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王芊霓 實習生 趙夢圓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在今年引進了《金錢的社會意義》中文版。它於1994年出版，作者維維安娜·澤利澤（Viviana A. Zelizer）是美國當代經濟社會學家，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社會學，關註經濟的文化與道德維度。
澤利澤的研究聚焦於1870年到1930年這一時期，美國經濟急速騰飛。在這一時期，美國社會的貨幣數量增加，貨幣化傾向十分明顯。在消費經濟的擴張下，社會生活越發倚賴金錢，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冷漠疏離。她在本書中說明了人們如何自創貨幣的形式，以及人們如何透過使市場理論家困惑的方法，設定金錢的用途，將各種金錢形式與各類社會關系網絡融合，並最終改變了人們花錢與存錢的過程。
在近日舉辦的新書分享會上，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姚澤麟站在中文版主譯者的視角，使用多個實際的例子闡述了澤利澤的觀點——金錢並不具備所向披靡的破壞力。文化因素在社會經濟現象中發揮著作用，在金錢面前，社會關系和道德規範比我們潛意識所認為的更有力量。並且，一百年前的美國所發生的事情，很多仍然出現在我們今天的社會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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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關系決定了金錢的性質
“現在我們在媒體上，可以看到大量親密關系破裂後關於經濟和金錢方面的爭議。”姚澤麟舉了一個例子，“一對戀愛中的男女各自都有律師，提示他們應當時刻註意界定金錢轉移的性質。男方的律師提醒男方轉賬時加一句話，女方的律師提醒女方約會或收款時加一句話，好把錢界定為特殊關系的表征，而不只是錢。”雖然有玩笑的成分，但姚澤麟認為，這也是澤利澤的觀點在中國語境下的註腳。
經濟與文化、理性與情感、自利與團結、市場與道德、金錢與親密關系的二元對立在社會學學科裏由來已久。人們在潛意識裏認定，文化和經濟不可能並行不悖。經濟的領域重視效率，追求以最少的成本產生最大的效益，如果有情感和道德的因素加進去，效率會大打折扣。而在文化、道德或情感的領域，如果夾雜了錢和效率的因素，則會破壞原本溫情脈脈的社會關系。
這也是在澤利澤之前的大部分社會學家的觀點。馬克思說金錢可以使冰炭化為膠漆，能迫使仇敵互相親吻，金錢是現代社會激進的平均主義者。韋伯認為金錢代表了當下世界的理性化發展，大家在追求效率，金錢是一個開路者，一個急先鋒。齊美爾提出，金錢把世界變成了一個算術問題，金錢是將質化約為量最完美的再現。所以齊美爾否認金錢受到社會關系和道德的約束，他認為金錢是所向披靡的。
金錢真的在侵蝕我們的社會關系，並具有掃平一切的力量嗎？澤利澤並不這樣認為。澤利澤曾經提出，錢有雙重性質。原來的社會學家只看到了工具性，作為一般等價物可以用來交換所有的東西。但是錢也可以有象征性意義，比如錢經過包裝之後，可以變成紅包。這就跟一般赤裸裸的金錢不太一樣。
姚澤麟還提到一項關於啃老的研究。啃老涉及到親情跟錢的問題。我們原來認為啃老是年輕人躺平，問父母要錢買房等等。但是那個研究表明，有一部分家庭是主動想被啃。買房的時候父母主動介入到裏面，實際上是想進一步加固甚或重塑跟子女的關系，不光是錢，還要在買房過程中共同參與決策，導致親子的關系更加穩固。這種現象的重新闡釋也受到澤利澤研究的影響。
由此，各種金錢的轉移表面上相似，但是意義和後果，完全取決於來往雙方之間的社會關系到底是怎麼樣的。
在這本書中，澤利澤提出了人們應對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的時候，怎麼樣識別、歸類、組織、使用、區分、制造、設計、儲存甚至是裝飾，觀察到人們在處理錢的時候做了標記。澤利澤也歸納了貨幣如何被標記。比如物理標記、空間的區分，比如美國的移民會把錢存在不同的罐子裏面，使用方式、使用者、鏈接金錢的某些來源都不一樣。分配體系不一樣也會導致錢不一樣，把實物轉化為貨幣，還有創造代幣。
對“家庭內部金錢”的再解釋
澤利澤對社會中關於錢的不同區分和標記的觀察，是通過家庭生活和慈善救濟等領域展開的。澤利澤發現，這個時期的美國家庭內部關於錢的問題有非常多爭論。那時的女性很少進入勞動力市場，錢的來源主要是丈夫。即使女性要維持一個家庭的運轉，但連采買這樣的事都得經由商店記賬，向丈夫直接結算。在法律上，即便是女性自己賺來的錢，一旦收入家庭，也無權自由花費。關於家庭裏面的錢，有各種各樣的稱呼，比如補貼、零花錢。
澤利澤講到，在中上層的家庭裏，女性為了拿到屬於自己的錢會請求、哄騙、祈求、與商家串通。家庭內部金錢的轉移方式總結下來有三種形式，一種是報酬、一種是權益、一種是禮物。我們今天比較強調的是作為權益的金錢，兩方的關系是平等的，這是女性在家庭當中應得的部分。但在當時的道德家看來，丈夫以禮物形式給出的金錢，在一些家庭裏被稱為“賞錢”，是明顯不對等的權力關系。
而作為報酬給出的金錢，在當時被認為弱化了女性在家庭中本該承擔的道德責任，將其商品化了；丈夫們抵制這個趨勢，生怕妻子對家庭財務有了更多的掌控權，會影響自己在家庭中的權益。當補貼從偶然轉為固定，會圍繞著發放頻率、數額、用途和妻子的討要權產生許多問題。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女性甚至不可以用補貼給自己買些小物件。
《革命之路》劇照
在工薪階層中，女性掌握了丈夫為數不多的工資，但肩負著家裏過日子的責任。在當時，工薪階層的小孩可以送牛奶、送報紙，做一些工作。這些工作的額外收入不需要交給家庭，加之丈夫也會有一些額外的收入，這就反而大大增加了丈夫和孩子的權力，女性更難當家了。因此，無論是中上層還是工薪階層，女性在家庭中關於金錢的問題總是處在弱勢地位。即使後來她們有了零花錢，也只能作為家用，給所有的家庭成員花，比如給孩子報輔導班，給教堂捐款。但自己單獨花錢消遣，比如看電影、出去玩也是不被允許的。
女性所擁有的不同稱謂的錢，意味著對錢不同的支配權。不同的支配權又意味著不同的家庭地位。這也是一種家庭內部的金錢標記，被限制了用途的錢，性質和我們所說的一般等價物也不同。
慈善救濟：發東西還是發錢？
窮人數量飆升是經濟騰飛過程中的必經階段。不同於原來鄉村熟人社區，城市裏較少出現親屬鄰裏間的互幫互助和救濟，同時，城市中的貧困也是最嚴重的，當時大量的人從四面八方來到紐約，誰也不願意和誰打交道，這就給救濟帶來了難題。慈善人士會懷疑這個人是窮人的真實性，也會懷疑其拿到善款的用途。比如一個人拿到錢就去酗酒，他的妻子和孩子沒錢吃飯，最後還是無法幫助真正需要救濟的人。
並且，在當時的貨幣化趨勢下，想要什麼東西都必須拿錢去買。如果限制救濟中金錢的使用，就需要做大量調查去了解那些需求，以達到精準救濟的目標。這不但會帶來很高的管理成本，救濟的效果也不太理想。於是，政府和具體的救濟實施者就想方設法改造和標記金錢。比如創造有限制的貨幣替代品，像是食品訂單，給一張單子，去指定的店裏面去換；還有一種辦法是發代幣，只能用於購買限定的物品。
為防被救濟者喪失勞動的積極性，政府和社工不得不把救濟的水平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不高於勞動所得。此外，還要系統地教育和監督，塑造窮人的道德生活，改變他們的三觀，使他們明白什麼是生活的必需品，什麼是溫飽需求之外不道德的東西。甚至社工還會直接幹預窮人的家庭消費，他們會組織儲蓄。通常到了發工資的那一天，社工會早早來到貧困家庭等在那裏，近乎強制地要求從工資中交出一定數額的金錢，存到“一分錢銀行”，以此幫助窮人儲蓄。
澤利澤說，諷刺的是，到了後來，社工卻特別強調應該用金錢而非實物去救濟。他們的認知發生巨大轉變的原因，一方面是消費經濟的出現，另一方面是大家對貧窮的看法有變化。大家認為有一部分貧窮是由社會結構因素造成的，於是給窮人一些救濟就變得可以接受了。在這個時候，金錢重新成為了慈善事業裏道德改造家的正面角色。原來所秉持的不讓窮人接觸到金錢的觀念，此時就變成了時代的錯誤，大家覺得錢甚至能治療窮人的窮病，有了治療意義。金錢成為必要的工具，這可以讓窮人自由地選擇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甚至在這種消費過程中，他們可以自我提升。
不過，慈善領域始終存在有關於金錢標記的鬥爭。不少貧困的家庭足智多謀，比如會虛構支出，賬單會有造假，隱瞞消費，食品的訂單會甚至成為另外一種通貨，可以去交租金，窮人還會取出一分錢銀行的存款用到自己想用的用途上。
澤利澤也提到，這兩個標記的系統並不一定是鬥爭或者矛盾的關系，也有一致的地方——比如一分錢銀行，確實使得一部分窮人養成了儲蓄的習慣，他們也確實學會了用金錢購買有意義的東西。此外，社工機構也通過教育等措施客觀上幫助薪階層家庭的女性掌控家庭的經濟收入。
姚澤麟最後總結說，澤利澤對於金錢和社會關系的考察，會給我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帶來啟發，乃至於我們對整個社會的走向，不至於那麼“悲觀”。實際上我們的社會不是一味朝著金錢至上的方向發展的，與此同時也有另外一面，從中會看到人與人之間非常緊密的關系。比如，在危機的時候——無論是90年代中後期的下崗潮，還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抑或家庭成員在大病治療期間，看似松散的家庭一下就會凝聚起來。
“金錢往來與社會關系是非常復雜的、相互影響的關系，碰在一起並不是你死我活。社會當中大量的金錢跟社會關系交織，但並沒有導致經典社會學家所擔憂的結果。社會也會反思，社會本身的反作用，對於經濟領域的約束力還是很強的。”姚澤麟說。
責任編輯：梁佳 圖片編輯：陳飛燕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