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躍
蔡老師遠行之後的次日，劉誌偉學兄傳來了蔡老師在學而優書店檢閱架上書籍的照片。看到那熟悉的背影和花白的頭發，實在使人難以控制自己的感情。在遙望南天的同時，昔日在康樂園求學時的情景也湧上腦海。作為追憶，我再次展讀了1982年夏天蔡老師寄來的一封信。
蔡鴻生老師在學而優書店
一
這封信一共三頁，寫在20×18的中山大學稿紙之上。我們在校期間，曾多次去生活區的商店買這種稿紙，因此非常熟悉。由於時隔多年，包括信封在內，保存得尚算完整，但已經泛黃，並開始有些發脆。
離開母校之後，我進入北京大學，畢業後曾奉職於北京圖書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以後又東渡他鄉，進入京都大學。畢業之後，又從京都到大阪任教。在將近四十年的時間內，我曾數次搬家，但是這封信卻一直伴隨在我的身邊。我自己也說不清楚為什麼始終將它帶在身邊，或許僅僅是出於保存文獻的職業習慣或個人癖好。隨著一次次的展讀和自身年齡閱歷的變化，我終於逐漸體會到這封信中蘊含著的精神力量！
三頁紙中的一頁是蔡老師用漂亮的俄文寫下的學術著作書目。信中開出的四種著作中，我只查到了其中一種，就是下方寫著那幾個歪歪扭扭的字的那一種。我猜想，蔡老師或許會感到有些失望。
另外兩頁是信劄本文，茲將主要部分過錄於下：
伍躍同誌：
七月六日信收悉。您入學雖僅半年，但已得到不少在中大所無的新認識，這就是一個新的起點。祝前程似錦。
謝謝您上次代查書目。其中《突厥文碑——中亞史料》一書，因北圖已外借，今尚未能寓目，總有一天會借到的。隨函附上俄文書目一份，煩到北圖查查，如有入藏，請標明書號寄回。俄美公司是東印度公司式的殖民公司，我在這裏只能讀到零散史料（美國出版的檔案，我已到國外設法購置），只知輪廓，未明細節。商務將於年內出版奧孔《俄美公司》一書，是三十年代的著作，也稍嫌舊了。
來信提及我那本小書，是十八年前的舊稿。記得當時一脫手，我就去“四清”了。如今再看，真有隔世之感。
北大有寅恪先生的傳燈人，他的著作自然也會得到高度的評價。至於中大，不過是他老人家“棲身嶺表”（他的話）的落腳地，曾留下足印，可有幾人去踏勘？！我有幸聽過他講一年“元白詩證史”，至今仍在時時翻閱他的文集，帶著憑吊的心情，不是在研究。《金明館叢稿二編》中那篇《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概括了王國維治學的三條經驗，實際上也是寅老的現身說法。
君自嶺南去，當知嶺南事。號稱“羊城”，特有洋味；號稱“花城”，也特有花花世界的浮光。十三行在這裏，十三陵不在這裏。嗟夫，“食在廣州”！近年雖也辦起書市（當時您尚未畢業），但總不如花市熱鬧。
我們住老地方，誦《陋室銘》。據說，已列入搬家名單，何時才搬，由他去吧。
……。
問近好。並祝
健康
蔡鴻生
七月十九日
信函（書目頁）
信函（第一頁）
信函（第二頁主要部分）
信封
二
我是1978年2月，自己用一根扁擔挑著被褥等簡單的行李，作為1977級的一員進入母校歷史系的。1982年初畢業離校，轉赴北京大學攻讀碩士研究生。離開母校之後，和蔡老師有過書信往返，其間多是奉命代老師在北京圖書館或北京大學圖書館查找研究所需的外文學術著作。在網絡工具尚未發達普及的1980年代，除了去圖書館翻查卡片之外，恐怕沒有其他辦法得到書目信息。當時有些圖書館對於某些特定類別的圖書甚至不允許讀者自行翻查卡片。相比之下，北京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卡片目錄基本上是完全公開的，實在是方便不少。當年，不僅是蔡老師，我還為其他師友略效過查找書目、代借代郵的微勞。從北大騎車一個小時進城去北京圖書館查書確實是一種知識的享受，我也由此學到了一些在教室未曾學到的東西。
我在給蔡老師的信中除了稟報查找書目的結果之外，還匯報了進入北大第一個學期的學習感想。蔡老師信中關於“寅恪先生的傳燈人”和王國維的部分就是針對我的匯報而言。
當時，北京大學歷史系在鄧廣銘先生主持下，強調史學基本功訓練和通史教育。進校前，因為讀過收錄在《金明館叢稿二編》中的《鄧廣銘宋史職官誌考證序》，知道陳寅恪先生稱贊鄧先生是“他日新宋學之建立”的“最有功之一人”。在史學基本功訓練方面，鄧先生特地請來楊伯峻先生為我們講《論語》。在通史教育方面，要求學生在本人的主攻方向之外，必須選修其他斷代史的課程。進校後第一個學期，我選修了王永興先生的讀書課，指定的教科書是白文的《大唐六典》。熟悉學術史的同行都知道，王先生是陳先生在清華大學最後一段時期的時期教學助手。王先生在講解時有自己的精辟見解，並結合文獻對《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的相關部分進行解說。我自己覺得在這門課上既受到了閱讀原典的基本訓練，而且也開始萌發了研究制度史的想法。記得王先生要求嚴格，過錄和標點史料的作業取百分制，如果出現文字或標點錯誤，一律各扣一分。我記憶中，似乎無人被扣至負數，大家都保住了顏面。此外，還選修了周一良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周先生自己在回憶錄中說，在燕京大學攻讀研究生期間，曾經與同學一起去清華“偷聽”陳先生講魏晉南北朝史，感覺好似聽了一出楊小樓的拿手好戲。相信是“偷聽”學到了真功夫，我自己感覺周先生將魏晉南北朝時期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似的歷史變化，分析得清清楚楚，尤其對南朝歷史的說明把我們帶入到如癡如醉的境域，確實是引人入勝！一起聽講的將無同學兄走出教室之後，連聲叫好！現在來看，恰似聽了一場王佩瑜拿手的老生戲，非常過癮！周先生在講課中，多次提及陳先生的見解，如北周、北齊等對日後隋唐制度的影響，然後在此基礎上說明自己的觀點。我已經想不起當時是怎樣向蔡老師匯報自己的學習情況和感受的，估計是講到上述兩位先生在授課中對陳寅恪學說的闡述，故蔡老師在回信中除了勉勵鞭策之外，還有關於“棲身嶺表”的一番議論。
蔡老師在信中提到了《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這篇文章也是當年北大諸位先生希望我們能夠背誦的，至少是其中關於治學經驗的部分。對於剛剛走入校門的我們來說，以較高的標準指示門徑，實在是非常重要。這就是取法乎上，僅得為中的意思。蔡老師說，陳寅恪“概括了王國維治學的三條經驗，實際上也是寅老自己的現身說法”，即“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者也。陳寅恪在數十年之前指出的“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經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的論斷，已經得到了歷史的證明。蔡老師謙虛地稱自己是“有意求法，無術傳經”（《仰望陳寅恪》，稿竟說偈），但在我看來，老師傳經有術，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實踐著陳寅恪總結的上述治學方法。蔡老師在近代以前俄中關系史、以唐代粟特和突厥文化為中心的中外交流史、嶺南地區佛教史、以廣州為中心的海域交流史，以及歷史學的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等領域留下的專著和論文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始終貫穿著這些治學方法。
蔡老師信中對“可有幾人去踏勘”陳寅恪留在嶺南的“足印”的感慨，每個人或許有不同的解讀。但是，只要是熟悉那一段歷史，或者稍稍認真讀過蔣天樞先生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以及黃萱先生回憶文章的人，就可以感知其中包蘊的意涵和力量！透過蔡老師使用的“？！”號，似乎可以看到掩在字面背後噴湧欲出的情感！而所有這些都轉化為冷靜求真的治學動力。信中雖然說自己是在“憑吊”，“不是在研究”，這些恰恰體現出季羨林先生稱贊的“誠愨、純樸”（《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序）。
三
蔡老師信中提到，在1982年夏天還在和家人“誦《陋室銘》”。此處的陋室是指母校東區的東二宿舍中一個小小的單人間，與我們居住的學生宿舍僅隔一條小路。那幢長方形的紅磚樓房是嶺南大學時期的建築，東南西各有一個出入口，恍惚記得南面入口上方還隱約可見“某某堂”字樣。因年久失修，乏人打理，樓頂的綠色琉璃瓦之間長滿茅草，稱之為茅舍亦不為過。加上廣州四季濕潤，校園植被蔥郁，真有些“苔痕上綠階，草色入簾青”的模樣。我不知道該建築原來的用途，我們在校時被用來作教工宿舍。那個樓房的建築格局是所謂的筒子樓，中間是過道，兩邊是房間。過道兩側堆滿了各種生活用具，各家各戶炒菜煮飯就在自己房門外的過道上，可謂一家爆炒，全樓聞香。樓內彌漫的氣味可以說是菜市場與大排檔的大匯集。長年的煙熏火燎，致使無從辨認過道墻壁原來的顏色。廣州夏季炎熱，晝夜的室外氣溫常在正常體溫之上。當年沒有電風扇，更不知空調為何物。其實，夜晚若能有電照明已經堪稱是相當奢侈。我記得那個年代挑燈夜讀的燈幾乎都是煤油燈，買不到煤油的時候就用蠟燭“然脂”讀書。我到母校讀書前住在北京四合院的平房，對樓房＝洋房有著莫名其妙的憧憬。不過，看到東二宿舍內部的情況時，我不禁連想到明清小說中常常可以看到的“窮書生”和“窮塾師”，怎麼也不能和“華南第一學府”的“大學教員”劃上等號。
蔡老師的房間是一樓最西面緊靠入口的一間，我印象中房間面積比我們七個人一間的學生宿舍大不了多少，堪稱鬥室。老師和我們坐在一起，真是到了“促膝”的程度。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生活用具已經占去了大半空間，一張小小書桌幾乎和我們學生宿舍的桌子差不多大小，一個談不上起眼的書架，在桌邊和墻邊放著一些書籍，其中有不少俄文的學術著作。墻上有用晾衣服的夾子夾住的一些紙張，不知是資料文稿，還是學生作業。這裏雖無“絲竹之亂耳”，但是各種生活噪音卻是不請自入，至於“案牘之勞形”則是確確實實的寫照。主人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精神，在陋室中“調素琴，閱金經”。在我等勉強可算“白丁”的後生小子之外，一定有不少“鴻儒”曾經造訪。我想，“鴻儒”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在當年應和蔡老師一樣，都是以積極求進的心態，生活在這種心目中“何陋之有”的陋室之中。每每想到這一點，就覺得刻印在腦海中的這一幕不僅是對劉禹錫那篇名文的現實註解，更凸顯了那一代中國學人的強韌與堅卓！
我記不得最初因為什麼事和同學一起去了蔡老師的鬥室，總之從那以後就常常去求教打攪，往往一聊就到了第二天淩晨。學術話題之外，我們還在一起關心過容誌行領銜的中國足球隊能否衝出亞洲。當時，蔡老師多數時間一個人生活。遠在湖南的師母前來探親時，就坐在一邊靜聽。有時夜深之後，還為我們準備一些簡單的夜宵。在我的記憶中，蔡老師和師母從來沒有對我們下過“逐客令”。現在想來，當年的我等實在是乳臭未幹，不諳世事，全然不顧及老師的私人空間和備課工作，甚至也根本沒有考慮到老師的經濟負擔——那時的老師們大多收入微薄。在一次次夜語長談中，最最打動人心還是蔡老師言談中的睿智與淵博，運用自如的古典與今典。恰如劉誌偉學兄所說，東二宿舍的那間陋室已經成為我們的共通記憶。
2002年8月9日 於康樂園東南區1號前（姜伯勤老師攝）
四
和那個年代的許多人一樣，蔡老師的生活可稱“清貧”。我印象中，最初見到蔡老師是在歷史系召開的師生見面會。會議主持人對所有教員均稱為“老師”，沒有使用教授一類的稱謂。蔡老師最初給我的印象是臉色不好，加上微微的駝背，看上去已經過了耳順之年，以為是很快就要停年退休的“教授”，至少也是“副教授”。當某位消息靈通的同學從教工名簿上發現快要“停年退休”的這位老師不過還是一名助教（好像在我們畢業前升到了講師），於是宿舍中不免有過一番月旦春秋。
我原來印象中的大學教授，或是用包袱皮抱來一堆線裝書，或是從考究的皮包中拿出一本講義。但是，蔡老師的課徹底顛覆了我的固有觀念。最初來給我們上一年級的世界通史課時，蔡老師只帶一張紙，這就已經讓我大開眼界。更神秘的是，老師有時還帶來一個布口袋。這個口袋有時是空的，有時好像裝著什麼。最初總也搞不清是用來做什麼的，因為蔡老師講課雖然留下思考題，但是從來不收作業，故這個口袋不可能是用來裝作業的。後來有同學在生活區的糧食店發現蔡老師用那個口袋買米，於是揭開了大家的謎團。我自己也多次看到蔡老師背著米往返在宿舍——教室——生活區的身影。那個背影與劉誌偉學兄傳來的蔡老師在學而優書店看書的那張背景雖然相距數十年，但在我腦海中完完全全地重合在一起！
應該說，這種為了學術，默默地忍受著生活上巨大壓力的情況應該是上一代不少學者的共通體驗。但他們並沒有因此怨天尤人，在相當困難，“只能讀到零散史料”，甚至享受電燈照明都成為奢侈的年代付出了現在常人難以想像的努力，為後人留下一座座學術上的高峰。每念至此，不免汗顏！
蔡老師思維深邃，尤善融匯貫通。他在信中對“羊城”與“花城”，“十三陵”與“十三行”的寥寥數語，言簡意賅地說明了一個城市的文化特征。在講課時也是這樣。離開母校時，我帶走了全部的聽課筆記和讀書筆記。但是，現在怎麼也找不到蔡老師講授世界通史古代史部分和俄中關系史時的聽課筆記了。蔡老師講課印有講義，但是每次講的內容幾乎都是講義上沒有的，即便有也不過是短短幾個字而已。蔡老師講課僅帶紙或卡片——這種做法在我目下服務的學校恐怕要被點名通報，進入教室之後先將前面提到的米袋放在門邊的角落，然後開講。開講時，蔡老師先在黑板上寫下今天的題目，然後就是以沈穩的語調一氣呵成，間中看一下帶來的紙張或卡片，遇到重要的名詞另外寫有板書。這種講授方法對於我這個剛剛離開高中，作筆記只會照抄黑板上板書的人可謂是相當痛苦。蔡老師講課十分生動，除了說明重要歷史事件的經過和歷史人物之外，用了很多時間進行分析，甚至與中國古代史中的某些史實進行對比。尤其感到新鮮的是，蔡老師用“人類在童年期的近似性”說明古代東西方世界中一些看似相近的歷史現象，使我覺得很容易理解，也開始感覺到學習歷史，尤其是作為學術的歷史學，雖然需要把握年代、史實、人物等基本要素，更重要的是“發覆”，要學會看懂讀透歷史文獻傳遞的訊息。
尤其印象深刻的是那門課的考試。當時，在我的理解中，考試都是閉卷，而且教員不停地在教室內走來走去，履行監考的職責。但是，蔡老師那門課考試時，記得只有一道問答題，而且允許我們參考講義。考試開始，他本人在黑板上大書考題之後（我印象中好像是關於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問題），就離開了教室，待到考試快要結束，他才又悄悄地走進來。而且，當時的教室中即便監考老師不在，同學們都是專心致誌地解題，沒有人交頭接耳，更無人借機取巧。說老實話，我個人至今依然十分懷念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前期校園中的學術氛圍。
我們在校期間，已經進入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在上課和其他場合已經沒有必要動輒馬恩列斯毛。也許是顧及我們曾經受到過的教育，蔡老師常常用我們這一代十分熟悉的列寧《青年團的任務》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的主張，鼓勵我們廣泛閱讀，並在課程中和閑談時介紹了不少歐洲的近代思想家。他自己就是這樣身體力行的。多年之後，當我讀到他引用海涅對路德的評價，看到《仰望陳寅恪》引言中“只有精神才能認識精神”（黑格爾）時，依然覺得好像身處昨天的教室或昨晚的陋室。從蔡老師的著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十分熟悉“異族之故書”。以後，當我接觸朝鮮史籍和翻譯夫馬進關於朝鮮燕行錄的論述時，就想起蔡老師早在上課時已經利用來華朝鮮使節的燕行錄，描述過京城玉河橋邊俄羅斯館的情況。除此之外，蔡老師對“吾國之舊籍”也十分熟悉，詩文佛經，可謂信手拈來，運用自如。我相信，其中有母校歷史系大師雲集時代，尤其是在金明館的薰陶，更多地一定是源自他本人在陋室中的苦“閱金經”。
蔡老師信中說，自己在嶺南“只能讀到零散史料”。我初初讀到時感覺語中透露出一絲蒼涼與無奈。以後則深深地感到，在這些平易文字的背後有著一股鍥而不舍的精神力量！也是對我們的勉勵與鞭策。以遠居南國之身，爬梳北地乃至西北中亞的史料，在今天或許已經是稀松平常，在那個年代實屬不易。我自己曾經設想，如果蔡老師在精力旺盛之年不是去“英德留學”（蔡老師原話），如果……的話，一定會有一部全面論述近代以前俄中關系史的巨著，該書構成老師名山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指引後人繼續登攀。
信中提到的“那本小書”是商務印書館於1981年出版的《羅馬晚期奴隸起義》，我購入時的定價是人民幣零點一八元。按照蔡老師的說明，該書脫稿於出版前十八年，即1963年。此時的蔡老師剛到而立之年。次年，四清運動開始，以後的情況就是眾所周知了。蔡老師看到該書出版時已經是接近知天命之年。進入還歷之年以後，蔡老師多年的積累陸續結實，其中《俄羅斯館紀事》（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尼姑譚》（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年）、《清初嶺南佛門事略》（廣東高教出版社，1997）和《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完成於六十到六十九歲，《仰望陳寅恪》（中華書局，2004年）、《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出版社，2007年）、《學境》（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讀史求識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完成於七十歲以後，在2018年更以八十五歲高齡出版了《廣州海事錄: 從市舶時代到洋舶時代》（商務印書館）。我沒有仔細計算過蔡老師全部著述的字數，但僅就管見所及，上述這些發表於六十歲之後的著作很可能占一生著述的絕大部分。蔡老師身體力行，真真正正地做到了“老來事業更輝煌”。
工作之後，我又數次晉謁。此時，蔡老師已經搬入了新的教工宿舍。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2002年暑假期間的8月9日，承蒙老師和師母招待家庭便飯之後，蔡老師提議散步去康樂園東南區一號——陳寅恪故居。好像是蔡老師打了電話，姜伯勤老師也過來一同前往。途中聽蔡老師講述當年修讀“元白詩證史”的情景，聽他講助教黃萱——他在“英德留學”時的“戰友”，講到黃萱的夫君周壽愷，講到蔣天樞先生為保存、整理老師著作付出的辛勞等等。雖然有些在蔡老師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章已經讀過，沒有什麼“爆料”可言，但聽到那帶有體溫和情感的娓娓敘述，還是令人情難自禁。
記得最後一次晉見是2012年3月14日在永芳堂一樓，獲贈老師的《讀史求識錄》。返程途中，讀到老師關於“學者最難得的氣質：甘於寂寞”的論述。在老師的說明中，寂寞是一種定力，是一種他人難及的精神境界。我想，這正是老師自己多年的經驗之談，老師就是在寂寞中讀史，在讀史中求識，在求識中為我們留下了必須永遠珍視的精神財富。
永遠懷念蔡鴻生老師！
伍躍
2021年2月17日草於樂音寺
同年4月5日再訂，時值清明後一日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