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梓怡（北京大學）
美國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曾說：“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特別推出“大學生寫家史”系列，記錄大時代下一個個普通家庭的悲歡離合。
一
當汽車沿著彎彎曲曲的山路緩緩往上爬時，家鄉早間的雲霧又率先出來迎接了。這好像是我上大學之後第一次回老家。
我的老家在安徽南部的一個小山村，屬於徽州邊緣地區，村居半山腰的山坳處，人口不過百余人，因附近都是山地，土地大部分都開墾成了梯田，主要糧食作物為水稻，但灌溉系統並不好，只有小溪，沒有河流，也沒有水碓，加工稻米靠牛拉石碾圍著圓型碾盆不停地轉圈，直到上世紀70年代才開始有柴油碾米機。1970年代中期通了電，80年代末通了鄉村公路，在通公路前，從村子到縣城得先走20裏山路再乘40裏公交車才能到達。
我其實並不算村裏人，因為我的父親通過高考改變了命運，畢業後在鄰縣謀了個生計，我生長在村的隔壁縣城。雖然說是隔壁，但哪怕是村子通路後，交通依舊不方便，我每次回村看望祖父祖母，都要先從隔壁縣城坐兩個小時班車到村子所在的縣城，再坐上從縣城去村子的班車，村子閉塞，每天僅有上午下午兩個車次，等車就要等上半天。回一趟老家往往是早上出發，傍晚才到達，山路又都是彎彎曲曲、上坡下嶺，我對村子的記憶很長時間都停留在望不盡的綿延山脈和不適難忍的嘔吐感上。
老家所在的村莊
二
車子兜兜繞繞，一會上坡一會又平路，司機不停地換擋，笑著說“這路不好開，需要技術”。車像是產生了共鳴，引擎不斷發出低沈的聲音，我們坐在裏面仿佛都能感受到車身因費力而彌散出的熱度。我隨口附和說“是啊，這大山裏頭，交通閉塞，您這頭一次開，算是技術好的。”父親抿了抿嘴，沒說話。
父親以前和我說過，這裏窮苦閉塞、封建愚昧。
祖父祖母生養了三男二女，父親1962年出生，是家裏的老二，與老大相差4歲，父親後面分別是兩個妹妹和小9歲的弟弟。徽州地區重視文教，讀書出來吃官飯是父母為子女籌劃的上上策。在大伯讀三年級的時候，因為和同學一起調皮搗蛋被老師狠狠責罰，一氣之下發誓再也不踏入學堂半步。大伯是個犟脾氣，祖父打罵無果，只能聽之任之，村裏有句土話道“長子不離竈”，意思是長子應該在家裏主持家業、贍養父母，大伯也算有了不讀書不出遠門的理由。
大兒子學習指望不上，不如就全力培養二兒子，讀書的擔子壓在了我父親身上。祖父是農民，哪懂什麼教育，只知道“棍棒底下出孝子”，一言不合就打罵子女，又因為當時家窮子多，上學是一件奢侈的事，所以祖父對父親的學習極為嚴格。父親在村裏學習成績算好的，一次考了96分，全班第一名，高高興興把試卷拿回家給祖父瞧。祖父一看，斥責怎麼沒考到滿分，然後就是一頓毒打。
祖父暴戾古怪的性格與其生活環境、生命經歷息息相關。故事還要從上世紀初說起，我的高祖父有三個兄弟，他排老二，他和他的哥哥都只有一個兒子，他哥哥的兒子沒成年就病亡了，留下一個童養媳，等童養媳長大，他哥哥從外村程姓人家招了個上門“兒子”與童養媳成了家。那時候我的曾祖父，也是高祖父唯一的兒子已經長大成人，對招上門的“外人”分了自己的家產很不滿意，於是就把他的伯父告上了縣民國政府，結果敗訴了，這場官司傷了兩家的感情，從此兩家積怨逐漸加深。
炊煙與人家（攝於老家門前）
上世紀50年代，曾祖父家和祖父家與我的堂伯公家（即當上門“兒子”那一家）被劃分到同一個生產隊。“文化大革命”的第六年，堂伯公當上了行政村的改革委員會主任，那時，土地都是生產隊統一種植的，農戶每個人只有0.08畝地用於種蔬菜自用，叫自留地，除自留地外，農戶私自在其他任何地方種莊稼都是違法的。
可能是以前有規定但沒執行過，或是規定出臺第一年，管理松懈，我祖父開荒種玉米面積很大，是生產隊裏最大的，受到祖父的鼓動，我曾祖父也種了很多地。到了夏天，公社動了真格，把每戶私自種植莊稼按面積折算產量，每畝按800斤計算，待秋收分糧時扣，曾祖父戶兩人扣糧食400多斤，祖父家7口人大約扣800多斤。到了冬天，曾祖父家糧食不夠向生產隊借糧，時任改委會主任的堂伯公非但不同意，還惡語相向。曾祖父深夜回家一言不發，“咕咚咕咚”喝下農藥，自殺身亡，年僅63歲。
祖父深受長一輩人的影響，在村內爭強好勝，尤好和堂伯父一家攀比，比種地的產量，比新房子的大小，比孩子的學習......一旦在外面不如意，就會回家打罵子女來撒氣，家裏子女五人在童年時期都遭受了祖父的嚴厲打罵，尤其是對三個兒子，期望越多，打罵就越多，以至於大伯、叔叔和我父親三人到現在為止對已過世祖父的評價依舊很低。大伯在22歲結婚後便立即要求分家，與祖父老死不相往來。父親一考上大學便離開了家鄉，小叔叔讀完高中也出去打工闖蕩了。
“人在一個地方閉塞的地方待久了，就會忽視外面的風景，只能在小小的村子裏互相攀比，性格變得狹隘，生活也難免不幸。”父親談到祖父時，淡淡地說道。
為了避免不幸，父親埋頭苦讀，終於在1979年的高考中考出了不錯的成績。父親以為自己即將離開那個窮苦閉塞的村子，但生命經歷給每個人都刻上了時光的烙印，父親憎惡舊時代農村的迂腐，卻又想著造福農民百姓，最終他選擇去皖南農學院學農學。
四年本科生涯轉瞬即逝，從植物學、植物生理學、分析化學、生物化學、遺傳學、生態學到栽培與耕作學、育種學、種子學、植物病蟲害防治學，父親學習刻苦，功課優秀。畢業後被分配到隔壁縣的鄉鎮農科所工作，後又因文筆好，被領導賞識，借調到縣人事局工作，之後兜兜轉轉，在縣城黨政系統裏做了一顆小小的螺絲釘。
1998年的臘月，我出生了。姨母進產房看了一眼，出來對我父親說“是個女兒”，我父親回答“也好”，“也”字拖得老長。這個故事經過姨母的大力弘揚，在無數次的家庭聚會中被提及，作為父親重男輕女的笑話。但說句真心話，或是沾了獨生子女的光，或是因為不想給我一個和他一樣痛苦的童年，父親對我是極好的。
父親的性格與祖父完全相反，他為人隨和，沒有太大的勝負心，在家裏和單位裏都是和事佬。正如母親擬合他老煙鬼形象給他起的微信昵稱“煙霧深中一神仙”一樣，他是閑雲野鶴，遺世獨立，逍遙自在。他在筆記本裏寫道：“生活本沒有輸贏，但如果你一旦有了勝負心，那你一定就是輸家。”
父親是農民的兒子，永遠都剪不斷與土地的臍帶，他追崇盧梭式的自然教育，時不時帶我去爬山郊遊，也同魯迅的長媽媽一樣，常給孩子講新奇有趣的故事。父親重視教育，常常結合自身經驗思考一些教育問題，在他的日常學習筆記裏，常能看見這樣的文字：“農民沒種好莊稼不會怪種子不好（當大家種同樣品種時），都會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家長沒教好子女時，往往怪子女不爭氣，盡量把自己撇清，這是應該要反思的。”“沒文化的農民能種好地，同理也可以教育好子女，因為他們可能給了孩子一個比較寬松的成長環境，他們沒有知識父母那種焦慮感和緊迫感，同時他們可能給了孩子積極、陽光的心態，但這都是個別現象，大部分農民、工人子女不及知識父母的子女。”
三
終於，上坡越來越少，車子漸漸穩當起來，不遠處，白墻黑瓦的房子像長在雲霧裏的蘑菇，若隱若現，村子快到了。
在我眼裏，村子是回不去的故鄉，這裏花香鳥語、質樸溫暖。
我小的時候，母親外出打工，父親上班不便照顧我，就把我丟在村子裏，交給祖父母撫養，都說隔輩親，祖父母對我都是極好的。村裏沒有什麼吃食，子子（雞蛋）被看做是最營養的，祖母就使勁讓我多吃子子，我最多一餐一口氣吃了8個。
就這樣餵養了一個月，當父親來村裏看我時，發現我變得又胖又黑，都快認不出了。更讓父親寒心的是，我這個笨娃娃竟然不認識他了，指著他說“奶奶快來看，家裏來了個客人”。父親立馬把我抱回去親自撫養。後來我也就寒暑假年回兩次村，每次待的時間都不長，以致於我一直都沒學會村裏的方言，和不懂普通話的祖父祖母溝通起來往往是毛估帶猜。
祖父說不來普通話，和我說話總是幾個詞的往外蹦，印象裏他說的最多詞就是“聰明”、“好聰明”。那時候他最喜歡帶我去村裏逛，尤其是去小賣鋪人多的地方，見人就誇我，就連我個子長得快長得高，都值得在村子其他人面前吹噓誇獎一番。還有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詞是“寶物寶物”，是祖父過年清明祭祀時說的話，我一直沒明白，還以為祖上給我留下了什麼寶貝，後來才發現，不懂普通話的祖父是想說“保佑保佑”。
徽州人歷來重視姓氏傳承，在村裏程姓有自己的支祠，每年過年、清明，程姓子孫都要去祠堂祭祀。祠堂在“文革”時期被毀壞過，後來修復了一遍，面積不大，大約有兩百平方，裏面空空蕩蕩的，東面放著祖宗的牌位和貢品案臺，西面靠門是一個小小的天井。可能是村莊逐漸人落寞，印象中並沒有熱鬧紅火的集體祭祀儀式，只是每年到了除夕和清明，平日裏不開門的祠堂會打開大門，各家各戶的程姓子孫可以自行來祭祀。
傳統徽州女人地位低，是不能進祠堂的，到了我們這輩倒沒有那麼多講究，記得祖父在世時，每次過年都會帶我去祠堂。祖父會先在祠堂門口燒上一把紙錢，這是給郵差的辛苦費，再進入祠堂將祖母準備好的供食放在案臺上，點上一把香給我，讓我向著牌位拜一拜，再來到門口，向著南、北、西三面再拜一拜，再將香分別插在牌位前的香爐裏和門口的土地上，最後祖父會點燃三發衝天炮，告知天上的祖先們來領我們的一點心意。
程氏支祠（攝於2020年清明，因疫情影響，村中禁止聚集性祭祀，祠堂大門緊閉。）
其實小時候的我並不喜歡去祠堂，一是因為大人們拿在手上點燃的衝天炮看著特別危險，二是因為祠堂總讓人容易聯想到死亡。這種對生死的擔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縈繞在我的心頭。祖父祖母家的老房子是改良後的徽州屋子，因面積受限，沒有天井，窗戶又開得高，所以采光不好，白天也總是黑黢黢的，廚房用的是老式帶煙囪的柴火竈，需要燒木頭柴火，為了方便，祖父就將廚房和廳堂之間的小屋子改成了柴火房，常年堆放著比人還高的柴火。
一次路過，正巧木柴存量沒有那麼多，我才發現，原來木柴背後還堆放著兩個祖父祖母備給自己的棺材，這把膽小的我嚇得不輕，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敢獨自走過柴火房。後來祖父告訴我，這是他們的棺材本，在村裏，很多老人家都會在自己年輕的時候提前備好。祖父還說人這一生就像這柴火一樣，能夠發點光熱，也就足夠了。
後來，祖父老了，在幹活時摔斷了腿，從此做不了重的農活，只能拄根拐棍慢悠悠地走。好幾次回家，祖父都想帶我去山上看一看，我以他腿腳不便回絕了，後來實在拗不過他的堅持，和他一起上了山。
原來，祖父是想帶我認一認留給我的山核桃樹。在20世紀初，村子裏興起種山核桃。祖父也隨大流，種了兩百多棵山核桃樹，存活不過百余棵，每年大約能收獲三千多斤山核桃，每斤能賣兩三塊錢，在農村算是不錯的收入了。
但隨著年紀增長，祖父發現自己難以繼續照顧這些山核桃樹，於是就劃劃分分，準備把這些樹分給父親和叔叔，留給父親也就是留給我，祖父生怕我不知道樹的位置，一定要親自帶我去看看。遺憾的是當時祖父帶我認的山核桃樹，我現在一棵都不記得了，不過祖父拄著拐棍顫顫巍巍地為我指山核桃樹的背影卻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腦海裏。
像祖父一樣的背影（攝於2020年清明，遺憾以前條件有限，沒有影像資料）
四
祖父於2014年病逝，為了方便照顧，祖母被父親和叔叔安置在了離縣城更近的村子裏。每年只有清明，父親才會回趟老家，給祖父的墳上燒燒紙、上上香。而我高中大學都在外地念書，清明只能遙寄相思。
文明悼念（攝於2020年清明攝於老屋子門口）
在外地求學時，我第一次見到了城市，見到了城市裏養育出來的人，他們大多衣著靚麗，舉止風雅。與城市裏整棟樓的圖書館、燈紅酒綠的商場街道相比，養育我的小縣城立刻就失去了光彩。但每個人的生活都是一座圍城，把自己圈在了裏面，別人圈在了外面。正如對於長期生活在窮苦山村的父親而言，農村是愚昧迂腐、狹隘刻薄；但對於偶爾作為農村過客的我來說，農村是新鮮有趣、溫暖質樸。現在的我，感念生養我的縣城，也感念生養祖輩世代的那個小小山村。
對於故鄉的記憶，就像是雲一樣縹緲，風輕輕一吹，就散了。等我回過神，車已經到了。下車關門，吸一口故鄉的空氣，仿佛這樣就能把雲似的故鄉永遠帶走。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