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王芊霓 實習生 王蘊霏
五年前，牛津大學發展研究中心的傅曉嵐教授接待了一位來自中國某知名通信企業的高管，他向傅曉嵐表示，這家企業有很多新技術需要轉讓，也瞄準了一些新技術想要投資；可現有的技術估值工具卻都有重大缺陷：技術發明人擔心轉讓低了，投資人想要壓價，這種由於認知不對稱造成的技術交易瓶頸如何打破呢？
傅曉嵐敏銳地抓住了這個研究空白，最終她以這家公司、專利和技術層面的大數據為基礎，開發了一個（通信行業的）技術估值的理論模型。這項研究也在2021年8月獲得了德國跨界創新基金會（Falling Walls Foundation）發起的國際跨界創新科學突破大獎，她的貢獻被贊譽——“推倒了技術估值的壁壘，解決了技術轉移的瓶頸”。 不久前，牛津大學也成立了一家社會企業來推廣這項工具，在商用的同時幫一些低收入國家和小中小企業做技術估值。
傅曉嵐是牛津大學社會科學領域首位華人終身教授，她一直致力於研究那些來自底層的實踐創新，她也經常受邀到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發表演講，為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賦權出謀劃策。從36歲博士畢業至今的近二十年來，傅曉嵐在CUP、OUP等頂級學術出版社等發表專著和編著9部，在《管理研究》等一流期刊發表論文近80篇，傅曉嵐在2021年當選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
在對傅曉嵐的采訪中，澎湃新聞追問了她非常多的關於家庭和育兒的問題，我們好奇的是她如何在人生的B面（家庭）和A面（社會）之間穿梭？妻子身份、母親身份和她的職業的關系？長期以來，詢問職場女性如何平衡事業和家庭的問題似乎已是一個媒體禁忌了，我們希望以不冒犯個人的方式打破這個禁忌，目的是探討這個關乎所有女性事業發展和公共生活的問題，希望對那些有誌於進入學界的女性有一些啟發。
澎湃新聞記者將與傅曉嵐的對話編寫成了自述形式。
傅曉嵐 受訪人供圖
從職場媽媽到學術媽媽，“母職”推動下的轉行
我是在1990年代末到英國攻讀博士的，當時整個氛圍都在強調經濟增長，我博士畢業先是進入劍橋商學院，後來進入牛津的國際發展系，很多圈外人以為我學經濟出身的人每天都是穿西裝和富人打交道，沒想到我研究的卻是弱勢群體，包括底層、女性群體等等，這三十年來，我確實經歷了學術方向的轉變，我想這個轉變是離不開我的少數族裔移民和女性的身份的塑造的，正如我們“發展”領域，確實是女性更多的，女性也被認為天然地就更關心弱者，更具有人文關懷。
得知你們把采訪重點定在我的女性身份和學術的勾連方面，我很願意談一談。不久之前我完成了一篇文章《短視頻技術和金字塔底層的創業》，研究的是五年前的快手，我用案例研究結合定量的方法看這種短視頻技術是怎樣幫助到那些在底層的弱勢群體的，我特別關註這些APP對於女性的幫助，一方面女性的使用率比男性少，這可能是由於她們同時要承擔母職等工作，可是即便如此，我們也能發現，這樣的APP對於女性的“輕資產創業”特別有幫助，比如有些全職媽媽做直播帶貨，可能只是售賣一些跟孩子相關的服裝、繪本等等，也實現了女性的自我賦能。你也可以想象，疫情期間，如果大量的寶媽能在帶孩子的間隔裏去做視頻分享，可能是一個非常小的切入點，但是確實會讓他們的生活有一些改變。是需要先生去供養，還是自己有經濟收入，對於這些女性來說，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在完成“快手”的研究之後，我發現這樣一個中國故事是可以向第三世界國家推廣的，我們選擇了孟加拉，這是個人口密度很大，民風外向、對視頻表達接受度高的南亞國家。在那裏我們已經做了兩年多的田野隨機試驗，效果也很好。在疫情當中，這些居民經過我們培訓，使用了這個類似“快手”的APP後，他們在新冠疫情中受到的經濟上的困難明顯變小，失業人數也比另外對照組顯著的少。這是因為他們的收入來源多元化了，尤其是女用戶，有了這個APP，她們可以獲得更多工作信息，也可以在上面兼職，可以上網課、做直播也好，賣貨等等，她們對數字技術的自信也增強了。這也符合我們發展研究領域的一個論斷：未來的互聯網能讓女性更多自主靈活的實現職業發展。
“自主靈活”對女性職業發展特別重要，拿我自己來說吧，在去英國讀博士之前，我已在東南沿海的某家大型外貿公司和教育機構工作八年了，那我為什麼在32歲的“高齡”去讀博士？因為那時孩子才兩歲多，不時生病，我實在無法在工作中兼顧他，我本來想等他再長大點再決定，但我的一個大學女老師一直給我寄準備博士的復習資料，鼓勵我讀博士。她勸說我的第一年，我考慮到孩子小沒有行動，第二年，她又來廣州鼓勵我，我又說：“我的孩子還很小啊。”她回我：“三歲算什麼小？三歲孩子足夠大了。”就這樣，在這位女老師的鼓勵下，我下定決心出國讀一個博士。
當我坐在英國的大學教室裏面，我是32歲，周圍的同學們都比我小10歲，如果非要說我這一生有過委屈的話，是在那個階段體會到的。很長一段時間，因為我手裏沒有發表的英文論文，周圍人會把我當成什麼都不懂似的，學術這個領域就是這樣，論文是硬通貨，沒有論文就是無法證明你的學識和能力。正常情況下，27歲左右應該完成博士訓練，而我完成的時候已經36了，比別人晚了九年，這九年的差距，差了多少文章啊！
讀博士期間，因為下午3:30幼兒園就放學，我和先生都要博士上課，我們沒辦法接孩子，我父母還有婆婆公公都分別來過半年幫忙，一年之後，就全是我和我先生來照顧孩子了。一般我的日常是，早上七點左右起來做早飯，然後送孩子去幼兒園，再去辦公室（讀博士的優勢是我不需要9點打卡），我工作一個半天，下午去幼兒園把他接回家，我做飯，他自己在房間玩，吃完飯我們就陪他玩玩；等他睡覺之後，我從晚上10:00又開始工作，一般可能要到淩晨一點，最晚淩晨兩點。
就這樣日復一日，那時是真的吃了不少苦，記得有天我生病了，我丈夫恰好出差去了倫敦，我兒子小小的，他踩著凳子幫我在微波爐裏熱牛奶和面包。我們就住在校園裏面，我兒子也會在校園裏的小賣部去買牛奶，他當時還沒有櫃臺高呢，我也經常帶他去機房、實驗室等，我的同學們都認識他，叫他小獅子王。
在他三歲多的時候，我甚至帶他去過我們系主任的就職演說！我當時剛去英國，只知道是系裏的集體活動，我非常想去，沒想到是如此正式的場合，在一個階梯教室裏面，我帶他進去的時候就有點晚，門打開的時候，講臺上的教授主任都看見他了，而兒子坐在我旁邊，整整一個多小時，他就在那畫畫，真的一句話都沒有說，下來後系裏同事們告訴我，他們都提心吊膽，擔心他突然說一句話什麼的……
能把年幼的孩子帶到我的工作場合，這在之前我工作的外貿公司是不可想象的，現在回想起來，我一直在做的就是追求我自己的生活的同時能陪伴孩子，如果說家庭生活是人的“B面”，社會生活是人的“A面”的話，是學術工作能讓我在“A面”和“B面”中比較自由地穿梭。起初我從外貿公司轉行進入學界是希望兼顧孩子，我也確實享受到了在學術圈工作時間靈活自由的這個好處，以前我是必須朝九晚五打卡，或者一旦出差根本顧不上孩子。而進入學界後，孩子家長會我不會缺席，孩子生病去醫院我也能去，當然代價就是我哄完孩子睡覺以後還要工作，要能夠下定決心把耽誤的時間，用深夜或周末的時間補回來。所以我的工作時間是非常長的，孩子小的時候，我背著電腦和家人度假，我邊工作邊看著我孩子在遠處遊泳，晚上看論文，回郵件。
在婚姻中爭取自我，需要談判談下來
在英國學術界發展，需要同時面對種族身份和女性身份的雙重挑戰，我一直知道，要取得成功，我們要比（白人）男性做到兩倍多到三倍的優秀才能獲得成功，可是人的時間是有限的，我想多工作的時候肯定就需要另一半去照顧孩子，我需要為我自己爭取工作時間。記者問我，我們兩個都想工作的時候怎麼辦，這就是一個互相看底線在哪的一個過程了，我的經驗就是，這是雙方把自己的訴求說出來的過程，互相都得理解對方的需求和訴求，相互成全。可能有些夫妻年齡差距很大，一方已經有成就了，這種矛盾會少，像我跟我先生是大學同學，一直都是旗鼓相當，那我肯定要爭取自己空間，要去談判談下來（笑）。這很正常。
我和我丈夫從大學戀愛開始到成立家庭、養育孩子，已經三十多年了，對於我們來說，為了戀愛和家庭的“B面”，我們都在“A面”有妥協，並非都追求個體利益發展的最大化。例如本科畢業時候，他可以在如火如荼的南下風潮中去上海、深圳等沿海城市，我也可以在華科保研，或者像很多同學那也去考北京的五道口金融學院或者北大人大，但我們為了在一個城市沒有選擇學校分配，他去了湖南一家外貿企業，我到了湖南大學讀書。
後來的幾次人生節點，特別是出國，也是如此，我們都去了各自能力最合適的大學嗎？並沒有，我們最終選擇的蘭卡斯特，也是一個能給我們雙方獎學金，一家人能在一起的地方。但是對於我而言，我堅持了一點，就是從來沒有徹底放棄自己的事業當個家庭主婦，也從來沒想過要隨便做個工作，完全不考慮自己的興趣和職業潛力。
當女性在婚姻中選擇隱忍的時候當然就不吵架，只要女性想要爭取更多的發展自己或者閑暇的時間時，可能都會直接導致婚姻中的張力，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夫妻之間都能更明確彼此“自我”的邊界在哪裏，我的生活要怎麼樣過，這個爭吵和談判的過程，也會讓兩人的關系更真實也更好。夫妻相互支持和成就，家庭可以走的更穩固和長久。
女性不要輕易放棄發展，同時工作制度應改變
即使是“學術媽媽”比“職場媽媽”容易兼顧家庭和事業，我們這個群體也仍然是不容易的。我到劍橋大學兩年以後就升了高級研究員，到牛津以後6年以後就升了社會科學的教授，但我算是個例，只有我自己知道走這條路有多艱辛，我又克服了多少困難。
作為一個新移民，當時我舉目無親，沒有任何社會關系支持，在我在學術道路上拼搏的過程中，更沒有針對女性的所謂“優待政策”。 如今，我已經到英國20多年了，我現在參與過各種各樣的選拔委員會，有投票權，我非常清楚，最後肯定還是以個人能力來做決定的，除非兩個候選人能力完全不相伯仲，同時缺乏女性（唯一在這種情況下，有可能傾向女性）。不會有人因為你的性別，你的想法差一點，就可以拿到研究資助的，完全憑能力說話，更何況我們這個專業一直是不缺女性的，因為女性往往會比較關註“發展”這個領域，這個可能和經濟學或者其他理工科不同。
我的學生裏性別比比較均衡，最近可能女性還多一點，超過一半。在培養的過程中，我覺得女生是需要多鼓勵的，也有時候，我覺得非常可惜，我們培養出來的非常優秀的女性研究學者，突然因為家庭而放棄，例如一個女博士，她把一個歐洲知名大學的終身教職給拒了，因為懷孕了，原因也並非大學不允許，而是她要跟隨先生去南美。我覺得很可惜，因為她這樣以後要再回到學術圈是非常困難的，這就是女性遇到的實實在在的困難，帶孩子對事業肯定有影響。
我看到女性遇到這樣的阻力，我非常希望她們不要放棄自己的發展，可以有讓步，但不應該完全放棄。我當年就是32歲回來讀了個博士，之後再也沒有停止腳步，一邊帶孩子一邊工作吃的苦，不是一般人的苦。如果非要給一些建議的話，我希望女性在做各種取舍的時候，能夠在學術發展上更堅定和堅韌一點，不要放棄夢想，不要被一時的困難所阻擋。
除了個體策略和努力，幫助更多的“學術媽媽”不因為生育損失職業發展，也非常需要我們的工作制度有所改變，例如要讓她們能有靈活的一段時間，走過最困難的時候。包括現在中國大陸學界出臺措施，放寬女性評“優青”項目的申請年齡限制。在英國，比如我們牛津，考慮女性在哺乳期，孩子幼年時期的各種支持也出臺了。具體的說，我作為牛津大學技術管理發展中心創始主任, “中英創新與發展論壇”的創始人，也一直在盡我的力量支持女性發展，我們系所有的論壇和講座都在中午進行，絕對不會在下午5點進行，因為下午5點是接孩子的時間。
現在全英國有一個名為Athena Swan的專門支持女性科學家的計劃（https://www.advance-he.ac.uk/equality-charters/athena-swan-charter），所有大學的系科都要向有關機構申請，就像質量認證一樣，每個院系要對自己在平等和多元化方面進行反思，比如我們系做這個認證的時候，就要自查在男女平等政策上哪些做得不好，還要寫行動計劃。我是委員會的主席，每個學期都要定期開會，討論各種各樣的措施。
比方說，我們系在申請時男女的優異程度是很接近的，可是呢，在最後畢業時，某些專業女性的優異率卻不如男性，所以我們要考慮怎麼樣幫女性取得優異，所有這些政策都是為了幫助女性自信地站在跟男性平等的位置上，一方面吸引到更多優秀的女性來我們專業學習和工作，一方面通過機構層面幫助她們戰勝困境。
責任編輯：陳詩懷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