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不僅是商貿之路、外交之路，更是人文交流之路、思想交融之路。沒有“一帶一路”，中華文明將黯然失色，世界文明將索然無味。對中華文化影響至深的佛教就是循此路徑傳入中土的。
佛教創立於公元前6至公元前5世紀的古印度，是迦毗羅衛城（今尼泊爾王國境內）凈飯王的太子喬達摩·悉達多（即釋迦牟尼）創立的。佛教堅信苦、集、滅、道“四諦”教義。“諦”是真理的意思。佛教認為，現實世界是一個痛苦的過程，要嚴格恪守“四諦”，才能最終擺脫痛苦。
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期（公元前265——公元前236年），阿育王統一南亞次大陸，大力弘揚佛法。此後印度佛教走出國門，向世界傳播。約在公元前2世紀，佛教傳入大夏，張騫出使西域時曾經在大夏滯留一年之久，對佛教已有所聞。漢武帝開辟西域交通孔道後，西域各國與中原內地的政治往來和文化經濟交流始終十分頻繁。《魏略·西戎傳》記載：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使伊存《浮屠經》”，這是目前所知的佛教東來的最早記載。但是，這是一例孤證材料，真實性要打折扣，說明西漢末期，尚未有信奉佛教的人。
《後漢書》記載了一個“傳說”，漢明帝作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夢，他夢見一個身材高大的金人頭上頂著白光，在皇宮的殿庭裏飛來飛去。第二天立即召集大臣來解夢。有大臣向明帝上奏說：“臣聽說西方有神，他的名字叫佛，就像陛下夢見的樣子。”明帝聽後非常高興。對於漢明帝的這一不同凡響的“夢”，早於《後漢書》問世的《後漢紀》也有記載，甚至更為詳細，說“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群生。”佛經有“數千萬”，“無所不統。”
白馬寺
王浮《老子化胡經》、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慧皎《高僧傳》以及《隋書·經籍誌》典籍記載說：漢明帝夢佛發生在永平七年（64年）的某個夜晚，為漢明帝解夢的是博學多才的大臣傅毅，而被派往西域尋佛的是中郎將蔡愔、秦景、汪遵等一行十八人。蔡、秦等人西行到了大月氏，遇到印度高僧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他們邀請二位高僧前往中土，二僧欣然應允。於是一行人以白馬馱佛經、佛像於永平十年（67年）返回洛陽。漢明帝先讓二僧暫住鴻臚寺，同時擇地建廟，第二年，寺廟建成，這就是洛陽城內的白馬寺。兩位高僧住在白馬寺譯出了佛經，這佛經就是《四十二章經》，通常被民眾認為是中國最早的佛經。
《太玄經》【漢】揚雄 撰
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
夢，人人皆有，但帝王抑或名士的夢，就往往不是一個普通的夢，漢武帝的母親王娡因“夢日入懷”而生了“雄才大略”的武帝，漢景帝因夢高祖劉邦“托夢”而給漢武帝取名為“彘”，揚雄因夢鳳凰而作《太玄》，董仲舒因夢蛟龍入懷而作《春秋繁露》，司馬相如因夢一黃衣翁而作《大人賦》，漢明帝因夢而迎“佛”，隋煬帝因“夢江南好”而開鑿運河……夢往往是一個人日思夜想的曲折反映，是對某件執念太深的潛意識表達。從某種角度看，漢明帝的夢並非全然荒誕不經。
對於漢明帝求法，很多人有質疑，特別是《老子化胡經》中有諸多史實記載錯誤，顯然是偽書，它的出現，正揭櫫了佛道之爭的極端化、公開化。但是《後漢書》忝列“前四史”之中，其作者範曄史才史德絕非浪得虛名，其史料采擇絕非空穴來風；《後漢紀》早於《後漢書》，其作者袁宏文章絕美，倚馬千言，堪稱一代史學大家；《隋書》是公認的“二十五史”中水平較高的一部史書官修史書，參與修撰者均為飽學之士，特別是《經籍誌》敘述了自漢至隋凡六百年我國書籍之存亡、學術之演變，是繼《漢書·藝文誌》之後對我國古代書籍和學術史的第二次總結。這些史籍記載絕不是什麼郢書燕說，自然不能輕易否定。
漢明帝時代，印度佛教進一步向中國傳播，並得到了當朝天子和大臣的認可，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和規模。如漢明帝最為親愛的楚王劉英就是一位虔誠的佛教信徒，史書明確記載“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浮屠，也就是佛陀，簡稱為佛。永平八年（65年），漢明帝曾經頒布詔書，讓天下死刑犯可用向朝廷繳納縑的方法來贖死罪。詔令一出，別人的反應不知道，但是劉英的反應卻有點過度了，他派出中郎令帶上上好的黃縑白紈三十匹來到洛陽，為劉英的“過惡累積”贖罪。劉英是明帝“特親愛”的兄弟，這下可難住了國相，立即向明帝稟報，明帝對這位弟弟恩寵有加，再下一道詔書，對楚王信奉佛教的行為予以表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同時把這道詔書頒布各諸侯國，好讓他們深刻領會精神。這裏的“伊蒲塞、桑門”就是男女佛教徒。從此之後，劉英有了皇帝哥哥支持的詔書，便“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為符瑞。”更加癡迷地開始信佛禮佛和弘道了。東漢“明章之治”時代的大科學家和大文學家張衡《西京賦》就有“展季桑門，誰能不營”的詞句。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篤信浮屠、口誦黃老的楚王劉英竟然利用傳道弘法之際，招聚奸猾，造作圖讖，意在謀逆，觸碰了皇帝哥哥的逆鱗底線，被朝廷追查，自殺而亡。看來，劉英篤信佛教也不是真信。
更不可思議地是，漢明帝之後百余年間，佛教似乎陷入沈寂狀態，沒有多大發展。直到東漢末年，由於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佛教成為一種精神的“慰籍”，在勞動人民中逐漸傳開。
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年），一心向佛的安息王子安世高沿絲綢之路來到洛陽，“宣譯眾經，改梵為漢”，二十余年，共翻譯出三十五部佛經，四十一卷，是東漢時期最成功的佛典翻譯家。漢桓帝末年（167年），月氏人支婁迦讖來到洛陽，他先後翻譯佛經三部，十四卷。佛經的翻譯和宣講，為佛教的廣為傳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三國誌》記載東漢末年，佛教盛行的情景：
笮融者，丹楊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余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裏，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
佛教怎樣傳入中原內地，是穿越流沙，從西邊傳來；還是乘著海風，翻山越嶺，從南邊傳入內地？這始終是有爭議的歷史謎案。事實上，佛教既有從西邊陸路傳入的記載，也有從南邊海路傳入的佐證，二者並行不悖，同時進行。
佛教傳入中原之後，對中原的社會生活和文學藝術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也引起封建王朝統治思想和宗教本身的巨大變化，譬如佛、道尊卑高下之爭和儒、釋、道三教合流融攝等，中國的思想文化因此變得更加生動而精彩。
（作者：張小鋒，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