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高丹
1921年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的發掘，標誌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發現並命名了中國第一支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由此拉開仰韶文化研究的百年歷程。經過百年來的不斷探索，仰韶文化的重要地位已被初步揭示，仰韶文化是我國分布範圍最廣的考古學文化，涉及10個省區，延續時間最長達兩千余年，大體可分為初、早、中、晚四個發展階段，在其廣闊的分布區域內可分為不同的“類型”或稱為文化，是一支巨大的文化叢體或文化系統，內涵極其豐富。
同時仰韶文化是我國史前時期影響極為深遠的主幹性文化，是多元一體“重瓣花朵”式史前文化發展格局的“花心”。
10月15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在國家文物局舉辦，來自河南、陜西、山西等省的考古研究院（所）的研究員們介紹了本省仰韶文化考古發現情況，解讀仰韶文化考古成果的價值與意義。
1921年前，安特生鏡頭中的仰韶村
“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現場
“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現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魏興濤：《河南仰韶文化考古新發現與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新進展》
仰韶考古大致可以分為三期。首先是第一階段，20世紀20至40年代，仰韶文化開始發現，文化特征被初步認識和確立。1921-1924年，安特生及其團隊在河南、陜西、青海、甘肅等地調查或發掘了50余處新石器和青銅時代遺址。其中，1921年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的發掘，標誌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發現並命名了中國第一支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由此拉開仰韶文化研究的百年歷程。1926年李濟主持對西陰村遺址的發掘，揭開了中國人獨立開展考古工作的序幕並發現了仰韶文化遺存。1931年安陽後岡遺址的發掘，發現仰韶、龍山、小屯“三疊層”，首次從地層學上證明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商文化之間的先後順序。1945年夏鼐發掘寧定陽窪灣齊家文化墓葬，確認仰韶文化早於齊家文化，糾正了安特生關於甘肅新石器文化的分期和中國文化西來說。
參與仰韶村考古的袁復禮（1893-1987）
20世紀50至80年代，仰韶文化框架基本搭建，主要成就包括類型劃分、分期、分區、社會發展階段及多學科研究等。從50年代中期陜西西安半坡、華縣元君廟、河南陜縣廟底溝、洛陽王灣、山西芮城西王村等遺址相繼發掘。70、80年代，又發掘了陜西臨潼姜寨、渭南史家、河南鄭州大河村、淅川下王崗、濮陽西水坡、甘肅秦安大地灣等遺址。其中半坡遺址的發掘被學界認為是聚落考古的開端。1963年重新認識仰韶村遺存，仰韶文化所處歷史階段最終被確定。
1959年，安誌敏、石興邦提出仰韶文化應劃分為半坡和廟底溝兩個類型，是考古學文化下劃分類型之始。80年代仰韶文化研究在分期、分區和類型劃分、譜系方面取得重要成果，認識到仰韶文化是分布面積約數十萬平方裏、延續達兩千年、可分為多個階段和多個類型的一個考古學文化。
第三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至今，是仰韶文化社會復雜化研究、開始全方位復原歷史和多學科研究更多開展的階段。1991年，班村遺址的發掘，開創了中國田野考古中由多單位聯合、多學科參加的發掘與研究工作的新模式，標誌著考古學科向復原歷史和社會研究的高度發生轉變。同年，以鄧州八裏崗遺址發掘為代表
是大學團隊中真正聚落考古意圖明顯、技術方法明確，清楚該怎麼發掘一個聚落之始。新舊世紀之交，靈寶鑄鼎塬周圍聚落考古研究課題，在區域調查基礎上於2000年開始西坡遺址發掘，取得了以發現仰韶中期由多座特大型房址組成的聚落核心區、墓地為代表的重要成果。
近年來，河南省在“考古中國·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等項目框架下，對靈寶城煙、北陽平、澠池仰韶村、宜陽蘇羊、鄭州雙樹、南陽黃山等重要仰韶文化進行了發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發現。
1、靈寶城煙遺址
城煙遺址位於河南省靈寶市川口鄉城煙村南，現存面積3萬余平方米。2019年和202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其發掘。共發現各時期房址40多座，墓葬80座，甕棺130余座，陶窯30余座，灰坑900余座，灰溝10多條。出土遺物豐富，有陶器、石器、骨器等，主體遺存上屬於仰韶文化早期東莊類型。此外，還發現石雕蠶繭形象、在甕棺葬中發現可能存在的絲綢遺存等。
仰韶早期房址以半地穴式為主，數座帶有墻基的地面式房址面積較大，最大者面積約153平方米，周圍帶有回廊，為迄今發現最早的帶回廊建築。在遺址中北部兩條壕溝之間發現有兩道平行的夯築墻基，這種組合為同時期遺址中首次發現，應為最早的墻、壕並存的防禦體系，可能為早期城址的雛形，對城市起源、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年代為仰韶文化初期即棗園階段的城、壕防禦體系，仰韶早期的回廊式建築、制陶作坊、石雕蠶繭藝術品、可能絲綢遺存等，表明豫西晉西南地區在仰韶早期已有較高的文化和社會發展水平。
靈寶城煙遺址位置圖
2、靈寶北陽平遺址
靈寶北陽平遺址是鑄鼎原遺址群中面積最大的一處仰韶文化聚落遺址，現存面積72萬平方米。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對其進行發掘，在遺址北部發現仰韶文化時期大型房址3座。其中F2保存較好，規模宏大，結構復雜，加工考究。其建築形式為半地穴式，坐東北朝西南，方向207°。平面略呈弧角方形，東西長約14.4米，南北長約14米，含基坑建築面積約185.4平方米。室內深約1.1米，南北長9.5-11.3米，東西長10.9-11.7米，面積約120.34平方米。由房基墊土、墻體、火塘、門道、柱洞、室內居住面等部分組成。該房址內保存大量種類豐富的炭化木構件，有室內中心柱、附壁柱、梁架等，有的類似榫卯結構，為仰韶文化建築遺存所獨有，對於史前房屋建築屋架結構的復原研究等具有重要意義。
澠池仰韶村遺址
2020年8月，為深入挖掘黃河文化內涵，實施開展“考古中國·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項目，仰韶村遺址第四次考古發掘正式啟動。考古發現遺跡較為豐富，有房址、壕溝、墓葬、灰坑葬、窖穴、灰坑、灰溝、道路、柱洞等；出土一大批文化遺物，有陶器、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制品等，所見遺存年代包含仰韶文化早期、中期、晚期以及廟底溝二期文化、龍山文化時期。另外還發現有青灰色“混凝土”地坪、紅褐色塗朱草莖泥墻壁等房屋建築遺存。多學科學多技術研究亦有新發現，如在仰韶晚期和龍山時期人骨土樣樣品中檢測到絲綢殘留信息、在仰韶時期尖底瓶殘留物中發現有谷物發酵酒和曲酒等。
第四次發掘極大豐富和加深了對仰韶村遺址文化內涵、聚落布局、聚落形態發展演變等方面的認識，對探索豫西地區史前社會文明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青灰色“混凝土”地坪、紅褐色塗朱草莖泥墻壁等房屋建築遺存為該遺址首次發現，為研究仰韶村及豫西地區仰韶文化時期房屋建築類別、形制、建造技術等提供新材料。仰韶文化大型人工壕溝的發現，反映出仰韶村遺址防禦設施完備、聚落發展繁盛。同時發掘中收集的各類樣品和標本，為多學科多技術研究工作的開展提供了寶貴材料，將填補仰韶村遺址多學科研究空白。
彩繪陶器，仰韶村遺址首次發現
宜陽蘇羊遺址
2016年10月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開展了伊、洛河流域史前文化調查，發現蘇羊遺址面積較大，延續時間長，內涵豐富，面積約60多萬平方米，文化層堆積最厚達5米左右，以新石器時代堆積為主，包含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王灣三期文化三個時期的遺存。
為深入了解蘇羊遺址的文化內涵、文化堆積、年代以及聚落內壕溝內外遺跡分布情況，並為以後遺址保護工作提供科學依據， 2021年6月開始對該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有廟底溝二期文化的灰坑、房址等，出土了一批帶有屈家嶺文化的陶器，有罐形鼎、盆形鼎、圈足豆等，對建立河洛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考古學文化序列，以及探討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鞏義雙槐樹遺址
2013-2020年，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對雙槐樹遺址本體及其相鄰區域進行系列文物調查勘探與考古發掘工作，確認雙槐樹遺址是一處仰韶文化中晚期面積巨大、遺存豐富的核心聚落。
遺址現存面積達117萬平方米。發現有仰韶文化中晚期階段3重大型環壕、4處共1700余座經過嚴格規劃的公共墓地、大型院落夯土基址、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甕城結構的圍墻、版築的大型夯土地基、夯土祭壇等，另有數量眾多的房址、灰坑、人祭坑及獸骨坑等遺跡。出土了豐富的仰韶文化彩陶等文化遺物，特別重要的是出土了與絲綢起源有重要關聯的最早家蠶牙雕藝術品等。雙槐樹遺址文化遺存可分為五期七段。
大型中心居址和大型建築群初具中國早期宮室建築的特征，為探索三代宮室制度的源頭提供了重要素材，凸顯了雙槐樹大型建築基址的高等級性和源頭性。雙槐樹遺址發現大量的農作物和正在吐絲狀態的牙雕家蠶，連同青臺、汪溝等遺址發現的農業和絲綢實物等，充分證明了5300多年前的中原地區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備的農桑文明形態。以雙槐樹遺址為代表的鄭洛地區這一大型聚落群的發現，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經過數年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可以確定這裏是距今5300年前後的經過精心選址的都邑性聚落遺址，有關專家命名其為“河洛古國”。
南陽黃山遺址
黃山遺址面積約30萬平方米。 2018年5月至2021年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清理出與玉石器制作有關的仰韶文化早期墓葬3座、房址1座，仰韶文化晚期大型“前坊後居木骨泥墻式”玉石器作坊建築4座、工棚式建築2座、窖穴類灰坑7座，屈家嶺文化大型柱列式房址1座、中小型玉石器作坊址與居址13座、活動面多處、灰坑84座、保存較好的大小墓葬105座、祭祀坑2座、甕棺葬89座，石家河文化早期與玉石器生產有關的灰坑3座。出土了數量豐富的制玉石工具、玉石料殘次品、陶器、骨器等遺物，說明黃山遺址是仰韶文化晚期和屈家嶺文化時期大型玉器石器生產“基地”性質的大遺址，仰韶早期和石家河早期也制造玉石器。
黃山遺址考古發現填補了中原和長江中遊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作坊遺存的空白，在南北文化交流碰撞的關鍵地區、距今五千年左右的關鍵時間為研究中華文明形成提供了關鍵材料，具有重大的文物和社會價值。
仰韶文化考古發掘已有百年歷程，而仰韶文化研究亦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近些年的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各地各時期的仰韶文化，曾生發出許多熠熠閃爍的文明因素光芒，有的正在壯大轉化，而有的甚至已經升華成為初步文明，一起構成耀眼的仰韶文化的豐富內涵。其中豫晉陜交界地帶仰韶中期社會復雜化明顯呈現，雙槐樹等遺址的材料則表明仰韶中晚期已經初步進入了文明社會。仰韶文化中孕育了諸多華夏文明的核心基因，有學者指出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區的發生、發展和繁榮壯大的過程也正是華夏民族從“農業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進程。仰韶文化是黃河文化早期重要代表，對其文明化進程進行深入研究是今後仰韶文化發掘研究的重要內容，對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研究具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也是探尋華夏民族起源與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形成的關鍵。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馬明誌：《仰韶源地、肇造華夏——陜西仰韶文化與歷史地位》
今天我的匯報內容主要包括5個部分，包括地理背景和工作歷程、文化內涵與分期、文明要素起源、彩陶的鼎盛及傳播、第一次文化整合的歷史地位等。
第二次文物普查，陜西有新石器時代遺址2242處，其中仰韶文化占據過半。第三次文物普查，陜西新石器遺址數目達到6677處，仰韶文化遺址超過2000處。其中，榆林市共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4446處，工作最細致，發現遺址最多，可見各地區工作的不平衡性非常突出。2016年以來，在國家國家文物局“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研究”項目帶動下，我們開展的區域系統調查建模推演，其結果是，榆林市有新石器時代遺址達到12000——15000處左右，陜西省新石器時代遺址總數大約有25000——30000處，其中仰韶文化遺址達6000——10000座。可見，陜西新石器時代遺址數量巨大。
參與仰韶村考古的安特生在河南
主要工作與主要發現：
1923年春，瑞典著名地質學家安特生為探尋他所設想的仰韶文化“西來說”的線索，在前往甘青地區考察途中對西安東郊十裏鋪的一處遺址進行了調查，並認定該遺址屬於仰韶文化。這是陜西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首次被認定文化性質和年代。
此後，陸續開展了渭水流域和漢水流域仰韶文化遺址的大規模發掘，主要包括西安半坡、臨潼姜寨、寶雞北首嶺、扶風案板、隴縣原子頭、華縣泉護村、高陵楊官寨、藍田新街、西安魚化寨、漢中李家村、何家灣、龍崗寺，帶動了仰韶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聚落考古的新進展，也使得陜西在中國考古學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半坡遺址發現於1953年春季，1954—1957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石興邦先生主持對半坡遺址進行了5次發掘，發掘位置屬於遺址的北部，發掘面積約10000平方米，房屋遺跡40多座，墓葬200多座，還有大量陶窯、窖穴等遺跡。出土遺物上萬件，主體遺存的文化性質屬於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類型，距今約7000—6000年。半坡是中國境內首次采用聚落考古的先進理念大規模揭露的古代聚落遺址，在當時全國範圍內樹立了聚落考古的標桿，在世界考古領域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1958年，國家在半坡遺址上建起中國第一座遺址博物館，成為新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典範。
半坡遺址發掘場景
姜寨遺址是中國第一次全面揭露聚落遺址，成為仰韶文化分期、仰韶文化聚落與社會研究等重大課題研究的典範。泉護村的發掘則為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分期建立了可靠的標桿。李家村、何家灣和龍崗寺遺址的大規模發掘，展示了秦嶺以南漢水上遊前仰韶——仰韶文化分布和演變的重要信息，表明仰韶文化翻越秦嶺拓展至江漢地區的空間格局，並為研究仰韶文化在長江流域的傳播提供了路徑支持。同時，漢水上遊仰韶文化流行制造和使用綠松石器、玉器的特點，暗示江漢地區可能是中國早期玉器制造的源頭之一，需要進一步引起關註。
楊官寨遺址大型環壕聚落和成人墓地的發現，則解決了考古學界數十年關於廟底溝聚落形態和墓地分布位置、內涵的迷惑，同時通過基因組檢測，初步認定仰韶文化廟底溝時期屬於較為穩定的父系社會。同時，楊官寨遺址南部斷崖處發現制陶作坊區和仰韶文化晚期前段的成排窯洞式房址。
新街遺址發現了一批仰韶文化晚期前段的磚，是我國目前所知最早的磚，並發現玉石礦料切割的遺物和加工玉器的鉆頭，對研究仰韶文化玉器材料、加工手法等學術問題提供了極其寶貴的資料。
關於仰韶文化的內涵，學術界有明確的界定。以代表性的陶器為例，陶質有夾砂陶和泥質陶兩大類，陶色以紅陶為主，有少量黑陶和灰陶，紋飾以繩紋為代表，泥質陶表明流行繪制黑色彩陶圖案，以寬帶、魚類、蛙類、鳥類、人面、獠牙獸面紋為主要題材，典型器類有尖底瓶、蒜頭壺、葫蘆瓶、尖底罐、夾砂鼓腹罐、甕、缽、盆等。
學術界一般將仰韶文化劃分為早中晚三大期，每期又可以分為多個發展階段。仰韶文化早期一般被稱為半坡期，中期被稱為廟底溝期，晚期半坡晚期或西王村期。以前也有學者將各個時期稱為類型，但類型具有區域的含義，因此現在多采用“期”的概念，以表示仰韶文化的演進階段。還有學者主張半坡類型與廟底溝類型是仰韶文化區域有別、並行發展的兩個分支，但現在看來，那只是在仰韶文化邊緣區域受到其他文化影響的因素而已，仰韶文化半坡期到廟底溝期是一脈相承的統一文化系統，只不過是在不同地區因為周邊相鄰文化影響而表現出的地域差異，並不影響仰韶文化作為一支內涵統一、連續演變的獨立文化的事實。此外，在成人仰韶文化系統的內涵一致性的前提下，有學者將仰韶文化各階段分別稱為半坡文化、廟底溝文化、半坡晚期文化或西王村文化、泉護二期文化等，但無論如何，不可能抹殺仰韶文化的統一內涵，仰韶文化的命名必須堅持。
玉鉞，是仰韶村遺址首次發現，在仰韶時期是軍事王權的象征
學術界一般將仰韶文化的年代範疇界定在公元前4900—前2900年，大約經歷了2000年。近20年來，仰韶文化的上限被提前到北首嶺下層墓葬和零口文化階段，大約公元前5000年，而下限的測年被推遲到公元前2800—前2700年之間，如此，則仰韶文化的時段被稍微延長。另外，陜北等地仰韶文化因素一直延續到公元前2400年前後，但由於那裏陶斝、灰陶等因素的流行，已經屬於龍山時代面貌，只是仰韶文化的一些要素消失步調較為遲滯而已，屬於邊緣滯後效應。
近些年，隨著陜西龍山時代城址的發掘，如蘆山峁、石峁、我們逐步認識到，龍山時代的合院式建築、馬面、甕城等禮制性要素，其源頭可能早在仰韶文化半坡時期、廟底溝時期就已經有所展現出雛形因素，只不過以前我們沒有對比對象，沒有條件進行長時段比對。這將是探索仰韶文化文明要素起源的一個主要方向。另外，最早的瓦、磚、泥抹子等大型建築材料和工具也首先出現在陜西仰韶文化遺址中，如長安縣魚包頭遺址廟底溝期筒瓦、藍田新街廟底溝期磚，蘆山峁、石峁、寶雞橋鎮等龍山時代板瓦、筒瓦等。說明陜西及黃土高原地區在仰韶時期就孕育出文明要素，走在全國各文化區系的前列。
仰韶文化以魚類、蛙類、鳥類、人面、獠牙獸面紋為主要題材的彩陶文化，是仰韶文化信仰體系和世界秩序的理想構型，這一系列題材和表現手法向四周文化區系中傳播，代表仰韶文化形而上的理念思想的廣泛影響和深度認同，對早期中國的文化整合起到了無與倫比的粘合作用。
總結：
1、仰韶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最重要、最強勢的一支文化系統，以最具特色的彩陶題材和尖底瓶等特有的要素為標識，文化延續2000年，具有極強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分布空間以黃土高原為中心並向周邊形成輻射態勢。陜西渭水流域是仰韶文化的核心區域。
2、陜西大量的考古工作確立了中國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序列和編年標尺。
3、仰韶文化第一次大規模發掘始於西安半坡遺址，姜寨遺址則是我國第一次全面揭露聚落遺址，對了解仰韶文化的聚落布局和社會形態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4、陜西的仰韶文化聚落沿線出現了類似龍山時代的甕城、門塾哨所、馬面等防衛或禮制性設施，開啟了龍山時代高等級聚落禮制設施的先河。
5、仰韶文化的彩陶以人面、魚、鳥、獠牙神祇為主體，並且形成穩定、系統的組合主題，這種主題不僅僅是一種陶器裝飾圖案，它反映了仰韶文化的神祇與巫祝信仰體系。這樣地神祇題材影響了龍山時代到青銅時代的禮器圖案題材，應該是青銅時代信仰系統的重要源頭。
6、仰韶文化完成了中國史前文化的第一次整合。今後需要從大歷史周期的視角考察仰韶文化在中國文化與信仰整合歷程中的歷史地位，陜西及黃土高原地區對中國歷史的整合角色，不僅僅局限於周秦漢唐，而應該上溯至仰韶時代。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張光輝：《山西與百年仰韶考古》
山西仰韶考古的探索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其起步於1926年李濟先生夏縣西陰村的發掘， 1985年蘇秉琦先生在《晉文化頌》中對山西與中國文明起源的思考，將這一工作引向深入。同時，伴隨著西陰首次發掘到《晉文化頌》的面世，山西史前考古也走過了從考古學早期實踐，到物質文化史建構，再到古代文明探索等考古學科發展的基本階段。
據初步統計，山西發現的仰韶遺址總數已達716處，經發掘的近50處，地域分布上尤以晉南為最。其中尤為重要的是上世紀發現的夏縣西陰、萬榮靳村、太原義井、芮城東莊、芮城西王村、翼城棗園、翼城北橄、侯馬褚村一期、垣曲東關、垣曲寧家坡、垣曲下馬、垣曲上亳、太谷後土河、方山峪口、婁煩童子崖、汾陽杏花、吉縣溝堡、忻州遊邀、大同馬家小村等，還有新近發掘的夏縣師村、臨汾桃園和離石德崗等。
在百年探索歷程中，先後開展了一系列文化譜系的建構和聚落考古探索等方面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和認識。
1926年，李濟和袁復禮首次發現西陰遺址所在的灰土嶺斷崖
一、
山西仰韶時代的區域文化譜系構建始於西陰遺址首次發掘，此後通過20世紀翼城北橄和棗園、芮城東莊和西王村等遺址一系列的發現與探索，初步完成了這一學科基礎任務。
邁出了中國人百年仰韶考古的關鍵一步。1926年西陰村的發掘是中國人首次獨立主持開展的仰韶考古，發現了大量以西陰紋為代表的彩陶，出土了仰韶文化首個桑蠶蠶繭，初步揭示了仰韶中期的燦爛文化成就，客觀上也成為了山西百年仰韶探索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揭示了晉南是盛極一時的西陰類型/廟底溝類型主要發源地。發現於1991的翼城棗園是目前山西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存，為仰韶文化中期的西陰類型淵源探討提供了新線索；1991年翼城北橄遺址的發掘進一步完善了西陰的文化內涵，完整展現了棗園向西陰發展的文化脈絡。在這些發現的基礎上，建構了晉南棗園類型——西陰類型——西王村三期的發展鏈條。
集中展現了山西仰韶先民燦爛的文化和藝術成就。晉南素有嫘祖故裏之稱，在百年考古歷程中，先後於山西夏縣師村和西陰等地點發現最早的石雕蠶蛹和桑蠶繭，表明當時已經掌握養蠶繅絲技術。距今6000多年前的夏縣師村遺址已開始修築城墻，並發現環抱結構城門等城防設施。公元前6000年後，晉南仰韶先民開始流行燒制絢麗的玫瑰彩陶，在臨汾桃園遺址、垣曲下馬等發現大量制作精美的彩陶，並習見於晉南及周邊各類仰韶遺址，譜寫了華山玫瑰的絢麗詩篇。展示了史前南北文化大融合的盛況。借助山西串珠式的走廊地形，發源於晉陜豫交匯處的西陰類型/廟底溝類型，將自身特色的玫瑰花瓣彩陶和五邊形房址，經由翼城北橄、臨汾桃園、離石德崗、大同馬家小村，遠播至陰山南麓和遼西地區。
總的來說，以西陰遺址為起點，山西揭開的百年仰韶考古歷程，於此逐步構建了從棗園類型/後崗一期——西陰類型——西王村三期/義井類型的譜系框架，也展現了其空前的文化造詣和絢麗詩篇。
桃園遺址出土的彩陶
二、
近年，夏縣師村、翼城北橄、臨汾桃園、離石德崗等仰韶文化遺址的聚落考古工作也取得歷史性突破。
首次系統揭露山西地區仰韶早期城垣聚落。夏縣師村遺址揭露了一處3.5萬平方米的城址，還發現城門相關線索，使我們對晉南仰韶時代早期聚落輪廓有了初步認識。在晉南發現了首個仰韶中期的大型環壕聚落。2020-2021年翼城北橄發現了仰韶中期的首個聚落環壕，面積達到80萬平方米，也是目前山西所知規模最大的仰韶聚落。此外，2019年，在晉南的臨汾桃園遺址也揭露一處以大量精美彩陶和典型五邊形房址著稱的仰韶中期聚落，面積20萬平方米，展示了晉南中型聚落的基本面貌。揭示了黃河東岸小型聚落的社會面貌。2019年在黃河東岸的離石德崗發現一處獨具特色的仰韶中期小型聚落，揭露的一批向心向心分布五邊形房址，發現成組的生產生活器組合，反映了仰韶中期家戶的一般生活狀態。
這些工作不僅從單純物質文化史上闡釋和充實了山西在聯系北方與中原之間的橋梁作用，也從聚落形態上再現了山西仰韶社會的發展進程。
用蘇秉琦先生《晉文化頌》中“華山玫瑰燕山龍”經典詩句解讀來說，山西是大仰韶的核心分布區之一，也是仰韶中期盛極一時的西陰類型/廟底溝類型的發源地，更是整合早期中國文化版圖最關鍵的北向通道。
早期中國文化版圖
百年是一個終點也是一個新起點，努力方向：首先要進一步加強晉南考古，以考古中國等重點研究項目為依托，持續推進夏縣師村、翼城北橄、芮城坡頭等重點仰韶遺址的聚落考古工作。其次，加快臨汾桃園、稷山郭家棗園、榆次北河流等既往發掘仰韶遺址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李新偉：《多元一體視角下的仰韶文化研究》
仰韶文化在中華文明形成和一體化過程中發揮的作用，顯得尤其重要。
第一，在距今6000-5300年這一中國史前時代燦爛的轉折期，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以晉陜豫交界地區為核心，覆蓋範圍最廣，人口規模最大，為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積蓄了最深厚的人力和物力基礎。廟底溝社會形成了“集體取向”的獨特發展道路，影響深遠，廟底溝類型彩陶的傳播促進了各地區一體化。
在黃河下遊，時值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隨葬品豐富的大型墓葬開始出現。山東大汶口墓地M2005隨葬品共計104件 。在長江下遊，安徽淩家灘遺址出現祭壇、積石圈和隨葬大量玉器和石器的大型墓葬，其中07M23出土隨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有長72厘米，重達88公斤的玉豬。江蘇東山村遺址發現目前崧澤文化的最高規格墓葬，其中M91隨葬品38件（套），包括14件玉器。在長江中遊，湖北大溪文化晚期龍王山墓地墓葬等級差別明顯 。在遼西地區，紅山文化的發展達到頂峰，出現遼寧牛河梁遺址群，在方圓50平方公裏的“聖地”內，集中分布著祭壇、冢墓和“女神廟”，大型墓葬隨葬品有特殊內涵的玉器 。
在廟底溝類型的核心地區，河南鑄鼎原周圍的系統聚落調查顯示，最大的北陽平遺址面積近100萬平方米，次一級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遺址面積40多萬平方米，聚落呈現明顯的等級化。西坡遺址核心部位的發掘和對整個遺址的系統鉆探表明，遺址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個廣場，廣場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北角的F105室內面積約200平方米，外有回廊，占地面積達500余平方米；西坡墓地的34座墓葬等級差別明顯。與其他地區相比，廟底溝社會 “質樸執中”、重視宗族和集體事務的發展道路，如黃土般厚重，積蓄了中國式文明型國家構建的重要底蘊。
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組合花紋盆
與各地多元發展同樣重要的是，各地新生的古國領導者們躊躇滿誌，朝氣蓬勃，有著很強的探索遠方、相互交流的欲望，努力開展遠距離交流，獲得遠方的珍稀物品和神聖知識，這樣的交流催生了一個在地域和文化上均與歷史時期中國契合的文化共同體，因此被稱作“中國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國”。至此，中國史前時代形成了“多元一體”式文明演進的宏大格局。廟底溝風格彩陶廣泛傳播，東到大海，南抵長江，北到河套和遼河流域，西到甘肅，成為“最初的中國”一體化進程最靚麗的符號。
第二，距今5300年，廟底溝核心地區的社會動蕩，引發大規模人群移動，促成西北地區的大範圍整合，波動所及，北達河套，西南至四川盆地。向西，則直入河西走廊，打開了中國和歐亞腹地交流的通道。中華文明的發展，由此有了更遼闊的空間，也獲得了直通兩河流域文明腹地、貫穿歐亞大陸的新鮮文明因素的激發。
第三，距今4300至3800年的龍山時代，仰韶文化系統人群發展而來的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匯聚各方因素，達到了新的社會發展高度。
第四，與夏王朝對應的二裏頭文化，地處中原腹地，融合各方因素，與信仰和儀式有關物品雖然吸收了東方和江漢地區因素，但都邑格局和宮室建築繼承了仰韶傳統。
第五，百年之前，安特生發現仰韶文化彩陶和中亞地區彩陶和黑海西北部特裏波利彩陶的相似性，提出仰韶文化西來說，困擾學界。現在，中國文化西來說早已煙消雲散。中國考古學家已經以遼闊的歐亞大陸為背景，認識仰韶文化的意義，認識中國文明形成道路的獨特性。我們在特裏波利文化的中心地區羅馬尼亞開展了考古工作，發現兩個文化的彩陶確有相似性，是否存在早期交流，還有待探討。但兩個文化的發展道路截然不同，仰韶文化在動蕩整合之後，成為中華文明形成的重要組成部分。特裏波利文化衰落後，該地區在羅馬帝國之前，一直沒有引人註目的社會發展。中亞綠洲的彩陶文化雖然發展出來小型城邦，但並未形成多元一體的強大文明。
特裏波利彩陶和仰韶文化彩陶常被用來對比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張海：《仰韶文化與華夏文明——從農業起源到城市革命》
仰韶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的一支重要考古學文化，在中國史前社會發展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研究表明，仰韶文化之中孕育了諸多華夏文明的核心基因，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區的發生、發展和繁榮壯大的過程也正是華夏民族從“農業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進程。因此，對仰韶文化的深入研究是我們探尋華夏民族起源與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關鍵。
從考古學上看仰韶文化與華夏文明的關系，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解讀：
仰韶文化的經濟基礎
我們都知道仰韶文化以粟作（或稱為旱作）農業為基礎。學術界公認粟作農業起源於中國北方地區。然而，粟作農業的起源和發展過程卻並不簡單。研究表明，我國北方地區自末次冰期以來的舊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的史前人類即已開始廣泛利用禾本科植物，這就為粟黍的早期馴化奠定了基礎。而明確的植物考古證據表明，至少在距今8千年的北方地區普遍出現了栽培的粟黍。以興隆窪、磁山、裴李崗、大地灣等新石器時代中期的遺址為代表，大致分布在東亞季風降水帶的北部邊緣一線。從栽培的作物品種來看，均以黍的比例最突出，粟次之，同時還大量采食櫟果、酸棗等野生果實。家畜方面，狗的馴化在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河北徐水南莊頭遺址已經出現；家豬早期馴化的證據雖然有，但還不斷受到學界的質疑。如此表明，處於早期馴化階段的以黍為主的粟作農業經濟並不成熟，而這種情況在進入仰韶文化之後得到了很大的改觀。
有證據表明，大致在距今6千年前後，隨著仰韶文化的興起，粟作農業迅速發展成熟起來，主要表現就是粟的比例大大增加，黍的比例同步下降，與此同時采集野生果實數量大大下降，而大豆的比例開始上升。盡管有關仰韶文化時期的大豆是否已經被完全馴化還存在爭議，但顯然有意識的利用豆類資源已經相當普遍。
值得註意的是，中原地區有一些仰韶文化遺址還存在數量不多的水稻，表明隨著稻作農業的北傳，仰韶文化的成熟粟作農業經濟體系中已經出現了混作的特征。伴隨著仰韶文化成熟的粟、黍、豆、稻的作物品種組合模式，仰韶文化的家畜和動物資源利用模式也基本固定下來。碳氮穩定同位素比值的分析表明，豬和狗都是以粟黍為原料進行餵養的，同時仰韶人還普遍狩獵一些鹿等野生動物。上述原始農業經濟模式可以看做是成熟的粟作農業模式，它不僅是在仰韶文化中孕育發展起來的，同時也奠定了仰韶文化繁榮大發展的經濟基礎。粟作農業對中國北方地區的歷史影響深遠，直到漢代，粟仍然是黃河流域主要的糧食作物。
仰韶文化的繁榮與擴張
在成熟粟作農業的基礎上，仰韶文化得以繁榮發展。首先是由人口的增加所表現出來的聚落數量和規模的擴大。仰韶文化早期，北方各地還處於相對獨立的狀態。關中、晉南、鄭洛至南陽盆地分布著半坡、棗園、後崗、下王崗等各具特色的地方類型。在半坡類型的晚期階段，即大致距今6千年前後，仰韶文化開始由關中和晉南地區大規模向外擴張，尤其是向以鄭洛為中心的中原核心區的擴張促成了東莊類型的出現和廟底溝類型的興起。
廟底溝類型進入到仰韶文化中期階段，這一時期形成了關中和豫西兩個大的文化發展中心。考古區域系統調查表明，這兩個區域不僅聚落數量龐大，而且還出現了高陵楊官寨、靈寶北陽平、西坡等面積數十萬至百萬平方米的大型中心聚落。其中，楊官寨遺址發現了規模宏大的仰韶文化公共墓地，推測集中埋葬的人口數量超過兩千，是該地區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長期繁榮、穩定發展的直觀表現。廟底溝類型繁榮的關中和豫西地區正是徐旭生先生通過文獻梳理所推定的古史傳說的“炎帝”和“黃帝”的活動區域，從考古學文化的年代上看，大致為距今6-5千年，前後延續了一千年的時間。
仰韶村第四次考古發掘發現的唯一一件比較完整的交錯平行線紋彩陶罐
仰韶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是制作精美的彩陶，因此仰韶文化又被稱為中國的“彩陶文化”。與仰韶文化早期各具區域特色的彩陶相比，廟底溝時期的彩陶則表現出了相當“統一”的紋樣模式，以各類花瓣紋、豆莢紋、回旋勾連紋為主要特色，可以說遍布整個黃河中上遊地區，甚至其影響遠至遼西、黃河下遊和長江流域。值得註意的是，盡管廟底溝彩陶發達，但從考古發掘出土遺物的統計看，彩陶在仰韶文化典型陶器組合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0%，似乎說明彩陶並非簡單的日用器類，或許有特殊的用途。盡管學界對廟底溝彩陶紋樣有不同的解讀，但多數學者傾向於認為彩陶代表了一種精神層面的共性，是“早期中國文化圈”的核心要素。近年來，植物考古、古DNA等新技術手段的研究表明，廟底溝彩陶的傳播是與成熟粟作農業和人群的傳播同步展開的。比如，西遼河流域的半拉山紅山文化遺址即同時出現了彩陶、成熟的粟作農業經濟和超過10%的來自中原仰韶文化人群的遺傳基因。可見，仰韶文化的繁榮與擴張對於推動整個中國史前的文化、文明和人群的傳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仰韶文化的社會結構
學界一般將仰韶文化時期看作是氏族社會的大發展階段，並從對單個聚落形態和公共墓地的研究來論證仰韶文化的社會結構。其中，最具特色的當屬仰韶文化的“大房子”和多人合葬墓。
仰韶文化的“大房子”集中發現在廟底溝時期，分布範圍甚廣。河南靈寶西坡、陜西白水下河、山西離石德崗、甘肅秦安大地灣等都曾報道發現有面積超過200平方米的方形或五邊形“大房子”。靈寶西坡遺址的F105，如果算上外圍回廊，面積超過500平方米。這些“大房子”不僅內部空間敞亮，而且建築結構講究，地面反復鋪設，有的還有彩繪的墻皮。從臨潼姜寨和靈寶西坡仰韶聚落的空間布局來看，這些“大房子”常常位於成組分布的居住房屋的中心位置。有研究者根據民族誌的記錄認為此類仰韶文化的“大房子”並非營造一般的居住空間，而是社群的公共議事場所，是對整個社群重大事務進行集體商討和決議的地方。近年來，有研究者利用微體植物遺存的鑒定和分析，推測在仰韶文化的“大房子”裏還可能發生了集體的宴飲行為，這也被看作是凝聚社會力量和彰顯社會權力的一種方式。由此可見，集體權力的行使是仰韶文化社會組織活動的一個重要特征。
除了“大房子”之外，多人合葬墓也是仰韶文化的一個特色，在陜西華縣元君廟、華陰橫陣、河南靈寶曉塢、鄧州八裏崗、汝州洪山廟等遺址均有發現，且集中在半坡期和廟底溝期晚段這兩個時段出現。多人合葬墓的具體形式也有所不同，元君廟是獨立的合葬坑，橫陣為“大坑套小坑”，八裏崗有二層臺並同時隨葬大量豬下頜，洪山廟則是大坑中放置成人甕棺。雖然各地的多人合葬形式不同，但“合葬”本身是一個重要的共性。合葬人數，少則數人，多則上百人。
鳥首狀陶塑
早期的研究者常將仰韶文化的“合葬墓”看作是血緣關系密切的家族、氏族或胞族的集中埋葬行為。然而，近年來的多學科研究並不支持這種觀點。考古學家以八裏崗遺址廟底溝期晚段的合葬墓M13為個案，通過體質人類學、考古年代學、動物考古和線粒體古DNA的綜合研究，揭示出這座合葬墓中的個體死亡年齡延續長達200多年，且以青壯年和中老年為主，並不構成完整的族系關系，也不存在單純的母系血緣。因此，研究者認為，這種多人合葬墓實際上是以整個社群為單位每隔一段時間所進行的集體埋葬行為，屬於仰韶文化的一種特殊“葬儀”。仰韶社會通過這種葬儀活動，對社群內一段時間的死者遺骸進行集中收集和再次埋葬，從而達到增強社群凝聚力的目的。可見，多人合葬墓與“大房子”一樣，實際上反映出了仰韶文化相同的社會組織結構特點，即對社群集體行為的特別關註。這就為仰韶文化晚期之後以集體權力（collective power）的率先呈現為特征的中原社會復雜化道路奠定了基礎。
仰韶文化與華夏文明
大約在距今5千年前後，中原地區仰韶文化逐步進入到晚期發展階段。中原核心區的社會發展重心從三門峽-靈寶一帶轉移到嵩山北麓地區。這一時期的一個突出時代特點是大量周邊地區的考古學文化進入中原，尤其是東方的大汶口文化、南方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和北方的西王類型-廟底溝二期文化。以往的研究多將此看作是廟底溝類型式微，周邊趁機做大的表現，但實際上中原的仰韶文化並沒有衰落，反而是隨著更大區域之間社會交往的加強，多元文化在中原地區的匯聚，為中原仰韶社會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帶來了新的契機。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中原地區從仰韶文化晚期開始開啟了早期城市化的進程。考古學上看，中原仰韶晚期的城市文明有如下幾個重要特征：
首先，人口大量集中於中心聚落，出現了早期的城市和城鄉一體的新型區域聚落布局模式。鞏義雙槐樹是其中最大的一處中心，面積超過100萬平方米，次一級的中心聚落還包括鄭州大河村、西山、廣武青臺、滎陽汪溝、楚灣等。這些中心聚落發展成早期城市，西山還出現了中原地區最早的版築夯土城墻。這種先進的版築技術在之後龍山時代的新密古城寨城址被進一步發揚光大，並延續至夏商時期，成為北方地區築城技術的直接源頭。值得註意的是，這些仰韶晚期的中心聚落往往擁有多重環壕。以往的研究將其看作是社群之間緊張社會關系的表現，但也有研究者認為多重環壕未必是同步起建，更有可能的是人口不斷集中，聚落範圍由中心不斷外擴的反映。
仰韶文化時期墓葬發現絲綢
其次，在中心聚落中開始出現了分區規劃的城市建設理念。鞏義雙槐樹聚落不僅帶有巷道的多進院落式大型建築集中分布，而且出現了最早的夯土圍垣結構。以圍垣劃分聚落功能區的特點，在之後龍山時代的登封王城崗、淮陽時莊都有表現，並延續至二裏頭時期。而圍垣與交通道路系統的結合，成為二裏頭都城井字形大道和九宮格式城市布局的重要源頭。城市規劃建制強調的是秩序和規範，是仰韶文化以來強調公共事務管理和集體權力實施的進一步發展表現。
最後，仰韶晚期社會成員之間的分化開始出現。一些表現個體身份的大型墓葬出現在靈寶西坡廟底溝晚期、伊川伊闋城、孟津妯娌等遺址。這些仰韶晚期大墓不僅單體墓葬規模大，有二層臺結構、棺槨等葬具，而且還出現了隨葬玉石鉞等源自東方社會突出個體權力（distributive power）特點的新因素。表明仰韶晚期社會在著重發展集體權力和世俗管理的同時，也開始借鑒東方禮制中凸顯個體權力的特點，進一步完善了社會權力的完整體系。
從仰韶文化晚期開始出現的中原早期城市化的新特點對中原華夏文明的發展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它開啟了龍山時代社會大變革的序幕，並為二裏頭夏王朝和世俗王權國家的興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責任編輯：陸林漢
校對：張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