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由陜西省文物局和陜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指導，陜西省考古學會主辦的第二屆陜西重要考古新發現評選結果正式揭曉。經專家組評選，西安太平遺址、周原先周建築與西周城址、秦始皇帝陵園外城東門遺址、西漢帝陵——霸陵遺址、鹹陽洪瀆原墓葬群、西安新小寨元代趙氏家族墓地等6個考古項目最終入選。
秦始皇帝陵園外城東門遺址發掘全景。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此次發布會上還公布了西安月登閣隋唐墓地、西安杜城鑄鐵遺址、漢長安城兆倫鍾官鑄錢遺址等3個入圍項目。據了解，與“陜西首屆六大重要考古新發現”不同的是，今年除了增加設置入圍獎項外，推選的考古項目多位於西安-鹹陽周邊，涵蓋了史前、商周、秦漢、隋唐及宋元時期，其中以秦漢及隋唐時期的占比最高。
太平遺址：出土遺物表示當時已出現社會階層分化
太平遺址位於陜西省西安市西鹹新區灃東新城鬥門街道東太平莊，是在鬥門水庫項目建設過程中新發現的古遺址，東北距西安主城區約15公裏。位於秦嶺北麓向渭河谷地延伸的一處河流階地上，地勢開闊平坦。
太平遺址出土陶器組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2021年度陜西西安太平遺址發掘區域分為三處，分別位於遺址的西部、東部和北部，發掘面積3900平方米，共清理各類遺跡300余處，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骨角器等遺物。在發掘過程中還發現有百余件質地通透、加工精致的玉器，主要器類有璧、璜、笄、臂釧、佩飾等，也有少量帶線切割痕的玉料、玉璧芯、毛坯等。此外還出土不少蔔骨，以及一件反映古代禮樂制度的陶鈴和一枚刻畫有精美圖案的陶牌飾。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該項目負責人王小慶介紹，本年度的考古工作初步表明，太平遺址是一處客省莊二期文化的大型中心性聚落，年代距今4150-3700年左右。分布相對密集的大型袋狀灰坑間接表明當時的農業生產力較發達，物質富裕，從而使儲藏成為社會再分配的必要環節，為社會權力和社會分化的產生創造了物質基礎。
太平遺址出土玉器。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王小慶認為，發現的大量制作精致的白灰面地坪碎片表明該聚落內部應該存在若幹裝飾考究的高等級居址，暗示當時可能已經出現了社會階層的分化。出土的一套基本完整的操作鏈物質證據表明，當時聚落內部很可能已經擁有了具備一定專業化程度的玉石器手工業生產體系。玉璧、玉璜等玉禮器組合，連同陶鈴、蔔骨等遺物也初步顯示出太平遺址所代表的史前社會已經出現了以禮制為核心的早期文明特征。
他表示，目前對太平遺址的發掘工作僅僅是冰山一角，但是玉器加工生產、蔔骨、陶牌飾和陶鈴的存在表明太平遺址具備了高等級中心聚落遺址的基本要素，是了解中華文明起源和人類早期發展中心區域的一處重要遺址。太平遺址匯聚了周邊東、南、西、北不同地區的文化因素，是四方文化交流的輻輳之地，奠定了關中盆地中部以周、秦、漢、唐為代表的都城文化的史前基礎。
周原遺址：證實乃是古公亶父遷岐之地
周原遺址是規模最大的先周文化與西周文化聚落，被學界認為是古公亶父遷岐之地和西周都邑之一。 古公亶父是上古周氏族的領袖，西伯君主，周文王祖父，在周人發展史上是一個上承後稷、公劉之偉業，下啟文王、武王之盛世的關鍵人物。此次發布會，公布了首次發現的先周時期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編號F1），該基址的發現是認定周原遺址先周時期聚落性質的關鍵材料。
戰國晚期甕棺。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據介紹，該建築基址位於岐山縣京當鎮王家嘴村西北，坐北朝南，基址整體東西寬38米、南北長約58米，總面積逾2200平方米。F1整體結構為前堂後室的兩進四合院式建築，目前已揭露南半部分，初步判斷由正堂、東西廂房、庭院、附屬建築等組成。考古人員根據疊壓打破關系判斷，建築年代上限為京當型商文化晚期，下限不晚於先周文化晚期，進而認定該建築年代應為先周時期。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館員、該項目執行隊長楊磊表示，在該階段的發掘考古過程中，考古人員們發現了一座西周早期的城址（內城）和一座規模巨大的西周晚期城址（外城）。內城規模遠大於以往發現的同時期西周城址，城址位於周原遺址西北部，東西約1480米，南北約1065米，呈較為規整的長方形，面積約175萬平方米；外城是目前所見規模最大的西周城址，外城城址總面積約520萬平方米，外城南墻、東墻與內城南墻、東墻大致平行，並發掘出土了西周晚期銅鼎殘片和西周晚期陶鬲。
楊磊稱，此外，他們還發現了一座戰國時期的大型建築基址（編號F2），並由此基本確認了戰國美陽縣治所在之地。F2位於F1以西25米，東西寬41米，南北長30米，面積1200平方米。該建築基址由10道貫通的墻基槽分隔成9個長條空間，條內不規則分布著大量柱礎坑。基址被20多座戰國晚期甕棺打破，解剖時發現夯土內包含戰國晚期陶片。同時，在建築廢棄地層中出土了帶“公”字陶文的陶量，還發掘出了兩例“美陽”陶文。
“公”字陶量。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記者了解到，此次先周時期大型夯土建築的發現，填補了以往周原遺址無先周時期高等級建築的空白，並結合以往關於聚落規模與文化性質的認識，可以肯定周原遺址乃是古公亶父遷岐之地。東周時期美陽縣位置的確認，可結合文獻進一步證明古公亶父遷岐之地就在周原。
規模巨大、布局方正的西周城址的發現，也是探索我國先秦時期築城史的重大進展，為厘清周原遺址聚落結構、相關遺存性質，以及聚落與社會變遷過程提供了參照背景，為三代都邑建制提供了難得的實例。
秦始皇帝陵園外城東門遺址：城門的毀壞與火有關
秦始皇帝陵位於驪山北麓，規模宏大，埋藏豐富。經過60年的考古工作，考古人員已基本摸清秦始皇帝陵園的結構與布局。除此之外，他們也在陵園之外發現了大量陪葬坑、陪葬墓，以及修建陵墓時留下的相關遺存。
粗夯工具印痕。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秦始皇帝陵園外城東門遺址位於封土正東約200米處。1962年以來，考古工作者開展了大量的考古調查與勘探工作，對陵園外城東門有了初步認識。為了明確外城東門的結構與形制，促進秦始皇帝陵的考古研究，經國家文物局批準，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於2021年對外城東門遺址進行發掘。
據秦始皇帝陵園外城東門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邵文斌介紹，秦始皇帝陵園外城東門遺址地層關系簡單，除自然衝溝7條、現代人工溝3條、現代汙水溝1條、現代墓葬4座和現代灰坑1個之外，主要發現外城東門夯土臺基，門道遺址1處，瓦塊和紅燒土等建築堆積。出土石質建材5件、鐵器1件、乾隆通寶1枚、民國銅錢1枚。
邵文斌說，本次發掘弄清了秦始皇帝陵園外城東門遺址的規模、形制和基本結構。確定了外城東門屬於夯土臺基式建築，為一門一道的城門結構，門道經過抹泥整平，殘存有彩繪。門道的邊緣以及高臺式平臺的拐角處均有人工石質建築材料，柱洞遺跡，可以確定城門除城墻墻體外，還存在附屬建築。
門道處草拌泥及彩繪殘塊。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事實上，本次發掘還厘清了秦始皇帝陵園外城東門的營建與毀壞過程。邵文斌表示，東門門址先開挖大的地基坑，然後在坑內進行細夯；坑內細夯與坑邊之間采取粗夯方式填充處理。在夯土臺基之上，進行墻體與附屬建築的營建，墻體外側抹有草拌泥，甚至有彩繪。從存在紅燒土和碳屑的情況看，城門的毀壞與火有關，之後還經過流水破壞形成自然衝溝。
據了解，本次發掘為秦始皇帝陵的禮制建築的規模、等級、布局，乃至中國古代陵墓制度和中國建築史的認識與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西漢帝陵——霸陵遺址：否定“鳳凰嘴”為漢文帝霸陵的傳統認識
西漢第三代皇帝漢文帝劉恒的霸陵因“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而沒有封土，具體位置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模糊，元代以來人們以白鹿原東側的鳳凰嘴為霸陵立碑祭祀。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著衣陶俑。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自2006年以來，相關考古人員就對江村大墓區域進行了多次調查、勘探和試掘，發現江村大墓的形制為“亞”字形，地面無封土，墓室邊長73米，四周環繞115座外藏坑，外圍以“石圍界”和門闕形成陵園。其間采用多種技術多次對“鳳凰嘴”進行了全面細致的探測，證實此處僅有8通明、清時期的石碑，未發現任何陵墓類遺存。
2017年開始，考古人員又對江村大墓外藏坑、陶窯遺址、陪葬墓等進行了發掘工作。在江村大墓中發掘了8座外藏坑，其長度在6.5至72米之間，寬3至6米，深6至9米。大多為帶斜坡道的豎穴土壙形制，底部有木槨遺跡。出土著衣陶俑（個別戴刑具）、陶器、鐵器、銅器，以及漆木器（包括木車馬）遺跡等。另外，還清理出 “器府”“中司空印”等明器銅印。
據了解，本次考古工作否定了“鳳凰嘴”為漢文帝霸陵的傳統認識，確定了漢文帝霸陵的準確位置，解決了西漢十一陵的名位問題。包括霸陵在內的西漢帝陵規模、形制、布局及內涵的基本掌握，為西漢帝陵制度形成、發展、演變的研究提供了詳實的考古資料，為中國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部分銅器。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霸陵的雙重陵園、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機構的外藏坑圍繞帝陵布局等，均為西漢帝陵中最早出現，表明了皇帝獨尊、中央集權的西漢帝國政治理念的初步確立。霸陵出土的大量珍貴文物中，印章、封泥及其他帶字文物等，也證實了“陵墓若都邑”、帝陵“模仿現實中的西漢帝國”的建設理念。南陵外藏坑眾多帶有草原風格的金銀器是先秦兩漢時期農牧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直接證據，見證了中華文明由“多元”到“一體”的歷史發展趨勢。
鹹陽洪瀆原墓葬群：出土文物總計16000余件（組）
鹹陽洪瀆原是陜西省大中型古墓葬分布最為密集的區域，已持續開展考古發掘近七十年。上官婉兒墓、薛紹墓、隋王韶家族墓園、北周豆盧恩家族墓園、北周武帝孝陵等歷史名人墓葬的不斷面世，令這個消失了一千年的地名，因為考古發現再次為公眾所熟知。
洪瀆原墓葬西蔣墓地M4064十六國墓出土釉陶馬。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2020年至2021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鹹陽市渭城區洪瀆原發掘了戰國至明清古墓葬3800余座。在18個月的發掘中，考古人員共發現戰國晚期王陵（王後陵）及其陪葬墓地1處、西漢早期墓地1處、東漢家族墓地12處、西晉家族墓地3處、十六國家族墓地3處、十六國至隋代公共墓地1處、北朝隋唐墓園81座及大量宋金明清平民墓葬，出土文物總計16000余件（組），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收獲。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該項目負責人李明介紹，鹹陽洪瀆原墓葬群是超大型的歷史時期墓地，墓主是秦鹹陽城、漢至北朝長安城、隋唐長安城這些中國歷史上最鼎盛朝代的都城的居民。在同一地點發現延續時間如此之長、數量如此之多、規模如此之大、時代和類型基本沒有缺環的古墓葬群，在考古學史上可謂空前絕後。
他提到，此次發掘所獲的資料可資建立從戰國晚期到明清，時代長達2200余年的完整中國古代墓葬序列。由於地處京畿，洪瀆原墓葬墓主身份普遍較高、代表性強，是研究中古時代墓葬制度的極佳標本，對於構建中國古代墓葬的考古學體系框架具有重大的積極意義。
唐康善達墓墓道西壁壁畫：胡人馴馬圖。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此次發掘發現了北朝隋唐家族墓園的完整發展軌跡，使北朝隋唐高等級墓葬的圍溝兆域初次形成序列，對於中古時期的等級觀念和喪葬意識，以及深層次的社會背景都有所反映。例如，發掘出的以圍溝兆域為特征的墓園，規劃整齊、互不影響，由單人墓葬、夫婦合葬或夫婦同塋並穴合葬發展為子祔父葬，直至孫輩歸葬祖塋，墓地使用時間甚至跨越歷史朝代而延續數百年。這種喪葬禮制上的延續和變化，是中古門閥觀念的物化體現，同時也是奉親盡孝、鄉土思想、法律制度等一系列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延續。
在鹹陽洪瀆原墓葬群出土的文物上，也有突破性發現。其包含了東漢晚期的金銅佛像、北魏墓門樓土雕神像等前所未見的考古遺存。據介紹，此次發掘所獲豐富的資料，加之七十年來洪瀆原墓葬的考古資料綜合研究成果，其蘊含的巨大信息量足以續寫半部中國史。
新小寨元代趙氏家族墓地：出土瓷器多為實用器物
2021年4月至11月，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在原曲江國際會展中心用地範圍內發現了各時期遺跡250多處，其中有9座墓葬為一處元代趙氏家族墓地。9座墓葬組成的元代家族墓地，排列清楚，傳承有序，為宋元時期流行的貫魚葬，體現了五音姓利學說影響下的墓葬埋葬次序。
M46陶倉、簋、簠出土情況。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9座墓葬中共出土各類型隨葬器物500余件（組），瓷器共30余件。其中以陶明器為大宗，另有瓷器、三彩器、銅器、玉器和石器等類型。陶明器主要有仿古陶禮器、日用生活明器和陶俑三大類。瓷器器形分有梅瓶、玉壺春瓶、碗、盞、盤等，以釉色分有白釉、青釉、清白釉、醬釉等，以用途來分有茶器、酒器和飲食器等，其中大部分是實用器物，使用痕跡比較明顯。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該項目負責人朱連華介紹，經初步鑒定，這些瓷器有來自南方的景德鎮窯、龍泉窯、湖田窯，來自北方的鈞窯、霍州窯和我們陜西本地的耀州窯等。另外，在大部分墓葬中出土有五方五色鎮墓石或鐵犁、鐵牛等鎮墓類隨葬品。
朱連華說，這一墓地內墓葬排列整齊，有臺階式道磚室墓、臺階墓道土洞墓和豎穴墓道土洞墓三種，均為東南向，前兩種規模較大，主要位於墓地西部，由階梯墓道、過洞、天井、磚封門、土洞或磚砌墓室和左、右、後三個壁龕等結構組成，後一種規模相對而言比較小，主要位於墓地東部，由豎穴墓道、土洞墓室組成，部分在墓室後壁有後龕。
M40墓室西南部出土瓷器。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據介紹，根據墓地最西北部的M45出土的朱書買地券，由其朱書文字可識讀墓主人為諸路質子千戶趙伯傑，葬於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另據位於墓地中部的M44出土的墓誌，其上銘為“元故興平尉趙公墓銘” ，據墓誌記載，墓主名趙鎬，為興平縣尉，卒於延祐庚申夏（1320年）。這兩座墓葬出土的紀年文字材料，可以認定該處墓地為元代趙氏家族墓。
朱連華稱，這批墓葬包含多種葬制葬俗和大量、多種類隨葬品，不僅體現了元代西安城中趙氏一族的家族興衰史，更為研究元代關中地區中下層官吏階層的思想文化與喪葬習俗提供了可靠的參考。另外，墓葬出土的瓷器品種豐富、時代明確、延續時間長，為研究元代瓷器的器型特征、元與南宋之間的交流和貿易等方面提供了實物資料。
新京報記者 張建林
見習編輯 陳靜 校對 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