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如下：
自從威廉姆森於1975年的開創性著作——《市場與層級制》之後，交易成本經濟學（TCE）已經成為對管理和組織進行研究的主要觀點之一。威廉姆森在1975年和1985年的兩本著作被認為是TCE領域中的裏程碑，自1990年之後每年都會獲得250到500之間不等的引用量，遠遠超過組織研究中的其他經典文獻如制度理論、組織生態學、資源依賴理論等的引用量。事實上，威廉姆森（1991a：90）認為TCE應當構成戰略“核心理論”的基礎，而且越來越多的現象也應該包含在這一理論方法的解釋範圍之內（Groenewegen and Vromen，1996:376）。然而盡管如此，對於這一理論的實證效度和實用性的激烈爭論仍在繼續，如下所示：
威廉姆森的觀點……..不但不適用於企業大多數的決策情況，而且即使適用，也有可能對他們的表現造成不良的影響。（Ghoshal and Moran，1996:16）
交易成本經濟學是一個經過實證檢驗的成功的故事。Ghoshal 和 Moran 應該接受這一實際。（Williamson，1996:55）
任何認為TCE是一個實證上成功的故事的結論都言之過早。（Ghoshal，1996:69）
有趣的是在這一爭論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為其觀點提供更為確鑿的證據。同時，先前對於TCE的實證文獻，大部分不具有系統性而且幾乎全部是描述性的，缺乏明確的選擇和評價標準（例如，Mahoney，1992；Joskow，1993；Shelanski and Klein，1995）。因此，就綜合性的證實而言，對TCE的實證研究還極為缺乏，這種情況在“證據理論比”極低的領域是很常見的（Holmstrom and Tirole, 1989:63; Peltzman, 1991:Coase, 1992）。我們認為，在缺乏對實證支持進行徹底評估的情況下，進一步的討論如一方對上述觀點的引用都不可能是富有成效的，同時每一方與另一方過去所討論的以及在過去所取得的進步都是極小的。
因此在本文中，我們試圖對因理論框架而突顯的交易成本經濟學和因對其實證基礎的持續懷疑而產生的空白進行調和。在對選取以及實證研究評價的步驟明確列出的基礎上，我們對TCE核心假設的支持程度的級別進行衡量，以識別在哪些領域這個理論是取得了更多或更少的成功。為了使這一討論處於更為廣泛的背景下，我們也在實證文獻中對這一範式共識的問題進行了調查。換言之，我們提出了以下幾個問題：對於構建的識別和度量，以及在構建之間的假設關系，是否有廣泛的共識。我們相信在這些問題上所取得的共識將會使得這一理論向一個系統的、具有前沿的方向發展（Cole , 1983: 134 ; Pfeffer , 1993 : 611 ; Collins , 1994）。鑒於在作為一個整體的組織研究中，對於範式的共識的相對缺乏和對構建這一共識的抵制，即使是在TCE中一些適量的共識的達成也可能會解釋這一視角的快速崛起。
我們首先簡要總結TCE的主要原則，因為他們屬於我們的回顧部分。接下來，我們描述用於選擇實證研究進行分析的數據和程序。最後，我們提出研究結果，討論我們的研究發現，並對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TCE理論研究綜述
在對分析進行描述之前，我們首先簡要列出TCE的核心原則。雖然對於這一理論有很多的闡述和擴展，但我們只關註由威廉姆森所提出與交易治理有關的核心命題（1975,1981,1985,1991b）。我們既不尋求提供一個綜合性的文獻回顧，也不對先前與TCE有關的所有文獻評論進行回顧（如，Perrow,1981;Granovetter,1985;Ghoshal and Moran ,1996）。這一狹窄的焦點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我們的目標是簡明地勾勒出理論的主要原則，預測他們運行的一致性，以及對實證支持進行評估。簡而言之，我們並不力圖提供一個理論性的分析或者評論，因為這些在其他地方已經被充分的提供（兩個最近的例子，Slater and Spencer,2000,和Madhok，2002）；相反，我們希望這些實證結果在理論基礎方面會不言而喻。
TCE的核心在於“交易和參加完成一個而不是另一個制度模型下的交易的成本”（Williamson, 1975:1-2）。交易作為商品或服務的專業，是TCE的分析單位，而且影響交易的方法是興趣的主要結果(Williamson, 1985: 1)。這一理論的核心主張是交易將會以一種減少這一過程中成本的方式進行。威廉姆森（1991b）標識出三類可替代的交易治理形式：市場模式、混合模式和層級制。每種形式都基於一種獨特的合同規則，並擁有自己的協調和控制系統。市場治理對應於古典合同規則，即交易雙方的身份是無關緊要的，他們之間不存在依賴關系。市場交易通過在法律上可以解釋的正式術語進行治理，並且以雙方間的“討價還價”為特征。在混合治理模式中，交易雙方保持獨立的地位但又以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彼此依賴。當事人的身份很重要，在某種意義上每個人都不能被其他人免費取代。混合形式基於新古典主義的合同規則，這種規則比古典合同規則更加具有彈性和適應性。這一治理形式預測到意外的障礙，提供一個可解決失調的“公差帶”，要求在合適時對信息進行披露，以及在發生分歧前申請仲裁(訴諸法庭之前)。層級制或者是內部組織，具有更多的彈性和適應性。在這裏，對於障礙的適應大部分是通過命令，而不是依靠法庭，一個層級制中的當事人在內部解決紛爭：他們自己解決他們的分歧，或者將為解決的爭端向上級申訴以尋求決定。這種治理的形式是基於威廉姆森所提出的寬容的合同法。
TCE認為存在“理性經濟的原因”用以選擇治理交易的方法(Williamson, 1985: 52)。Williamson (1991b: 277) 將其稱為“歧視對齊假說”，這一觀點認為具有不同屬性的交易與不同的治理模式對應，例如市場模式、混合模式、層級制——一種歧視的辦法（例如交易成本節約）。換言之，減少交易成本的治理模式（層級制、混合、市場）是最好的選擇。根據TCE，交易的主要屬性包括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首先，資產專用性是指用於支持交易的資產可以被重新部署用於替代的使用，而且替代的用戶不用犧牲產值（Williamson,1991b:282)。當資產專用性提升之時，可重新部署性降低，這將增加雙方的依賴性和締約的危險性。TCE預測，市場治理模式所具有的高效激勵將阻礙交易雙方之間的適應性，因此市場積極準備以應付這些情況下的高雙邊依賴。這導致不良適應成本，並推動高資產專用性的交易轉化成更加集成的（如適應性）治理形式。雖然這意味著科層成本的增加，而這些成本將被雙方自適應收益的結果所抵消。TCE因此預測在市場治理模式中將會從事具有低資產專用性的交易，以及在混合模式中具有中度資產專用性的交易和在層級結構中具有高度資產專用性的交易(Williamson, 1991b: 284)。
交易的第二個重要的維度是不確定性。然而，不確定性對於治理模式選擇的影響是有條件的。當資產專用性低時，無論不確定性的程度如何，市場治理模式都應該是首選，因為連續性關系不大而且交易雙方在有必要時可以很容易的對新的交易準備做出安排(Williamson,1985: 59)。然而，當資產專用性程度較高時，交易雙方之間的一致性會比較重要，而且適應能力成為必要。當資產專用性存在時，不確定的增加從而使得市場治理受制於高代價的討價還價和不良適應，並且增加了對層級制和混合模式的相對吸引度。然而，在高水平的不確定性時，混合模式的中間程度的資產專用性更傾向於首選縮小或者甚至消失(Williamson, 1991b: 292)。這是因為混合適應不能單方面（與市場治理），或通過命令（與層級制），但是需要雙方的同意（Willianson，1991b：291）。其結果是高度不確定性致使市場治理模式和層級制優於混合制。
最後，交易頻率也以類似的方式運行。頻繁發生專用資產的交易要求不斷的監控，雖然那些只是偶爾發生的不需要連續的監控而且不值得建立一個層級制的官僚成本。因此，當存在資產專用性時，交易頻率也會推動交易遠離市場機構和層級結構。
總之，我們來衡量對TCE核心原則的實證支持的水平：
1.隨著資產專用性的增加，與市場治理模式相關聯的交易成本增加。
2.隨著資產專用性的增加，混合模式和層級制優先於市場模式；在高資產專用性時，層級制成為最優的治理形式。
3.當資產專用性呈現重要程度時，不確定性增加了市場治理模式的交易成本。
4.當資產專用性呈現重要程度時，不確定性的增加促使市場模式優於混合制，並且層級制優於混合模式和市場模式。
5.當資產專用性和不確定性都很高時，層級制是最劃算的治理模式。
6.與交易特征匹配的治理模式應展現出與其他模式相比更高的性能優勢；例如，當資產專用性和不確定性都高時，層級制應展示出高於市場模式和混合式的性能優勢。
當然，仍有許多我們尚未提及的對於TCE的闡述。然而，我們認為在對實證支持評估的第一步，對如TCE的理論核心的這些主要原理的檢驗是最為重要和有效的。
數據和方法
我們的方法有別於傳統的描述性評論，它將通過在研究的選取和采用量化評價的方法上更加系統和明確的方式進行。以這種方式對現有證據的綜合將會成為在知識建構過程中強有力的工具，而且對於進行新的研究也同樣重要。雖然存在著比我們的方法更加復雜的定量程序(Guzzo,Jackson, and Katzell 1987; Hunter and Schmidt,1990)，但鑒於我們的分析所具有的探索性和數據的高度異質性，我們試圖讓自己的方法盡可能的簡單和直接（Light and Pillemer 1984）。從本質上講，我們的目標是識別具有代表性的期刊文獻以統計和測試與交易治理有關的TCE核心原則。我們既不追求包含所有TCE檢驗的綜合程度，也不試圖包括遠離其核心的TCE的應用。相反，我們試圖去隔離出一個大的但可控的，可以檢驗上述所列出的理論的核心假設的研究樣本。這個過程涉及到我們下面列出的幾個選擇：
所做的第一個選擇是只將發表過的期刊文獻包含在內，因此這就將書籍章節和未出版的文獻排除。期刊文獻已經通過審核，這一過程成為質量的保證，使得我們在對文獻進行提煉時會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概念和方法上的嚴謹性。正如Light 和Pillmer（1984:35）所註解的：對發表的研究的審查的限制會促進質量控制。大多數期刊編輯對於出版有著相當嚴格的要求…..這個過程通常會導致一個更好的技術產品。此外，許多電子文獻服務只涵蓋期刊，使得對其他來源的系統定位困難得多。雖然由於傾向於發表重要的結果，使得對於未發表的文獻的排除會導致對於一些影響的過高估計，Hunter和Schmidt（1990:507-509）認為發表和未發表的研究結果“基本相同”，當僅包含已發表的作品時會存在“沒問題的可用性偏見”。最後，Copper(1989:58)認為“當發表的研究包含幾十個，或者在一些情況中包含上百個相關的著作時”，憑借發表的研究是可靠的。“在這一情況中雖然已經發表的研究可能會高估這一關系的維度，但它也許不會錯誤的識別這一關系的方向”。因為正如我們如下所解釋的，我們關心的是效應方向的建立，我們不太關註的是僅從已發表的研究中所引入的(可能可以忽略不計)偏差抽樣。
所做的第二個選擇是用ABI/Inform Global和EconLit數據庫作為搜索工具。ABI包含了來自全球各地的用英語發表的1300種期刊與雜誌。我們認為ABI適合我們的目的基於它的多學科性質：除了廣泛覆蓋的經濟學，它涵蓋了可能發表TCE的其他學科，如法律、管理、營銷、組織行為學、公共管理。因為它一次搜索多個學科，所以ABI對於我們的目的而言是一個適合的和有效的數據庫。然而，因為TCE深植於經濟學，為充分涉及這一領域的期刊，我們也采用EconLit這一搜索工具。EconLit包括五百種以上的期刊。兩個數據庫在威廉姆森的TCE之前便開始運作：ABI/Inform在1971年，EconLit在1969年。
我們的下一個任務是從在ABI和EconLit編譯的超過一百萬份文獻中找出一個TCE文獻的樣本。我們的目標是去識別出一個有代表性的對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威廉姆森的TCE的核心原則進行實證檢驗的研究樣本。為了減少主觀性和隨意性，我們尋求一個系統的、透明的和可復制的方法進行樣本的選擇以供分析。因為ABI和EconLit允許對一個文獻資料庫的條目中的所需的詞匯進行搜索，我們基於在片段中很有可能與我們關註的焦點相關的關鍵詞組作為我們的關鍵詞。第一部是將文獻與實質性的相關—如那些關心威廉姆森的TCE核心原則進行分離。為達到這一目的，與這一理論核心有關的關鍵詞被作為檢索標準。首先，“交易成本*”被使用，其中一個“*”表明這個詞的結尾處的變化是允許的。從ABI和EconLit中檢索出超過2000份文獻，盡管他們的大多數與我們的任務無關。例如在金融市場和銀行設置中，“交易成本”被數次提及，但並未提及TCE以及治理形式。
為了消除這一類非關聯文獻，我們增加了其他關鍵詞的使用。在第二步中，總共有十二個關鍵詞被使用。這些都是在威廉姆森《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1985)的索引中最常提到的詞或短語，加上作者姓名、集成、組織、治理、理性、球隊、經濟規模、機會主義、不確定性、層級、合並、資產專用性和威廉姆森。繼而設置以下標準：至少有上述提及的關鍵詞中的一個和“交易*成本*”一起處於文獻的條目中。例如一個在其條目中有“集成”和“交易成本”的文獻將會被檢索，但如果只有這兩個關鍵詞中的一種，將不會被檢索。
雖然這有助於我們對實質性相關的片段化的定位，但是其中的大多數卻並不是實證。因此，我們引入七個“方法論”關鍵詞進行篩選：數據、實證、檢驗、統計、發現、結果和證據。標準是一個文獻的資料條目都應該至少包含七個方法論關鍵詞中的一個。這讓我們最後得到ABI中的317個和EconLit中的201個。然而，對這些文獻摘要的瀏覽顯示出其中的大多數與我們的目標仍然不適應。盡管已經采取上述的措施，但是一些文獻沒有涉及到數據，同時其他的一部分文獻基於非TCE的視角提及到了交易成本。例如，一份摘要（Seibert，Langhammer，and Piazolo，1996）中提到“一個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區。。。。。（更低）交易成本”，而且接著描述了自由貿易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其中沒有任何提及到組織治理。
我們因此尋求進一步精煉我們選擇的方法。並指出沒有關聯的摘要中的大多數來自於一些特定期刊中的獨立條目，基於期刊出現的頻率，我們設置了一個標準：在搜索階段來自於這些期刊的唯一具有代表的文獻被取消。例如，在這一點上在ABI中發現的317篇文獻中，32篇來自於JLEO，此時，只有一篇來自於《風險和保險學報》。我們推斷“單獨的期刊”很有可能與在實質上和方法論上與最後的條目相關的不相匹配（例如JLEO的32篇）。對這些單項的回顧證實，很多確實遠離這一理論的核心——最好的一些是對TCE的外延，但卻在治理形式的問題之外，而且許多文獻雖然也涉及到了TCE，但實際上是在檢驗完全不同的東西。我們加入了一個標準，即選取的文獻應該來自於發表過相關的文獻在一篇以上的期刊，這使得我們的樣本減少到ABI上的242篇和EconLit上的78篇。
然後閱讀這些文獻的摘要。這些文獻必須滿足兩個主要的標準才可以被保留。首先，它必須給出一個進行實證分析的跡象，例如提及到樣本量，特定的行業或企業，特定的國家或時間段，特定的檢驗或結果，或者分析技術。第二，一個摘要必須在先前的討論時在核心TCE的實質性的上下文中使用到交易成本。例如，“來自於TCE理論的對三個假設的實證檢驗”的一個摘要（Lyons，1995）因為就在這一上下文中涉及到了TCE理論而得到保留，而另一個“因為3億7千2百萬美元的額外交易成本，Maxicare取得HealthAmerica Crop”則被拒絕因為它對“交易成本”的使用是不相關的。這兩個標準——數據的跡象和實質的相關被謹慎的應用：任何使得一篇文獻保留的質疑。這一步驟使得文獻減少至ABI的111篇和EconLit的43篇。
我們選擇過程中的最後一步是檢索和閱讀這些文獻的整體。我們對數目信息、自變量和相關的變量以及它們的機制、假設關系、對每個假設的檢驗結果和每個文獻的相關附加信息進行編碼。在對這些文獻進行閱讀和編碼時，我們可以看到上述所描述的過程在對TCE的核心關系的實證檢驗的檢索過程確實可以很好的運用。然而，我們也發現一些文獻仍然與我們的分析並不匹配。一些文獻沒有一點充足的實證數據，而另一些文獻則沒有任何直接與TCE相關的自變量和因變量。例如Michael(1994)將物流成本（鐵路和郵政）對相對零售數量的影響和大型零售企業的郵購的零售的規模進行比較。我們排除了這一篇文獻，因為我們發現它與我們在上文中所列出的核心TCE的框架並不相符合。其他文獻完全是描述性的,不存在任何統計測試的結果。例如，Garrette和 Quelin（1994）觀察在通信行業中的不同類型的混合形式，並且為這些形式建構了一個類型，這一篇文獻之所以被排除是因為在交易成本和治理形式之間的因果關系沒有被檢驗。只有當沒有一個作者看到與核心TCE有關的跡象時，一篇文獻才會被排除。
結果是53篇文獻來源於ABI，21篇來自於EconLit，其中11篇文獻相同，因此總數是63篇。我們得到63篇文獻的篩選過程呈現在表一中，而且在參考部分給出了完整的引用。總的來說，這些文件來自於發表TCE文獻而受到好評的期刊，來自於各類領域。
總之，一系列篩選標準被用來從TCE的大量文獻中進行提煉，這些文獻包括對於交易治理有關的理論核心原則的實證檢驗。我們的63個樣本文獻有利於與在管理或戰略的定量評論進行比較：Stankovic和Luthans（1997）的 研究包括19篇文獻，Ketchen et al.(1997)回顧了40篇，Dalton et al.（1998）在他們認為的兩個關系的研究中分別有54個和31篇文獻，而且Campbelll-Hunt（2000）則包含有17個。雖然我們的研究既不包括也不試圖去包含對核心TCE關系的所有檢驗，但我們有信心我們會系統並且透明地生成一個相對大的樣本，這些樣本使我們希望去回顧的研究整體的代表，而且通過這樣做，我們已經遠遠超過對這一理論的敘事性的評論。
結果
因此，被篩選出來用以分析的63篇文獻，包括對核心TCE關系的308份統計檢驗。這些統計檢驗是我們的分析單位。總的來說，在核心TCE的308份檢驗中，有統計支持的有144份（47%），在統計上毫無意義的有133份占43%，在統計學上與該理論呈完全相反方向的有31份，占到（10%）。下面，我們通過自變量，因變量，自變量和因變量組，期刊和發表年度來打破我們的結果。
自變量和因變量
對自變量的編碼包括兩個類型：（1）會提高交易成本（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資產專用性和不確定性的交互作用、交易頻率和機會主義）的交易成本或者交易特征的措施。（2）治理形式的措施（買方和賣方的協調，垂直整合）。資產專用性（AS）被看作是最常見的自變量，出現在107個自變量統計檢驗中。這些檢驗中的六成是得到支持的，而只有四成與TCE的預測是截然相反的。例如Anderson和Schmittleein（1984）認為是資產專用性導致了對內部銷售團隊而不是外部代表的使用。不確定性（U）是第二個經常被用來分析的自變量，出現在87個統計檢驗中。重要的是記得TCE假定偶然事件對於不確定性的影響：只有當資產專用性存在時才能預測對治理形式的影響。然而，這將會合理的去推測資產專用性在我們收集的數據庫所包含的研究中呈現出非常重要的程度（Williamson，1985:60），大多數作者要麼完全忽視這種區別或簡單的猜測資產專用性，而且將不確定性的主要作用作為對這一理論的支持或者不支持。用這種方式解釋，這些測試中只有24%符合TCE的方向，16%的文獻與這個理論相反。例如，Anderson和Buvik（2001）發現沒有證據證明不確定使得買賣雙方在國內交易中更加的集成。然而，一些研究對資產專用性和不確定交互作用的影響進行檢驗。在30個這樣的測試中，13個支持這一理論，四個研究與這一理論明顯相反。值得註意的是，在我們樣本的63個研究中只有7個對這一交互效應進行明確的檢驗，盡管事實上它是威廉姆森的框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最後，一些研究試圖去直接測量交易成本（例如，不是交易資產特異性或不確定性等特征）。在51個將交易成本作為自變量的檢驗中，45%有統計上的支持。我們對這些和其他自變量的結果總結在表2的第一個面板。
表2的第二個面板顯示出的是按照自變量分類的結果。它們有三大類：（1）治理形式，（2）治理形式的績效，（3）存在於交換中的機會主義或者交易成本的等級。經典的“制造或者購買”二分法是最經常被檢驗的因變量，出現在117個統計檢驗中。其中的45%得到支持，而只有九個呈完全相反的結果。例如，Walker和Weber（1987）顯示不確定性的增加使得公司制造而不是購買一個零部件。然而，TCE在對選擇混合式的預測方面的效用要低於對市場模式的選擇，只有26%的檢驗為此提供了支持。例如Klein，Frazer和Roth（1990）沒有發現對其中一個命題的支持，這個命題認為資產專用性使得對於聯盟的使用多於市場分布（混合模式vs 市場治理）。
對買賣雙方融合程度的預測得到了更高程度的支持（60%）。例如，Heide和John（1990）認為資產專用性的增長會導致工業機械買賣的提供者和賣方之間的聯合行動。然而，在對混合模式和層級制之間的兩個具有分歧的選擇的預測方面，TCE的觀點是很不成功的。在以這一因變量進行的26個檢驗中，10個（38%）檢驗與這一理論是相符合的，然而又11個結果（42%）與之相反。例如，盡管Robertson和Gatignon（1998）發現資產專用性使得企業尋找融合而不是解夢，然而他們同樣發現技術性不去定性與聯盟而不是層級制的使用相關。總之，這些結果表明,TCE的解釋更善於預測混合形式內部的融合而不是用層級制替代混合形式（Hennart，1993）。
27個檢驗將市場交換的交易成本作為因變量。其中的11個（41%）支持這一理論。例如，Buvik和Anderson（2002）發現與交易相聯的資產專用性提高了交易評估和市場監控的成本。有趣的是我們樣本中的一小部分的檢驗將績效作為一個因變量進行檢驗：12個檢驗分析了市場契約的績效，10個檢驗層級制的績效，八個是混合模式。這些結果和其他相關變量在表2的第二面板中表示出來。
自變量和因變量組
表3給出了在我們樣本中發現的重要的因變量和自變量的結果。它們包括我們數據庫中的308個檢驗中的238個。最普遍的檢驗是資產專用性對於在層級制和市場治理模式兩者之間選擇的效應（45個檢驗）。這些檢驗中的58%與TCE所給出的相符合。例如，John和Weitz（1988）發現資產專用性將企業整合至分布化。其次最重要的對關系的檢驗是在不確定和層級制-市場模式之間的選擇。然而，在37個檢驗中只有9個顯示出不確定的增加促使對層級制的選擇多於市場模式，盡管幾乎許多表示出了相反的結果。例如，Russo（1992）發現在發電行業中，不確定性與後向整合呈現負相關，與這個理論相反（假設資產專用性的存在）。22個檢驗是對資產專用性和不確定性對於層級制-市場模式的選擇的交互效應，而且其中的52%是支持的。然而，沒有發現任何對於混合模式-層級制的選擇的交互效應的檢驗。資產專用性和買賣雙方間的一體化得到了79%的強烈支持。例如，Buvik和Gronhaug（2000）發現資產專用性會加強工業品的買賣雙方之間的協調。
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的測量
為進一步對這些結果進行深入研究，和評估這些理論在研究的過程中是如何持續的運行，我們對在表2所列出的三個最普遍的自變量的多種測量措施進行檢驗，這些變量包括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正如在表4中所顯示出來的，我們發現對於資產專用性有27個不同的測量方法，我們根據六層級分類法（其中五個對應於Williamson的1991b：281，維度）對這些測量方法進行分組。最常用的測量方法是專用生產資產（17個檢驗），專用技能（12），和對專用資產和技能的綜合衡量（17）。然熱，隨著資產專用性的作用的體現，這些對TCE命題的支持程度卻有所不同。對專用性技能的支持度最高（75%）。例如，Monteverde(1985)發現特定詞匯表，表明對專業知識的需要，導致了半導體行業對產品開發和制造的垂直整合。對專用性實物資產的支持是適度的（53%）。其中一個支持的例子是Coles和Hesterly(1998a)發現在私人醫院中對於專用性的設計的設備與內部提供的服務呈正相關。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多的檢驗（17）采用的是包括專用資產和技能的測量方法，而且其中的65%都得到支持。例如，Klein et. al （1990）發現這一措施導致全資子公司的使用,而不是一個獨立的分銷商。資產專用性的所有結果都表現在表4中。
與資產專用性相類似，對於不確定性的度量也有相當多的差異：我們發現對這一結構實施的23個不同的方法，其中的13個可以按照市場狀況、技術和行為的分類方法進行分組。對不確定測量最常用的方法是技術的波動性，這一方法出現在18個檢驗中。然熱，其中只有三個是支持這一理論，有兩個是與此截然相反的。例如，雖然Majumdar和Ramaswamy（1994b）認為在技術快速改變的時代，企業為更多呈現出一種分散化，而Robertson和Gatignon（1998）認為技術變化的速度與混合模式（聯盟）而不是內部R&D的使用有關。其次最為常見的對不確定性的測量是需要與價格波動的復合。在這裏，8個統計檢驗中的兩個與理論所給出的假定的方向相同：Pillings，Crosby和Jackson(1994)和Artz和Brush（2000）認為這一類型的不確定性會增加買賣雙方之間的談判成本。不確定性的所有結果都呈現在表5中。
我們對這些試圖直接測量交易成本的措施進行了反復的檢驗，例如，不是作為交易成本的一個功能，如資產專用性和不確定性。11個檢驗測量了與監控交易有關的成本。其中的四個支持TCE的觀點，如Oxley（1999）認為監控成本導致合資企業的使用而不是市場萎縮。交易成本中第二個被頻繁測量的是績效模糊性。8個檢驗中的用這一方法的有四個支持TCE，例如，Poppp和Zenger（1998）發現隨著不確定性的下降，績效模糊性降低了滿意度。交易成本的所有結果都呈現在表6中。
期刊和每年的發表量
我們樣本中的63篇文獻來自於各類學科中的26中不同的期刊。表7依照期刊顯示出這些文獻的分布。文獻中最多的數量，63篇中的9篇文獻，來自於《經濟行為和組織期刊》。這些文獻包括對TCE核心觀點的50個統計檢驗，50%都是支持的，遠高於47%的這一總體支持率。其次比較大的文獻來源是兩個管理類期刊：SMJ和AMJ，每個期刊都各有六篇文獻。這些文獻的對這一理論的支持都較低，分別占到了38%和35%，然而，市場營銷期刊，例如JM，JMR和JAMS的文獻的支持率都高於平均值。表7將結果進一步分為兩個部分：來自於在最終的樣本中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文獻的期刊和只提供了一個文獻的期刊。這兩組的支持水平是非常一致的，這表明我們的綜合結果對於每個期刊上的文獻的數量並不敏感。
表8顯示的是按照發表年度的對結果的分布，對年度的檢驗在我們樣本的統計檢驗中占據了最高的份額，2000年有29%，1998年有39%，1994年有51%。總之，在20年的時間裏，對這一理論的支持水平沒有明顯的趨勢。因此，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理論越來越具有影響力，但是卻沒有集中性的實證研究可以表明對於這一理論的基本關系的認可的增多。
討論和結論
我們試圖為TCE實證現狀的長期討論提供一些實質性證據。首先，除方法論之外，我們總體的發現與以往的評論有很大的不同。雖然Shelanski 和Klein推斷出實證文獻與TCE的預測非常一致（在Mahoney，1992中同樣可以看到），我們發現總體上支持度有47%，我們發現這令人驚訝，尤其是鑒於我們保守的抽樣方法（例如，只挑出那些與TCE有明顯和直接關系的並且在期刊上已經發表的文獻）。我們期望有一個突出的跨領域的理論可以進行清晰的支持。但是也許我們的驚訝是毫無根據的。雖然將我們的結果與那些傳統的敘述性的文獻進行比較是較為困難的，一個對近期的管理學研究中定量評價的粗略回顧表明在戰略中的一些傑出的理論並沒有表現很好：Campbell-Hunt（2000）發現在通用策略和績效的選擇上缺乏統計上的顯著效應，Dalton et. al.（1998）發現董事會的組成和董事會的領導對績效幾乎沒有影響，而且Ketchen et al.（1997）發現在績效變量中只有8成可以用組織結構來解釋。當然，基於探索的性質，我們的研究本身並沒有對TCE提出最終的定論。然而，同時，我們的研究結果使我們從毫無保留地同意這個理論是一個“實證上成功的故事”（Williamson,1996:55）。
其次，我們發現對這一理論的預測中有明顯的變化。作為一個自變量，資產專用性表現最好。在進行制造或購買的選擇（58%）的預測時，這一結構非常成功，而且尤其擅長預測買賣雙方的一體化程度。與不確定性有關的結果缺乏說服力：在不確定性和治理形式亦或者交易水平之間似乎不具備一種清晰的關系（在所有的案例中，對這些關系的支持度低於50%）。實際上，基於有同樣的證據表明不確定性的證明會導致結果與理論的預測完全相反（例如，導致低集成度的治理形式）。但是這些結果也必須用謹慎來解釋：TCE預測只有當資產專用性到達一個比較高的程度時，不確定性才會對治理形式產生影響。盡管在我們研究的所有情況看來，幾乎沒有將其明確的納入考慮之內的。在對資產專用性和不確定性的交互效應的所做的研究結果是非常復雜的，支持度在50%的範圍之內。
第三，盡管我們使用的是一個相對而言包括了63篇文獻和308個檢驗的樣本，但我們發現一些比較重要的TCE關系沒有得到任何實證方面的關註。然而，資產專用性和不確定性已經得到了大量的檢驗，而其他重要的TCE變量，例如交易頻率和績效卻沒有。更值得註目的是，對於與治理形式績效有關的TCE假設也幾乎沒有得到關註和支持。例如，我們找不到任何當資產專用性和不確定性很高時，層級制的表現是否會優於市場模式的檢驗，或者正好與之相反，當兩個屬性都同時較低時，市場模式的績效是否會更好。因此，雖然有證據表明資產專用性使得層級制的選擇多於市場模式，但我們對於這個選擇是否有效卻仍缺少證據。鑒於治理形式績效在TCE中處於核心的位置，我們發現缺少實證性的關註是極為令人困擾的。此外，正如在表3中可以看到的，在實證性記錄中有空白的存在。例如，在63篇文獻中，我們找不到關於資產專用性和不確定性的交互作用是如何影響層級制-混合制或者混合制-市場模式之間的選擇的。即使對於單獨的資產專用性而言，對於這些選擇問題的實證性的支持也比層級-市場模式二分法之間的選擇的支持更為薄弱。我們相信這反映了學者通過對與其他關系相比來說不成比例的聚焦於一些關系的對一些經典理論進行選擇性的采用。在這一點上呈現出來對原始文獻的一種“不平衡的畫面”（Mizruchi and Fein，1999:680）。在這裏必須強調的是這並不是對於任何個別文獻的一種批判性的評論，而是對於TCE作為一個整體而進行實證研究的文獻的缺乏這一現狀表達出的關心。缺乏對於TCE核心假設的更多的關註和支持，TCE將會在其實證基礎上遭受到更多的懷疑。
第四，在其核心結構操作和對核心關系的解釋方面，我們發現了大量的差異和爭論。這在所有挑選的文獻中基本上都比較突出，甚至包括那些我們已經排除在外的。首先，正如表4，表5和表6所標明的，對於核心結構如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的測量方面，有很大的不同。雖然在測量方面也有一些分類，但這些變兩個就像似一些比較大的帳篷，大量的交易特征都被歸入其中。雖然這也許考慮到了理論的靈活運用，但也同樣揭示出在其操作上缺乏共識和在其實證基礎方面可以對這一混亂的局面做出貢獻（例如其支持水平高度依賴於其結構的運作）。第二，共識的缺乏在那些最後從我們的回顧中排除出的文獻中尤為明顯。即使在經過了對個關鍵詞篩選的應用和對保留下來的文獻的摘要進行閱讀之後，大多數的文獻（表1中所呈現的在ABI的111篇文獻中的58篇和EconLit的43篇文獻中的22篇）在核心理論的細節方面都有一些不相關。這些研究中的很多都聲稱是對TCE的檢驗而且因此從我們的篩選中保留了下來，然而對他們的進一步檢驗證明是對這一理論的偏離或者誤用。因此，當實際上某些遠離這一理論的核心的東西正在被解決時，TCE經常被運用當其他領域的研究中。因此，也證實因為這一可塑性使得這一理論贏得了如今的地位，也使得沒有因為對其共識的缺乏而阻礙了這一理論的傳播。在很多我們閱讀的在經濟和管理領域之外的論文中，作者（非專家）宣稱使用了TCE，但是並沒有對其中的特定的因果關系和核心結構的運行給予充分的關註(e,g,,Dansky, Milliron, and Gamm, 1996)。因此，柔韌性使得這一情況有兩面性：這使得這一理論得以迅速傳播，但是又導致了比較不精確的應用。在我們看來，對於核心結構和關系的共識將會使得這一理論向前更加一致的推薦並且在跨領域時更具有說服力，盡管也許會更慢。
盡管我們盡量在篩選和分析研究中應用更為準確和可復制性的標準，但是在我們的方法中仍有一些局限，首先，我們的資料庫，ABI/Inform和EeonLit沒有包含所有相關文獻，盡管，我們認為通過對這兩個工具的一起使用，可以使得我們建立起一個對所有的TCE文獻具有代表性的樣本，而不是僅僅局限與經濟學領域中。其次，我們的關鍵詞搜索所需的幾種選擇，就像一個綜述。然而，這些選擇已經被制定的很明確，而且可以接受復制和批評。第三，由於所用文獻的廣泛分布和數據的特性，我們避開了更加復雜的元分析過程。最後，由於我們沒有試圖去全面收集TCE替代理論的數據，因此我們不能做出TCE理論與其替代理論孰優孰劣的結論。此外，我們也不能將在其他領域中對TCE可能產生影響的研究納入結果之內。為解決這一問題，未來的研究可以聚焦於單一的實證現象，例如合資公司或者向國外市場的拓展，然後與成功做出競爭預測的多個理論進行比較。這將明確地考慮到TCE與其他視角的比較。然而，盡管有這些缺點和不足，我們認為我們的結果仍是有益的，可以為今後更加細致的研究提供一個起點。總之，雖然我們的方法涉及到幾種選擇和限制,但我們的研究並允許復制、擴展和差異-在先前的TCE研究中並不存在的特征。
科斯（1992:79）在其諾貝爾獎演講中，適時地提出在TCE中“毫無疑問，需要大量的實證研究。然而，一個簡單的對於更多的實證研究的請求是不充足的，因為很有可能會大規模的復制相同的混亂的結果。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們提供五個相關策略以從事TCE的實證研究。因此，就實質性而言，我們建議在TCE的核心命題上，未來的實證研究應該具有堅實的基礎。這裏的問題是雙重的:第一，一些關鍵命題（例如，有關不確定性)的松散解釋，和第二，一些關鍵的變量受到很少的檢驗(例如，性能)。填寫表2和表3的空白區域，將由助於這一理論。這並不是反對拓展，而是為這些拓展提供更加堅實的基礎。
其次，在解決操作性和測量問題上應該給予更多的關註，正如在表4，表5和表6中所顯示出的，有大量的，也許是大量的對於核心結構的測量。在對其效度和信度的關心之外，我們註意在測量方法之間的一致性方面並沒有任何的衡量。就目前而言，正如我們發現的，資產專用性和不確定性尚未有可供分享的專屬的解釋，這意味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見解。這並不是說這些結構不適應於更廣範圍內的現象，而是對於在特殊環境中對這些結構的涵義進行界定。為使得這一理論向前推進，我們認為對這些定義以及其核心結構的相關的更高水平的共識是更加可取的，也許這些表中給出的結果將有助於這一共識。
第三，必須避免重要的方法論上的缺陷。首先，檢驗治理形式對性能的影響是有問題的，因為他們可能遭受自由挑選的問題。即未被觀察到的變量會影響組織的選擇和性能，因此存在潛在的偏估計(Masten，1996)。盡管在我們樣本的研究中，一些對於問題的控制是明確的。(例如，Poppo and Zenger, 1998)，但另一些卻不是 (例如，Grover, Cheon，和Teng, 1996)。正如我們所建議的，如果未來的研究越來越關註TCE對績效的影響，那麼研究者意識到這一缺陷並且采取導致他們的方法將是很重要的( Poppo and Zenger, 1998; Silverman etal..,1997; and Bigelow, 2002a)。同樣的，對於資產專用性和治理形式之間關系檢驗中的絕大多數是對最大型的幸存的企業的檢驗，換言之，他們遇到了幸存者偏見。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方法是通過生態方法。例如，Bigelow (2002b) 測試相同的事務在整個人口在多個時期的觀察,從而阻礙任何幸存者偏見。
第四，理論本身可以通過制定的“條件範圍”進行精煉(Schoonhoven, 1981;Walker and Cohen, 1985)。鑒於TCE目前所得到的混合的支持，重要的是要了解在什麼條件下這一理論會起到作用和什麼條件下這一理論會失效。雖然我們並未特別對“非TCE”變量進行編碼，但我們的數據庫包括範圍條件和控制變量的一些樣本：Artz和Brush（2000）發現關系準則會緩和資產專用性和談判成本之間的關系，Coles和Hesterly (1998a)發現在公立和私立醫院之間有不同的結果，Buvik和John (2000)發現信任可以降低交換的交易成本，而且三個研究(Gulati, 1995; Zaheer and Venkatraman, 1995; Oxley, 1997)發現交易雙方之間的信任導致更大的集成超過交易成本因素。專註於這樣的背景變量將辯論從“成功與否”轉變為“在特定情況下的成功”之一。
最後，我們註意,經驗主義者並沒有采取充分利用TCE中縱向工作的可能性。TCE不僅可以應用在上下文,它也可以在跨越時間中應用。換句話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只要對於不同的治理形式的組織交易的不同的成本都可以被測量，TCE的核心就可以被應用。例如，當可以降低目前市場上交易成本的技術出現時，它就是有可能的。根據TCE，這只會簡單的改變與層級制相比的治理形式的相對優勢，而且會以在治理形式中更加頻繁的選擇為結果。TCE適合於處理，這是一個實證性的問題，然而在我們樣本的63篇文獻中，卻沒有發現任何基於此的考慮。事實上，絕大多數的文獻在我們的數據集是基於橫斷面調查，沒有衡量外部條件的變化如何影響相關的交易成本與治理形式。除了解決上面所討論的一些方法性問題，我們覺得縱向工作沿著這些思路能夠銳化這一核心理論。
最後，我們註意到許多經典文獻被頻繁使用，然而我們幾乎沒有督導。正如Latour（1967:40）提醒的：“一個文獻被其他人引用可能是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而且以一種遠離與它本身興趣的方式。” 我們的分析表明，適用於TCE類似的情況。TCE在作為類比的幾乎和洞悉的根源時會更加合適。而且，它經常被松散的解釋和作為一個隱喻來使用，這並不偶然性的，或者可以把這作為一個儀式性的標誌。畢竟，這可能是一個積極的發展，可以反映突出的一般理論。然而,從為了我們走得更遠的視角出發，我們發現是站不住腳的，沒有堅實的實證基礎,沒有出現為了管理和組織研究TCE本身或作為一個整體的聲音。也許這是時候去進行仔細的觀察了，這也是我們希望為之而做出努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