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8日，是陶行知130周年誕辰。
盡管從種種跡象來看，陶行知的大名仍然蜚聲於世，從未被人遺忘：他作為教育家的成績和貢獻舉世皆知，他所創辦的曉莊師範和重慶育才學校至今留存，他的著述至今出版的版本，已經超過百種，僅他的《中國教育改造》一書，在過去20年間，就已出過十多個版本，被公認為中國教育史上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之一。
陶行知木刻像。（梅健鷹/刻）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陶行知曾經清晰的面孔正在漸漸模糊，褪色為淡淡的陳跡。他的思想被簡化為“鄉村教育”和“平民教育”幾個口號式的專有名詞，但其真正的內核，除了被教育研究者在專業論著反復咀嚼外，如今已鮮有人聞問。流傳民間的，只剩下一些名人趣事之類的傳聞，在心靈雞湯讀物中時時現身。
其中最膾炙人口的，當屬“四顆糖”的故事。在故事中，擔任校長的陶行知有一天在校園裏看到一位男生企圖用磚砸一位同班同學，於是當即制止了他，並讓他放學時到校長室。放學後，陶行知來到校長室，看到這位男生已經等在校長室門口準備挨訓。但一見面，陶行知卻從口袋裏掏出一顆糖，對他說：“這顆糖是獎勵你按時來到這裏，而我卻遲到了。”男生驚疑之際，陶行知又掏出第二顆糖放在他手裏，對他說：“這第二顆糖也是獎勵你的，因為當我不讓你再打人時，你立即就住手了，這說明你很尊重我，我應該獎勵你。”男生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不想手中又多了第三顆糖果，陶行知對他說：“我調查過了，你要用磚砸那名男生，是因為他欺負女生。這說明你很有正義感，有敢和壞人作鬥爭的勇氣，所以應該獎勵你。”這位男生感動得流淚說道：“陶校長，您打我兩下吧，我知道自己錯了，不該砸自己的同學……”陶行知卻又遞上第四顆糖果，說：“因為您能正確地認識自己的錯誤，所以我獎勵給你第四顆糖果。我的糖沒有了，談話也該結束了。”
這個故事誠然感人至深，因此在不同的教育讀本與雞湯讀物中頻頻現身，也被一些教師和教育研究者當作經典範例研究引用。但這則故事最傳奇之處在於，它並不是真的。根據研究者張傳剛在《陶行知“四塊糖”教育故事辨正》中考證，這則故事出現的時間不早於2000年，真正來源是1999年播映的八集電視劇《陶行知》中的一段劇情。
陶行知給育才的孩子們發書。
這些似是而非的陶行知故事的流傳，縱然在形象上塑造出一個陶行知教育典範的形象，但也因此讓真正的陶行知與今天的人們漸行漸遠，他昔日真正的諄諄教誨，在今天反而鮮為人知。他的形象也被框定為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卻忽視了他專註教育的用意，始終是他所期望的社會改革和進步，尤其是關系到廣大民眾利益的鄉村社會改進。這一點，任何一位見過陶行知的人，哪怕是初次會面，都能深切感受到陶行知以教育為手段改造社會的眷眷熱忱。
1926年12月，一位名叫白韜的年輕學生，因為從《鄉教叢訊》月刊中，看到陶行知創辦鄉村教育的報道，因此懷著一顆景慕的心去拜訪他。在南京和平門外燕子磯的一所鄉村小學裏，他見到了這位聞名全國的平民教育家，表達自己想要加入其中的願望。陶行知的回答是：
“好極了，你來參加，我們竭誠歡迎，我們試辦這所學校，是要來試試改造中國的道路。”
“說話笑嘻嘻的，穿著藍色綢長袍，黑馬褂，圍著皮圍脖，頭上戴一頂呢禮帽，手裏提著一根文明棍，那一副金邊眼鏡，格外顯出他的尊貴。雖不是西裝革履，仍不脫大學教授的派頭”，這是白韜對陶行知的第一印象，也讓他心生疑慮：“這位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回來的紳士派教授，居然能放下架子，到鄉下來辦學校改造鄉村嗎？”但三個月後，在3月15日的開學儀式上，白韜再次見到的陶行知，卻已經是一身簡樸的衣裝，穿著草鞋，在牛欄旁邊放下幾張八仙桌兒宴請來賓，吃的也是青菜豆腐。他借住的地方，“三間草房，東首住主人，中間放農具雜物兼會客廳吃飯，西首拴著一頭大水牛，遍地堆積著牛糞，陶先生就借住在西首牛大哥旁邊”。那身長袍馬褂、文明棍、金絲眼鏡拼湊起來的尊貴行頭，不過是與士紳高層酬答的必要裝扮；而腳穿草鞋，與鄉民同吃同住同耕同種的鄉下人形象，才是這位平民教師與社會改革家的真正本色。
“他不僅是理論家或事情的發起人，常常喜歡用自己的行動來指引別人幹。”改造社會的宏願與理想，最終必須要化作腳下踏踏實實耕耘的田地。他借以改造社會所推行的鄉村教育與平民教育，也靠他身體力行的實踐深深地根植於最基層的社會之中，社會就是他的學校，而他的學生，永遠都是那些最樸實、最平常的農工子弟。
或許正因為這個原因，陶行知在今天的名聲，完全無法與蔡元培、張伯苓、梅貽琦比肩——後者是中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的校長，身居學界要津，自身聲名煊赫，他們的學生更是通過重重選拔、萬中挑一的菁英，這些學生們畢業後或身居高位，或術業有成，立於社會金字塔的頂端。當那些菁英教育培育出的社會英才，以他們的名望和地位追懷頌揚同樣蜚聲於世的校長時，陶行知的學生，卻僅僅是最普通不過的工人和農民，他們的紀念和頌揚沒有冠冕堂皇的辭藻，那些質樸真摯的語言也沒有連篇累牘的報章願意刊載。
這正是菁英教育與平民教育之間最大的不同：是教人做一個人上人，還是教人做好一個普通人？
陶行知的回答是，做好你自己。這段話許多人耳熟能詳，但它太通俗，以至於很少有人知道，它正出自陶行知的《自立歌》：
“滴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飯。
自己的事，
自己幹；
靠人、靠天、靠祖上，
不算是好漢！”
陶行知赴美途中與同學在郵輪甲板上的合影，前排左一為陶行知。
少年即將遠行。
1914年8月15日，一艘名叫“中國號”的郵輪，從上海輪船招商局的碼頭啟航，前往美國。船上近百名中國留學生對即將抵達的新大陸內心充滿憧憬。其中一名留學生如此描述啟航時的盛況，“船愈離愈遠了，乘客和送客都拿出雪白手巾來互相揮著，幾百條雪白的手巾好像幾百面小國旗在空中飛舞著，多麼美麗！”
對這些年輕的留學生而言，船中生活，也充滿了快樂。“一日六餐：三餐大菜，三餐茶點，我們百余人吃得胖胖的，有點像豬玀了……我們先吃清湯，再吃混湯。吃了魚，又吃蝦。吃了豬排，又吃牛排。吃了家雞，又吃野雞。吃了蛋糕，又吃冰淇淋。吃了茶，又吃咖啡”。除了豐盛的飲食之外，船上的娛樂活動也讓這些年輕的中國少年玩得起勁，“白天在船板上可以擲繩圈，拋圓板。晚上彈琴唱歌，著實熱鬧”。
但就在這一派喧嚷歡樂之中，有一位24歲的少年，卻獨自向輪船的機器間走去。他記得教科書上提及輪船是由蒸汽機關推動的，因此他想要看一看輪船行駛的機械原理。但當他走到負責給機器間蒸汽機供應燒水燃料的火艙門口時，卻看到了讓他終生難忘的一幕：
“幾個赤膊的活人像天津鴨子在那兒烤著，烤出了一身的黑油！身上、臉上、手上黑得如同他們所燒的煤炭一般黑！這是我與火伕們第一次見面所得的印象，簡直像硝鏹水刻到我的心窩裏。我明白了，乘長風破萬裏浪，代價是火伕們的淚和血！”
這位少年，就是陶行知。
“我本來是一個中國的平民”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生於安徽歙縣一個貧寒的讀書人家庭。出身清貧固然讓他的童年時代充滿艱辛，但他卻始終以自己貧家子弟的身份為榮。多年後，在廣西桂林的一次演講中，主持人孫銘勛向聽眾介紹說：“陶先生是生長在中國安徽鄉下的一個富農家裏。”陶行知立刻糾正了他的說法：
“對於孫先生的介紹，我非常滿意。但我有一點修正，我的家裏只有兩畝田——而且當我幼年時就是一天天的沒落，並不是一個富農。”
少年時的陶行知時常隨父親挑菜進城出售，幫助母親做雜物。因為手腳勤快又聰穎好學，因此得到崇一學堂校長唐進賢的賞識，讓其免費就讀。在求學途中，他曾一度窮困潦倒。在多年後為一位晚輩李楚才的《破曉》一書撰寫的序言裏，他還特意提到自己“十八歲流落在蘇州的時候，我和我的表兄把衣服當得三百文過一日”。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再度受到唐進賢的推薦，考入金陵匯文書院預科中學部。
歙縣許國石坊，陶行知少年時喜歡去的地方。
1910年，金陵匯文書院易名為金陵大學。作為當時中國最負盛名的高等學府，金陵大學不僅人才濟濟，其文憑更獲得美國認可，畢業生持此文憑，可不經考試，直接升入國外相應大學研究院進行深造。因此，1914年，陶行知畢業於金陵大學後，進入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獲政治學碩士學位。1915年秋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研修教育學，1917年9月擔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學專任教員，後擔任東南大學教授、教育科和教育系主任。
金陵大學時期的陶行知。
如果按照這條路徑發展，陶行知完全可以像民國時代的學界精英一樣，走上一條向社會上層通行的道路。但1922年2月，陶行知受聘任中華教育改進社主任幹事，在1923年5月參與發起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並於同年7月辭去東南大學教職，此後將興趣和精力轉向更直接的推動平民教育和鄉村教育的社會活動，力圖通過人民的教育事業來施展他的愛國情懷，也就是他所說的“中國性、平民性”。這一年的11月13日，在前往武漢的途中，陶行知的內心做好了獻身平民教育的準備。在寫給妹妹的信中，他如此描述自己由表及裏的轉變：
“知行近日買了一件棉襖，一雙布棉套褲，一頂西瓜皮帽，穿在身上，戴在頭頂，覺得完全是個中國人了，並且覺得很與一般人民相近得多。我本來是一個中國的平民。無奈十幾年的學校生活，漸漸地把我向外國的貴族的方向轉移。學校生活對於我的修養固然有不可磨滅的益處，但是這種外國的貴族的風尚，卻是很大的缺點。好在我的中國性、平民性是很豐富的，我的同事都說我是一個‘最中國的’留學生。經過一番覺悟，我就像黃河決了堤，向那中國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來了。”
陶行知所說的“平民性”主要不是指穿戴的服裝樣式，而是指社會平等，用教育在百姓中的普及來建設一個社會流動順暢的環境，用他的話來說，就是“用四通八達的教育，來創造一個四通八達的社會”。
在參與推進平民教育的過程中，陶行知日益清楚地認識到鄉村教育對社會改造和社會平等的關鍵意義，認識到民眾十之八九住在鄉下，平民教育“就是到鄉下去的運動”，就是“處處讀書，人人明理”，造就現代國民，最終“以統一的教育促成統一的國家”（《平民教育概論》，1924年）。他是非常善於鼓動的，提出“我們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萬個同事，創設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他認為鄉村教育不是教會農民向城裏跑，而是改造鄉村生活，發展科學和為農民謀利益的農業經濟，讓普通農民像其他人一樣獲得有尊嚴的生活，讓無數個獲得新生的鄉村匯聚成國家的新生。
陶行知一生最得意、最有成就感、最能體現他教育思想的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創辦於1927年（1928年改名曉莊學校），在1930年就曾被蔣介石查封，陶行知本人被通緝。曉莊學校在1932年再度被查封，到1951年才得以復校。在1931年被蔣介石通緝期間，他以評點莎士比亞戲劇的名目寫了《一出歷史戲的開場白》，抗議蔣介石的專橫：
“老子也曾革過命，於今懶動怕人動。誰要大膽動一動，俺就斷他是反動！”
陶行知（右一）與胡適（右三）的合影。
他在這期間的作品開始有明顯的激進社會思想，與胡適的口味和思想傾向開始出現明顯的不同。陶行知和胡適同為安徽人，都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的教育，1927年，胡適為上海青年會創辦的職業學校，撰寫了一篇題為《拜金主義》的文章，在文中，胡適贊同吳稚暉提出的“拜金主義”信條：
“第一，要自己能掙飯吃。
第二，不可搶別人的飯吃。
第三，要能想出法子來，開出生路來，叫別人有掙飯吃的機會。”
胡適的“拜金主義”當然不是說要鼓勵貪婪，而是想宣傳積極經營的生活態度，辦職業學校，讓人們有謀生之道。但是這篇短文對困頓和極度貧窮的底層民眾流露出了鄙視和冷漠，展示了一種脫離當時中國社會實際的精英派頭：“一個老太婆，背著一只竹籮，拿著一根鐵扡，天天到弄堂裏去扒垃圾堆，去尋垃圾堆裏半個沒有燒完的煤球，一寸稀爛奇臟的破布”。胡適因此斷言：
“這種人連半個沒有燒完的煤球也不肯放過，還能有什麼‘道德’、‘犧牲’、‘廉潔、’‘路不拾遺’？”
陶行知為此特意寫了一封信對胡適進行反駁：
“這個老太婆頂可敬。她能利用廢物。她的能力小，只能保存一個半個沒有燒完的煤球，就保存一個半個沒有燒完的煤球。您們能力大，能保存一個半個沒有侵略完的國家，就得要保存這一個半個沒有侵略完的國家啊！”
他也用調侃的語氣對胡適說：“倘使胡適之先生當真成了‘拜金主義’的教主，那末有錢的陶知行固然有福氣聽一聲‘請進來’，沒有錢的陶知行就要嘗一嘗‘不在家’的滋味了。
陶行知在信中，也提到了自己與“拜金主義”針鋒相對的觀點：“拜己主義”。人們真正應該“崇拜”的不是金錢，而是自己動手的能力。他在寫於1931年的兒歌《兒童工歌》中寫道：
“我是小工人，
我有雙手萬能。
我要造‘富的社會’，
不造‘富的個人’”。
宋慶齡題“萬世師表”。
“吃了攤販老沈的一碗面 ”
造“富的社會”，而不是造“富的個人”，陶行知言簡意賅的表達，精準點出社會貧富分化的深刻成因：正因為社會財富被集中到少數“富的個人”手中，而用萬能雙手創造社會財富的勞動大眾，卻無法享受自己的勞動果實。對貧苦百姓強烈、真切、發自內心的同情，對權貴欺淩和帝國主義侵略的不滿，是陶行知貫穿一生、始終不變的態度。也是他與宣揚“為窮人說話”的馬克思主義者產生情感共鳴的最重要原因。
1936年秋，陶行知訪問倫敦。10月23日，他特意前往倫敦海格特公墓，拜謁馬克思墓。之後，他又先後四次拜謁馬克思墓。他的友人李信慧回憶起陶行知拜謁馬克思墓的情景，他們坐地鐵走了許多路趕到海格特公墓，陶行知特別對李信慧說：“馬克思的墓很難找，好在我以前和吳玉章先生來過，現在是識途的老馬了。”
青年時期的陶行知。
他們“走過許多好的墳才找到一塊小小的方地”，陶行知將馬克思和他的家人以及他忠心耿耿的女仆海倫的墳墓指給他看，並對他說：
“他的墳表示著馬克思活著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鬥爭，死後也要和他們長眠在一起的意思。”
在另一次拜謁時，他還寫下了一首打油詩，表達對這位共產主義創始人的崇敬而親切的感情：
“光明照萬世，
宏論醒天下。
‘二四七四八’，
小墳葬偉大。”
在關心平民大眾的愛國事業上，陶行知和中國的共產主義者有著共同情感和共同語言。與他一同拜謁馬克思墓的吳玉章，對陶行知的評價可謂知人之言：陶行知的立場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因為他的想法是要知識分子“站在人民大眾之中，為人民大眾服務，做人民大眾的‘人中人’，而不是站在人民大眾的頭上，做人上人之思想”，他的教育都不是為少爺小姐辦的，是為大眾辦的，是解放大眾的“革命教育”。
“解放大眾”的“革命教育”，對陶行知而言，絕不是書空咄咄的理論，而是要身體力行的實踐，是要切身處地紮根到人民大眾之中，感受平民生活的點點滴滴，真切地感受何謂“貧窮”的本質。在1925年的一首詩歌裏，陶行知記述了一個貧民之家的困境：
“家窮子孫多，睡覺搶被窩，吃飯打破鍋，妹嫁等姐姐，弟娶等哥哥。”
這首兒歌表面上看，只是對這戶貧民惟妙惟肖的數筆白描，但背後所蘊藏的卻是陶行知對貧窮問題的深入思考。在社會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人口過多不僅會成為家庭沈重的負擔，更會對整體社會經濟發展造成沈重的壓力。在一篇題為《中華民族之出路與中國教育之出路》的文章中，陶行知以一家擁有30畝地的自耕農為例，指出子女生育對家庭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質的重要影響：
“如果他有兩個孩子，他是小康，孩子們也能受初等教育；如果生了三個孩子，大家一起都變文盲，不知道科學是什麼，連小學也不能進；如果生了四個孩子，大家只好穿舊衣，冬天難免受凍，下雨屋漏正好洗雨浴，害病不能看醫生；如果再生一個，一起五個孩子，大家一起進餓牢。到進了餓牢，他還說是聽天由命。”
人口數量與素質與社會生產力水平之間的矛盾，是貧窮的主要成因之一。但貧窮還有社會更深層也更難以覺察的結構性因素。貧窮也會施加障眼法，讓人很容易只將衣不蔽體的赤貧當作貧窮的唯一標準，而註意不到那些看似有飯吃、有衣穿、有工作的人事實上也承擔著巨大的貧窮壓力——他們是隱藏的窮人，只是身處燈紅酒綠的繁華都市暗處，因此很少有人覺察。
《陶行知年譜長編》，王文嶺著，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陶行知自己也曾受過貧窮障眼法的蒙蔽。1930年的一天下午，他去上海新愛倫影戲院看戲。因為饑腸轆轆，所以趁著休息十分鐘的時間走到門口，找個面攤下碗面吃。“這碗面費十四個銅板，連吃帶煮只用了五分鐘，可算是經濟極了。”離開場還有五分鐘，於是陶行知便與攤販閑聊起來，乘機問問面攤的營業情況。得知“攤販姓沈，整套器具值十八元，材料成本計二元，月納巡捕房照會捐二元，每月可賺三十元”。
聽老沈算完這筆賬，陶行知對他說：“你的進款比鄉村教師還要好一點。”不想老沈卻回答道：“苦來些，每天深夜四點鐘回家，早上七點就要出來買材料，準備一天賣的面餃。如果不是這樣，一家人便不能活。”
聽了這番話，陶行知才仔細端詳老沈的面孔，發現他“臉色黃瘦，確是辛苦太過的結果。十四個銅板一碗的面，雖是平民的午餐，但它是另一個平民的康健換來的”。他像許多人一樣，只看到了老沈這樣的城市貧民表面上有著一份謀生職業和一筆相對可觀的收入，卻看不到這份收入並不僅僅養活他一個人，而是需要養活一個家庭，這筆可觀的收入平均到每個家庭成員的頭上，就會捉襟見肘；更沒有看到的是，在當時社會財富分配體系下，底層勞動平民，獲得這樣一筆養家活口的收入，所付出的勞動有多麼艱辛，以至於每一塊銅板，都是在透支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謂“貧窮”，不僅僅是物質上的匱乏，更是勞動付出與收入所得之間強烈的不對等。
無限感慨的陶行知寫了一首詩，記述自己與攤販老沈間這段尋常而又不尋常的經歷：
“新愛倫門前面一碗，
花了一十四個小銅板。
攤販名字叫老沈，
自做夥計與老板。
每月可賺三十元，
教師不如擺面攤。
那知他說：‘苦來些，
一夜只睡三點鐘；
若要多睡一刻兒，
兒女凍餓誰做東？’
將他從頭望到底，
一株枯樹立秋風。
面兒代價我知了，
不是紫銅是血紅！”
當陶行知想把這首詩送給老沈時，卻發現他已是不知去向了。
陶行知手書。
“創設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
改變中國民眾貧窮的面貌，在陶行知看來，加強國民教育，尤其是改善平民教育，是最重要的手段。教育不僅僅讓人獲得知識，更能讓一位勞動者認識到自己在社會中的價值，讓人民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國之民所應有的職責與權利。早在1914年陶行知就讀金陵大學時，就已明確地表達了自己以教育改造社會的理念：
“人民貧，非教育莫與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與智之……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同心同德，必養成於教育；真義微言，必昌大於教育。”
平民教育，在20世紀20年代得到社會的普遍支持。陶行知當時負責中華教育改進社的工作，在工作過程中有他自己的觀察、體會和思考，逐漸形成了系統的關於“生活教育”的理論。他受過西方教育學和社會科學的正規訓練，但是他具有原創性的想法還是來自他的社會經驗和社會實踐。
1924年春，他與後來一起創辦曉莊學校的趙叔愚教授參觀了南京郊外的燕子磯國民學校，感想很多，認為這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學校，寫了《半周歲的燕子磯國民學校——一個用錢少的活學校》。一所國民學校的使命，在陶行知看來，不僅是教書教知識，而且要改造周邊的小環境。他對鄉村教育社會使命的理解非常微觀，目標“細小”，與村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所以在那裏的一所小學校長和教員，扮演的角色類似村長助理或者村長秘書，有點像法國大革命之後逐漸成型的現代西方鄉村教育體系。首先，他對燕子磯校長丁超先生的評價是：“他有事實化的理想，理想化的事實。他事事以身作則。他是教員的領袖，學生的領袖，漸漸要成為社會的領袖。”校長手裏時常拿著釘錘和掃帚，時時修繕，打掃衛生，鼓勵師生們自己動手改善學校環境。譬如學校建在關帝廟裏，丁校長就帶領學生洗刷神像，把雜亂散放的一些神像搬到隔壁的廟裏，清理出一個光明整潔的教室。
曉莊學校時期的陶行知。
關鍵的環節是，丁校長還帶領學生們改進學校周邊和村莊整體的環境，不僅在學校附近種樹，還在周圍的山上種樹，清理村莊山坡上的垃圾，“村民一面倒，他就一面掃。村民倒一回，他就掃一回。後來鄰居漸漸出來責備倒垃圾的人，燕子磯從此就清潔了”。這個學校是務實和節約的，沒有門房和雜役，衛生和泡茶都是師生分擔，經費也得到節省，可以用在更加重要的地方。務實和體貼村民的態度也幫學校爭取到當地士紳和民眾的信任和支持。陶行知還特別提到一點，就是鄉村小學教師的夫妻配合。他認為丁校長能夠做好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得到他夫人的幫助，而且同樣作為教師的夫人還幫助學校更多地招收和更好地教育女學生，推進村莊的社會改進：“她在這裏服務帶一半義務性質。他們所組織的儉樸家庭同時是鄉村家庭的模範”。他甚至建議說，“未來的鄉村學校最好是夫妻合辦。如果男師範生和女師範生結婚之後，共同擔負一個小鄉村的改造，也是人生一大快事，並是報國的要圖”。
夫妻合辦鄉村小學的成功例子，陶行知起碼在1924年寫了一首有名的《村魂歌》，由趙元任先生譜曲，流傳得很廣。“村魂”這個表達說明了先生對鄉村小學角色的理解並不限於教書和傳授書本知識，而是帶有社會改進的意義：
“男學生，女學生，結了婚，做先生。哪兒做先生？東村或西村。同去改舊村，同去造新村。舊村魂，新村魂，一對夫妻一個魂。”
後來因為曉莊學校一些學生結婚並共同創辦工學團——曉莊學校模式的變通和推廣，陶行知也寫詩祝賀，其中寫道：
“廟小活佛多，
事忙吃不消。
幸是雙雙到，
擔子兩人挑。”
電視劇《陶行知》（2011）劇照。
畢業於金陵大學和留學美國的陶行知是一位“洋學生”，卻不迷信留洋。他覺得留學生治國，不小心的話容易脫離實際，就好比請鄉下人吃西餐：“鄉下佬，吃大菜，刀兒當做筷。我的媽呀！舌頭去了一大塊。”他的教育思想經常被稱為“生活即教育”或者“社會即學校”，他為此做的理論表述並不總是清晰，但是他舉出的例子反倒給人留下很好的印象。
與曉莊學校關系密切的南京和平門小學在村裏有用水困難，所以打了一口水井，也請村民公用，卻遭遇了兩個困難。一是出水量不夠，大家都來得很早，後來的打不上水；二是在取水時候爭先恐後，發生爭執甚至打起架來。於是學校和村民就開了大會來解決，並推舉一位十幾歲的小學生做主席。七嘴八舌之後，大家達成四條意見，立刻就得到執行，沒有人違背：
“（一）水井每天休息十小時。自下午七時到上午五時，不去取水，違者罰洋一元充修井之用；
（二）每次取水，先到先取，後到後取，違者罰小洋陸角，充修井之用；
（三）推舉劉君世厚為監察員，負執行處分之責；
（四）公推雷老先生為開井委員長，籌款加開一井。茶館、豆腐店應多出款。富戶勸其多出。於最短時期內由村民團結的力量將井開成。”
在陶行知對這一事件以及他多年教育實踐的總結裏，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鄉村教育和社會改進綱領：學校是一個小單位，在教授文化知識的基礎上需要融入自己周邊的環境，讓師生了解人生和社會，走向民眾，讓民眾走進學校，學校與民眾打成一片，產生出“一個改造鄉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細胞”（《生活即教育》，1930年；《對於鄉村教育的一個新建議》，1932年）。
在曉莊學校停辦之後的十幾年裏面，陶行知提倡和創辦過工學團和育才學校，積極通過辦教育支持艱苦的抗日戰爭，支持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鬥爭。但是曉莊學校以及以曉莊學校為典範的教育改進鄉村社會的理想，始終是先生思想和實踐活動的核心和重心，可能也是我們今天，在加強基層治理的新時代社會建設事業中，以及在改變教育單純是文化知識傳授這一片面性的過程中，特別值得反思和借鑒的思路和做法。
在曉莊師範開辦期間，陶行知在校園內張貼了許多他自己寫的對聯，其中最有名、流傳最廣、已經成為漢語經典的，就是“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先生一生奮鬥，經歷種種磨難坎坷，受到人們的熱情支持，也惹起爭議，遭遇過冷眼和不公正待遇。但他從來都是樂觀的，常常是笑容滿面的，從來都有一個平民謙卑和真切的生活熱情，所以他能取得成功，能夠在中國的社會建設和教育事業上留下永久的痕跡。1924年，陶行知寫下了一首題為《新年飲》的打油詩，這或許正是他作為一位平民教育家，一位社會改革者心中的理想社會。這個理想既不高妙，也不玄虛，如此具體，而又如此赤誠。這是來自一個世紀前陶行知對他所摯愛的平民大眾的祝福：
“三杯紹興酒，
一碗紅燒肉，
吃到肚子裏，
同享無量福。”
作者 | 彭小瑜
編輯 | 李夏恩 李永博 青青子
校對 |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