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消息：（記者 王靜遠）在四川省涼山彜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以東60多公裏的深山裏，有一座平均海拔2700米以上的彜族山村火普村。位於昭覺縣解放鄉的火普村，是一個典型的高寒山區極度貧困村。盡管火普在彜語裏的意思是“高山之巔”，但當地村民的生活多年來卻只是在“低谷”中艱難維持。
涼山彜區是從奴隸社會“一步跨千年”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直過區”，許多陳規陋俗還依然存在，社會化程度低，現代文明普及不夠，屬於“貧中之貧、困中之困”。再加之早期毒品的傳入，毒品犯罪、艾滋病的傳播導致貧困狀況加劇，是全國脫貧任務最繁重的地區之一，被形容為“最難啃的硬骨頭”。其中，火普村所屬的昭覺縣是國家扶貧開發工作的重點縣。
2015年4月，國務院扶貧辦等部分聯合印發通知，要求對全國所有建檔立卡貧困村和黨組織軟弱渙散村選派第一書記開展駐村精準幫扶，此後第一書記制度全面鋪開。四川省政府針對烏蒙山區、大小涼山彜區、高原藏區等貧困地區，逐村選派第一書記，駐村開展幫扶。馬天便是其中之一。
馬天是涼山州廣播電視臺教育欄目的一名制片人，2015年5月，火普村被確定為電視臺精準扶貧的對口幫扶點，從接到單位安排他駐村扶貧的通知到離開西昌，前後不足一周時間。
按照四川省政府“每2年一輪選派，每輪任職2年”的任期要求，馬天原本在2017年年底便可結束駐村回到原單位，但是考慮到當時村民還沒有真正富起來，他決定把回家的事先緩一緩，這一緩就緩了近三年。2018年11月，火普村全村脫貧。2020年5月，馬天正式結束駐村，過去五年他親眼見證了火普村在易地搬遷、道路交通、醫療教育、移風易俗、產業發展等方面的一系列變化。
目前，全國在崗的91.8萬駐村幹部中，第一書記有逾20萬人。作為“五級書記抓扶貧”的末梢，駐村第一書記是國家治理嵌入基層治理的執行者，在精準扶貧實踐中作出了突出貢獻。
“全國脫貧看四川，四川脫貧看涼山。”火普村的蛻變是大涼山脫貧攻堅工作的縮影，馬天離開火普村半年後，涼山也迎來了期盼已久的好消息。2020年11月17日，四川省政府宣布昭覺縣、美姑縣和越西縣等最後7個國家級貧困縣脫貧摘帽，這7個貧困縣都位於涼山州——我國曾經的深度貧困地區。
2021年初火遍全網的扶貧劇《山海情》，記錄了主人公馬得福帶領家鄉寧夏人民脫貧致富的艱辛歷程，而在千裏之外的大涼山，同為彜族人的馬天也在努力幫助火普村這個彜族山村從低谷走向“高山之巔”。
回到西昌這大半年以來，馬天時不時總會想起火普村，有時他甚至會問自己是不是應該再留久一點，“火普村這5年給我上了很生動的一課，這是我在單位、在社會上都學不到的。”
（火普村掠影 王靜遠 攝）
以下是馬天的自述：
駐村
在沒去火普村之前，我是涼山州廣播電視臺教育欄目的制片人。我們是事業單位，火普村是我們扶貧幫扶的重點村。2015年5月我接到通知，單位安排我到火普村當駐村第一書記。我以前在鄉村當老師，有基層工作經歷，並且我是彜族人懂彜語，我猜可能是這兩方面原因才派我去的。
一開始我有點抗拒，當時老丈人剛查出來食道癌，兩個孩子年紀很小，大的三歲小的一歲，他們都需要我照顧。我和單位領導反映過，但是領導說我是最合適的人選，讓我先幹著再說。
剛到火普村的時候，我感覺特別茫然、束手無策，不知道該從哪兒做起，說實話當時心特別涼。涼山州靠東邊的幾個縣，和西昌這邊安寧河流經的這一帶，不管是經濟收入還是思想觀念差距都特別大。那時候是2015年，可是當地村民們的生活還跟我小時候差不多，我是80年的，然而幾十年過去了，這裏居然還沒有改變，我真的覺得不可思議。
駐村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村民家裏都走了一遍，花了26天左右。精準識別貧困戶，得自己實地去看、去聽、去問，有調查才有發言權。
（馬天在村民家摸排調查 受訪者供圖）
那時候我剛到村上沒多久，入戶調查的時候，我跟村民打招呼，他們都不理我，我走進村民家裏，他們看到我就關門，我很奇怪，心想我又不是小偷。後來我開玩笑問他們：“你們怎麼搞的？我們彜族的風俗是很好客的，你們怎麼看見我還關門？”我打聽之後才知道，第一，他們覺得我是來“鍍金”的，“鍍”一段時間回去就提拔了，不是來幹實事的；第二，他們家裏特別臭，不好意思讓我進去。
我去村民家，剛走到家門口就臭味熏天，連人身上也有味道。他們拿板凳給我坐，上面有很多灰塵，但我想了想還是沒有掏衛生紙去擦，直接就坐下了，我不想讓村民覺得我嫌棄他們。作為一個帶頭人，我一定要盡快融入到他們心裏面去，這樣才能開展後續的工作。不過我晚上回到住的地方，就自己挑水洗褲子，那時候特別冷，每次洗完手都快凍成冰了。
之前我沒做過扶貧工作，白天忙完了，晚上就上網學習精準扶貧相關知識。入戶排查一遍後，我結合我們村的實際，做了一本很厚的、圖文結合的規劃書，把接下來三年的工作安排都制定好了，從那之後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規劃來的，比如哪一年到哪一年我主要抓什麼東西，後來又細分到每個月、每個星期。
搬家
脫貧肯定離不開易地搬遷。之前不要說路燈，連公路都沒有，只有山間小路，當時村裏滿地都是豬糞牛糞。
尤其是二三月份的時候要種馬鈴薯，村民都會把豬糞牛糞曬在家門口，因為他們得背著糞便去地裏施肥，有的肥料太重馬都馱不起只能人來背，曬幹之後的話背起來就輕多了。當時我去村民家裏，穿著皮鞋不小心在門口踩到糞便，摔過好幾次，所以後來我就穿雨鞋，不那麼容易栽著。
（火普村村民過去住的土坯房 受訪者供圖）
原來村民居住的地方特別分散，一開始我想把所有人都集中在一起，但是後來有老百姓反映這樣的話離家裏的地太遠，種地幹活不方便。所以後來就因地制宜，把全村分散到四個居住點，分別是火普點、依噶點、吉乃點、幼教點。不過每個居住點內各家各戶必須要集中，這樣方便大家共享公共基礎設施。
2016年下半年，新房子周邊的公共基礎設施差不多都配齊了，包括水電、交通、衛生室、幼教點、文化活動室等等。很多五六十歲的老人和我說，做夢都沒想到這輩子還能住進這樣的房子。11月，火普村全村村民搬入新居過彜族年，當時我和村書記一起在老鄉家裏過新年，自己家過年都沒回去。
還沒搬新家之前，我就向自己單位申請了電視機，給每戶人家裏都裝了電視，“鍋蓋”是我專門學的。我不能讓我的村民做“井底之蛙”，有了電視以後，平時他們也能看電視學普通話。
昭覺縣有“一村一幼”政策，一個村至少要有一個幼教點。幼教點主要是教彜族小孩子講普通話和培養個人衛生習慣，原來這些小孩見到人就跑，上學之後變得開朗大方，每天都用普通話給我打招呼。很多彜族小孩就是因為學不會普通話，到了義務教育階段上課跟不上，久而久之對學習喪失了興趣，之後就選擇打工不再讀書了。
另外，孩子們在學校學到的衛生習慣，回到家裏也會教自己的父母，這就是我們說的“小手拉大手”。
“靠馬鈴薯永遠也脫不了貧”
雖然我們沒有“綠水青山”，但是我相信荒山荒坡也能有經濟收入。火普村平均海拔2700米以上，我跑遍整個村發現房前屋後都沒有一棵水果樹，冬天的時候全都凍死了。我當時一下子就蒙了，真是什麼都種不了，就連青椒、花椒都不行。
之前這裏只有馬鈴薯和苦蕎，但是我敢這樣說，如果靠它們脫貧，永遠也脫不了貧。因為經濟效益太低，靠它們脫貧難度太大，返貧的幾率也大。有一次我在村裏的山頂上和樹林裏，發現了野生草莓、菌類、中草藥，看到這些我就覺得我的村民脫貧有希望了。
2015年11月，我開始試種草莓、香菇、中草藥續斷，我買了村支部活動室前面一小塊地的承包權，價錢不貴，村民特別支持我，只收了我200塊錢。然後我就不管它們了，讓它們自然生長。2016年五、六月份種出來了，草莓的口感比西昌城裏賣的還要好，因為我們這裏海拔高，不需要打農藥。
香菇長勢也特別好，不過後來我在網上又發現了羊肚菌，當時香菇的價格才二三十塊錢一斤，羊肚菌卻能賣到九十到一百塊。脫貧當然要選“來得快”的產業，我想著菌類都一樣嘛，所以就請示了省裏安排的幫扶單位——綿陽涪城區人大，想讓他們請一個專家來看看我們村適不適合種羊肚菌。
專家來村裏看了後發現可以，於是涪城區人大又免費提供了羊肚菌的種子、大棚，還傳授給村民相關種植技術。2017年，我著手規劃出了1.7畝的高山草莓大棚和5.1畝的羊肚菌大棚，火普村的產業就這樣慢慢做起來了。
（火普點的種植大棚 王靜遠 攝）
2019年2月，四川省農科院院長來我們村調研，我和他說火普村有7200畝草場資源優勢，但當時只種了羊肚菌和草莓，我問他能不能在產業上幫幫我們。
後來，農科院也派了個專家博士過來，還免費給我們提供了藍莓種子試種，試種成功後，2020年2月，我們在村裏規劃擴建了三十多畝的藍莓種植基地。我們的藍莓都種在荒山坡上，這樣一來不但有經濟收入，還解決了村裏土地閑置的問題。我打算之後在種植藍莓的地方修小道，遊客可以現場體驗采摘，這些在我寫的規劃書裏都有（笑）。
讓村民看見“藍天白雲”
駐村扶貧這五年來，我覺得移風易俗工作是最難的，易地搬遷、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產業這些工作，都有黨和政府、各級幫扶單位在背後支持我們，但是改變思想不是說只要在村規民約上制定出來，村民就會跟著執行了。
如果思想觀念不轉變，哪怕村民掙到了錢，也很可能一夜之間又返貧，歸根結底永遠都脫不了貧。涼山彜族區從奴隸社會直接進入到社會主義，中間沒有過渡階段，說是“一步跨千年”一點都不誇張。他們的思想還很落後，我們要努力讓他們看見藍天白雲。
我走村入戶的時候發現，很多老百姓不洗手不洗臉不洗腳。可能別人會覺得，不就是用熱水壺燒個水，這有什麼難的？當時一度電是一塊多，但是村民為了節約用電都選擇燒火，就算有燒水壺也不舍得用，平時只舍得開燈，燒火的時候還要把燈關掉。很多人都是家裏支一個鍋生火燒菜，人吃的、豬吃的都在這個鍋裏煮，煮完菜就去地裏勞作了。晚上回來又累又冷，如果要燒水洗臉，他還得把鍋裏的油都清洗一遍，所以很多人都不會去做。
（火普村村民過去住的土坯房 受訪者供圖）
我讓村民們洗衣服剪指甲，他們都不聽我的。別說村民了，很多村幹部也不理解。村兩委一輩子都生活在這裏，他們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跟村民沒什麼差別。一開始我和村兩委幹部們常常發生衝突，尤其在移風易俗工作上，我們吵過很多次，就差沒打架了。
村幹部們認為作為駐村第一書記，你有本事就多拿點錢出來，把經濟發展好就行了。他們反對移風易俗改革，覺得個人衛生、人畜混住、婚喪嫁娶這些陳規陋習沒必要改。有一個村幹部曾經跟我說：“你如果把這些事拿下了，我就穿鼻子當牛讓你牽。”但是我認為精神脫貧、物質脫貧必須結合起來同時開展，你不靠自己勤勞的雙手，整天在大樹底下乘涼、打牌、喝酒，你能脫得了貧？
火普村村書記讀過小學，有一點文化，是個明白人。對我來說，最關鍵的就是村長和村書記，我千方百計地想讓我的想法也變成他們的東西。他們在村幹部和村民的心裏比較有威望，如果不抓住他們，指望著一個一個去找老百姓談，一個月下來什麼也做不成。
有些村幹部自己家裏都很臟，我就叫上村長和村書記，我們三個親自去他家裏打掃衛生。如果我們都不帶頭的話，誰還會跟著你做，就這樣慢慢感染了其他人。
最困難的第一家
彜族人傳統觀念裏婚喪嫁娶要大操大辦，如果不給老人殺個幾十頭牛，自己就是個不孝子，沒法跟親戚朋友交代。比如說這家人今年收入提高了，但突然家裏有人去世了，本來第二天就要脫貧，結果一夜之間欠了一屁股債。
死一個人殺二三十頭牛，一頭牛按8000塊來算，再加上酒席、煙花爆竹這些，加起來要二三十萬。有些貧困戶家裏牛不多，他的親戚會給他牽幾頭牛，但這不是無償的，以後親戚家有了喪事，他還得還回來，如果他本人沒能力還，他的子子孫孫也要還，一家幾代人都要背債。
最難的是村規民約出臺後第一家辦喪事的。2016年1月，拉馬有惹的媽媽去世了，之前他在村規民約上按了手印，承諾殺牛不超過4頭，煙花爆竹花費不超過1000元，但他還是堅持要大操大辦。我們和他談判了整整一天也沒成功，做什麼思想工作都沒用。
後來我實在沒辦法了，那天晚上11點半左右，我悄悄地把村書記、村長，還有我最信任的幾個能說會道的家支頭人叫到外面。我說如果拉馬有惹堅持殺幾十頭牛，那麼所有村幹部、共產黨員及其三代以內的直系親屬都不許參加他家的喪事。火普村全村才一百多戶人，大部分都是村幹部和黨員的親戚，鄰裏鄰居都不來，他一個人根本辦不了。
然後我進屋把這個決定告訴拉馬有惹，接著說“我一天都沒吃飯先撤了”，其他村幹部隨即跟著說“我們也撤了”，他就趕緊跑過來攔著我說“你不能走”。他跟我說：“我可以聽你的話，但是我有要求。第一，封住鄰裏鄰居的嘴，不讓他們說我的閑話；第二，喪事可以簡辦，但必須保證我這些前來奔喪的親戚朋友吃好喝好。”
我說我管不住其他人的嘴巴，但是這些閑言閑語，最多也就一個星期。另外，我也答應他吃喝這方面我親自來操辦，保證讓他的親朋吃好喝好。按照以前規矩，他家的喪事得花20多萬，後來只花了5萬多。
那天我特別高興，在廣播裏向全村人表揚了他。我說拉馬有惹是我們村的標桿，是大家學習的榜樣，以後有什麼優惠政策，政府都會優先考慮他。辦完喪事後的幾天，他一大早5點鐘就來敲我的門，我打開門看到他都哭了，一直緊緊握著我的手。
後來村裏第二家辦喪事的時候，我就跟他說：“人家拉馬有惹都能做到（喪事簡辦），你為什麼不能？”有了第一家，後面的工作就順理成章，第一家是火普村移風易俗工作推進過程中的轉折點。
針對移風易俗工作主要就是兩部分，第一，制定村規民約約束村民；第二，通過獎勵激發村民的內生動力。我向涪城區人大申請了兩萬塊錢的資金，用這筆錢成立了“道德銀行”，還建了一個“雄鷹基金超市”。
（火普村的“道德銀行”王靜遠 攝）
村裏設置“道德積分”，每年對全村每一戶進行評分考核，考核內容包括個人及公共衛生、醫療教育、吸販毒等，比如入戶路、廚房、衛生間是否幹凈；物品擺放是否整齊；生病是否去就醫了；小孩是否輟學；家裏是否有人吸販毒。
年底召開村民大會，把每家每戶的打分情況進行公示，前幾名獎勵洗衣機、電熱毯、電視機等等。另外，每個積分相當於一塊錢，村民可以憑積分在雄鷹基金超市換購生活用品。
第一年搞的時候，大家都不怎麼配合，開村民大會都沒人來，我在上面講，村民們在下面竊竊私語。當時有一個村民很不服氣，但是後來我去他家的時候，發現他家比誰家都幹凈。
扶貧先扶智
扶貧先扶智，扶智就是改變思想觀念。改變思想觀念不是一兩句話就行了，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不是每一次都會順利，現在我說起來這些工作一句話就帶過了，但在當時做起來是很復雜的。
首先改變個人衛生生活習慣，第二改變婚喪嫁娶、看病不就醫這類陳規陋習，第三就是鼓勵村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靠自己把腰包鼓起來，自己內心有立誌脫貧致富的念頭，從“要我脫貧”變為“我要脫貧”。
扶貧扶智都得因地制宜，想要改變村民，必須得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從他們都信奉的習俗入手，慢慢地“摸石頭過河”。如果你跟老百姓信奉的習俗反著來，全村人都會反對你，最後什麼都做不了。
以前村民生病不去醫院就在家裏搞迷信，花大幾千買一頭羊，然後請畢摩（和尚）來念經。後來我和他們說，生病了先去醫院就醫，要是看完還不放心再回家搞這些，這是他們的信仰我沒法幹涉。但是如果你有病了，不先去就醫，而是直接在家裏面搞迷信，那我就要扣你的分。
包括吸毒販毒也被納入考核打分，全家只要有一個人吸毒販毒，全家積分都清零，沒有資格參與任何獎金評比。彜族信歃血盟誓，所以我就買了一只雞，請了當地的畢摩來念經，誰如果再吸毒畢摩就會“詛咒”他的下一代，念完經就讓他們喝下雞血，彜族還是很相信這個東西的。
人必須要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一直鼓勵彜族年輕人走出大山，村裏開辦“農民夜校”，從西昌請來專家對村民集中進行培訓，比如電焊、廚師、理發、駕駛、賓館服務等等。我的理念是一家必須至少有一個人就業，這樣全家才能脫貧。
我最高興的是從2016年開始，我們村十七八歲的年輕人過年回來的時候，都穿著幹幹凈凈的衣服、染著頭發、拉著皮箱，這是我最願意看到的。年輕人把在外面學到的好的生活習慣帶回家裏，一家人中有一個人改變，多多少少都會影響到這家裏的其他人。
其實彜族同胞是很勤勞的，就是因為思想觀念一直沒有轉變，所以沒有找到脫貧致富的渠道。
（馬天在村裏的鄉間地頭 受訪者供圖）
2018年11月，省政府驗收後宣布火普村全村脫貧，當時覺得幾年的努力和心血沒白費。雖然工作仍然有不足，但我心裏認為我們村脫貧是沒問題的。正因為我們做了實事，一步一個腳印，所以不管是縣上、州上還是省上的領導來，我都沒擔心過，我是很有自信的。
生動的一課
在火普村的這五年，我見證了住房建設、道路交通、移風易俗、精準防艾等一系列變化，很有成就感，媒體報道火普村的很多文章，我和朋友在一起時也會“吹牛”。但是一想到家裏的老人和孩子，心裏還是難受。我剛下來火普村那年，我妻子也被安排分管脫貧攻堅工作，她在德昌縣六所鎮做鄉黨委副書記，我們倆都戰鬥在一線。
（正在修建中的新居 受訪者供圖）
駐村結束後回到家裏，孩子都不認識我了，一直躲在他奶奶身後。當時心裏很難過，晚上躲在被子裏悄悄哭。雖然我外表看起來高大威猛，但是內心還是很脆弱。
其實之前駐村的時候晚上也會哭，有一次我一個人在桌前坐著，突然想出來移風易俗工作下一步要怎麼開展落實，當時特別高興，心想“哇，我終於做好了這件事”。但是下一刻一想起家人，我就控制不住。
剛下去火普村前兩年，剛剛開始建房修路，我根本走不開。當時西昌到昭覺的那條路正在修，一天到晚都堵車，回家很不容易，老人生病我也趕不回來。老人也不想讓我操心，哪怕身體不能動了，也都是撐到進醫院那天才告訴我。15年到17年，這三年春節我都待在村上，沒跟家人一起過。
剛下去火普村的時候我一根白頭發都沒有，幹了這幾年，現在頭發都白了。這地方海拔高紫外線太強，前兩年我的手一直脫皮，頭一兩個月臉也是腫的，你現在看到我跟“黑俠怪”一樣，這都是有原因的。
（馬天正在接受記者采訪 王靜遠 攝）
但是我不後悔，我是運氣好，被單位分派到火普村，關於火普村的感人故事非常多，我三天三夜也說不完。我印象最深的一個老阿媽，她的三個女兒都嫁到外縣了，當時還沒有住進新房子，有一次我和幾個年輕的村幹部一起，給她家的土坯房翻瓦、挖排水溝，後來她甚至跪在我面前嚎啕大哭。只要你為老百姓做一件小事，他們就會很感動。
2017年年底我本來都要準備回家了，但是村民不讓我走，有村民去找鄉黨委書記說讓我留下來再幹一年，村幹部和村裏的家支頭人也勸我再留一年。另一方面，當時我的工作也確實沒有完成，老百姓還沒富起來，所以後來就留下來了。
2020年5月，我離開的那天沒有告訴村民，只和村書記、村長說了一聲。之前17年那次準備走的時候，全村村民在村口把我堵住了，所以這次走不願意再看到他們那種很期望的眼神，我害怕離別的場面。
火普村就像我的第二個家，雖然我離開了，以後也會一直關註它的發展。我和村民現在也常常聊微信，他們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我都很高興，很有成就感。去年我最難忘的一件事就是我離開後，有十幾個村民專門坐車來西昌看我，問我以後還會不會回去，那天我特別開心。
去年我的願望是希望我們村所有村民都能脫貧過上好日子，如今也實現了。今年我最想的就是回到原單位以後，能在工作上有所突破。過去這五年媒體行業技術發展變化太快，現在剛回單位半年多，我已經跟不上時代了。我還沒從火普村的生活走出來，需要一段時間重新適應新階段的生活。
人生不可能一帆風順，都有坎坎坷坷，不順的時候想想在火普村的經歷，我也會想開一些，可能這就是自我安慰吧。在火普村這5年給我上了很生動的一課，這是我在單位、在社會上都學不到的，我覺得這五年很值得，這是上天安排給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