氣溫高出5、6度。
“豪宅租金”還買不來安心。違章加建的“㓥房”，存在樓宇結構安全隱患。由於多戶人家共用一個廚房，很多住戶會直接在自己的“㓥房”房間內煮食，空氣流通問題存疑，萬一失火更難逃生。在很多唐樓，原本用作逃生通道的後樓梯，都被納入“㓥房”單位中；一旦發生火災，其他“㓥房”戶就無處可逃，過去就曾因為這樣而發生不少悲劇。
香港還存在一種“棺材房”，這是一種大小只夠躺臥在裏面的居所，無法站立，人睡在裏面，就像躺在棺材裏。這些“棺材房”，居住空間只有大約十五平方呎，不足2平方米，高度更不到三呎（約0.9米）。長期卷縮，令部分長者住戶身體出現勞損，頭也慢慢擡不起來。
根據香港房屋委員會的數據，截至去年9月底，符合資格而獲安置入住公屋的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5.9年，而且還需符合一系列相關條件。因此，就算“㓥房”或“棺材房”居住環境惡劣，但其住戶要符合資格入住公屋，還要輪候很長一段時間。還有調查顯示，不少“㓥房”戶及“棺材房”住戶每月需用超過一半收入支付租金，部分長者在輪候公屋期間過世，還有近七成五“㓥房”兒童生活在貧窮線下。
香港“貧窮人口”創新高
香港特區政府去年11月發表《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數據顯示，香港在政策介入前，2020年貧窮人口有165.3萬，貧窮率達23.6％，比前年增加16.2萬人，創2009年有紀錄以來新高，平均更從每5人中有1人“貧窮”到約4人中就有1人“窮”。
香港貧窮線的制定方法，主要采用“相對貧窮”概念框架，即按不同家庭人數的全港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一半厘定貧窮線。以1人家庭為例，2020年貧窮線為每月收入少於4400港元，而約有58.4萬名老年人生活在這條“線”以下。
這是個怎樣的概念？曾有調查顯示，以一個盒飯平均40港元、地鐵兩站來回10港元一天計算，一個月開銷都要近3000港元，這還不包括水電煤等其他開支。
隨著香港人口持續高齡化，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數字顯示，2019年全港人口約751萬，65歲以上長者占132萬人，逾85歲則有約21.7萬人；統計處的人口推算更顯示，2033年香港長者所占的人口比例將達27%，人口年齡中位數也將由2003年的38歲上升至49歲。
長者在香港難安老，有年逾80的長者為生存，退休多年仍每天打幾份工賺錢，也有人等安老宿位“等到死”。缺乏完善退休保障計劃及長遠醫療護理服務，致大批長者陷入貧窮無助之中。
另一方面，報告指出，2020年受全球新冠疫情影響，香港經濟出現了嚴重衰退，勞工市場急劇惡化、失業率明顯上升等問題，對香港基層家庭打擊尤為嚴重，而家庭收入下降也令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急挫5.6%。其中，長者貧窮、在職貧窮、青年貧窮及兒童貧窮人數均有上升。新增的16.2萬貧窮人口中，29.3%來自在職住戶，48.4%來自失業住戶，合共占78%。
不過，報告同時強調，如果將政府恒常及非恒常現金項目計算在內，當局合共令93.7萬貧窮人口脫貧，貧窮率減幅更達13.4%，降至7.9%。恒常現金政策項目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長者生活津貼、在職家庭津貼、教育津貼等；非恒常項目則包括特區政府早前推出的一次性逆周期措施，例如一萬港元現金發放計劃及防疫抗疫基金等。
香港特區政府2020年推出全民派一萬港元及防疫抗疫基金措施，總額涉及3000億港元，占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約11%。在計及所有選定項目的政策介入後，香港的貧窮人數仍有55.4萬人，但與前一年相比，貧窮人口和貧窮率已分別減少8.8萬人及下跌1.3%。
換言之，165.3萬貧窮人口是個“概念”貧窮，如果把這些政策介入數據計算在內，扶貧確實有一定成效。僅是發放一萬港元現金就將貧窮率拉低 3.8%，約涉及26.7萬人，對基層市民而言，解決了燃眉之急，幫扶了一大把。
香港街頭撿紙箱的老人（資料圖/港媒）
再從短期政策層面來看。雖然扶貧政策介入後，同年貧窮人口及貧窮率必然會下降，但不難發現，過去這些年，無論是政策介入前還是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香港貧窮人口和貧窮率同比數據都呈上升趨勢，貧富懸殊情況越趨嚴重。
由此可見，特區政府“非恒常政策介入”成不少港人“脫貧”的關鍵，治標不治本。貧窮人口未能透過自身能力及恒常途徑脫貧，只能依靠政府一次性的介入措施紓困；一旦當局沒有非恒常政策介入，抑或非恒常支援金消耗完，不少人又會重新掉進“貧窮網”。
非恒常政策介入是“用時間換取空間”的措施，只能紓緩當前的問題，但未能助基層可持續脫離貧窮，當局應認清這個事實。
這還涉及第三個層面的問題，即長遠扶貧規劃政策。
要精準扶貧，應從計算方法改革開始。目前，香港貧窮線的計算方法，沒有考慮資產因素。例如，2020年有18.5萬名居於非綜援住戶的“貧窮長者”，但當中有近五成、即8.6萬人屬“低收入、高資產”人士（即收入低但坐擁物業等資產人士）。“長者貧窮”一詞或被過度消費，數字難以反映實況。當局應聚焦關註納入資產因素後仍屬貧窮人士的需求，把政策對準真正的貧窮人士。
同時還要把真正貧窮人口再作細分，檢視各類人士的需要。例如，找出不同類型貧窮人士問題的根源，重新檢視及優化就業市場和勞工保障制度政策的不足等，再制訂短中長期減貧目標。
雖說“數字貧窮”只是個參考值，但貧窮問題是個老、大、難的問題，扶貧不能長期單靠非恒常政策介入。要真正有為解決貧窮問題，只有直面問題核心，對各種貧窮問題的挑戰進行全面宏觀的政策研究，了解貧窮問題的全貌，再透過制訂更可持續的扶貧政策規劃，讓市民真正安居樂業。
1月12日上午，香港第七屆立法會第一次會議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廳舉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會上提出政策局架構重組的建議，其中包括分拆運輸及房屋局。重組後的房屋局將處理房屋政策，包括加快興建公營房屋，協助市民盡快“上樓”，並密切監察私人住宅市場的情況等。
香港的改變，即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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