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貓哥來源| 大貓財經
1978年，16歲的俞敏洪第一次參加高考，不出意料的失利，他並不特別失望，年齡還小，高考才剛剛恢復，實在考不上就在農村務農吧，於是他安心在家插秧，割稻。
俞敏洪的老家在江蘇江陰的農村，父親是個愛喝酒的木匠，父子倆沒事就去河裏摸魚，或煎或炸，打兩斤七八毛錢的劣質白幹，父親每飲必醉，每醉必睡。俞敏洪說父親是個可愛的酒鬼，從父親身上，他學會了“為人寬厚、寬容”。
母親幫他謀得一份代課的工作，於是他邊代課邊復習，1979年高考，總分是過了，但英語只有55分，目標學校常熟師專要求英語60分，結果再次落榜。那時候，很多人已經認準高考是普通人改變境遇的不二路徑，不知道是俞敏洪自己看懂了這個趨勢，還是因為強勢母親的壓力，總之，為了第三次高考，他是拼了。
別的事也不幹了，從早到晚手不釋卷，晚上熄燈後在被窩裏打著手電背單詞，用了4個月時間，他從班上的倒數第十變成了第一。1980年高考，他考了387分，北大的錄取分數線380分，就這樣，俞敏洪成了當地第一個北大學生。爹媽很高興，把家裏的豬、羊、雞全部殺了，招待全村人吃了好幾天。
知識改變命運，農村青年來到北大，別人眼裏是跳龍門，但俞敏洪的大學生活慘不忍睹，他自己說，有兩件事一直讓他苦悶不堪，一是普通話不好，二是英語水平一塌糊塗。
英語老師說除了能聽懂他說的“俞敏洪”三個字外，其他就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了。分班考試他筆試成績不錯，被分到了A班，一個月以後，他就被調到了C班——“語音語調及聽力障礙班”。
其他方面他也不出眾，為了吸引女生的註意，每到寒暑假他都幫著女生扛包。後來俞敏洪發現有個女生有男朋友，就問她“為什麼還要讓我扛包”，她說為了讓自己的男朋友休息一下。
有些差距根本彌補不了，比如他的班長王強，模仿能力超群，到任何一個地方，聽任何一句話，模仿出來絕對不會兩樣，讀書尤其多，出口成章，走哪都能成為焦點。王強在北大廣播站當了四年播音員，俞敏洪說，“每天聽著他的聲音，心裏咬牙切齒、充滿仇恨”。
為了彌補差距，他又拿出高考的盡頭，目標是成為單詞專家，沒多久，他就有了“單詞王”的外號，成了同學眼裏的一部英語“大百科全書”。班裏的其他同學都說他當時聽外語聽得兩眼發直，藍汪汪的，像餓狼一樣。
這麼拼命結果沒讓他成為眾星捧月的人物，反而整出了肺結核，必須休學一年。那時候沒有手機可玩，結果他一年讀了600本書，因為耽誤了一年，他橫跨了80、81兩個年級，結果兩屆同學都認為他不是自己的同學。俞敏洪為此“感到感到非常痛苦，非常悲憤，非常辛酸，甚至自己在房間裏咬牙切齒，恨不得把兩批同學統統殺光”。
他很努力，但是大四畢業時，他的成績依然排在全班最後幾名。
這個名次也成了後來不斷被調侃的梗。
但能力強不如時代好，那個年代有大把的紅利。
雖然成績不佳，但1985年大學畢業時，俞敏洪居然留校成了北大英語系的老師，月薪60元。這倒不是因為領導不看成績唯才是舉，實在是因為當時公共英語迅速發展，師資嚴重缺乏，“結果把我這個中英文水平都殘缺不全的人留了下來”。
農村青年成了北大教師，這已是理想的結果，當時他的同學眼界更高，紛紛出國，起初俞敏洪很滿足於北大的生活，薪資不豐厚、住房不寬裕，但教學之余可以喝酒讀書，也是另一番寧靜。怎奈他的夫人不這麼想，突然有一天俞敏洪聽到一聲大吼：不走出國門，就別進家門！
於是他只好再次拿出高考的盡頭，玩命準備托福、GRE，他聯系了二三十所美國大學，但沒有一家願意提供獎學金，他只好盤算自費，一算需要2萬美元，對於月薪60的俞敏洪來說，這是一筆天文數字。
咋辦呢？
老師掙外快的不二法則就是代課，俞敏洪也是這麼想的，他去給一些培訓機構的托福、GRE課程代課，一節課30元，十節課就是300元，比在北大掙得多多了。
可北大也有托福培訓班，這是北大老師、尤其是英語系老師的業余收入來源，俞敏洪掙得越多，這些老師越受影響，於是學校領導找他談話，俞敏洪不以為意，據理力爭，結果最後迎來一個行政記過處分。
按慣例，針對老師的處分不會公開，畢竟師道尊嚴，但這次例外，據說當時俞敏洪還在和王強喝酒，大喇叭裏就播出了對他的處分，然後這個處分在北大三角地貼了一個月，這是俞敏洪第一次出名。
後果比他預期的嚴重，比如分房子，由於受過處分，就輪不到他；比如北大要派人出國進修，也輪不到他。俞敏洪發現，只要在這個體系中，就沒辦法擺脫被處分這件事情的負面影響。
怎麼破？雖然他的母親威脅說，“你敢離開北大我就自殺”，但他還是選擇離開。1990年的時候，俞敏洪用一輛三輪車從宿舍拉上了所有家當離開了北大，到外面租了一間房子住。
他離開北大是有底氣的，當時在外面培訓的收入已經超過北大工資十倍，出國熱方興未艾，大把的學生要上課，但名師寥寥。
原因有兩個，一是像教GRE的基本要求是你的詞匯量得在兩萬左右，那年頭很少有人吃飽了撐的去背那麼多單詞，偏偏俞敏洪就是這麼一個人；二是很多教學能力比俞敏洪強的人，要麼不屑於幹這事，要麼就已經出國，像俞敏洪的班長王強，畢業後也在北大教英語，一上課有80個人在那兒聽，40個是他的學生，另外40個是從俞敏洪班上過去的。可這時候王強已經出國，俞敏洪就是妥妥的名師。
生意就這麼開始了。
他租了中關村二小的一間小破房子，總共20平米，下雨漏水，而且要在一個小巷中拐十八道彎才能進去。為了招生，俞敏洪廣為人知的招數就是四處貼小廣告，甚至把廣告跟馬路邊上的性病廣告貼在一起，後來培訓機構爭奪生源，新東方的員工因為貼小廣告還被人用刀給捅了，因為這個原因，很多人說新東方是靠一把刷子起家。
但這是個很大的誤會，因為光靠小廣告很難忽悠附近的清北學生，俞敏洪一天營銷學也沒學過，但自己琢磨出了幾個大招，後來被其他人各種包裝，美其名曰“互聯網思維”。
● 1、比如說免費
既然收費招不來學生，不如先搞免費的活動。他把托福、GRE試卷研究透了以後，免費給學生講課，他還免費錄制磁帶、免費提供出國咨詢，甚至有時候還會請學生去吃夜宵。口碑好了結果自然好，於是一個班招生的時候只有20人，但是等到這個班結束的時候就變成了40人。
● 2、比如尋找用戶痛點
學習其實是個痛苦的事情，俞敏洪發現學生們喜歡聽他課的原因不僅是因為英語，還喜歡聽題目之外的一些東西，段子、雞湯、勵誌語錄都能直沁心扉，誰的青春不迷茫，突然有個大哥樂意跟你聊這些，很多學生都很受用。
這就不能不提俞敏洪的聊天技巧，幹巴巴的宣教總是無力的，他喜歡用段子、故事這類內容穿插在自己的演講裏，後來，這也成了新東方老師的必修課，課堂上笑聲不斷，好像學習也沒那麼痛苦。
● 3、再比如強調用戶體驗
他能夠把最復雜的英語句子、語法結構用最簡單的語言講解清楚，每一個學生都能聽懂，托福考200分的人和托福考600分的人在一個課堂裏聽講，下課居然都說很有收獲。
那些年沒有網絡，光靠人傳人，在12月北京的寒風裏，他的一場免費講座能吸引4000多大學生到場，很多人進不了場，紛紛鬧事，派出所緊張不已，俞敏洪穿著襯衫站在大汽油桶上給進不了場的學生演講，講完了警察二話沒說就把他帶走了，理由是“擾亂公共秩序”。
那是俞敏洪的紅色時期，他把自己的紅色大發面包車開得飛快，小廣告四處貼，免費講座更受歡迎，他不能預計新東方能做多大，但也不再擔心未來的生計。
為了找到更多學生，他耍了很多小心機。比如他發現很多學生想報名，但報名表上一個人也沒有，這學生也就退縮了，這是大眾心理學很簡單的一個情景，俞敏洪很輕松的就破解了——他會在報名表上先填上幾十個名字，報名的人一看已經這麼多人報名了，就毫不猶豫的填表交錢，其實如果細看，上面他的同學裏可能還有宋江、李逵。
俞敏洪的員工包括他的老婆、老媽和各路親戚，這些人無法講課，光靠俞敏洪一個人規模無法擴充，他的策略是找名師，方法簡單粗暴，給錢，別人給一百他給兩百。但怎麼評價老師的好壞呢？他的方法是讓學生打分，結果聽講的學生成了上帝，老師需要全心全意地討好學生。
幹巴巴的講課是不行的，光講段子學生也不幹，怎麼拿捏這個度，新東方的老師都費勁了心思。
雖然一路磕磕絆絆，但野蠻生長的速度很快。到了1995年，按照世俗的看法，俞敏洪賺到了不少錢，學生遍天下，知名度很高，已經算得上一號人物，於是，他就去國外轉了一圈。
大學時期成績不佳，工作後被處分，他想讓異鄉的同學們看看，“如果這個時候我到美國去花大把大把的美元，他們就會覺得，沒想到俞敏洪也出息了。這樣的話我多年前的郁悶心理也可以排解了。”
他出了趟國，結果一頓忽悠把徐小平和王強整回了國。
徐小平從中央音樂學院畢業去了北大，俞敏洪要叫他老師，當時在國外追求虛無縹緲的音樂夢，財務狀況也不行，他和俞敏洪聊了幾天幾夜，被俞敏洪的描繪吸引決意回國。
遊說王強更難一些，倆人自打成為同學，王強處處高出俞敏洪一頭，出國後，他感覺自己的英語專業不好糊口，一點基礎沒有卻跑去申請學習計算機，專業老師很驚訝他的英語成績，但也沒看出他有什麼計算機方面的基礎，結果王強一頓神侃：
“計算機運行靠某種程式，這種程式考一種程式語言來編寫，我之前的工作就是語言的研究和運用，漢語英語和編程語言我認為他們本質上沒有區別，對我來說，掌握一種編程語言和學習一種方言一樣易如反掌……”
老師直呼精彩，王強順利入學，畢業就在貝爾實驗室工作，當時正處在自己的舒適區。俞敏洪的遊說效果一般，但兩人去普林斯頓轉了一圈，結果好多中國學生過來跟俞敏洪打招呼，態度謙恭，這讓王強刮目相看。
總之，俞敏洪一頓操作，總算把這兩個人弄回了國，徐小平搞咨詢，王強做基礎英語培訓，新東方雙翼齊飛，徐小平總結了新東方精神，俞敏洪作響了新東方品牌，一時成了佳話。
利益怎麼分，大家都關註。俞敏洪搞的是分封制，各自一塊地盤，交夠公司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就是“中國合夥人”的來由。
俞敏洪為什麼找海龜幫忙？其時新東方還是典型的家族式企業，能力圈有限，想壯大，得有幫手。
哪知，俞敏洪錢越賺越多，麻煩也越來越多。因為矛盾太多了，最大的兩個問題是身份的認知和利益的分配，直到上市，新東方都糾結於此。
在外部，俞敏洪是新銳的企業家，但在內部，他的左邊是絮絮叨叨的老母親，右邊是一幫同學哥們，兩邊的人都有資格毫無顧忌的教訓他，俞敏洪不僅平時被調侃的一塌糊塗，而且經常被當面罵的狗血淋頭，被批的體無完膚。
這跟新東方的管理模式也有關系，新東方從個體戶開始，又從家族制又走向合夥制，然後是摸著石頭過河的股份制，又走向了開放式的股權結構，每一步走得都磕磕絆絆。
“家族制”的代表是“新東方之母”、俞敏洪的母親李八妹。
很多人說這是一個沒文化的農村老太太，其實大錯特錯。
這個老太太在80年代就辦起了遠近聞名的家庭作坊，加工發電機矽鋼片，大概是當地最早的萬元戶。
老太太頭腦精明、脾氣火爆，1991年來京先是幫俞敏洪帶孩子，新東方成立，據說是老太太去領的營業執照，後來遇到矛盾，她就威脅說，“執照是我領的，你們鬧，我就把執照揣回江陰老家去！”更極端的時候，她和俞敏洪鬧矛盾，不管不顧的跑到新東方報名大廳砸鏡框，要拿走新東方的執照。
俞敏洪覺得老太太會做生意，讓她在學校周邊辦餐館和小賣部，漸漸的，她就把食堂、學校教材印刷、教學錄音磁帶采購等等業務統統拿下，2000年底就做到了千萬規模。
俞敏洪從小怕媽，親眼見過數次母親走極端的行為，所以別說對母親發火，大聲說話都沒有過。而按照其母的看法，她和新東方的關系更像是他和俞敏洪的母子關系，只要她惱了，不論什麼場合，不論是否有外人在場，絕對不給俞敏洪面子，屢屢讓俞敏洪威信掃地。
俞敏洪不是不生氣，但發不出來，有次他媽拿刀去砍他的辦公室，他不敢說話，等他媽走了拿辦公桌上的水果往墻上扔，又拿起筆記本電腦往地下摔個稀巴爛。
1997年俞徐王三人在俞母的飯館裏吃飯，聽見外面俞母又吵又鬧，俞敏洪想出去給母親賠不是，可當著兩個哥們又怕被瞧不起。
徐小平攛掇他，“你別理她這一套，像漢子一樣走出去，走出大門去！”
王強也鼓動他，“你能不能對你媽發一次火？鎮住她，以後就不會這樣了。”
俞敏洪果真站起來走出門去，來到母親面前，不顧大廳眾多客人，膝蓋一軟，噗通跪下了。老太太也來了勁，怒罵說，“你當我是什麼人？你是不是當我們是一條狗？姐夫你叫來工作，可椅子、沙發搬得一幹二凈，你叫他坐哪兒？”
王強說，“我們期待著俞敏洪能堂堂正正從母親面前走過去，可是他跪下了，頓時我崩潰了，非常痛苦。”
有一陣王強當CEO，所有人重新聘用。俞敏洪跟他說，“所有人，你想開誰就開誰。”王強反問，“所有人？包括你媽？”俞敏洪立刻回應，“當然”。
結果沒幾分鐘，他又跑過來跟王強說，“你開誰都行，但是得放我媽一馬”。
只能說，雖然俞敏洪是當時中國最賺錢的老師，但是骨子裏，對待母親和一個田間農民並無二致。
在這種非常傳統的家族制之外，他的合夥人都是喝著洋墨水長大的，跟他頗為熟稔，所以在內部，俞敏洪總是被“打擊”、被揶揄的那一個。
比如王、徐剛回來的那半年，總覺得俞敏洪就是一“土鱉”，衣服穿得也很土，一講話就像“鄉村企業家”，徐小平就說他來新東方的使命是“關心俞敏洪、批判俞敏洪、改造俞敏洪、提升俞敏洪。”
海鬼派和土鱉派的衝突很快出現，徐小平、王強覺得想幹點事，結果碰到的人不是這個的姐夫就是那個的妹妹，不是這個的弟弟就是那個的弟媳，我們怎麼幹啊？
俞敏洪會賺錢，但也知道光憑自己和家裏人是做不大的，於是在好多個持續晝夜的爭吵、辯論之後，俞敏洪答應驅逐家族成員，先從姐夫開刀，最後只剩下老媽，好在老媽不是不明事理的人，歸根結底也是不願兒子受苦，終於退出，這個過程說著簡單，其實也花了一年半時間。
海龜派勝出，但內部問題依舊層出不窮。
比如王強和徐小平為了誰是“第一副校長”搞得劍拔弩張，痛哭流涕的喝酒、沒完沒了的爭吵，其實這個職務背後沒啥利益，就是個座次問題，但兩人為此爭吵不休，俞敏洪夾在中間左右為難。
比如海龜派覺得俞敏洪除了能賺錢別的都不行，優柔寡斷，無法帶領新東方更快更高更強，於是一投票把俞敏洪的職務搞沒了。高層在開會，創始人俞敏洪只能在走廊和辦公室徘徊，心有不甘、百爪撓心又無計可施。
再比如後來王強要出走，準備帶著行李回美國，在寫了一封長信之後，他預計俞敏洪會有兩個反應：你走吧，或者你別走。結果俞敏洪說，那我也走。
每次遇到矛盾，這幫人很少面對面的溝通，即便辦公室挨著也不面談，他們動輒寫數千字的長信，時不時就從20多年前談起，用極有文采的文字寫陳芝麻爛谷子的舊事，這個毛病也傳染給了俞敏洪的母親，一個識字不多的農村老太太，足足有好幾個生字本，跟兒子有矛盾時也寫幾千字的長信，錯字連篇。
矛盾時不時出現，衝突時口無遮攔，在絕大多數公司都意味著分道揚鑣，可新東方比較奇怪，經常會在徹夜長談、一頓大酒之後，幾個老男人抱頭痛哭然後和好如初。
後來徐小平被逐出董事會，俞敏洪本以為他會大鬧，結果卻意外迎來大大的擁抱，以此為分界點，三駕馬車的時代終結，新東方在經歷了個體戶、家族制和亂七八糟的股份制之後，終於有點像一個現代企業了。
那些年內部亂七八糟，但是新東方還是在高速增長，錢越賺越多，只能說，趕上好時候了。
很多人不解，為什麼這些人在創業過程中這麼不成熟，屢屢上演鬧劇般的戲碼？
利益分配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
當時民辦教育促進法還沒頒布，學校和公司是兩張皮，沒有股權關聯，也沒辦法轉移收入，新東方搞了股份制，但分的是公司的股份，公司基本是個空殼，真正賺錢的學校全在俞敏洪手裏。
合夥制下，大家可能每人每年能分200萬，但搞股份制，為了之後上市會提留利潤，每個人可能只能分20萬，土豪當不了，但假如日後如果俞敏洪耍賴，不落實股份，王強、徐小平這些小股東基本就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當時那已是一份巨大的資產，在《東方馬車》這本書裏寫到，“2001年4月之前，俞敏洪像母雞保護小雞似的向小股東封閉了學校財務，財務不公開，強化了小股東的恐懼。”
這也源自於俞敏洪揮之不去的身份焦慮，好像隨時都處於生死邊緣。
也難怪，其實很長時間，新東方都像處於灰色地帶。
怎麼講呢？
比如在創業之初，新東方是沒有資格辦學的，因為沒有辦學許可證。後來俞敏洪拿出25%的收益掛靠了有資質的東方大學，才能開始招生。後來俞敏洪軟磨硬泡拿到許可證，因為“東方大學外語培訓部”辦得火熱，於是立刻出現了一堆山寨品，他不得不花錢買下這個名稱3年的使用權。
比如在上市前，小股東都很開心，俞敏洪憂心忡忡，他不知道去美國上市是否合法合規。他去教育部門請示，領導模棱兩可：“我們從來沒碰到過這樣的事情，所以也不知道你去美國上市到底是不是符合相關政策，你只能自己判斷。我們既不能鼓勵，也不能反對。所以，你只能自己去想。”
他又去監管部門打聽，相關人員說：“你可以到美國去嘗試一下，這對中國教育領域來說也算是一個新鮮事物，只要不惹出大事來就行！同時，我們也不能給你做出任何承諾，因為教育和商業畢竟是兩個領域。”
所以後來俞敏洪也說過後悔上市之類的話，小股東們可以減持套現，實現財務自由，他很難脫身，更要忍受各種不確定性帶來的煎熬。
這種不確定性來自各個方面：
比如制度瓶頸，新東方一直面臨“個體戶教育誤導學生、幹擾正規學校辦學”的指控；
比如產權基礎不牢，利益分配有法律風險，搞不好就會出事；
比如知識產權陰影，美國考試服務中心的資料在大陸沒有正式出版授權，導致了一場持續數年的知識產權糾紛；
再比如沒完沒了的公司內部治理問題……
最大的風險無法預料，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大使館，民意沸騰，當天北大三角地就貼出了大標語，“打倒美國走狗俞敏洪！”新東方成了一個發泄情緒的具象目標。
幫助俞敏洪邁過這些坎兒的，可能是他遺傳自父親的寬厚性格。
創始人在內部被調侃被嘲笑，在絕大多數公司裏都不會出現，但俞敏洪可以接受甚至鼓勵，分配股份時，意見很多，俞敏洪幹脆建議小股東，“你們把我手裏的股份拿走，我可以離開，但你們要把新東方辦好……”
事後有人說他以退為進，是典型的農民式的狡黠，但這不妨礙他讓對手也感到不好意思。
他對母親無條件的服從與管理一個現代公司的要求差距甚遠，看起來也沒有勇氣去挑戰親人和老友的權威，但需要時，他也會花幾年時間把親人們請出公司。
有的元老要離開，他說，你可以離開，但新東方的股票還是留著吧，會值錢的。
有個券商想讓新東方借殼上市，先打了1億的費用，後來借殼上市失敗，這筆錢得還回去，按照合約，新東方可以扣15%，俞敏洪覺得自己學了不少東西，把錢原數還了，過了一個星期，對方說，放了這麼久還有利息，他把利息也還了。
有一陣新東方和聯想一起搞網絡，聯想打了5000萬，搞了兩年這事也沒搞成功，聯想想退出，提出把5000萬還回去，俞敏洪也同意了，據他說還給了利息……
他被同一夥人搶劫過兩次，第一次被打了一針麻醉大型動物用的麻醉針，但人活下來了，醫生都覺得詫異，這種給大象、老虎打的麻醉針，一般人根本扛不住，後來也證實，這些人搶了7個殺了6個，俞敏洪是唯一的幸存者。而他能活下來，只因為主犯認為“俞敏洪還是一個不錯的人”。
坦白說，很長時間裏，新東方都不是公司治理的好代表，能夠成為龍頭大概依靠的是俞敏洪的這種性格、無比之好的運氣加上無法復制的時代紅利。
他從不名一文的農村少年，變成了青年導師、創業富豪，鼎盛時期，他有300億的身價，他是很多人的偶像，給了很多人生活的憧憬——即便是一個底層青年，即便沒有過硬資本，只要看準一個機會，仍有登上富豪榜的機會。
但是，大而不到只是傳說，高樓怎樣蓋起來，也可能怎樣塌掉。
過去10年，新東方有兩次走在生死邊緣。
2012年，新東方被渾水做空，股價一個月跌了54%，但經過兩年的獨立審計，sec認為新東方沒問題。之後新東方高歌猛進，俞敏洪躊躇滿誌，經常口無遮攔，比如一時興起冒出了“女性墮落導致國家墮落”這種令人詫異的發言，然後被一眾亂拳打倒，打到賠禮道歉。
2021年，雙減政策出臺，一年時間，俞敏洪說，公司市值下跌90%，營收減少80%，員工辭退6萬人，退學費、員工辭退N+1、教學點退租等現金支出近200億元。
這個轉折很快。一年前，因為疫情，各個行業哀嚎遍野，只有教培行業一柱擎天。新老玩家競相撒錢，孩子有上不完的課，父母有說不完的焦慮。
此刻的新東方，英語培訓已不是收入的大頭，最掙錢的，是k12。
新東方進入這個領域，最初是被動防守，後來則是主動出擊。
新東方的英語教育從大學生延展到中小學生，但孩子們更大的剛需是數學和語文，很多從數學、語文切入教育行業的公司捎帶手就做起了英語培訓，很多家長把新東方的英語課也轉移到這些機構，這就直接打擊了新東方，如果不做數學語文，學英語的孩子也可能被拉走了。
等他們進入這個市場才發現，這比英語賺錢快多了，於是主動突擊，全力投入，經過幾年大發展成了k12的大龍頭。
等到雙減，自然備受打擊。
一般人遇到這種情況，估計萎靡不振，徹底躺平，但俞敏洪做了什麼呢？
新置辦的桌椅，捐了；對無奈裁撤的員工，該賠的賠，所以雖然裁員規模很大但怨言很少；對新東方的未來，他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創業狀態，親自下場直播，業績慘淡但也無怨無悔…….
他的態度讓人敬畏，即便是被教育問題折磨的死去活來的家長也對他恨不起來。回想當年，一個來自農村底層的青年，看準時代的機會，靠著自己的能力和運氣徹底翻身，階層逆襲財富自由都不在話下，但現在，時代好像把發給他的大紅包又收回去了。
大時代對普通人真的不算友好，60歲的俞敏洪在鏡頭前不喜不悲，說他是個失敗者吧，明明還是個億萬富豪，說他是個成功者吧，他引以為傲的事業正在艱難時刻，巨額的財富已經蒸發的無影無蹤。
如果評選2021年的最慘人物，估計很多人會給俞敏洪投票，但他之後的所有行動，就像羅曼羅蘭說的那樣，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
實在不行，就喝頓大酒散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