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連圖書館館員 孫海鵬
《大陣尺牘》，丁小明、千金梅編撰，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820頁，1980.00元
在近代東亞歷史研究領域，“壬午軍變”猶如一條導火索，引起了後來一系列重要歷史事件，並由此開始構築近代東亞歷史的特殊性與復雜性。對一般讀者來說，“壬午軍變”的表述可以簡單歸結為清朝政府派遣丁汝昌率軍平息了朝鮮李朝時期的一場叛亂。相關論文和研究著作也是在習見文獻的基礎上有限度地展開對動機、過程及結果的討論。不可否認，這些研究對重新理解“壬午軍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在更為深入地重新認識或者解讀習見文獻的同時，尋找新的文獻，並從中發掘更為重要的歷史細節，盡可能地靠近歷史事件的真相，從而使得對“壬午軍變”的研究向縱深處發展，這對近代東亞外交、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問題的研究無疑是非常有意義的。丁小明、千金梅編撰的《大陣尺牘：晚清駐朝使臣致朝鮮大臣金昌熙叢劄》（以下稱《大陣》）一書的出版，提供了十分珍貴的文獻，對繼續深入研究“壬午軍變”起到了重要的參考作用。
1882年7月，朝鮮李朝發生“壬午軍變”，清廷迅速派遣由吳長慶率領的“慶軍”赴朝平叛。在此期間，包括吳長慶本人在內，“慶軍”幕府中的主要成員張謇、朱銘盤、林葵、周家祿、袁世凱、李延祜、邱心坦、張詧等人與朝鮮迎接官金昌熙展開了密切的交往。《大陣》就是由“慶軍”幕府諸文員與金昌熙之間的往來信劄、唱和詩文、筆談實錄、名刺等所構成的專題寫本文獻。
《大陣》共計收錄三十人的近三百通信劄，直接涉及的歷史人物包括吳長慶、袁世凱、張謇、朱銘盤等多人，間接涉及的清廷與朝鮮李朝的人物更多。雖然人物關系復雜，卻緊密地圍繞著朝鮮重臣金昌熙這一核心人物和“壬午軍變”這一單一歷史事件。這批專題寫本文獻呈現出多角度集中表述的特點。
《大陣》編撰者之一丁小明從2011年開始關註與“壬午軍變”有關聯的文獻，並在此基礎上開始了既“動腳”尋找，又“動手”整理的艱辛過程。《大陣》中近三百件各類寫本文獻分別收藏於中國私人藏家和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三處不同的地方，為此，丁小明與韓國學者千金梅合作，開啟了追蹤之旅。
2014年，丁小明《〈譚屑〉拾餘》一書出版，這是以金昌熙所著《譚屑》一書為核心的研究著作，所謂“拾餘”，是在金氏著作中鉤沈與“慶軍”幕府諸文員有所關聯的史料，其中包括了吳長慶、張謇、朱銘盤、周家祿、林葵、袁世凱等人為《譚屑》所做的序言寫本文獻。2016年，丁小明與千金梅獲得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授權，開始整理全部《大陣》寫本文獻。2019年，丁小明、柳和城《新見近現代名賢尺牘五種》出版，其中包括了由丁小明整理的《晚清駐朝鮮使臣致朝鮮大臣金昌熙尺牘》。這兩部書的出版，可以視為《大陣》一書的前奏。
長久以來，文獻的“合璧”一直是學人的夢想，為了完成這個夢想，許多學人篳路藍縷，有時要在幾代學人的努力下才得以實現。只有在盡可能大的範圍之內將所需要的文獻“延津劍合”，然後再盡其所能地搜羅更多文獻，才能最終“為我所用”。就這一點來說，丁小明是很幸運的學人，他在《大陣》前言中表達了自己的初衷：“《大陣尺牘》的陸續發現與拼合出版的‘團圓’的結局徹底解決過去這一文獻分散二國三地而給學術研究帶來諸多不便的狀態，這一‘團圓’的結局既是當下近代東亞關系文獻整理中的最新進展，也必將推動以‘壬午軍變’為中心的中朝關系研究，當然也會為東亞研究中的史料探尋提供新的進路與啟示。”在“壬午軍變”一百三十多年之後，丁小明歷時六年，跨越兩國三地，終於將這批珍貴的寫本文獻“合璧”，他對珍稀文獻的執著鐘愛與準確的學術研判，令人欽佩。
《大陣》是在現有文獻之外新發現的文獻。據筆者粗略統計，《大陣》一書中張謇的三十余件信劄為《張謇全集》所未收，袁世凱的二十余件信劄亦未見諸《袁世凱全集》中。應當說，如此大體量的張謇、袁世凱的新文獻的發現，是近年來晚清文獻上的重要收獲。之所以說這批新發現的文獻重要，一者是因為文獻的作者是張謇、袁世凱這樣在中國近代史有著重大影響歷史人物，再者，這批文獻忠實記錄了諸如朱銘盤、周家祿、李延祜、張詧等中下層文士在重要歷史節點與金昌熙的交往過程。他們在親歷歷史的同時，也創造著歷史，同時還在記錄著歷史。也正因為這批新文獻關涉“壬午軍變”前前後後諸多人事變遷的歷史細節，為一百四十年後的我們重新觀察、還原張謇、袁世凱以及包括其他文士在內的歷史群體形象提供了第一手文獻資料，甚至也為慶軍在“壬午軍變”以及近亞近代歷史舞臺的具體活動與作用提供了最直接、細致的第一手新材料。
解讀文獻的形式並不是單一的，更多是從不同層面對已有文獻（或者說是習見文獻）解讀和類比之後，分角度、多層面地得出結論。必須先擁有豐富且有意義的文獻，進而系統且準確地解讀，以歷史的眼光研判已經擁有的文獻的歷史價值。
最近二十年以來，對日記、信劄等類寫本文獻的研究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熱度，研究者期望從此類文獻中獲取更多的歷史信息，並且能夠彌補習見文獻的不足之處，從而為無限“靠近”或者“還原”歷史真相提供可能性。
《大陣》一書從結構上分為“正編”和“附錄”兩部分。其中附錄十一篇文獻，包括金昌熙《自傳》《行狀》和《譚屑》，對了解金昌熙其人其事起到了參考作用，更為重要的是還收錄了其所撰寫的《東廟迎接錄》以及其為張謇《朝鮮善後六策》、李延祜《朝鮮善後八議》所做的補論等內容。如果說《大陣》“正編”部分是對原始寫本文獻的整理，那麼，“附錄”部分則是原始寫本的參考文獻，二者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邏輯聯系，可以說，從文獻的延展性角度理解，二者互為補充。“附錄”部分的收錄，也為寫本文獻，諸如日記、信劄、照片等文獻整理提供了新的範例。
以往在對“壬午軍變”的研究中，金昌熙《東廟迎接錄》一直作為重點文獻的面目出現。如果考察金昌熙其人所處的時代及身份，《東廟迎接錄》具有單面性和主觀性的特點，只能作為系列文獻中的一部分參考使用。《大陣》一書中所收錄的袁世凱、張謇、李延祜三人的寫本文獻恰好與《東廟迎接錄》中的內容相吻合，在兩部文獻“對讀互證”過程中，金昌熙與袁、張、李三人基於國家利益之上的交往的諸多微妙細節得以一一彰顯。
《大陣》一書中的寫本文獻給專註於近代東亞歷史的研究者提供了一條新的路徑，這就是依據新近發現的文獻展開研究，旨在拓展近代東亞歷史研究領域，重新理解並討論以往的結論。
1882年朝鮮起義
對“壬午軍變”的研究視角，不能局限於以金昌熙為代表的李朝重臣方面，還應當從清廷的應對處理以及此後所發生的一系列善後事宜的角度進行研究。這正是《大陣》一書“合璧”寫本文獻的意義所在。以袁世凱研究為例。袁世凱早期形象的確立與金昌熙《東廟迎接錄》的記錄不無關系。同樣，作為“壬午軍變”親歷者的張謇、張詧、朱銘盤對袁世凱在“壬午兵變”過程中的形象給出了並不一樣的答案，由張氏兄弟等人得出的結論持續影響到了當代。當然，在當時的影響更大，包括張佩綸後來在《澗於日記》中對袁世凱的評價，與張謇持同樣的否定態度，這代表著當時清朝內部高級官僚體系中的人士對袁世凱的評價。
《大陣》中收錄的袁世凱寫本文獻中涉及制備軍事設施、撰寫《譚屑》序言和人情往來等三個方面的內容，這些內容在《袁世凱全集》中均無著錄。《大陣》呈現出了一個具體而微的袁世凱形象。在致金昌熙的一通信劄的結尾處，袁世凱說：“凡公事已發下，總須求實，不可含糊，鄙人每抱‘認真’二字做去。”諸如此類的記錄，在《大陣》一書中尚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地方。丁小明認為，這批袁世凱寫本文獻的意義在於“還原了袁世凱駐朝期間軍事思想的原貌，也為我們提供袁世凱為朝鮮編練親軍的第一手資料，極大地豐富袁世凱在朝期間軍政活動的歷史記載”。
袁世凱第一次登上歷史舞臺的事件即是“壬午軍變”，他從此正式進入李鴻章的視野範圍之內。而對袁世凱在這一歷史事件中的研究，則需要更多相關的文獻串聯。《袁世凱全集》收錄了其在此期間的數通家書，其中涉及在朝之事極為有限。袁世凱的發跡離不開其四叔袁保齡的持續提攜，所以袁世凱說：“吾兄弟皆四叔父大人聲光所致有今日也。”在袁保齡《閣學公集》中收錄了致袁世凱的數通信劄，其中涉及與“壬午軍變”相關的諸多密議之事。故此，將《大陣》、金昌熙《東廟迎接錄》、金允植《領選日記》以及袁保齡與周馥、丁汝昌之間的信劄，張佩綸與陳寶琛之間的信劄，還有袁保齡與袁世凱之間的家書互相串聯，可以將“壬午軍變”前後袁世凱的思想狀況和行止勾勒得更為清晰。這也是《大陣》整理者丁小明主張的“對文獻的整理、對讀、拼合與互證的過程，也是學術研究中逐漸逼近甚至還原歷史事實的過程”。
在“壬午軍變”事件的後期，有兩個問題值得再研究。一個是大院君李昰應如何回朝的問題，另一個則是吳長慶“慶軍”撤防的安排問題。而這兩個問題在《大陣》之中均有涉及。特別是第二個問題，涉及“慶軍”何時以何種理由撤防，撤防到何地，留防幾營，由何人統領等，均在《大陣》中有所體現。朱銘盤在信劄中對金昌熙所關心的撤防問題給以解答，“金州之說誠有之，尚未奉府主之書。一切姑未定也，承問敬復。至撤留之處，聞去半存半，其留者為副、後、左三營雲雲。容面時再陳”。同樣，張詧也在信劄中透露了與“慶軍”撤防有關的信息，“老帥移節之傳容或有之，未經奉有確音，終慮不實，固不敢吠影隨聲也。十日之間，或則有信，邇時再當奉聞”。這證明，吳長慶對撤防之事並沒有直接給出準確的時間表，此間背後的博弈問題也自然逐漸浮出水面。其幕府中的文員進行了各種揣測，同樣，金昌熙也在多方打探與撤防有關的消息。這些信劄的字裏行間也為李鴻章、馬建中與吳長慶、張謇等人的矛盾激化埋下了伏筆，如果將《大陣》的相關內容與李鴻章、張佩綸、袁保齡、周馥等人的信劄參照閱讀，庶幾可以還原更多歷史細節。
當很多研究者的目光投向張謇、袁世凱的時候，作為同樣參與到“壬午軍變”事件中的朱銘盤等人同樣值得再研究。例如，朱銘盤在信劄中記錄了一個細節：“（前略）初一日自馬山啟輪，至成山舟觸，瀕沈而獲濟，亦天幸也。筱帥病體甚重，醫者尚無把握，如何。金州瘠土甚於東邦，非可樂處，惟當安過耳。”這一內容在此前所見文獻中未有披露，在朝時吳長慶已經重病在身，載著他撤防至金州的船只竟然在成山險些沈沒，所幸被及時救助才得以安全開航。
《大陣》中收錄了一通朱銘盤致金昌熙的信劄。節錄部分內容：“石菱護軍仁兄大人閣下：別來上一函，不承惠答，悵悵無已。吳帥去後，賓客雨散。即欲求從前一日之樂而不可得。足下當復念到此耶？頃與季翁同回裏。上海多有貴邦人士，然皆非吾輩可與談者，故無從問足下消息。……弟在上海住一二日即回裏，此後地角天涯，吾與足下不知何時相見。”《張謇日記》中記錄了在光緒十年七月十一日，張謇與邱心坦、朱銘盤從金州出發，一同到大連灣登船，中午十分上船，直到申科才開行。第二天醜刻抵達煙臺。十五日，從煙臺乘坐“新南升”號赴上海，申刻啟航，直到十七日的申科才抵達上海，下榻在泰安客棧。張謇在日記中沒有記錄和他一同到上海的人。而在二十三日的日記中有“曼君（寄帽）”的記錄，應是朱銘盤的帽子遺落在張謇處。在《大陣》中收錄的朱銘盤信劄中明確記錄了“頃與季翁同回裏”“弟在上海住一二日即回裏”。《張謇日記》中記錄了十八、十九兩日在上海，二十日到吳淞口乘船“半夜啟行”。由此可知，朱銘盤與張謇自大連灣乘船到煙臺，然後又同船到上海，在上海分別回故鄉。朱銘盤此信劄的落款時間是“十八日”，由此可知，致金昌熙的此信劄寫於光緒十年七月十八日，地點是上海泰安客棧。這通信劄是吳長慶病逝於金州之後，幕府賓客四散，而張謇、朱銘盤等人料理完吳長慶喪事之後乘船南返。這很可能是朱銘盤寫給金昌熙的最後一封信。
將《大陣》中涉及朱銘盤的寫本文獻單獨整理出來，重新排序，加以詮釋，可以補充《桂之華軒遺集》中《曼君先生紀年錄》的失載內容。朱銘盤《桂之華軒遺集》中沒有收錄信劄，所以，《大陣》所收錄的由朱銘盤書寫的這一部分文獻彌足珍貴。
日本公使館官員乘船逃走
另外，金昌熙與“慶軍”幕府中的諸員時有唱和，能詩者如張謇、朱銘盤、周家祿等人。這些唱和之詩作為習見文獻在《張謇全集》《桂之華軒遺集》《壽愷堂集》中均有著錄。如果用“以詩證史”的方法再去探討這些唱和之作，我們會發現，這些詩作的大時代背景是很明確的，毋庸討論。而在詩作的細節處，我們會覺得缺少有效的文獻來支撐繼續“解讀”並且“證明”歷史。《大陣》一書中張謇、朱銘盤、周家祿與金昌熙關於唱和詩作的細節討論，為研究者提供了有價值的文獻資料。
周家祿向以能詩著名，在其致金昌熙的信劄中有：“（前略）詩中頗涉時事，托於言者無罪之義，想亦大雅所亮也。”“拙詩四章中涉時事，原托於言者無罪之義，所見所聞均皆確鑿，並無不根之談，亦無不襯實之引喻。既承責言，作為罷論，留以俟天下萬世之公議可也。”周家祿信劄中的這些語句綿裏藏針，絲毫沒有退讓的意思。從中不難窺見周家祿與金昌熙為討論詩作的內容以及相關語意的表述而產生的不愉快。在《大陣》附錄中有“《壽愷堂集》涉韓文獻輯錄”，收錄了周家祿《朝鮮樂府》《將發朝鮮留別東士大夫四首》《書朝鮮留別詩卷後》等詩文。目的在於讓研究者將本書所收錄寫本文獻與相關文獻對讀並研究考證，進一步深入近代東亞歷史背景下“壬午軍變”這一事件的前因後果。
需要提及的是，在《大陣》一書中，少數信劄中鈐有書者印章，如吳長慶的白文方印“吳氏小軒”、朱銘盤的朱文方印“曼君”和朱文半通印“曼君”、周家祿朱文圓印“周”、朱文方印“彥升”和白文方印“家祿長壽”、李延祜朱文方印“翰臣”和白文扁方印“鐵漢”等，這些印章為鑒定印章使用者的其他信劄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近代東北亞歷史進程呈現出多元化和曲折性特點，在以往文獻發掘和利用方面存在著很多局限性。例如，研究者習慣於將目標鎖定在幾個重要人物身上，如對李鴻章、袁世凱、李熙、閔妃、大院君等人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對中層官僚以及低層幕府的研究，這就不能達到見微知著的目的。《大陣》的編撰者之一丁小明恰恰將文獻的稀缺性和文獻的輯佚有機融為一體，在宏闊的歷史背景之下匯總文獻史料，給未來的研究者提供了多重研究可能，其中就有通過不同視角對同一歷史事件展開多方位討論的可能性，這無疑是文獻使用者的極大福音，就此來說，張謇、朱銘盤、周家祿、李延祜等人與金昌熙的交往、唱和等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陣》一書成為近年文獻發掘和整理的範本，為東北亞未來相關文獻的發掘和整理開辟了新的路徑。總之，《大陣》所蘊藏的文獻價值尚待更多的學人進行探尋發掘。因為這批文獻的出現，學術界對“壬午軍變”有了更為準確具體的認識，彌補了東亞近代史研究中的缺憾之處。《大陣》可以視之為“壬午軍變”研究的新起點，由此而引發的一系列研究，勢必會產生更為重要的意義。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