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讓是個刺客。
《史記》寫了五大刺客。分別是，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
這幾個人，都是春秋戰國時候的人。
豫讓的故事，承接之前的《三家分晉》。我們再簡述一下。
豫讓是晉國人，春秋末年晉國國君的力量已經非常衰微，權力掌握在六個家族手中，分別是，範、中行、智、韓、趙、魏。
豫讓姓什麼？姓畢。嚴格來說，他姓姬，畢氏，畢氏發源於周文王的兒子畢公高。晉獻公的時候，畢公高的一個後人叫畢萬的，因為戰功，晉獻公將魏地賜給畢萬，畢萬的後代，以封地為氏，稱魏氏，就是韓趙魏中的魏氏。所以畢姓和魏姓源出一家。
雖然豫讓與魏家有八竿子打的著的親緣關系，但是他卻沒有投奔魏氏，豫讓最初是範氏家臣，後又給中行氏做家臣，都是默默無聞。直到他做了智伯的家臣以後，才受到重用，而且主臣之間關系很密切，智伯對他很尊重。
公元前493年的時候，韓、趙、魏聯合智家把範家和中行家給滅掉了。公元前453年，韓、趙、魏又聯合起來把智家給滅掉了。
趙襄子把智伯殺了以後，他把智伯的的腦袋做成了喝酒的容器。
豫讓覺得智伯對他有知遇之恩，士為知己者死，就決定為智伯報仇，刺殺趙襄子。
刺殺進行了兩次。
第一次他裝扮成一個服苦役的犯人，到趙襄子家為趙襄子修廁所，趙襄子非常警覺，上廁所發現豫讓這個人有問題，就馬上把他抓起來，知道事情原委後，趙襄子放走了豫讓。
因為身份暴露，第二次呢，豫讓就把自己全身塗上生漆，生漆會燒毀皮膚，而且吞下炭火，把自己喉嚨燒壞，看容貌、聽聲音都沒法認出是以前的豫讓。裝扮好之後，豫讓隱藏在趙襄子經過的一個橋下，但是還是被趙襄子發現了。
這次趙襄子沒法再放過豫讓了，豫讓說，我雖然不能殺了你，但你能不能把你的衣服脫下來讓我刺幾下，就當是我報仇了，死也瞑目。趙襄子就把自己衣服脫下來，讓豫讓刺了三下，刺完後，豫讓就自殺了。
這是個報仇沒有成功的故事。
貳豫讓的人生，不算成功，換了好幾個工作，領導不待見，唯一一個重視他的領導，還死了。報仇不但沒有成功，還把自己搞的家破人亡。
可是司馬遷，給他寫傳，青史留名，八百余字。多少人，一輩子鞠躬盡瘁，史書上連個名字都沒有位置，而豫讓，何德何能讓太史公給他寫了八百字？
太史公是有自己的價值觀的，太史公的價值觀頗有古意，寫《史記》，是要成就自己的一家之言，是要貫穿自己的價值觀。
刺客，代表的是先秦的精神。是秦漢變革，乃至唐宋變革之後，我們不太理解的精神。
這得要從“士”這個階層的興起說起。
商周的社會，分為貴族、平民、奴隸。貴族的最底層，稱為士。貴族都是接受國家公共教育的，士也不例外。
原本，士作為貴族階層的底部，是不太重要的，是幹部補充隊伍。然而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情況發生了變化。
禮崩樂壞。
禮崩樂壞意味著以前的貴族，有的淪落了，沒有了公職，只勉強保持著貴族的身份，這是士。
官學衰落，以孔子為代表的私人教育的興起，打破了貴族的知識壟斷，有些平民也學習到了知識或者某種技能，渴望社會階層的上升，這也是士。
禮崩樂壞還意味著各個諸侯國之間的戰爭升級，以戰爭為驅動，諸侯國的管理方式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和調整。在這場變革裏，人才就分外重要，所以諸侯王都很禮遇人才，都希望在天下廣攬人才。
與這個時出現的這個龐大的，可以在各諸侯國之間流動的士階層，風雲際會。
這些士人，不是憑借家族血緣來獲得生存和發展，而是通過自己的學識與能力，得到統治階層的重視和禮遇。
或者可以這麼理解，以前禮樂制度運轉良好的時候，工作都是世襲的，後來呢，貴族也越來越不像樣子，那麼大家都來學知識，學文化，學好了，到國際人才市場上找工作。
大家可能奇怪，豫讓有什麼才能？為何智伯要禮遇他？從他報仇的事情看，實在不算很機智的人。
戰國這個時代，養士之風很盛行。孟嘗君門客三千，就是代表。三千人，雖然都叫“士”當然不都是精英，種類很雜，大概分為幾類。
有一類是學士，諸如儒家、墨家、道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等專門家，他們可以著書立說、可以議論政事；
有一類是策士，即所謂縱橫家，長於政論，憑借口舌辯詞馳騁諸侯，獵取富貴；
還有一類是方士或術士，其中有為天文、歷算、地理、醫藥、農業、技藝等學科之專門家，有自己特殊的技藝。
還有一類是占蔔、占夢、房中術等騙取衣食之食客。最後一類，數量大、流品雜，多為雞鳴狗盜之徒，任俠之刺客、作奸犯科的壞人、屠夫賭棍、市井無賴。都算。
豫讓算哪一類？最後一類。
戰國養士，有類於黑社會養嘍啰。關鍵時刻要打架，孟嘗君的門客，大部分都是能打架的武士。
按照春秋戰國時候的標準，街頭能打架的無業遊民，算士；擺攤算命解夢的，算士；敢為別人殺人的，算士。
先秦時代，能勇敢地打架，是很值得贊頌的品質；能做到為知己者死，是很值得贊頌的品質；能報答恩情，信守承諾，是很值得贊頌的品質。
而是非對錯，沒有後來那麼重要。
所以太史公慷慨地寫了八百余字，把豫讓塑造成為主復仇的“義人”，成為“士為知己者死”的文化符號。
叁漢代去先秦未遠，《史記》裏有《刺客列傳》和《遊俠列傳》。《漢書》也有《遊俠傳》，但沒有刺客傳。班固雖然在《漢書》裏寫了遊俠，但是對遊俠的態度卻與司馬遷截然相反，專門針對司馬遷對遊俠的態度，進行了批評。
到了《後漢書》，不僅沒有刺客傳，也沒有《遊俠傳》，也就是說在中國傳統正史中，從《後漢書》以後的正史裏，就沒有刺客和遊俠的傳記了。
社會變革了，思想、意識、價值，自然都跟著變了。
後世對豫讓的態度，毀譽參半。宋元之後，批評多於稱贊。
方孝孺這篇，是很有代表性的態度。
既然士君子，是要建立功業，侍奉主人。如何建立功業，侍奉主人？關鍵是要保住主人的性命以及主人的事業。
你豫讓呢？跟段規、任章、郗疵等人比，你沒有能力規勸智伯，讓他防患於未然，出了事也不能幫助人免於災禍。
只能在主人身死國滅之後才去獻身自殺，你這是沽名釣譽！
你，配當士人嗎？
方孝孺勉強認為豫讓算是忠。但是，什麼是忠誠？
豫讓的看法是，你對我好，我就對你好，君仁才能臣義，父慈才能子孝。
方孝孺顯然不認同，臣子對君王，要從一而終，不能換主人，不能挑主人，你豫讓既然已經跟隨了範氏，就不該一而再再而三地改換門庭。無論君王對你如何，你都要盡心盡力盡忠盡誠。
這個觀念差別的背後，就是先秦與明清時代的不同。
豫讓的國士論，可以看做是戰國時期“士”階層精神的一種反映。“士”與“君”的關系，是一種基於平等互利的交換關系。
在那個時代，這種觀點是主流。
比如孟子跟齊宣王說：“君主把臣下看成為自己的手腳，那臣下就會把君主看成為自己的腹心；君主把臣下看成為狗馬，那臣下就會把君主看成為一般人；君主把臣下看成為泥土草芥，那臣下就會把君主看成為仇敵。”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孟子•離婁篇下》）
這是在封建時代，各個諸侯國競爭，誰也不能形成統一的力量的時候，思想比較自由，人才的地位，也比較高，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國君的力量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
而後中國社會變為中央集權社會，君王的力量大大增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對於人才來說，這裏工作的不爽，也無處去跳槽。
所以呢，“君”與“臣”的關系，就變為無條件的從一而終和無條件的順從。明清人士往往將其類比於夫婦和父子，比如明代的沈長卿對豫讓做出下面的議論：
豫讓這個人，算俠義之人，但不明白道啊，所謂士為知己者死，這個是就朋友關系而言，不是君臣關系，就像女為悅己者容，這個是妓女對嫖客，不是用來說夫婦關系，言下之意是夫婦關系是從一而終的忠誠與道德，不需要打扮的漂漂亮亮去吸引對方，君王對臣子也不需要用禮節恩惠來換取臣子的忠誠。
“讓特義俠之流，未聞道也。所雲士為知己者死，就朋友論，非所論於君臣，猶之女為悅己者容，就倚門賤娼論，非所論於夫婦也。”
當年孟嘗君準備往那些在自己失勢之後離開，得勢之後又回到身邊的士人臉上吐唾沫來發泄憤怒，馮諼勸他，說：“一個人富貴時客人多，貧賤時朋友少，這是事物的必然道理。您難道沒有看見趕市集的嗎？天剛亮，側著身子奪門而入；到了天黑，經過市集甩著胳膊一眼也不看。不是喜歡早上討厭晚上，只是因為所希望的東西不在其中了。您失去了相位，客人們都走開了，這是理所當然，用不著怨恨那些士人而枉自斷了以後客人投奔的路。”
“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趨市朝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
先秦時候，大家尚且如此通情達理，到了宋元之後，對臣子道德的調門越唱越高，權力獲得了無與倫比的地位和理由，而臣子的地位，也越來越低了。而豫讓，收到的批評也自然越來越多。
今日學到：1.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可以在各國之間流動的士階層。
2.對豫讓，司馬遷持贊賞的態度，宋元以後，批評者較多，主要原因是當社會轉變為中央集權制度後，對臣子的要求越來越嚴苛。君王和臣子不再像先秦那樣基於平等互利的交換關系，而是單方面強調臣子的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