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塔門（ID：DT-Tamen），作者：張晨陽，編輯：王朝靖，原文標題：《離開大廠之後的219天》，題圖來自：視覺中國
繼這兩年“逃離互聯網大廠”風潮之後，一批年輕人陷入了“大廠後遺癥”——在離開之後，許多人才意識到，大廠經歷給他們帶來的，除了簡歷上的光鮮、專業上的成長，還有另一種潛移默化的“精神反噬”。
打開社交平臺，你會看到人們在吐槽諸如此類的“大廠後遺癥”：“適應不了小公司”、“不會過周末”、“患上工作斯德哥爾摩癥 ”、“意義缺失”、“社交焦慮”……
對於相當一部分人來說，離職僅僅意味著他們從一種焦慮中暫時解脫出來。在“堅固的大廠”煙消雲散之後，新的寄托卻難以建立。在新的生活中，如何從面目模糊、高速旋轉的“螺絲釘”轉回“一個具體的人”，是他們面臨的更為迫切的問題。
失速
去年11月份，各大互聯網公司的財報顯示，互聯網公司的收入增速正在放緩。
截至2021年前三季度，京東凈利潤同比下滑 93.6%，阿裏凈利潤同比下降 33.8%。第三季度，百度凈虧損166億元，愛奇藝凈虧17億，虧損額比去年同期擴大41%。
另外，百度、騰訊、阿裏巴巴，互聯網行業的三巨頭，廣告收入增速集體回到了個位數。愛奇藝廣告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 9.8%；新浪微博廣告主數量連年下降……
有一種觀點認為，互聯網公司增速放緩應當是常現象，“不是現在不行，而是之前實在太快了。”
更多人則傾向於認為這是一種紅利期過去、開始走向衰落的征兆，外界則把這種現象稱為大廠的“集體失速”。
@張勇敢 大廠工作2年，離職半年
大廠有一股“準時”的消毒水味，每天早晨、中午、晚上的固定時刻，大樓裏的保潔阿姨會準時噴灑。
很長一段時間，我適應了這股“準時”的氣味。和它一同而來的是一種精確到分秒的緊迫感，一邁入辦公大樓，氣味鉆進鼻腔、衝上腦門兒，人就會不自覺地，連呼吸也變得更急促。
每天，我總是提前10 分鐘到達工位，對照著密密麻麻的表格列出一天要做的所有事項。辦公室裏的許多人都心照不宣地使用大容量的水杯，但他們並不是為了多喝水，而是——盡可能的，減少去茶水間、去廁所、去一切“閑地方”的時間。
到今天，我已經離開了大廠了 219 天。從現在的視角回看，那時候的我像“一只在齒輪上奔跑的倉鼠”，已經被訓練出了一些條件反射。
離職之後，我對新生活的“節奏”無法適應。
我退掉了接近300 個微信工作群，刪掉了 2 位之前不喜歡的同事。微信上不會再有永遠也彈不完的紅點、不用再隨時擔心有人發工作消息但我沒看到。
但不適感也隨之而來，像驟中彩票的窮人一樣，時間被奪回來了，我卻不知道該怎麼支配。
起初，我每隔20分鐘看一次微信消息，沒有人找我。隔了一小時、兩小時，還是沒有。
就算是把手機切換到橫屏模式，打開一局遊戲，我還是習慣性地會在英雄死掉的那十幾秒，再切換回微信瞄一眼——盡管大多數時候都是一片空白。
有一整天，沒有人給我發消息，沒有人艾特我，我的名字從大大小小的排期表、項目表、群聊裏消失了。“我”輕松了，“我”也不被需要了。
如果沒有工作，我的閑暇時間用來幹什麼呢？
沈迷玩樂是令我心慌的，無所事事是讓我不安的。
我用最快的速度入職下一份工作。在新的工作裏，我像一個沒見過世面的應屆生，花了一段時間去適應和理解這裏的不同：
居然可以花兩、三個小時，整個部門的人去開一個幾乎“沒用”的會議，我只需要坐著，大部分時間可以不聽，很小一部分與我有關的工作安排，是可以在釘釘上只花 1 分鐘就講清楚的；居然可以有一些人，在工作沒有完成的情況下，成群結隊端著一杯咖啡到處晃悠。他們理直氣壯地認為，這是工作中“非常必要”的閑暇。
在下班之前，我還偷偷環顧四周，在心裏揣測：有多少人在奮戰工作？有多少人和我一樣準備開溜？領導還在工位上嗎？我要什麼時間離開才不會在下班出辦公室的路上“偶遇”她？
事實證明這種“計算”多余且搞笑，一位已經在這裏工作了兩年多的前輩在晚上 6點 29 分從工位上站了起來，他問我：“你怎麼還不走？該下班了。”
閹割
從 2019 年到現在，互聯網大廠的“裁員潮”幾乎沒停過。
2019 年 2 月，滴滴宣布裁撤 15 %，涉及員工超 2000 人；下個月，騰訊進行新一輪組織架構調整，裁撤 10%的中層幹部；
2020 年，受疫情影響，旅遊經濟全面崩塌，攜程CEO 孫潔發布內部信稱，從本月開始，自己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將 0 薪，公司高管層也提出自願降薪，最低半薪，直至行業恢復。
2021年，新浪科技報道，百度遊戲部門 300 余人幾乎全部被裁；汽車之家被曝光全範圍裁員，比例在一到兩成之間；愛奇藝也被曝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裁員，比例在 20%到 40%之間……
對此，互聯網大廠們普遍認為這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正常現象：
字節跳動的大力教育在優化裁員之後，管理團隊發布了這樣的公告：“今天的離別是為了更好的未來。”
汽車之家則回應：“屬於正常業務結構及年底考核人員優化。”
@張勇敢 大廠工作2年，離職半年
大廠教會了我一種“閹割”的思維。
簡單來說，就是一切“新”事情的嘗試，都需要建立在被驗證過的成功之上。
比如，做影視類的短視頻，就要先去找到這個領域內最頭部的大號，把它的已發布的所有作品的選題、結構、畫面、流量表現等全部扒出來，對此進行分析、總結和模仿。
而如果一旦有自家或別家失敗的經驗在先，就會被直接否決。在這裏，一個選題被斃掉最常見的理由是“之前做過，但是流量不好。”
這一方面指向高效和不會出錯，另一方面也指向自我閹割。
時間久了，我學會了自己首先閹割自己：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是“不著調的”，那些已經被驗證過“撲街”的選題也是沒必要報上去的。
因為它們統統無用。
這種思維潛移默化地滲透在我的生活中：我認為在屋子裏擺放鮮花是麻煩且無用的，寧可買一株仙人掌，因為它幾乎不需要照料；我對線下社交有一點說不清的排斥，如果可以打字解決問題，為什麼非要見面。
看劇的時候，我時常倍速，甚至會跳到最後，想要看到一個結局；看書的時候，我有時候會直接去看摘錄或者解說，希望能有人幫我做好“知識藥丸”，而我只要吞下，就能直接快速地，學到點什麼。
新工作的第一項任務——寫一篇稿子，我也使用了大廠教會我的方法。
我摘出新公司公眾號近半年的每一篇文章，單獨復制粘貼到石墨文檔裏作為學習的“範文”，研究了它們的選題、段落解構和文章風格，並特意標註出了每一篇文章的字數、閱讀量、點贊、在看。
在寫的過程中，我嘗試向新公司靠近，如何把握節奏，如何遣詞造句；盡管我認為許多“範文”中“吊書袋”部分過於拗口，但依舊學著這種風格。
我的潛意識隱約認為，要適應規則、追求效率，就要適當的“優化”或者說“閹割”掉一部分自我。
沒想到新的主編說“你不用特意寫成我們的風格”、“你可以嘗試一些新的”。
沒有明確到1、2、3點要求、沒有清晰的“禁忌”或者“可供參考”，我陷入迷茫，花費了一段時間，試圖重建出另一種可循的方法論。
現在，被閹割的空間騰出了空，被閹割掉的那部分自我卻不知道去了哪裏。
搏鬥
學者沈奕斐在談論“當代愛情為什麼這麼難”時指出，大量研究發現當下的愛情模式是“新舊腳本的混雜”，簡單來說，就是人們既追求“現代愛情”，希望獲得愛情的自主性，與此同時，又又對舊式愛情的不費吹灰之力和穩定性戀戀不舍。
而把同樣的邏輯套在“離開互聯網大廠的人”身上，或許可以得出他們的另一種矛盾：“他們既渴望掌控工作的自主性，獲得自由、追求精神意義，又對高效運轉、目標明確的大廠戀戀不舍。”
@張勇敢 大廠工作2年，離職半年
很久之後，我意識到在大廠工作就像參與一場進擊的遊戲。
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被告知，要做頭部，只有頭部是贏家，才可能不會被拋棄。可是，舉辦這個遊戲的人，或許並不在意最終是誰走到了頭部、誰成為了贏家、誰又被拋棄。因為無論如何，這場遊戲的最後，一定會有人成為走到“頭部”。
而大多數人，是完成這場遊戲的分母，他們最終沒有成為贏家，或者走到了一半就選擇離開。
我也是其中一員，被工作包圍，想要成為那個贏家，又或者僅僅是不想被拋棄。像溫水煮青蛙一樣，漸漸地，忘了質疑“遊戲規則合不合理”、忘了思考“遊戲之外還有生活”……
我陷入了一場自我搏鬥。
小人A是這場遊戲的積極分子，它擅長用一些數字提醒我：月薪、績效、職級、同齡人……
在所謂職場PUA之前，這個小人就事先對自己進行了一場自我PUA：陷入“被誇恐懼癥”，在工作上取得了一點小成就，也會在內心自我懷疑“真的嗎”“我配嗎”“不夠，還不夠”……如果遇到了失敗或者團隊的失敗，我首先會檢討自己“是我的原因”“我還可以更好”……
另一個小人B則在這場遊戲中質問我：
“你正在做的工作真的有意義嗎？”
“你還有時間花在朋友、親人、愛好上面嗎？”
“重復、疲憊、循環，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嗎？”
最後的結果常常是兩敗俱傷。
我被 B 說服，對大廠的工作感到失望，並為此不斷消耗情緒，與此同時卻依賴著A，並且時間越長越難以割舍。
某種程度上，大廠為我所在的集體設定了清晰的目標，它明確指引著方向，我只要跟著它，往前跑就好了；它還為我制造一種“努力”“奮鬥”“意義”的幻覺，並通過一堆數字讓我產生“自我認同”。
自我搏鬥並沒有因為離職完全停止。從大廠離職後的某個周末，我躺在床上，瀏覽著各種資訊，偶爾玩一會兒遊戲，困了就入睡。
小人A說：起來，你可以學點東西，或者運動運動；小人B說：起來，你需要出門，見見朋友，或者僅僅是曬曬太陽。
我陷入掙紮，最後身體不自覺地被床牢牢吸住。直到黃昏來臨，即便把窗簾拉開，屋內也變得黯淡無比，我開始為這一天什麼也沒做而懊悔，同時為第二天又要奔向工作而感到沮喪。
出路
互聯網人工作並不幸福，這幾乎是一個共識。
在如今的社交網絡上，996、大小周、剝削、系統、薪資倒掛、非升即走等詞語被高頻提起。脈脈數據研究院《告別氪金時代：人才吸引力報告 2021 》顯示，互聯網人的工作生活平衡、整體工作幸福感、職業成就感都低於平均值。
但，離開高薪的互聯網大廠，年輕人要去哪裏？
另一項數據則顯示，在工作 1到 3 年的人群中，超過 4 成的人把“穩定的鐵飯碗”視為理想工作。
@張勇敢 大廠工作2年，離職半年
很長一段時間，我對大廠的運行模式幾乎持有全盤否定的標簽式態度；另一位還在職的朋友更加咬牙切齒：“如果今天不離開，我就會死掉。”
但離職之後，過了半年、一年或者更長時間再去回望，我曾經的同事、領導、實習生，只要不在工作中，他們一個個都是非常鮮活具體的人，很難去用標簽式的詞去概括他們為“機器”、“工具”……
另一方面，我們在離開大廠之後，發現這些令人感到痛苦的“大廠問題”，以別的形式出現在了其它地方：
一位讀研的同學，被導師“壓榨”：她每周都給自己的導師免費打工，周末也要去幫忙，不然，自己的論文可能會被卡；一位朋友去了“扁平化管理、有個性”的小企業，在那裏幾乎沒有KPI要求，很少有人加班，與此同時管理一片混亂；另一位朋友決定考公，第一年沒有考上，決心再次備戰。她並不確定自己是否喜歡或者適合去做一名公務員，但除此之外，似乎“也沒有什麼更想做的事情了”；還有一位朋友從大廠離職之後，受不了小公司重返大廠，一年之後再次離職……
這或許更令人沮喪和絕望。
因為即便離開大廠，也會發現，我們是嵌在大廠上的一顆螺絲釘，而大廠，是嵌在社會上的一顆高效螺絲釘。
甚至，它因為擁有更為成熟的流程體系和福利保障，比如晉升的相對公平、更多的加班工資，反而可能比某些地方好很多。
從這個角度看，大廠反而成了另一種烏托邦。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塔門（ID：DT-Tamen），作者：張晨陽，編輯：王朝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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