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姘頭密會
劉行博和刑警施琨、小楊在武昌丁字橋派出所跟王某見面。劉行博對王某很客氣，請他坐下，遞上事先已經泡好後涼著的綠茶。王某則掏出“紅雙喜”香煙散給眾刑警。
因為有這個良好氣氛的開頭，所以談話進行得很順利。王某把他在漢口客運碼頭遇見彭子益的情況一五一十地說了說，並沒有使刑警“一個激靈”的內容。臨末，劉行博問他與彭子益相遇的時候大概是幾點鐘。王某說他沒有表，不過他走出候船室的時候，記得大門口掛著的那口時鐘上顯示的是一點二十分。劉行博眉峰一聳：幾點？一點二十分！沒看錯？我這雙眼睛，哪會看錯呢。
王某離開後，劉行博搖了搖頭，微嘆一口氣說，看來沒戲，這案子不是姓彭的所作。小楊問為什麼？道理很清楚：搶劫案發生於深夜十一點半左右，對於彭子益這樣一個雖然年紀輕輕但出道已有十年的江湖老手來說，不會不想到這等大案發生後苦主立刻會報警，而公安肯定會對車站、碼頭等公共場所予以布控，如果這個案子是彭子益策劃的，那兩個案犯是受其指使而作的案，那麼，他敢在案子發生後兩小時來漢口客運碼頭轉悠嗎？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即使是攜金外逃，他也不可能這樣做。否則，姓彭的也不可能在刑偵五科對其開展查緝後，仍在法網之外逍遙這麼些日子了。所以，我認為小釘子與本案無涉，他是在對該案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出於另一種目的去漢口客運碼頭的。
這番分析把其它幾位刑警說得連連點頭，都覺得不無道理。劉行博說這只是一種推理，說得準不準，還要看接下來的實際情況。這話題比較重要，回頭得在案情分析會上好好分析一番，萬一小釘子的腦子發生短路，他偏偏要劍走偏鋒不按規則出牌的話，沒準兒真的敢出這麼一張牌，誘使我們分析出錯。幾人正討論著，市局刑偵五科的老孫打來電話，說彭子益已經落網了，問專案組是否需要訊問。
劉行博問是在哪裏抓到這主兒的。老孫說他們事先已經掌握了他的幾個落腳地點和出入位置，早已作了布控，就等著他自己鉆進羅網了。劉行博聽後，當下立刻去市局訊問彭子益。
訊問下來的結果證實了劉行博之前的推斷，彭並未參與劫金案，也根本不知道發生了這麼一起案子。那麼，他去董宅找陶應珍次晨又不辭而別是怎麼回事呢？彭子益說他打算去廣州，在那邊尋找機會去香港或者澳門，想找陶應珍籌措錢款。陶應珍答應把她一筆借給別人的款子這幾天收回來後給他，他很高興，當晚就住下了。原先他確實是準備住在董家等候數日的，不過，當晚他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被捕了。於是，他決定提前離開，錢款的事情過幾天再說。
原本滿懷希望的一個嫌疑對象給排除了，專案組上下自是人人沮喪。組長章治國說幸虧他們在小釘子身上耗費的時間不長，現在趕緊調頭轉向，重新部署對其它線索的調查。其它線索有三條：一是董家老大琰昌之妻秦淑娟的社會關系；二是董家老二琰恕之妻孟慧琴的社會關系；三是之前已經著手過但正在等候數據的一路——對涉案自行車的調查。從9月6日下午開始，專案組刑警分為三路，分別對這三條線索進行調查。
刑警彭信揚、葛漢松、老曹、小楊四人負責對秦淑娟之父秦隱峰進行調查。為防止打草驚蛇，他們先與其住宅地管段派出所聯系。像秦隱峰這樣的角色，乃是派出所的重點關註對象，戶籍警老趙每天下巷子時都要向家長問及。不過，老趙最近問得少了。因為秦老頭兒在8月初的一個悶熱難挨的傍晚，突然中風，急送醫院經搶救僥幸留得性命，但已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後遺癥，說話也含糊不清了。
彭信揚問，8月初，具體是幾日？老趙還真不簡單，張口就說那天是8月2日，星期二，秦隱峰是傍晚六點四十分被送的醫院；第二天他還特地去醫院跑了一趟，向醫生了解一應情況，得知確實是腦中風。這個情況他在8月3日下班前的碰頭會上也向所裏匯報過，所裏有記錄的。彭信揚等聽著，暗暗屈指一算，那時候花秋香還沒決定幾時動身，當然談不上收拾行李，那個裝黃金的小銅匣還沒露過相，大兒媳秦淑娟不可能知曉，也不可能跟她老爸說起。往下，老頭子已經癱瘓，秦淑娟即便暗中窺察到花秋香的藏金秘密而跟老頭子說起，他也不可能策劃作案了。如此看來，秦淑娟這條線索並無涉案可能。不過，一幹刑警對此仍然存疑，覺得不解的是：既然秦老頭兒早在8月2日就出事了，為什麼董家那邊誰也沒有提起過呢？這不是反常嗎？
於是，四個刑警分為兩撥，分別向董家和秦家的鄰居了解情況。臨末，四刑警碰頭匯合了解到的情況，一撥是這樣的：秦家那邊的鄰居說秦隱峰與大女兒秦淑娟的關系一向很好，但最近發生了變化。因為秦老頭兒預感到自己日暮西山，一天不如一天，便在今年陰歷六月初六的天貺節那天，召集全家人借賀節為名當眾宣布了遺囑：他的所有財產死後留給兒子秦誌得。另外兩個女兒聽了無言，只有大女兒秦淑娟聽後當即像是踩著了地雷般一下子蹦了起來——當初抗戰勝利後老頭兒身陷大牢，她把全部嫁妝和私房錢都拿出來請人疏通方才得以營救出；老頭兒感激涕零之余，當眾宣布今後只要他有東山再起出頭之日，百年之後所有家產全部歸秦淑娟繼承。這話僅僅隔了三年多，怎麼就推翻了？當然，像秦隱峰這樣的老江湖，自有他的一番說法，況且在場還有他請來的幾個江湖老友，每人只輕輕說了數言，就把秦淑娟連嚇帶壓的弄得不敢開腔了。這件事當天便由受秦老頭兒指使的兩個傭人傳到了眾鄰居那裏，附近的居民便人盡皆知。
另一撥了解到的情況是：六月初六秦淑娟從娘家賀節返回董家後，情緒明顯低落，但沒對任何人吐露什麼，只稱身體不適。因秦淑娟在娘家的地位一向突出，據其自稱秦老頭兒都是聽她的，所以這事竟然瞞住了專事四處探聽別人隱私的孟慧琴和陶應珍；鄰居更是無從得知。於是，刑警沒有探聽到什麼結果。不過，六月初六晚上秦淑娟赴宴回來的“情緒低落”足以可與前一撥刑警了解到的情況相佐證了。
這樣，秦淑娟的這條線索也排除了。
與此同時，另一路刑警劉行博、諸葛峰、胡三相、老李正在對老二董琰恕之妻孟慧琴及其姘頭袁少君進行調查。
調查從兩個月前目睹孟慧琴與袁少君在“正興館”用過午餐後挽肘出門的“清昌齋”店員老李開始，老李向刑警復述了他曾向董老板說過的那一幕，確認自己沒有看錯人，那二位確實是孟慧琴和袁少君。遺憾的是，除此以外，老李再也提供不出其它有用的細節。刑警便請管段派出所出面把孟慧琴傳喚到派出所後與其談話。副組長劉行博德生了一個心眼，叫上諸葛峰兩人出面跟孟慧琴談話，另外二位刑警不露面。孟慧琴有一種跟生人打交道時自來熟的天性，當下一見面聽劉行博報出專案組偵查員的身份後，馬上主動發問：“又是我婆婆被搶黃金的事兒嗎？”不待刑警回答，又自顧說下去，意思是責怪婆婆保密工作做得太好，黃金藏了這麼些年頭兒竟然無人知曉，其實即便讓家人知道了也沒有啥的，小輩又不會問她提出分幾兩的；如果家裏人知道的話，肯定會提醒琰昌哥派兩三個夥計護送她去碼頭的，那就不至於出事了，現在弄得……劉行博打斷了孟慧琴的嘮叨，問此人你認識嗎——隨即在白紙上草書“袁少君”三字，推到她面前。孟慧琴見之，臉上笑容立刻消失，隨即點頭說認識。什麼關系？關系？沒有什麼關系呀，就是認識而已，他經常到我娘家向老父請教一些事兒，見得多了，就認識了。留用刑警諸葛峰在一旁冷笑，用一口純正的武漢話說，恐怕沒那麼簡單吧，袁少爺在武漢三鎮還是有些名氣的，他跟你孟小姐什麼關系，圈內人可都是心知肚明的。
孟慧琴是個豁得出的女人，見刑警把話說到這份兒上了，也就承認袁是她的“朋友”。刑警對此並無興趣，他們關心的是與案子的關系，就問了最近一段時間兩人的接觸情況。孟慧琴說武漢解放以後，她跟袁少君的接觸明顯減少了，因為袁的心思已經不放在她身上，也不在演戲上，而是在賭博上，最近一段時間只見過一次面。說了時間，就是老李看見的那次。那天她出去購物，正好巧遇對方，又在午飯時間，兩人就進飯館一起用了午餐，天熱，還喝了些啤酒。孟慧琴的陳述比較順暢，神情也正常，刑警沒有發現什麼破綻，便結束談話，讓她離開。
這是劉行博事先預料之中的，孟慧琴是個對江湖有較多見識的角色，即使她涉案，在沒有確鑿掌握其證據的情況下，也是無法使其乖乖交代一應情況的。當然，事情並不那麼簡單，劉行博還留有後手——事先已經密囑胡三相、老李在孟慧琴離開派出所後，暗暗跟蹤，看她去哪裏。這一跟，很快就有了結果，孟慧琴並未回家，而是徑直去了袁宅，進去後待了十來分鐘。臨末是袁少君送其出門，招了一輛正巧路過的三輪車請她上車，嘴裏一疊聲“你放心，你放心”，然後握手而別。
這就引起了刑警的興趣，通常說來，如果沒有問題，孟慧琴有必要搞串供嗎？於是，刑警果斷決定二次傳喚孟慧琴。
孟慧琴重新出現在刑警面前時，那份江湖見識就顯示出來了。她矢口否認離開派出所後去跟袁少君見面，說她去附近百貨公司轉悠過，想買絲襪，沒有看中，就回家了。孟慧琴沒有想到，刑警同時傳訊了袁少君。袁倒是很配合，有問必答，很快就道明了“你放心”的含義：袁少君確實因賭博而債臺高築，但沒有外界所說的那麼嚴重，否則，只怕他要麼沈屍長江，要麼遠走高飛，反正不可能在武漢露面了。一個月前，其債主中的三個因歷史問題捕的捕逃的逃，他的壓力一下子減輕了一半以上。當然，對於像他這樣雖然不算資深但賭資巨大的賭棍新秀來說，要他戒賭似乎是不可能的，他永遠不會認輸。所以，他想繼續涉賭，把輸掉的錢鈔贏回來，而且還要有剩余，只有到那時才能考慮收手問題。袁少君就是本著這樣的想法給孟慧琴寄了一封信，要孟慧琴看在多年情人的分兒上給他提供若幹賭資，使他實現東山再起之夢。這封信裏所說的內容，早在兩個月前他們巧遇一起進飯館吃飯時袁就跟孟說過了，孟倒很爽快，一口答應。不過袁又說不著急，這一陣兒他的賭運還不錯，等到萬一運氣轉換時輸光了手頭兒的賭資再向她求援。大約過了一個月，賭運真的不佳時，袁就寫了那封信。孟很守信用，立刻把自己的私房錢和若幹件陪嫁首飾悄悄送到了袁宅。
孟慧琴做此事當然是瞞著所有婆家人的，盡管董琰恕懼內，但這種事情若是穿幫，綠帽子加上錢財損失，他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而且，秦淑娟和陶應珍都不是省油的燈，那大伯、小叔也不會袖手旁觀，屆時一場家族內戰發生起來，只怕她只好逃回娘家避禍，會不會被董琰恕休掉還是一個未知數。因此，孟慧琴在被刑警傳喚過離開派出所後，尋思他們肯定要去找袁少君調查。這倒無所謂，刑警說過他們無意也無權過問兩人的生活作風問題，袁少君將其原原本本和盤托出也沒啥了不起。她顧慮的是刑警在對董家人繼續調查時會不會泄露此事，那就可能會出現自己擔心的狀況了。這樣想著，孟慧琴決定立刻去一趟袁家，讓袁和她統一口徑，對曾資助他賭資之事向刑警只字不提。哪知袁當時答應得好好的，臨末被刑警提溜過去，秋風黑臉幾下喝問，他就挺不住道出了實情。
刑警沒想到孟慧琴竟是那麼執拗，這麼一個跟案情無涉的情節，她竟然硬頂著不肯松口。幾個回合後沒辦法，刑警只好讓袁和孟當面對質。要說孟的性子還真有些烈，聽袁一說，她竟倏地從椅子上一躍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給了袁一個拳頭。要不是袁練過武功避讓得快，沒準兒當胸挨這一下吐血也難說。接下來刑警就不得不用手銬把孟銬在椅子扶手上繼續進行談話了，到這一步孟也就實話實說了，按照刑警的要求她把另外四個情人的情況也一五一十地說了說。而另一間屋子裏，袁也根據刑警的要求把自己這一陣兒的日常活動情況詳細交代了。
刑警對兩人交代的情況進行了詳盡調查，沒有發現涉案線索，於是，這條線索也被排除了。孟慧琴在傳喚當天被留置於派出所，次日上午就通知其丈夫把她領回去了。袁少君就沒那麼幸運了，雖然他與黃金搶劫案無涉，但他的賭博行為情節較重，專案組將其轉給了分局治安科作另案處理。
五、調查公車
與此同時，刑警柳揚絮、孫阿模、張敬君、施琨四人正在進行另一路調查——查摸案犯作案時所使用的那輛公車。
解放初期，公車通常是“公家自行車”的簡稱。這個公家，除了機關，還包括國營工礦企業、醫院、學校等單位。前面說過，據苦主事後回憶，兩個搶劫犯作案時騎的那輛自行車的後輪擋泥板上用紅色油漆寫著似是代表公車的字樣，由於現場光線暗淡未能看清是哪個單位的。最初案情分析時，專案組就將此作為調查的線索，並且當即予以落實，交由刑警柳揚絮、孫阿模、張敬君三人負責查摸。三刑警甫一沾手，就發現這活兒聽著很容易，但去稅務局一了解，馬上發覺此念有錯：稅務人員告訴他們，今年（1949年）的自行車牌照稅在年初已由舊政權稅務機構征收了，新政權是為人民服務的，當然不能再收一次，所以得到明年再征收牌照稅。
你們稅務機關應該有接管舊稅務時的資料吧？刑警當時想得有點兒美：把這些公車資料抄錄一份，上面哪個單位有幾輛公車自是都寫得明明白白。可是，人家的回答是：公車不征稅的，稅務部門便沒有這方面的資料。如果要查，倒是你們公安局內部有每輛自行車上牌照時填寫的表格，公安局肯定有統計資料的。公車也是要上牌照的，這個在舊社會就有規定了。
於是，三刑警回身去市公安局交警部門查檔案。沒想到這種檔案屬於次要品，接管舊警察局時的檔案目錄上倒是有顯示，但檔案具體放到哪兒就不清楚了。因為武漢解放後，本地以及全國已經解放地區的社會部、公安局、政府等都派人前來本市查檔，市局的檔案室同誌應接不暇，忙不過來時還叫上外調人員和他們一起去檔案庫房查尋需要調閱的檔案。這些檔案原本就沒有分門別類理得整整齊齊，經此一折騰，類似自行車牌照材料這樣不重要的交通檔案，便不知被壓到哪類檔案的底下去了。組長章治國聽說這活兒耗時費勁兒，又給增撥了一名刑警。
一幹人在檔案庫房裏翻騰了兩天，又悶又熱，事先準備的口罩根本沒法兒用，肺腑自是吸入了大量攜帶黴菌的灰塵，最後總算找到了公車統計材料，抄錄下來一數，全市各公家單位一共接管了兩千三百輛自行車。到底哪輛是曾經被案犯用來作為搶劫黃金時的交通工具呢？幾人討論下來，傾向於一種看法：很有可能是其中的某一輛失竊車輛。
9月8日下午，刑警從自行車失竊登記材料中查到截止黃金搶劫案發生次日的9月4日為止，全市自武漢解放以來共有十九輛公車失竊，其中十五輛已經在黃金搶劫案發生前被追回。幾位刑警中的負責人柳揚絮立刻向兩位組長章治國、劉行博匯報情況，說下一步準備盯著那四輛失竊的公車展開調查，相信其中一輛就是劫匪用來作案的，便可以順藤摸瓜追查案犯。章治國聽了沒吭聲，劉行博則緩緩搖頭，說這活兒看似簡單，只怕真的幹起來沒那麼容易吧。別看一輛自行車，在武漢這麼大一塊地盤上要查到下落，可能不是幾天內就能拿得下來的呢。老章你看呢？
章治國看著柳揚絮，突然發問：“這四輛自行車都是幾時被竊的？”
“有兩輛是7月間失竊的；另外兩輛，一輛是8月上旬失竊的，一輛失竊於黃金搶劫案發生前兩天的9月1日，我們準備先盯著這輛自行車追查。”
章治國笑笑：“你以為劫匪那麼愚蠢，偷了那輛自行車會讓擋泥板上面的字跡繼續保留，提醒別人‘這是一輛公車？”
此語一出，柳揚絮頓時臉紅。的確，他們在分析案情時，忘記了這一點：據苦主回憶，那輛涉案的自行車擋泥板上的紅色油漆字樣未曾去掉。通常竊賊偷盜公車後，不管用於銷贓還是自己騎行，所要做的第一個動作應該是先把公車記號消除，否則，那是很容易穿幫的。
章治國說：“這活兒還得多花點兒勁兒，我再給你派兩人，你們可以分頭到下面有公車的單位去調查。查摸得越仔細越好，具體怎麼做，你們自己研究一下。”
大夥兒紛紛討論，一會兒便議出一個法子：幾人分頭跑遍武漢三鎮所有有公車的單位，把每一輛公車都一一檢查到，並且了解清楚案發當晚各單位的公車是否都保存完好沒被盜竊或者被偷偷使用。
這一查，花了整整兩天，直到9月10日傍晚方才查完。情況是：檔案裏所記載的兩千三百輛公車一輛沒少，還多出了十七輛，那是單位因公車不夠用而自行添置的，還未來得及去上牌照。這些自行車，都由持有單位後勤行政部門負責管理，沒有一輛歸私人長期使用。刑警跟每個單位負責管理自行車的工作人員都接觸過，一一談話，還做了筆錄，每個被談話者都信誓旦旦地保證本單位的公車不可能涉案。
柳揚絮一臉沮喪地去向專案組組長章治國匯報調查結果，章治國問你們查看自行車時留心過鑰匙嗎？柳揚絮一怔，尋思領導這話問得似乎令人不解。
柳揚絮沒想到，此刻在章治國看來，自行車鑰匙跟涉案車還真有關系。半小時前，花秋香來專案組駐地求見領導，說有情況要反映。花秋香反映的情況跟劫匪作案時使用的自行車有關。她說這幾天自己吃不好睡不著，不管白天黑夜，只要一合上眼睛，眼前就會出現案發當晚遭遇搶劫的那幕情景。昨天下半夜，她勉強睡了一會兒醒來後，再也睡不著了，眼前照例映現出被劫時的情景。腦子裏忽然閃現出那輛涉案自行車的車鎖來。當時的自行車一般都使用鎖閘，這種鎖具在打開時鑰匙是自動咬合不能拔出的，只有在鎖合後才能夠拔出。由於鑰匙小，人們通常會在上面穿一個小掛件防止掉落。花秋香深夜回憶起來的就是那把車鑰匙上的小掛件——一條用紅色玻璃絲帶編織的小金魚。當時，梅景道被劫匪喝令雙手抱頭蹲於地上，而劫匪雖然讓花秋香蹲在梅景道的旁邊，但沒讓其抱頭，她由於年齡大蹲不住而坐在地上。劫匪翻騰行李時，花秋香的腦子裏一片空白，雙眼呆滯地盯著眼前很小的一塊視野，視野中有自行車後擋泥板、大半個後車輪、車鎖及掛在鎖眼裏的鑰匙和鑰匙上的小掛件。
章治國對花秋香提供的這個細節很是重視，正要跟柳揚絮聯系時，柳揚絮就來匯報調查結果了。於是，他把這個細節告知了柳揚絮，讓刑警循著這條細小線索繼續開展調查。
刑警通過調查發現全市的公車中有三輛公車的鑰匙上系著一條用紅色玻璃絲帶編織的小金魚，這三把鑰匙所系連的公車，分別屬於湖北省立傳染病醫院、省一中和市衛生局。這三個單位，分別擁有三輛、兩輛、五輛公車，其中的車鑰匙各有一把系著一條小金魚。所謂玻璃絲，是當時屬於高科技新產品的塑料商品中的一種彩色線，“二戰”後從海外逐漸流進國內，由於透明晶瑩，民間稱之為“玻璃絲”。通常說來，這種編織的小金魚是不大會被人系在公車鑰匙上的，那這三把鑰匙上的小金魚是怎麼回事呢？刑警了解下來，得知傳染病醫院公車鑰匙上的那條小金魚，是一個女病人在住院三個月病情得到控制後8月下旬出院時為表謝意從自己的鑰匙串上解下來送給主治醫生的。傳染病醫院當時被新政權接管才三個多月，軍代表對政治思想教育抓得很緊，主治醫生本著“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原則，把這件小飾品上交了，軍代表便把飾品系在醫院的公車鑰匙上，作為公物使用。
省一中公車鑰匙上的小金魚，則是原先經常使用這輛公車的女會計系上去的，該會計在武漢解放前夕已經辭職，隨同丈夫去了海外。
市衛生局公車鑰匙上的小金魚，誰也說不清來源，反正接管時就已存在，又不是什麼特務聯絡接頭的暗號之類，所以無人有興趣予以追究。此刻刑警對此也持同樣態度，他們感興趣的是那三輛自行車是否涉案，於是分別詢問了管理者。
傳染病醫院管理公車的是行政科辦事員金某，這個中年男子辦事很謹慎。他告訴刑警，醫院的三輛公車平時停在行政科樓下的走廊裏，一律上鎖，鑰匙由他掌管。有人要使用，到他這裏來取鑰匙時必須做個登記。醫院規定只能工作日的白天使用，用畢歸還，晚上不準騎回家。為防止有人利用白天使用的機會騎出去後偷配車鑰匙可以自由使用，他特地去買了鐵鏈、掛鎖，晚上和節假日以鐵鏈穿三角架並纏繞車龍頭後用掛鎖鎖上。9月3日是周六，下班前他照例把三輛公車用鐵鏈穿拴後上了鎖，周一上班時未見異常。所以，他可以打包票肯定沒有出過差錯。
省一中的兩輛公車並非由後勤部門管理，而是分別由使用者老朱和小梁自己管理。老朱是學校的外勤，專門負責對外聯絡和采購物品；小梁則是武漢解放後才參加工作接替那個辭職了的女會計的女青年，兼管學校工會工作，因工作需要而專用另一輛公車。因小梁使用的是那輛車鑰匙系小金魚飾品的自行車，所以刑警專門與她作了談話。據小梁說，學校對於使用公車並非有規定不讓騎回家去，但老朱從來不把公車騎回家，她又是新參加工作的，所以她就照著老朱的做法，也沒敢把公車私用。9月3日是星期六，下午四點多她下班時和往常一樣，把自行車推進財務室，上了鎖才離開的。周一上班時，一切正常。
第三輛被調查車鑰匙的公車倒是讓刑警發現了破綻。市衛生局的五輛公車管理方式別具一格，名義上公車是行政科管的，但實際上行政科根本不管。五輛公車盡管都是鎖具完好，但白天黑夜從不上鎖，停在門衛室側邊的車棚裏，平時誰要使用只管去推。不過，出大門時得向門衛打個招呼。門衛就在專用本子上寫下使用人的姓名、時間，回來時則予以註銷。每天傍晚，夜班門衛與日班門衛交接班時，都會說到自行車在否之事，畢竟那年頭兒對於家庭來說自行車也是一筆不菲的財產。9月3日那天，日班與夜班門衛交接班時確認有一輛自行車未曾騎回單位，這輛車就是鑰匙上系玻璃絲小金魚的那輛，是由行政科負責采購的科員周斯者在下午四點十分騎出去的，這一出去當晚就沒有回來，一直到次日上午九點半老周才把車送回。9月4日是星期天，並非上班日，老周是特地來送回自行車的。這種情況，門衛還沒有碰到過，應該是違反制度規定的。不過，周斯者是行政科的，公車就是該科管的，門衛自是無話可說。
刑警隨即找了周斯者，這是一個在當年很少見得著的超級胖子，身高一米七左右，體重明顯超過一百公斤。刑警見之，心裏便對其在9月4日星期天冒著炎熱特地把自行車騎到單位來送回然後再回家之舉感到有點兒反常，既然已經違規了，犯得著休息日送回來嗎？隔一天肯定也沒事的，專職采購員，隨便找一個理由就是了，誰會跟他計較呢。於是，刑警仔細詢問了老周怎麼用的車、為什麼拖到次日上午才把車騎回單位等情況。老周按照刑警的提示，把自己使用自行車的原因、經過、拖延歸還的原因等一一說得很詳細，可就是對9月3日午夜前劫金案發生時這輛自行車是否在他掌控之中說得頗顯模糊。
武漢解放初期，西藥奇缺。武漢市為便於對一些緊俏而又重要的西藥統一調配，自7月中旬開始把藥品分成甲乙丙三類，凡是甲類西藥一律歸市衛生局統一采購，再分配給各公立醫院使用，局裏特地成立了一個西藥采購調配小組，由副局長李聖山擔任組長。老周並非該小組成員，但由於他早在武漢解放前就已是舊政權衛生局的采購員，在社會上人頭兒很熟，說不上手眼通天，但許多事兒都是能搞得定的，所以李副局長遇到有些需要發揮其作用的事時，就會給行政科打電話讓科長通知老周到場，有時還會直接指派差使老周。9月1日，老周接到一樁差事：有消息說市工商局截獲了一批從廣州那邊偷運過來的盤尼西林、強效磺胺等市場緊俏西藥，已決定沒收。這些藥品沒收後要麼是被軍方要去，要麼是調撥給市醫藥公司下轄的批發部，當時醫藥公司歸工商局代管，稍後商業局成立了又劃歸商業局。市衛生局想把這批西藥弄到手，至少得弄到一部分。這當然不可能通過公事公辦的方式去辦理，當時的形勢也不能純靠私交去打通關節，得公私結合攪在一起進行。這就需要發揮周斯者的作用了，李副局長便下令批給老周一筆交際費，讓他出面宴請相關人員。老周那天做的就是這件事，去的是武昌大東門的“味好美酒家”，一共請了五位客人。老周那碩大的軀體註定胃口奇佳，碰上這種場面當然不能虧待自己，公家的錢不花白不花，所以著實好好吃喝了一頓。酒喝得有些高後，他便忘記自己是怎麼來的飯館，把那輛自行車扔到腦後了。臨末，他是爛醉如泥被朋友叫了三輪車送回家去的。次日早上醒來，回憶起昨天那一幕，這才想起那輛自行車，趕緊奔飯館。好在自行車被飯館夥計推到了後院放著，他心裏一松，趕緊把車騎往單位停好。
這就形成了懷疑的理由，刑警當即奔赴“味好美酒家”。刑警讓劉老板把店裏的一幹夥計統統叫來，到齊後把人分成四撥，分別調查9月3日晚上那輛自行車的情況以及各人的行蹤。最後，終於弄清那輛自行車是被周斯者停在飯館門前的一棵樹下，飯館夥計按照慣例，又在自行車三角架上加了一根鐵鏈鎖上，免得回頭發生了失竊影響飯館聲譽。周斯者那一桌食客一直鬧騰到晚上十點左右，是最後離開的。他們離開後，夥計才發現門口那輛自行車還鎖在樹上。劉老板便讓夥計把車搬進後院，放在堆放雜物的棚子裏，仍用鐵鏈拴鎖住。一直到次日上午八點多周斯者去推車方才開鎖，整個晚上沒人動過自行車，況且自行車自帶車鎖，想動也動不了。至於飯館一幹人員，劉老板和賬房王先生以及廚師是回家住的，有三個尚未成家的夥計長年住在店裏，他們都說當晚收拾好後就在店堂裏打地鋪睡覺了，沒有哪個離開過飯館，這可以互相作證。
如此，循著自行車這條線索找到破案突破口的希望也落空了。案件的偵查陷入了僵局。
六、柳暗花明
9月12日，項目組開會討論案情和偵查思路。這次案情分析會從下午兩點一直開到9月13日淩晨三點。組長章治國要求每個與會刑警都必須踴躍發言，亮出觀點，哪怕是相同的觀點也必須要使用自己的語言，不能以“我同意某某同誌的觀點”來予以概括。大夥兒按照領導的意思，各自回顧並總結了自己在之前九天中所做過的工作，以及運作軌跡準確與否的自我分析。
案情分析會開得冗長、沈悶不說，最要緊的是沒有效果。要說收獲，無非是大家面對著種種分析，都有一種“想不通”的感覺：案犯只有知曉花秋香擁有裝在銅匣內的百兩黃金和準備動身返回南京老家定居以及準確的搭乘客輪的開船信息，才可能策劃並實施本案。專案組正是根據這個分析思路展開了偵查工作，可是，一招招路數實施下來，竟然都是泥牛入海，這讓他們懷疑起“邏輯推理”這個說法的存在了。事後想來，正是這種“想不通”，才使大家萌生出一個念頭：任何刑事案件都有形成的原因，此刻面臨的這起劫金案當然也是這樣，之所以沒有破獲，應該是對形成本案的原因還沒有想到。
9月13日上午十點，會議繼續。此時，花秋香來專案組駐地詢問案情的進展，組長章治國便讓劉行博、彭信揚兩人出去接待。
花秋香此番前來竟然還拿了兩條華成煙草公司出口的“美麗牌”香煙，說是南京親戚寄來的，讓犒勞辛苦工作的刑警。這種情況劉行博還沒有碰到過，微微一怔之後，指了指左胸佩戴著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字樣的胸章說：“大嫂的心意我們領了，非常感謝！不過這煙我們不能收，解放軍有紀律，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希望大嫂不要使我為難。”花秋香又把煙往彭信揚手裏塞，也遭到了拒絕。劉行博知道苦主心裏不踏實，生怕刑警不肯使勁兒開展工作，便又說了一些寬慰話語。說也奇怪，這些話一說完，他腦子裏忽然靈光閃現似的掠過一個念頭：關於黃金和動身船訊等信息，會不會是花秋香跟南京的娘家親戚透露過呢？
這樣想著，劉行博就決定跟花秋香聊聊。於是，劉行博和彭信揚把花秋香帶到接待室，交談起來。正是這番閑聊，才使專案組從中獲取了偵破這起大案的關鍵信息。
談話先從花秋香的娘家情況說起。據花秋香說，她出身於南京一個富裕家庭，其祖上數代都是經營綢緞生意的，後來到了其父親手裏，除了繼續經營綢緞莊，還開了一家有兩個門面的金店，店名喚作“喜迎鳳”，專做女性首飾，生意不錯，後來毀於1937年的日寇侵華兵火，當時她早已到武漢二十多年了。在那場著名的大屠殺中，她的父母以及兩個弟媳均死於日寇之手，兩個弟弟當時不在南京，僥幸逃過這場厄運。倆兄弟後來再婚另娶，以經商為業。花秋香是家裏的獨生女兒，自幼嬌生慣養，便形成了特立獨行我行我素的個性。十八歲那年，她不顧父母的反對，堅決要考湖北省立女子師範學校，立誌要當一名教師。父母拗不過女兒，只好答應，心裏默默希望她考試失利，落第而歸。但花秋香進考場後發揮正常，以優異成績達到了目的。
花秋香從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在武昌當了一名小學教師。為此，家裏再次對花秋香產生了擔憂，父親曾數次從南京趕到武昌，動員女兒回南京去當教師，但遭到拒絕。父母最擔心的是以女兒的這種性格，很容易頭腦發熱做出無法挽回的事情。果然，花秋香後來就發生了情況：學校旁邊是北洋軍第二十五師的一個旅司令部，一天，一個小兵溜馬時撞傷了一名學生。花秋香是新任老師（班主任），和教導主任一起去司令部交涉，對方出面接待的是一個姓丁的參謀長。交涉很順利，事情很快得到解決，責任在軍方，人家便作了賠償。不想，因這次交涉，那位喪偶了的參謀長看上了花秋香，隨即展開追求。追了一段時間，花秋香心動，覺得對方比她大二十歲並不構成婚姻障礙，她認為從對方雖身居高位卻沒像當時社會上所風行的娶妾，喪偶後還為發妻守了三年這點來看，這是一個靠得住的男人。於是，花秋香在向對方提出若幹條件約法三章後便答應了這門親事。待到家裏知曉此事時，生米已經煮成熟飯，婚禮已經舉行過三天了。
婚後，丈夫對花秋香很好。可是，她並未能懷上子女，這可能是丈夫的原因，因為丁參謀長之前的婚姻持續了十二年也未曾留下後代。花秋香認為此系命運使然，也就認了。後來，丈夫竟然患上了當時被視為“絕癥”的肺結核，於1926年去世。臨終前，丈夫告訴她，在漢口英租界銀行的保管庫內，放著他的畢生積蓄——一百兩黃金，留贈給她，也算是夫妻一場。安葬丈夫後，花秋香憑著丈夫的親筆遺囑和告知的密碼，去漢口英租界銀行取出了黃金，轉放於武昌的一家銀行。
次年寒假，花秋香去南京探望父母家人，這是她離開南京十多年後第一次回家。這麼些年來經歷了許多人生大事，母女見面，自有一番傾訴。不過，花秋香並未向父母家人透露過亡夫留給她百兩黃金之事。此刻，花秋香面對劉行博、彭信揚那含著疑問的眼神，用非常肯定的語氣說：“這個我記得很清楚，我並沒有告訴父母和兩個弟弟關於黃金遺產之事。不管是那次回家，還是後來三次回南京，我都沒有透露過這個秘密。直到這次遭遇搶劫後，才在9月4日給兩個弟弟發加急電報告訴他們未能如願返鄉的原因。昨天，我收到了弟弟寄來的香煙、板鴨、夫子廟的糕點等，他們讓我把這些禮品作為慰問品送給各位刑警。不瞞您二位說，香煙寄來了二十條，我今天只是先拿兩條來意思意思，如果你們肯收，回頭我再把其它禮品送過來。”
劉、彭二人對這個結果感到失望，此刻他們對是否拒收香煙已經不放在心上了，只想著南京方面很有可能是本案的一個新的突破口，可是，花秋香再三表示她多年來始終對此事守口如瓶，這就沒法兒繼續往下探究了。劉行博想了想，問花秋香：“你主觀上沒有透露亡夫遺留黃金的意思，但在跟南京親友的接觸中，是否有過客觀上的無意識透露情節呢？比如親戚聚會，喝了幾杯酒，大夥兒談興正濃時，你無意間說到遺金，只不過自己當時和事後都沒有意識到。請你回憶一下，這種情況是否可能發生過？”
花秋香幾乎是不假思索就搖頭否定，說她向不飲酒，也不喝茶，所以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
送走花秋香後，劉、彭二人去會議室參加繼續進行的案情分析會。他們進門一看室內的氣氛，便知跟昨晚一樣，案情分析無甚突破。專案組組長章治國的情緒也因此明顯低落，見兩人進來，便掃了他們一眼，說：“談了這麼久，苦主纏上了？”劉行博說了花秋香送香煙遭到拒絕的情況後，把話題扯到了跟她進行的那番談話上。章治國頓時眼睛一亮，其它刑警的精神也立馬振奮起來。可是，大家聽完結果，又都微微嘆息，神情沮喪。
章治國喃喃自語輕聲道：“這應該是一個有價值的思路……就是……她怎麼否認有在無意間曾經透露過遺金的可能性呢？”稍停，他提高了聲調，“同誌們，請大家一起想想這會是怎麼一種情況。”
刑警葛漢松朝會議桌上兩位領導的方向看了看，那一閃而過的欲言又止之狀沒逃過劉行博的眼睛：“老葛有話要說？請說！”
話音未落，一支香煙飛擲過去，章治國聲如洪鐘：“老葛快說！”
葛漢松平時不大喜歡說話，要說話時也是慢慢吞吞的，當下倒也並不著急，先把那支香煙叼在嘴上，點燃後深吸了一口，這才開腔。誰都以為他會發表一番長篇大論，哪知他只說了一句話：“我琢磨的不是黃金，而是那個裝黃金的白銅匣子，不知是否與那被搶的一百兩黃金是原配。”
就這一句話，使在座至少一半以上的刑警在一瞬間反應過來了：對啊！如果那銅匣跟黃金不是原配，那花秋香就是特地為裝這些黃金而設法搞到的，那個給她銅匣的人不就很有可能知曉黃金的信息嗎？章治國興奮得一拍桌子道：“趕快把苦主追回來，立刻調查這一點！”
花秋香還沒走遠，便被彭信揚追了回來，直接帶到了會議室。一問，她說當初丈夫去世後，她去漢口英租界銀行保管庫取回那一百兩黃金時，黃金是裝在一口紅木盒子裏的，盒內沒有綢緞襯絨，黃金是用一方紅色絲帕包著的。盒子的容積和黃金的體積不相匹配，黃金裝在裏面搖晃時會發出黃金跟盒體的撞擊聲。由此可以判斷該盒子並非是原配包裝。花秋香當時檢查過後，原封不動地送往武昌的一家銀行辦理了貴重物品保管手續，親手放進了地下庫房的保管箱內。當時是1926年，從那時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她一共回南京娘家四趟。在1932年寒假第三次回去時，無意間從南京弄到了那個白銅匣子。
這個白銅匣子的到手，純屬偶然。前面說過，花秋香的老父是南京富商，先是經營綢緞，後來又開了一家“喜迎鳳”金店。“喜迎鳳”專門制作、出售女性金銀珠寶飾品，同時收購赤金、純銀作為原料。由於經營得法，廣告又做得到位，所以生意很好；生意好，需要的原材料就多，有時正規原材料斷貨，就打廣告向社會收購。舊時黃金是允許自由買賣的，但花秋香的老父生性謹慎，不敢直接跟攜金前來的賣家做交易，就向轄區鼓樓警察分局申請，如果有賣家登門，便打電話過去請派警員到店核查。老父寧願多出一些錢鈔分別用於給賣家加價和支付警員小費，以買個太平。1932年1月底，記得那天是臘月二十四，過小年。下午花秋香閑著無事，外出逛街，回來時經過“喜迎鳳”，因走得累了，便進店堂內坐坐。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老父開的金店，父親非常高興。賬房賈先生對花秋香也很客氣，親自沏茶送上。眾人跟花秋香聊了片刻，來了一筆大生意：一個闊太太坐著黃包車，車後跟著一個仆人，來到金店門口。那輛車應該是闊太太的私家車，因為車夫把車停穩，跟隨的那個仆人把她攙扶下車後，車夫便從車上雙手捧下一個紫色小包袱，走在闊太太前面，進入店堂，待闊太太向老板說有貨出售並落座後，方才按照闊太太的示意把包袱放在她面前的茶幾上。
闊太太解開包袱，出現在眾人眼前的就是那口小巧精致的白銅匣子，匣內放著十根金條。花老板於金業系半路出家，驗貨本領尚未到家，便由在南京金業頗有名氣的顧師傅查驗貨色。他看過後又請賬房賈先生復鑒了一遍，兩人得出的結論是：此系足赤黃金，純度頗高。於是，花老板往鼓樓警察分局打電話，在等待警察過來時，老板、賈先生等陪同闊太太說話，仆人、車夫把黃金送進店堂後便已主動退到外面等候了。一會兒，一個警察騎著自行車過來了。按照規矩，只要不是本埠或者外地警察局布控的贓物，警察是不會向賣家提任何問題的，到場後只要看一下東西就可以了。這個被店方稱為“裴先生”的警察當下看了看黃金，便點點頭，就到另一側墻邊的椅子上坐下，抽煙喝茶等賣家不管是否成交離開後拿小費了。
這筆交易進行得很順利，闊太太拿了支票離開後，警察得到了小費也告辭了。金店這邊，按照慣例，顧師傅等人又把黃金仔細查驗了一番。整個過程，花秋香盡收眼底。本來她早就該離開了，可是，她看中了那口盛放金條的白銅匣子，尋思用來放亡夫留給她的那百兩黃金真是再好不過了。當下她便耐著性子等到這會兒，跟父親開口索要這口匣子。父親感到意外，隨口問了句：“你要來幹什麼？”沒等她答話就點了頭，“你喜歡的話，就拿去好了。不過，這口白銅匣子確實很惹人喜愛。”於是，老父讓顧師傅把銅匣捧到店堂後面的那間密室，顧師傅退出後，他打開保險箱把黃金放到了裏面的一個暗格裏，騰出銅匣送給了女兒。賬房賈先生生怕花秋香路上不好拿，便找了一個手提布兜兒給裝起來讓她提著離開了。
花秋香告訴刑警，當天吃晚飯時父親在飯桌上說起此事，不過沒問她用處。兩個已經成家的弟弟和弟媳聽說後都要看這口銅匣，於是晚飯後她就把銅匣拿出來給大家看了。不過，自始至終沒有誰問過她拿這口匣子準備裝什麼，她自己當然也沒有透露亡夫遺留黃金之事。
寒假結束前，花秋香返回武昌，之後去了趟銀行，把黃金從原來的紅木盒子移到銅匣裏，一拍密封，非常滿意。
送走花秋香後，專案組刑警繼續開會，大家一致認為，這口銅匣的獲得非常有可能向金店和娘家的成員變相透露了花秋香有百兩黃金的秘密。於是，專案組決定前往南京進行調查。
七、水落石出
專案組此番是誌在必得，副組長劉行博帶著十七名刑警前往南京，組長章治國與四名刑警留守武漢應對意外情況。
十八名刑警在赴南京途中的長江客輪上開會分析案情，得出以下結果：凡是當時知道花秋香向其父要下那口銅匣的人都有可能推斷出她擁有黃金，而且那些黃金是十根“大黃魚”（每根十兩的大條），因為這口由上海老字號“楊慶和銀樓”特制的銅匣只有用來盛裝“大黃魚”最為合適。上述知曉者分成兩部分：一是“喜迎鳳”包括花父在內的店員，二是花母和兩個弟弟及配偶。這次赴南京，就是要對這些人中還健在的進行調查。當然，從年齡上判斷，作案的劫匪不可能是這些人中的某一位；如果是這些人中的某位，那花秋香當時應該是認得出來的。劫匪應該具備以下兩個條件：既有獲得花秋香藏有百兩黃金且放在那口白銅匣子內信息的便利，又有準確掌握花秋香返鄉定居消息以及所搭乘客輪船期時間的條件。劫匪應該與花秋香娘家的某人有涉。所以，專案組決定抵達南京後首先對花家成員展開調查。
9月15日晚上，刑警一行到達南京，在鼓樓區花秋香的娘家附近的一家旅館住下後，劉行博連夜去了南京市公安局。剛解放時，各大城市的公安局都有專門協助外地同行前來本埠辦案的“交辦”、“協辦”或辦公室之類的部門。南京警方的“協辦”之前已經收到中南公安部的案情通報和布控通知，知道武漢發生了這麼一起大案。此刻說來並不感到意外，出面接待的“協辦”值班領導，答應次日上午即指派警員去專案組報到協助辦案。
次日上午八點多，南京“協辦”派來的兩名警員到旅館向專案組報到，他們聽劉行博介紹情況後，當即通過電話跟鼓樓分局聯系，鼓樓分局立刻通知派出所派戶籍警等三名警員向專案組報到以供差遣。
戶籍警老耿向專案組介紹了花家的情況：花秋香在1932年亮出銅匣時在場的家庭成員中，其父母、兩個弟媳婦都已死於“南京大屠殺”，尚健在的是兩個弟弟花秋思、花秋行和已故弟媳婦各生的一個女兒，侄女當時還是學齡前，可以忽略不計。如果涉案的話，那就可能是“二花”，以及兩人後來又娶的媳婦顧慧珍、常海瑛（顧、常婚後各生一子，現在一個讀初一，一個讀小學六年級，也可忽略不計）。
於是，專案組刑警分為四撥，分別跟“二花”夫婦作了談話——
“南京大屠殺”後，花家昔日的輝煌時代過去，金店已毀，綢緞行道還存在，由花秋思接替老爸當了老板。他同時還承擔了“長兄為父”的責任，與花秋行統一思想，堅持不分家，兩個小家庭仍舊住在父母留下的宅院裏，由顧慧珍主持一應家政，過著安逸的大家庭生活。花秋行是船廠的工程師，其妻常海瑛在一家私營貿易公司做會計。花氏兄弟兩個前妻所生的女兒小娟、小萍，其時已經長大成人參加了工作，一個是護士，一個是小學老師。花氏兄弟的說法是一致的，他們都還記得1932年姐姐放寒假期間回南京探親時向父親要了一口白銅匣子之事。那口匣子制作得精致美觀，很惹人喜愛。當時，父親說了一句：“這個匣子是用來裝金子的，可以裝十根‘大黃魚。”——本案發生後，兄弟倆這才知道姐姐原來有百兩黃金，怪不得當時她向老爸要了那口匣子。當時他們還年輕，根本沒往其它方面想，對於他們來說，姐姐飯桌上亮銅匣之舉不過是人生長河中的一朵微不足道的泡沫，事後他們根本沒再提起。“二花”的說法被他們的妻子顧慧珍、常海瑛所證實。她們告訴刑警，丈夫婚後曾經說到過武漢那個經歷豐富、行事特立獨行的姐姐，但說的都是她人生中的一些趣事，從來沒有提到過白銅匣子，她們是刑警來了解情況後才聽說銅匣的。
談話的第二個內容是關於花秋香回鄉定居和具體船期時間信息是否向外人說起過，“二花”夫婦所陳述的綜合情況如下：花秋香平時都是與花秋思通信的，花秋思收到姐姐的信函後，都會在當天晚餐後向妻子和花秋行夫婦通報，然後大家議論一番，無非是說說回信該寫些什麼，或者要給姐姐寄什麼東西，由誰負責購買和郵寄。姐姐這次欲回鄉定居的決定，是今年6月中旬來信說起的，征求了他們的意見。大家自是表示歡迎，回信請姐姐盡快決定。7月上旬，姐姐從武漢郵電局撥打長途電話到船廠花秋行辦公室（花秋思的綢緞行裏無電話），說她已經決定回鄉，正在辦理戶口遷移手續，武漢那邊辦好後會寄到南京請弟弟去向南京公安局申報，只要南京這邊準許落戶，武漢那邊就可遷出。辦妥戶口遷移後，就可以做動身準備了。當晚，花家開了一個家庭會議，連正在上學的兩個少年也參加了。全家大小八口都很高興，“二花”夫婦遂對接下來要做的準備工作作了分工：顧慧珍負責辦理戶口遷移，花秋行負責聯系匠人把姐姐以前居住的房間裝修一新，常海瑛和小娟、小萍負責采買姐姐回來後要使用的生活用品，所有費用，由花秋思從綢緞行的利潤中撥款支付。
8月中旬，花秋香寄來了戶口遷移的一應材料，這邊花了一個星期順利辦妥。9月1日，花秋香發來電報告知已經購妥回鄉的船票，不日將在友人陪同下登船動身。花秋思便給姐姐回了電報：電悉。屆時弟等將往碼頭恭候。花秋香回鄉定居之事，花家之前曾跟鄰居說起過；但船期信息，全家誰也沒向外人說過。
專案組當晚匯總情況，研究一番後決定次日擴大調查範圍，把“二花”的四個子女也列為談話對象。
9月17日上午，刑警分四撥分別找“二花”的四個子女談話，他們都說根本不知道銅匣之事，至於姑姑即將回南京定居的消息，他們都知曉，船期也清楚，但沒有跟外人說過，只是互相商量過到時候是否隨同父母去碼頭迎接。
中午，專案組諸刑警面對這個結果正覺失望時，花秋行忽然打來電話，說剛才其妻常海瑛從其供職的公司給他來電，說突然想起在收到花秋香告知船期的電報後當天，她在路上遇到賈先生，駐步問候時曾告訴過對方花秋香將於9月3日晚上在漢口登船回南京的消息。賈先生是以前花家所開的“喜迎鳳”金店的賬房先生，他跟花家是親戚，“二花”喚其表姑夫。金店毀於戰亂後，賈先生另謀了一份會計工作，抗戰前兩年已退休，如今已是一七旬老者，身體尚健，每天外出散步健身。
當初花秋香要了銅匣後，金店那些店員肯定會推測到她有數量不菲的“大黃魚”，但之前專案組分析案情時因為那夥兒對象不具備知曉她回鄉準確船期信息這個作案的必備條件，所以暫未將其列為調查對象，現在有了這個情況，當然不會放過，隨即決定找原“喜迎鳳”的那夥兒成員了解情況。
刑警先跟賈老先生接觸，他本人應該不可能涉案，其家庭成員簡單，三個女兒、兩個外孫。一外孫是醫生，另一外孫是區民政局科員，不是那種動邪念的角色。老先生對武漢刑警的突然到訪感到奇怪，便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是不是花秋香出事兒了？待到聽說百兩黃金被劫之事，大驚。老先生的腦子還行，當下不等刑警往下發問就已經開腔了，說他在得知花秋香將回鄉定居船票信息的當天，散步經過原金店夥計項時運家時，跟往常一樣進去歇腳，兩人閑聊時說到了大小姐將回南京之事。他說大小姐是老東家的獨生女兒，回鄉定居放在以前乃是一樁大事，咱們這些老夥計應該擺一桌酒席，為她接接風。老項聞訊極表贊同，說他比賈先生小一輪，腿腳還行，這事就交給他吧，他這就去知會眾人，料想大夥兒都會贊同的。哪知，第二天老項來給我回話，說酒席看來是擺不起來了，他跑了六戶人家，竟然個個搖頭。原因？有三個沒說，另三個說現在解放了，還有什麼大小姐，如果老東家在世，論成分也該是資本家，屬於剝削階級，咱們是勞動人民，也該少來往為好。
這就是說，船票信息已經泄露出去了。這樣，原“喜迎鳳”的店員都已具備“既知黃金，又曉船期”這兩個涉案必備條件了，專案組便決定對八名店員一一進行外圍調查。
9月18日晚，專案組匯總情況，發現店員吳廣嚴的兒子吳達慶有作案嫌疑，具體如下：第一，其年齡、身形、相貌與苦主陳述的兩個劫匪中的那個公鴨嗓子相似，平時說話也是一副南腔北調，讓人難以判斷其究竟是何地人氏；第二，有作案動機。此人是個浪蕩子，二十八歲了還未成家，平時不務正業，偷蒙拐騙是其拿手好戲，南京解放前曾被日偽、國民黨警方拘留過多次，只因涉案的金額小而未被送進老虎橋監獄。南京解放後曾被收容過三個月，據說出來後仍有劣行，但因未被抓現行而沒折進局子。據南京警方獲得的線報，此人在8月下旬曾先後兩次與人喝酒時揚言要“好好幹一次，然後歇菜”；第三，9月2日，曾有人看見他騎著一輛後擋泥板上寫著紅漆字樣分明是公車的自行車在馬路上招搖而過。
副組長劉行博聞之，當場拍板：拘他！
當天午夜，吳達慶從外面廝混結束回家時，在家門口被捕。當時，專案組所有刑警都對這次行動寄予極大希望。吳被押解到市局後，劉行博親自訊問。因為這是個多年來屢屢跟警方打交道的常客，尋常的那套秋風黑臉拍桌踢凳的路數對其可能無效，所以劉行博對其采取“懷柔方針”，見面後又是沏茶又是遞煙。做完這幾個動作後，劉行博心裏一沈：看來沒戲！怎麼呢？他發現吳達慶是個左撇子。劫金案發生伊始，刑警在向苦主了解現場作案情況時，曾反復了解過兩個案犯的動作手勢，確認並非是左撇子。而現在這個吳姓小子卻是個左撇子，由此看來並非涉案人。
果然，訊問下來，吳對自己“不在現場”具有確鑿的時間證明。
這時，在吳家執行搜查使命的刑警也報來了結果：未發現與劫金案有涉的贓金、作案工具等證據，只有幾個空錢包，估計是最近作案的“戰利品”。
次日，刑警找了吳達慶提供的十名能夠證明他“沒有作案時間”的證人進行調查，一致證明吳與劫金案無涉。
如此，這條線索就算到頭了。到這一步，一幹刑警疲憊不堪中又有一種“傻了”的感覺，再開案情分析會時，一時間誰也不說話，扭頭轉頸，面面相覷。當然，再難走的路也必須得走下去，反復討論下來，刑警認為原金店店員那一塊可能尚未查徹底，有必要繼續了解情況。
9月19日，專案組在夫子廟“茶樓”召集原金店的八名店員舉行座談會。口才頗佳的刑警諸葛峰出面向大家介紹了案情，要求與會者暢談想法，協助破案，對提供有價值線索而使案件順利偵破者，將給予物質獎勵。
此時，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店員，即前文曾經提及過的在南京金業頗有名氣的顧師傅，他在漫談中突然想起了十七年前花秋香向其父索要那個白銅匣子後的一個情節：有一個店外人士當時也知道花秋香把那個銅匣拿走了！
一幹刑警頓時興奮，個個眼珠子閃光，盯著顧師傅問：“是誰？”
可是，顧師傅卻閉口不提，只是端杯飲茶。有人以為他老人家是在賣關子，而劉行博卻認為他有顧慮。於是，劉行博站起來，離座一指店堂一側的老板室，做了個手勢。顧師傅會意，起身尾隨劉行博而去。
這邊繼續進行，一會兒，劉、顧二人神色平靜地返回。顧師傅依舊入座喝茶，劉行博沒有坐下，而是指了指彭信揚等七名刑警，那七位便起身隨其下樓。這一去，就沒有再回來。
這葫蘆裏賣的是啥藥呢？原來，顧師傅所說的那個店外人士，是南京市公安局鼓樓分局的警察，名叫裴成大。裴成大在前面曾出現過，他就是當初那位闊太太攜十根“大黃魚”來出售時，金店向鼓樓分局打電話請求派員前來查驗的那個警察。當時，他在闊太太離開後拿了金店給的小費告辭而去。這邊，花秋香向父親要了那口銅匣後也走了。這時，顧師傅煙癮來了，掏口袋卻是空的，於是出門去買煙。在店門外不遠處，與騎車而至的裴成大劈面相遇。顧師傅見對方去而復返，心裏下意識地一驚：別是這筆交易有問題啊！裴成大見顧師傅神情緊張，知道是誤會了，當下下車，笑說沒事，只不過突然想到剛才那位闊太太的那口白銅匣子挺精致的，他想請店裏回頭把空出來的匣子留給他。顧師傅一聽此話，這才放松下來，不無抱歉地告知對方銅匣已被老板的大小姐要去了。裴成大聽後倒也沒生氣，只是笑了笑，把自行車調了個向，腳踩踏腳板準備上車時，神情倏地一變，說大小姐要那口匣子，是用來放金器的吧？顧師傅說大小姐沒說，他們也沒問。裴成大又自言自語似地說了句“聽說大小姐去世的丈夫是北洋軍官，那肯定是有金器的”，便一邊說一邊騎車而去。
顧師傅說完上述內容，還特地補充道：“南京解放後，裴成大被人民政府留用，仍舊做警察，穿上了軍裝，所以我不敢亂說，只能向您一個人反映。”
劉行博意識到這應該是一條有價值的線索，當下就指派彭信揚等七名刑警前往鼓樓分局進行外圍調查，同時還要求他們琢磨一下，這人是怎麼知曉花秋香動身船期的。
彭信揚等七人的調查進行得很順利，了解到以下情況：南京解放後，裴成大被留用，不過崗位由原來的治安股調到了戶政股，因為他是老南京，熟悉本埠諸多情況，所以做的工作是登記戶籍信息。刑警馬上想到花秋香的戶口遷移是否會曾經其手？鼓樓分局接待人員當即調出底卡，第一關登記果然在裴手裏，是把花秋香的申請信息抄錄到公安局統一制作的表格上，下面落款的第一欄經辦人有裴成大的親筆簽名。如此，裴成大是了解花秋香準備從武漢返回南京定居、目前婚姻狀況是喪偶等情況的，由此應該可以推想到她此番是“舉家遷回”，那肯定是要把屬於她名下的可以移動的財產全部運回南京了。
鼓樓分局警察向刑警介紹情況時說道，裴成大被留用後，雖然工作比較積極，也有相當的經驗，但是，這幾個月裏組織上接到其它留用警察和社會上的一些反映，主要是檢舉他在自1928年到1949年做舊警察期間，曾利用職權向百姓索要錢財，雖數額不大，但次數不少，還有奸淫良家婦女的劣跡。因此，鼓樓分局已經把裴成大列入分流名單，準備將其勸離公安崗位，調往其它單位。飯碗是有的，但薪水肯定會降。由於上級要求要做好分流人員的思想工作，所以鼓樓分局已經在大會上吹過風了，憑裴成大的那份精明，他應該估計得到自己會被分流的。因為據其同事反映，裴成大曾放出風聲說他接到澳門胞弟來信，邀請他去澳門相幫經營公司——這就是考慮後路了。項目組刑警認為這可能是裴成大策劃作案的原因。
那麼，準確船期他又是怎麼得來的呢？劉行博說這個問題就暫不去考慮了，先傳訊吧，我當面跟他聊聊。
正好當晚南京為迎接開國大典采取全市治安大掃除，各分局警員一律加班。裴成大被分在內勤，負責登記一批批被捕人員的原始信息，一直忙碌到午夜過後。忙完後，他去食堂吃過免費夜宵，正要回家時，接到了傳訊通知。與此同時，多名刑警前往其住宅進行搜查。
劉行博親自訊問裴成大，見面後讓人沏茶遞煙，稱對方老裴，說你如果有什麼情況需要交代的，趁早說，說完了該休息大家就都去休息；現在不想說的，待會兒說也可以。你是老警察了，知道辦案的路數，這會兒我們肯定已去你府上驚動一番了。裴成大不吭聲，劉行博就看報。如此僵持了許久，裴成大終於開口了，剛說了“我想問一下，我的情況……”，消息就來了，從其住宅裏搜出藏在煤球爐裏已經估計是用酒精噴燈熔化了的四個金坨坨。刑警立刻去附近敲開一家首飾店的門，借用天秤稱了稱，每個重量正是十兩。
劉行博點頭：“藏得還不算特別隱秘……行了，老裴，趕緊交代吧。”
裴成大交代的案情跟專案組估計的差不多：當年他從顧師傅口中得知花秋香要走了那個銅匣後，心裏便對花秋香有藏金留了個印象，但從沒想到過要劫取，上月經辦戶口遷移手續時得知花秋香欲回鄉定居，也沒動過這樣的念頭。直到幾天後他收到胞弟從澳門寄來的信，邀其移民過去相幫經營公司以及聽到風聲說要被分流，於是在決定移民澳門的同時，想到了要籌取一筆資金，準備去澳門後投資入股胞弟的公司。對於一個從舊社會過來的老警察來說，面對如此金額的大案，裴成大的心態很平靜，沒有絲毫驚慌不安，就像準備做一筆沒有風險的買賣一樣。他只用了半個晚上就策劃出了犯罪方案：物色兩個幫手前往武漢，這段時間往南京方向的長江客輪途經漢口都是半夜前後，那就采用半途攔截的方式。考慮到機動性，得準備一輛自行車。於是，裴成大就從解放前與其有過勾結的若幹個角色中挑選了兩個——蔣金興、趙超，那二位系“長江兄弟”出身，也兼做“陸路買賣”，幹這一票大生意應該沒有問題。果然，他跟倆人一聯系，對方求之不得，一疊聲的“行行行”。
然後，裴成大又通過以前的老關系向公家單位“船舶研究所”借了一輛公用自行車，佯稱屆時辦案需要。為防止在輪船上遭到乘警的盤查，他又向該所要求出具一紙證明。
接下來，就是如何獲取花秋香的動身時間了。這對於裴成大來說並不是難事，8月29日他去了趟市電報局，向以前素有工作來往也是留用人員的該局安保幹事譚俊佯稱工作需要請求協助，留下一張紙條，要求如果收到收報人為花秋思或者花秋行且從漢口發來的電報，則請謄抄一份後通知他來取。譚某不疑有他，果然照辦，於是，裴成大就掌握了花秋香的準確船期。當即他通知蔣金興、趙超攜帶自行車和事先準備的假槍、匕首等作案工具乘坐客輪逆流而上趕往漢口。那二位抵達漢口後，憑著裴成大提供的地址踩了點，並反復盯著裴成大從戶籍檔案中偷偷取出的花秋香的近照，強迫自己在腦子裏留下印象。
9月3日晚上，蔣金興、趙超順利作案後，合騎那輛自行車前往碼頭，憑事先從黃牛手裏購買的船票登船，返回南京。事後，裴成大與二人以4:3:3的比例分贓。
9月20日上午，蔣金興、趙超、譚俊落網。經從現場提取到的指紋比對和那串遺落鑰匙對應核查，確認蔣、趙確是作案的劫匪。
1950年2月10日，武漢市軍管會對劫金案作出宣判：判處裴成大死刑，立即執行；蔣金興無期徒刑；趙超有期徒刑二十年；譚俊有期徒刑三年。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塵封檔案》系列——江城劫金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