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4日，由青年導演郭柯編導的中國首部獲得公映許可的“慰安婦”題材紀錄電影《二十二》全國公映。《二十二》以300萬元的小制作，在20天裏，實現35%的上座率，600萬觀眾，1.7億元的票房，引發的討論成為一個現象級的文化事件。
《二十二》海報
很多人沒想到，在時隔23個月後，《二十二》會因為“討錢”二字重回公眾視野。7月7日，一份以“ ‘慰安婦’受害者部分子女”署名的聲明《我們想要一個公道》在網上引起熱議。
7月7日，一份以“ ‘慰安婦’受害者部分子女”署名的聲明《我們想要一個公道》在網上引起熱議
1.7億元的票房惹的禍？
在《我們想要一個公道》中，“慰安婦”受害者部分子女將矛頭直指郭柯：“大部分老人已經去世了，沒有直接在電影《二十二》裏上鏡頭，但是你拍攝的是‘慰安婦’題材的電影。沒有這個題材哪裏有你的電影。主要的是你的電影賺錢了，有這個必要給受害者和家屬這個錢。”
據《紅星新聞》報道，郭柯回應，要錢的人並未在《二十二》內出現，“我拍攝時，這些老人已去世，我也沒見過他們的家屬。去年，他們不斷給我打電話，想方設法要錢。我只負責我拍到的、在影片中出現的老人或他們的家屬，他們曾給予我配合”。
郭柯還表示，未在影片內出現的受害者或家屬可通過合理途徑申請救助資金，比如向上海師範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提出書面申請。“未在影片中出現的人，未給予我配合的人，於情於理，我也不該給他們錢。”
郭柯微博
回到《二十二》，這部創下了中國紀錄片電影最高收益記錄的片子在拍攝完成兩年時因資金緊缺無法排片上線，才有了通過眾籌集資的想法。據導演郭柯，當時劇組對完成眾籌已經不抱太大希望。但《一座慰安所的去與留》讓公眾知道了劇組的資金困難，3天之內便超額完成了100萬元的眾籌目標，這才有了《二十二》的公映。
7月13日，《二十二》歷史顧問、眾籌發起人，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向澎湃新聞記者證實：“有媒體報道時甚至用了 ‘討薪’這樣的字眼。我個人認為非常不恰當。什麼是討薪？過年前農民工拿不到一年辛苦錢，這才集體討薪，因為他們受雇於企業。但郭柯欠受害者家屬什麼薪水？郭柯說一些家屬令他寒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實錢的事也不是從7月才開始的，從1.71億票房就開始了。”
蘇智良還透露，早在2018年1月就有家屬因為錢的問題找到郭柯。“為了要到錢，他們甚至還去找日本人來交涉。”
票房分成與眾籌捐款去了哪裏？
公開資料顯示，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下文簡稱“研究中心”）成立於1999年，是中國大陸第一個研究日軍“慰安婦”問題的學術機構。在20多年的研究調查過程中，研究中心收集保存了來自中國大陸22個省市“慰安婦”幸存者的口述、照片、實物證據等相關資料，也為電影《二十二》的拍攝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參考。
2018年10月8日，紀錄片《二十二》官方微博發出捐款公示。公示顯示，票房分成379萬，張歆藝資助的100萬，導演郭柯400萬，社會愛心人士眾籌等方式的105萬，最終合計10086003.95元捐給了上海師範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並在基金會內設立“慰安婦研究與援助”項目專項基金（下文簡稱“專項基金”）。
“基金會實際收到現金8786749.35元。因為2018年新春探訪行團隊探望幸存老人時已使用1299254.6元，其中包括了《二十二》支付出鏡老人的費用。”蘇智良說，“有些網友詢問郭柯，說你為啥把錢捐給上海師範大學？我想郭柯的理由主要有兩條，一是，我們中心一直做這方面的調查和援助。第二，我們也是《二十二》的合作方。”
紀錄片《二十二》的捐款公示
7月11日，研究中心發出“向24位日軍‘慰安婦’制度原告受害者發放致敬慰問金”的工作說明。說明稱，2018年年末，為紀念中國山西省16位、海南省8位曾起訴日本政府的已故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研究中心向專項基金提起倡議，給予24位已故原告受害老人象征性的致敬慰問金。
出於對所有在1995年至2001年間24位原告老人有力推動了日軍“慰安婦”問題的國際關註與研究的寶貴貢獻之敬意，專項基金擬向每位已故原告老人奉予每人貳萬元人民幣致敬慰問金。5月12日起，由研究中心商派誌願者赴山西、海南與已故原告老人家屬落實慰問金函件說明與文書簽署工作。
“所有的相關法律授權文書簽署及核查工作經一個多月時間已全部完成。但簽署後還有很多財務問題。現在我們中心的研究生和上師大財務處、基金會三方都在做這個事。但流程沒有那麼簡單。”蘇智良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比如山西有些原告家屬使用信用社和其他銀行的賬號，農業銀行打過去需要流程。慰問金發放是肯定的，但具體什麼時候發放還要看財務進度。”
“5月就已經簽署好了，期間我們與家屬保持著各種聯系，但還是有家屬等不及，一直在催，所以7月7日那篇聲明出來我很感慨。一些家屬來電話的時候，無論是對我還是對郭柯，都說過 ‘我們一定要你們給錢。如果你們不給，我們將組團起訴。’”
蘇智良還透露，目前還有個別不是24位原告老人的家屬也提出“我們要錢”。“但我們真的沒有能力再擴大了。研究中心做過認證的全國大概有260位 ‘慰安婦’幸存者，分布從黑龍江到海南。其中很多老人十幾年前去世了，沒有任何聯系方法。何況研究中心的本職工作就是做研究。90年代調查時我們感覺到老人生活很困難，2000年有海外華人表示可以提供資金，我們才開始做援助。”
研究中心的工作說明特別提及：“鑒於該致敬慰問金的性質不同於日本政府對受害者的賠償或補償，也不同於本國政府機構或其他團體對受害者的經濟援助，所有與慰問金領款人即已故原告老人遺屬代表的授權以及慰問金發放後的後續家屬事宜，研究中心與專項基金概不過問、不參與。”
並不是所有受害者老人家屬都一樣
7月13日，研究中心還公布了《2019年度1-6月申用上海師範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慰安婦研究與援助”項目專項基金情況》。
“慰安婦研究與援助”項目專項基金項目明細賬。圖片來源：上海師範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上海師範大學財務處
其中說明：自2018年10月8日，所有善款共計8786749.35元全部到賬，專項基金隨即啟動。至2018年12月31日止，二個月內共使用43281.72元，全部用於專項基金最基本的兩項工作：對“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老人的援助和“慰安婦”歷史問題的調查研究。
而從2019年1月1日至6月30日，專項基金共計使用505895.84元，其中受害老人生活援助、醫療援助、已故老人喪葬費用等對“慰安婦”受害者的援助支出352389元，約占經費使用總額69.7%。其余明細在研究中心的公號裏皆有公示。
根據5月27日《關於發放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生活費等的說明》，研究中心和專項基金的援助標準為三項：1、受害幸存者每年生活費援助1萬元；2、受害幸存者看病、手術、住院的醫療費實報實銷；3、受害幸存者若逝世，給付喪葬費2000元。
根據5月27日《關於發放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生活費等的說明》，研究中心和專項基金的援助標準為三項
“有人說給老人的錢，應該越多越好。但我們認為不是這樣。錢給了很多，有多少是給到老人用的？一位盂縣受害老人在活著的時候曾悄悄和我們說，你們不要寄錢來，寄錢來我收不到。言下之意，就是兒女自行使用了。”
“考慮到這些情況，我們給老人一年的生活援助定在1萬元，但凡老人的住院醫療都實報實銷。”蘇智良說，“這麼多年，還有些家屬寄來假發票的，財務一看就知道是不是醫院開的。”
即便如此，蘇智良依然想強調：並不是所有受害者老人家屬都一樣。
“應該說，全國絕大部分受害者的家屬，都是抱著支持自己的母親討還清白、要個公道的態度，並不在乎錢的多少。他們是深明大義的。”
他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比如山西萬愛花老人（24位已故原告受害老人之一）的家屬李拉弟和黃娥，對“錢的問題”就很豁達。
“我們相識了二十多年，如今老人不在了，我們之間仍保持著親密的聯系。2016年以來，萬愛花的外孫女黃娥一直代她的母親李拉弟，在教師節、中秋節、元宵節、春節發微信問候。今年初，知道我夫人陳麗菲教授身體不好以後，拉弟專門寄了山西的特產，小米、紅棗、核桃，一大紙箱。 我們也於6月給拉弟寄了新茶和粽子去。黃娥來信告訴陳教授，說她母親高興得掉眼淚了。”
蘇智良感慨萬分：“在山西盂縣發生討錢的事後，她們生怕我們不愉快，特來電話提醒我們。還說，能結識你們這些有學識的愛國者，就是最大的榮幸和收獲。海南的受害者家屬也沒有一個問我們要錢，而且他們非常溫和有禮，我們非常感動。”
2019年5月18日，研究中心誌願者赴山西盂縣為盂縣已故原告老人家屬舉行專門會議，落實協議條款、法律文函內容說明以及簽署工作。圖片來源：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
在蘇智良看來，《二十二》的上映本身就是公眾支持和參與的結果，也是中國民眾關於日軍“慰安婦”歷史的一次啟蒙。“這再一次表達了中國人不忘戰爭傷痛、堅決銘記歷史的態度。”
他說：“一個社會有多種聲音的存在是正常的。受害者子女遺屬討錢，從根本上看，是戰爭的深創巨痛撕開的巨大裂口，到現在還沒有愈合，還在流血。有些後代違背了母親們當年毅然站出來的初衷，但是他們的一腔怨恨因為加害者的逍遙法外，以及傳統社會對女性的貞操觀給他們帶來的壓力，無處可泄，扭曲發展，也應該以同情心去理解。作為同胞，只能以慈悲心去化解，去安撫，去引導。所以今日更應牢記戰爭對人類戕害的罪惡，呼喚和平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