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高丹 實習生 童露雅
《以鳥獸之名》是孫頻新的山林系列小說，敘述人“我”從現代都市返回山林護圍的老家，沿著山的脊背，河的脈搏，一場又一場無蹤的“尋找”和與故鄉的一切的相遇。
在寫作中，孫頻把時間、歷史和記憶，通過文物、山林、故友等元素巧妙納入了文本中，輕輕打開現代生活中每一個人的內心，通過人與物、人與時間、人與自我之間關系的梳理，為當下人內心的疑懼、惶惑、漂泊以及追尋，指引一條具有療愈效果的庇護之路。
對話現場
值《以鳥獸之名》新書出版，發布會在京舉辦，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李洱、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梁鴻與作者孫頻進行了分享。
方言就是故鄉，裏面有我們想要打撈的東西
對談開始，梁鴻首先回顧了和孫頻的淵源。孫頻是2015年到中國人民大學創業寫作專業的青年作家，當時她就是一位勤奮、作品量很大、並且已經具備自己風格的一個作家，“我親眼看著孫頻的創作之路越來越寬闊，覺得孫頻的小說元素越來越風俗，對自己故鄉，以及作家的身份認同感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並且她已經成為某一個世界的象征。”
李洱坦言早年寫作的時候，有意要擺脫自己的河南身份，擺脫方言，後來寫《花腔》和《石榴樹上結櫻桃》的時候，因為一些故事發生在河南，又開始動用方言在思維上靠近方言。不過他認為小說中的方言，仍然與我們所理解的方言不一樣，“當我回望故鄉，想寫故鄉的人和事的時候，語言也在回歸，你的小說寫作在語言和思維層面，仿佛種子重新發芽。”
孫頻對方言也經歷了一個重新發現的過程，在某個階段嫌棄自己的方言，好像它是這個世界上最土、最醜的語言，但是某個時刻開始會忽然感覺到方言之美，方言之珍貴。方言就是沈澱下來的文明本身，“在我老家的方言裏有非常古老的文明痕跡，比如把星星至今都叫星宿，把月亮叫月明，把天叫乾，都是一些古老的發音，三四千年前的一些東西在方言裏會被發現。”一個人從對於方言的嫌棄到後來對它的重新發現，本身就是對自我身份的尋找和確認的過程。
梁鴻認為，“方言就像歷史的活化石，本身攜帶著一個地域的氣侯、空間，類似某種密碼似的東西。”當變成文字的時候，裏面所攜帶的豐富的、當地方性的信息是標準普通話沒有的，是在普通話的語境下淹沒掉的，也恰恰是我們想要打撈、想要知道的東西，這個意義上說方言是故鄉，是一個人試圖打撈自我的記憶。
書影
我是誰、我怎麼變成我現在這個樣子
每個中國人都有自己的原生方言，這個方言與我們自我身份感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涉及“我是誰”這個主題。這是文學的一個母題，也是對一個作家來說，需要終生面對的問題。
孫頻認為任何一個人，都不停地在找尋一種身份，她上大學之前生活在一個非常封閉的、很小的地方，會以為這就是世界，離開家鄉去讀大學、工作、到南方生活，南北差異和文明給她帶來劇烈的衝擊，讓她用更加成熟的思維重新審視和看待故鄉，產生一些新的認知。
對人的身份的思考也在寫作中得到體現。孫頻想在人群之外，在現代化和文明之外來建構一個山林或鄉野的世界，與其說是地理空間，不如說是精神空間。在她的幾部小說中，分別構建了三組這樣的關系：《以鳥獸之名》中出入山林的那些人群再也回不去家鄉；《騎白馬者》的主人公離開大山，進入現代社會，最後還要返回深山；《天物墟》是後來通過某個契機而走入這座山林，主人公永鈞通過埋葬父親而重新進入和發現山林，並且獲得一種自我的成全。“這些主人公全部和這座山林聯系在一起，他們是我設置的精神空間中的角色，幫助我完成這場精神探索。”
關於身份，梁鴻認為人的自我本來就分多個層面，“比如我現在在北京生活，其實也是自我的一部分，我也非常習慣於這個角色。我回到家，回到村莊，我馬上變成另外一個樣子，說的是方言，到處隨便吃、隨便喝，這都是非常自然的狀態。”每個人的心靈都有多個狀態，也都是自我的一部分。
李洱回顧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對於故鄉主題的處理，從宏觀的角度探究這些年來一代代作家身份認同的變遷問題。八十年代處理問題是新與舊，九十年代之後處理的是左與右，進入全球化之後處理的是民族主義。到了今天，我們處理村莊主題的時候，是想從喧嘩的都市回到寧靜的鄉村，想去看故鄉的桃花，這表明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一些作家想對八十年代的主題進行一次重要的改寫，這其中透露出文化情緒和時代的文化氛圍構成一種微妙而緊張的關系，值得批評家去關註。
孫頻
性別跨越、人物存在性構建、寫作方向的新嘗試
孫頻在寫作中有一個重要的突破，就是嘗試性別的跨越，希望在小說中，看不出寫作者的年齡、性別和經歷，確立一個“人”在寫作的關註點。
性別會界定很多東西，每個人都是被規訓出來的產物，在這個規訓之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修辭和認知世界的方式，它會深深的影響寫作。李洱認為，作家自己的性別怎麼帶入作品，更好地發揮敘事學的效果，是很多作家都要考慮的問題。世界非常復雜，每個人都只能看清世界某一個側面、某一個角落，上帝視角被有限制的視角取代，而一旦全知全能的視角消失被懸置，所有寫作都要處理的問題，就是作者的性別和主人公性別，作者的文化身份與敘事者的文化身份的關系。孫頻要突破性別局限的這種努力是非常可貴的。《以鳥獸之名》中敘述人“我”是男性身份，任何作品中出現的敘述人都不是一個單純的人，都有作家的考慮。他肯定包含一定的敘事學上的意義、文化意義。“我”和遊小龍之間的接觸，那種間距、那種疏離，那種復雜的狀態，如果“我”是女性，可能會處理得更不一樣。
除了寫作性別方面的突破，孫頻的作品中還特別擅長在一個復雜的歷史時間，包括自我本源的命題之中找到人物存在的根本，揭露了一個作品中的人物，他的矛盾性怎樣產生，矛盾背後是什麼這兩個重要問題。
比如《天物墟》小說裏面的“我”父親去世之後，帶著父親的骨灰盒回到原來的村莊，一個新的自我、一個新的時間恰恰在這個廢墟上建構。當“我”又向山裏面尋找，找到元老師的時候，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找到的是一種連接。這個連接既來自於中國所謂古老的某種東西，來自於歷史中的某種東西，同時更多來自於一個人想找到自己的生存河流，這是孫頻這本小說裏面一個特別重要的地方。
孫頻還解釋了她對寫作方向的選擇問題。這個時代所有人都在追求更文明的、更物質化的、更快捷的東西。但是就是因為在這樣一個社會趨勢下，才需要有人逆行，向那些古老的、蠻荒的、寂靜的地方去尋找、去寫作。《以鳥獸之名》中寫到的陽關山，是以她的老家真實的山為背景的，“這本書的地理是真實存在的，我試圖與那些最古老的東西，比如五千年前的村莊，新石器時代留下的那些文物，商周時代的古玉等等，與最古老的時間痕跡發生一些連接，在這個過程中，看能不能找到關於人的新的發現。”
孫頻認為，一個作家得習慣寂靜、習慣安靜、習慣孤獨，在寫作中她也始終堅持聽憑自己的內心，不會為了現在流行什麼、現在寫什麼比較討巧、現在寫什麼會有人看去寫作。
責任編輯：梁佳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