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法國漢學家梅謙立：文明互鑒，中國如何與世界對話？
中新社北京4月12日電 題：法國漢學家梅謙立：文明互鑒，中國如何與世界對話？
中新社記者 萬淑艷
梅謙立(Thierry Meynard)，法國人，生於1963年，2003年獲得北京大學中國哲學博士學位。2004到2006年任美國紐約市富達姆大學講師。2006年加入澳門利氏學社。現任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山大學西學東漸文獻館副館長。主要研究中西思想交流、西方古典哲學、當代新儒家，迄今已出版10余部中英文專著，在國內外期刊上發表40余篇論文。
中西方文明都有幾千年歷史，在歷史長河中，文明的交流互鑒從未停止。當今世界處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中西方之間卻仍有很多隔閡、誤解和矛盾。
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應如何與世界對話，進一步加強文明互鑒？法國漢學家、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山大學西學東漸文獻館副館長梅謙立(Thierry Meynard)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進行深度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編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曾寫過許多與中國有關的書籍或論文，比如《歐洲傳教士文獻裏的中國》《晚明中西倫理學的相遇》《論語在歐洲的首譯》等。在您看來，是什麼使中華文明與世界產生了共鳴，進而互鑒？
梅謙立：始於中國西漢時期與古羅馬帝國間的古絲綢之路是中西方文明交流的最早窗口之一。但當時的交流並不是人員的直接交流，人員往來較少，更多是貨物的流通，商人把中國的絲綢、茶葉、銅鐵器、瓷器等帶到中亞，再傳到羅馬帝國，西方的皮貨、藥材、香料等傳到東方，從而間接地進行了文化交流。
十三世紀有不少歐洲人來到東方，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他到過元朝的首都元大都(北京的前身)，但當時的交流範圍和影響不是特別大。
中國與西方較大規模的交流是從十六世紀開始，葡萄牙人率領商船隊抵達澳門，傳教士接踵而至，進入中國內地，由此開啟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從那時迄今都未中斷。
那個時期“儒、釋、道”三教合一，中國迎來了文化思想的開放。很多西方人來到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是傳教士利瑪竇，他於1582年(萬歷十年)抵達澳門，在廣東待了10余年，為適應中國環境，他穿上了袈裟，但其間傳教並不成功。1595年利瑪竇去了江西南昌，在那裏生活3年並改穿儒服，與當地士大夫交往，不再從宗教層面灌輸，而是從文化方面進行交流，利瑪竇逐漸從傳教士變成學生，學習中國文化，學習儒家經典四書五經。
利瑪竇用了很長時間理解中國文化。1601年，利瑪竇來到北京，繼續結交士大夫，在增進中國文化學識的同時，開始傳播基督教，同時編撰書籍，包括以中文寫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了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尊重。
在此過程中，東西方文化開始融合。比如，最初利瑪竇不許中國基督徒祭祀、祭祖，認為這與基督教義發生衝突。但他深知如果不解決此矛盾，就無法在中國紮根。1605年，他改變主意，開始允許中國基督徒祭祀。這是非常大的轉變。此後中國人也漸漸改變了態度。在此過程中，利瑪竇逐步了解中國文化，西方宗教開始與中國文化融合，這個故事很有意義。
中國與西方間的交流非常復雜。既有空間維度，又有時間維度，今天我們看中西方間的文化交流，必須要有這樣的視野。中西方間的交流有一個從邂逅、到認識、到加深了解的過程。
資料圖：遊客參觀利瑪竇主題展覽。中新社發 黃耀輝 攝
中新社記者：您曾在去年召開的第四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嶽麓高峰論壇上表示，“中西文化的相遇還在初步階段”。為何如此評價？
梅謙立：確實，中西方文化都有幾千年歷史，但它們比較深入的交流只有四百年，其中真正頻繁交流只有150年，這意味著中西文化的相遇還在初步階段。
我們不能否定過去的交流打下了很好的基礎，但中西之間的理解仍比較膚淺，相信未來中西文明會有更深入的交流和互鑒。
雖然中西方之間現在碰到一些挑戰，但我依然樂觀認為，雙方會克服這些困難，通過對話、交流、溝通，互相有更深刻的理解。今天我們不能放棄對話，必須保持開放心態，創造溝通的新渠道。只有開放的文明才有更好的將來。
資料圖：身著漢服的女孩在公園賞花。中新社記者 杜洋 攝
中新社記者：在您擔任中山大學西學東漸文獻館副館長之後，在您作為漢學家的視角看來，“西學東漸”對中國產生了哪些影響？那麼“東學西漸”對歐洲又產生了哪些影響？
梅謙立：“西學東漸”對中國現代化過程產生了很大影響。西方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是教育方面。中國古代教育偏向理論教學，讀“四書五經”等古書。西學讓中國教育更現代化、國際化，教育更加具體，有了細分學科，職業教育培養了大批技能人才。19世紀，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創辦一批教會女校，對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影響深遠。
其次，西學還影響了中國的“個人主義”信念，從民國時期到現在，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越來越重視個人的主體性和社會價值，其中推動女性解放，更使中國女性在各個領域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而“中學西傳”在歐洲也產生了深遠影響。16世紀開始，很多商人從歐洲來到亞洲做生意，和傳教士一起來到中國，除去物質原因，我想西方當時也渴望理解不同的文明。在傳教過程中，他們發現各個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化價值。利瑪竇等傳教士非常認同中國文化，寫了很多描述中國的書，在歐洲出版後產生了很大影響力。
歐洲第一次認識到文明的多元主義。歐洲原本把自己當成文明中心，通過傳教士的報告和書籍，他們發現在東方還有中華文明，後來逐漸接納和理解世界上有好幾個文明。
中國科舉制度對西方產生了重要影響。從中世紀到17世紀，歐洲官員大都通過貴族世襲制或金錢買賣而得來。克魯茲、利瑪竇、曾德昭等傳教士發現中國有比較完整的管理模式和公平的考試制度，他們把中國科舉制度介紹到西方，為西方文官考試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參照物，這是西方現代化過程中很重要的元素。
此外，英語中有些詞匯也源於中國，比如“mandarin”一詞雖源自葡萄牙語“mandarim”，但“mandarim”是葡萄牙語創造的詞，用以指明清時期“官員、士大夫”，也指“中國官話”。
明清之際，儒家思想開始傳播到歐洲。西班牙傳教士羅明堅在1590年第一次將《大學》《中庸》《論語》等儒家經典翻譯成西班牙文，呈給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表明中國不是一個野蠻民族，有很早的文明，並以此反對西班牙從菲律賓馬尼拉派軍隊征服中國。
後來陸續有很多中國古代典籍在歐洲被翻譯出版，對歐洲人研究中國文化發揮了很大作用。很多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在歐洲也受到關註，被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出版。中國國畫、書法、服飾等藝術在歐洲也有很多人喜愛。
資料圖：外國青年演奏中國民樂，感受中國文化魅力。中新社記者 張宇 攝
中新社記者：中西方文化中有哪些共性？面對語言、宗教、習俗這些差異，中國如何與世界對話，您如何解題？
梅謙立：中西方文化的共性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是人文主義。中西文化都有很濃厚的人文主義和人文傳統，包括哲學、文學、教育、藝術等文化範疇，深度理解人的本質，中西文化都不局限於物質世界和本能的欲望，具有宇宙觀。儒釋道對於人的理解很有深度，與西方的人文主義相呼應。
第二是理性視角。中西方文明交流之初，主要是在理性基礎上的交流，傳教士把西方的亞裏士多德主義與宋明理學融會貫通。宋明理學、四書五經都是從理性視角闡述，比如《詩經》裏描述始祖後稷誕生的傳說、《尚書》裏描述“殷高宗武丁夢見傅說(後成為商朝宰相)”的故事，都是從理性視角記載。這與西方文化有異曲同工之妙，基督教誕生於古希臘時期，通過保羅、阿塔納修(Athanasius)、奧古斯丁(Augustine)等教父把宗教變成一個學問：神學，也是從理性角度去解釋宗教。
第三是精神文明。這可以超越時空的緯度。比如，在中國說起“上帝”馬上會想起西方的“God”(耶和華)。但實際上“上帝”一詞並非基督教首創，而是中國自古就有之，在四書五經中有記載。中國有“上帝”，西方有“God”，中西方的神話故事也有共通之處。
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有很多，關鍵是我們怎麼看待差異。差異成為障礙需要化解，同時差異也讓世界更豐富多元，更強調交流。比如語言的差異，可以通過學習語言打開另一種文明的一扇窗，在這個過程中發現不同之處，豐富自己的思想和生活。
中國如何與世界對話？我認為，中國人對西方的理解程度是不錯的，但西方對中國的理解沒有那麼深，也沒有那麼多的機會。文明互鑒最重要的是人際交流，可以促進相互理解和認知，避免衝突，這非常重要。
我們需要更多國際交流。不僅要讀書、看電視、瀏覽媒體信息，中西方的人還要互相到對方土地去旅遊、學習、工作、生活，相互之間多交朋友。直觀看到的和間接想象的完全不一樣，親身體驗可能更容易改變自己的世界觀。
我希望有更多西方人學中文，也有更多中國人學外語，不僅學英語，還應學習其他外語，如法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等。全球化時代，學一門外語恐怕不夠，英文並不能理解全世界。
資料圖：俄羅斯女孩在學習中文。中新社記者 張瑤 攝
中新社記者：當今世界處在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往來密切，共謀發展共贏，是否還適宜使用“東方與西方”這樣的概念描述中國與發達國家的關系？
梅謙立：我們生活在全球化時代，的確不適合再用“東方”和“西方”來表述，現代國家觀念是從19世紀以來發展而成的，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馬克思曾批判國家主義，他認為要打破國家的邊界，建立一個國際性的空間。
在當今世界，國家並不是一個人唯一的歸屬。現在有很多跨國企業、文化交流活動、全球體育賽事、無國界的音樂和藝術，這些都超越國家範疇，能提供給大眾一些歸屬感。
我相信，未來通過互聯網、國際旅行、人口流動，“東方”和“西方”將無處不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是最主要的載體，未來會有更多西方人受到東方文化的影響，也會有更多東方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形成多元主義。不過，多元主義要想成功，不僅要做好文化教育工作，還需要突破國家主義觀念。
我判斷未來會有更多交流和人口流動，有些人可能會在一個國家住一段時間，因為工作或其他原因再換一個國家。歐洲和美國華人眾多，也有很多西方人願意到中國工作生活，這種情況將越來越多。
資料圖：中歐班列。中新社記者 鄭子顏 攝
中新社記者：西方輿論經常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曲解、誤讀、甚至捏造事實。您認為，西方為何總是誤讀中國？這種影響文明交流互鑒的問題該如何破解？方法和步驟是什麼？
梅謙立：根本原因在於雙方政治體制不同，對民主、人權等問題的理解不一樣。關於中國的聲音在西方有很多種，誤讀中國的某些極端說法只是一種聲音，也不能以偏概全。比如，抹黑新疆“種族滅絕”的言論是非常嚴重的，很荒謬，不能用20世紀的“納粹主義”看待新疆，完全不一樣。
現在西方體制也碰到很多棘手的難題，多元文化、多元主義在西方帶來一些衝突，在美歐，不同文化、宗教、民族、膚色之間發生了種族歧視。最近歧視現象正在加劇，美國有白人警察虐待黑人，也有黑人虐待亞裔。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很復雜，西方社會應幫助這些少數族裔獲得良好的教育，找到好的工作機會。
中國方面也要多做努力，把國家形象樹立好，更多地向西方解釋中國一黨執政同樣有人權和民主，既允許不同的聲音和觀念，也不會走向極端主義，西方應對中國制度的優勢給予更多理解和接納。
今日世界，不同地區、不同文化的價值觀表現有所不同，要互相包容，不能把西方的價值觀變成其他文明的價值觀。沒有哪一個文化絕對好，要互相交流、對話、反思，放棄文化霸權，共創未來。
我希望將來有更多交流以突破這樣的局限。除了國家間的官方渠道，民間人員往來交流更有效。中西方之間要進一步開放人際交流，尤其是讓更多年輕人交流，他們是未來推動東西方關系的主力軍。(完)
來源：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