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生活在我國農村的60歲及以上人口有1.2億人。
據《法治日報》的相關報道，農村留守老人與村莊、土地相伴，農作負擔重，孤獨感嚴重。在此背景下，愈來愈多在外務工的年輕人為老家安上了監控設備，便於隨時查看老人的狀態，同他們交流情感。
陳小冬的母親過世後，父親成了空巢老人，留守在山東沂山深處的一個鄉村。“我爸獨自在家的孤獨，之前只憑想象，從沒直觀看見他的那種孤獨。”陳小冬覺得，安了監控之後，老人的孤獨仿佛溢出屏幕，朝他排山倒海湧來。
趙仁的雙親留守遼東的一個小山村已有二十余年，今年清明假期，他給家裏安了三個監控攝像頭，一來為了防盜，二來可以隨時查看年邁父母的狀況，監督母親量血壓、吃藥。
不久前，趙仁上傳在某平臺的一段監控視頻一下子火了。畫面中，七旬母親以為攝像頭花了，擔心兒子看不清，踩在櫃子上，咧著嘴、笑嘻嘻地用毛巾擦拭。
“父母年紀大了，離得又那麼遠，多留一個影像，就多留一點念想，等他們‘百年之後’可以時不時看一看。”趙仁告訴新京報記者。
陳小冬將監控裝在了老家的西墻上，攝像頭可以上下左右旋轉。受訪者供圖
以下為陳小冬的自述：
“父親承受的孤獨，是我沒法想象的”
去年8月，我回老家休了一星期的假，決定在家裏裝個監控，這樣就可以隨時查看家裏的情況，也能隨時看到父親在幹什麼。
老家在沂蒙山的最深處——山東省濰坊市臨朐縣九山鎮的一個小山村。33年前，我就在這裏出生。高三開學之初，母親遭遇車禍去世。自那年起，父親開始了獨居生活，一個人料理家裏的七畝地，田地裏的玉米、花生、板栗、丹參成了他留守家中最大的意義。
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有兩個姐姐和一個雙胞胎哥哥。如今，他們都已成家。大姐離父親最近，僅隔2.5公裏。二姐和哥哥定居濰坊市。
而我自己逐漸成為鄉親們口中老陳家“隔得最遠的孩子”。2008年，我去了石家莊讀大學。緊接著，又到南寧讀碩士。2015年夏天，正式成為“蓉漂”，在成都追逐我的新聞理想，做記者，靠賣字糊口。
工作以來，每年回老家的日子湊在一起不到半個月，同父親的日常聯系，全依賴手機。但父親到現在還沒將手機的基礎功能徹底搞明白，不接電話、不回電話、手機關機的狀況時有發生。聯系不上他時，我異常焦灼，有時還得辛苦大姐跑回家看看。
全村2000多口人，安監控的人家屈指可數。一般是做生意、搞養殖的鄉親才安監控，目的是防盜。
而我的目的是想多看看父親，緩解思念。哪怕這麼說有些矯情。
透過攝像頭，我見證了老家一輪完整的夏秋冬春。在外十三載，短暫歸家之際多逢冬夏，沂山深處的春光和秋色讓我惦念許久。如今，我也了了願。
當跟父親提起要裝監控時，他說我閑得難受，“裝捏個咋?一點用處沒有。”我說，“裝著耍，你甭管。”跟父親，沒法說相對軟和一些的話，從小到大都這樣。
監控送到家，我和姐夫爬上爬下，打好孔，裝在了西墻上。這個位置，只能俯瞰西邊那片亂糟糟的泥巴地、院子內的幾間老磚房、菜地及家的出入口。監控的範圍觸及不到屋內，還是想給老人多留些空間和隱私。
攝像頭可以上下左右旋轉，角度最大能達180度，我花了好些工夫才調試到恰當的角度。監控一連上家中早前安好的移動寬帶，手機上的App就能顯示實時畫面了。監控存儲卡的空間很足，到現在，我都能回放過去一年的監控畫面。
監控裝好後的翌日，我就動身返回成都了。抵達成都的當天早上，在手機端打開攝像頭，看到父親和大伯站在門口。我趕忙打開隔空對講功能，喊了一嗓子，兩個老人被嚇了一大跳，繼而又覺得十分神奇，“隔著捏麼遠都能說話?!”“動靜不小!”
攝像頭24小時都在工作。近一年來，我每天都會打開監控App，查看1700公裏外父親的身影。看回放的時候，最關心父親出門和歸家的場景，看下他早上幾點出去，傍晚幾點回來。往往，晨6時，三輪車還在，8點鐘時，三輪車就消失了。我就把時間條拖到6時至8時的區間，去找他出門的畫面。下午5點半時，三輪車還不在，拖到半小時後，發現車回來了，我又向前拖一點去找他回家的身影。
有時候，若在監控範圍內尋不到他的身影，我會喊一嗓子，監控的功放音量很大，父親只要在家，一聽到我的聲音，會立馬跑到西墻下同我對話。我能看到他，他看不到我。
不過父親覺得不礙事，用他的話講，就跟打電話一樣，還省了話費。彼此開口的第一句話通常是，“吃了沒有?”我問或他問。
監控畫面裏，陳小冬的父親在院子裏掃雪。受訪者供圖
父親是個沈默寡言的人。
小學三年級便輟學的他不善言辭，更不擅長表達情感，從未在兒女面前傾吐過他的孤獨與思念。比如，他從來不會說“想你了，兒子”這類的話，也極少主動給家人打電話。
有一年下大雪，村裏家家戶戶關門閉戶。父親在屋裏待了三天三夜，沒踏出家門一步。那時還有長途漫遊費，父親更不愛打電話。恰巧那幾天，我和哥哥姐姐都沒往家裏打電話。這意味著，父親有三天三夜沒說話，沒跟外界接觸，說是與世隔絕也不過分。
於年輕人而言，排遣孤獨的方式有很多，手機、網絡、社交都是治愈寂寞的良方。但對農村老人來說，一個人就是一個人。很難想象，那三天他是如何熬過的。父親承受的孤獨，是我沒法想象的。
好在裝了監控之後，他有了自己表達情感的方式。
一日，接到他的電話，讓我打開監控畫面。實時畫面中，他捧著一鍋煮好的肉，興衝衝地給我展示。他不曉得，鍋裏的東西在畫面中是模糊的，實際上我根本看不清。一個周五的早上，在樹下挑選板栗的父親忽然發現了一個碩大的栗子，高高舉起，走到監控下給我看。
豐收的季節，父親每天都要去地裏幹活。秋收之後，早晨七八點鐘，他還要騎著電動三輪去養殖場打零工，一天能掙80元。
經常，傍晚6點來鐘，天已黑透，才見父親騎著電動三輪車回到家。黑燈瞎火，冷鍋冷竈，借著額頭上的頭戴式手電筒，他開始在院子的磚房生火、燒水、熱菜。北方的秋夜，已經很涼了。
父親騎著電動三輪出門時，他會戴著紅色的頭盔，這讓我安心了些。去年5月，沒戴頭盔騎行的父親在過馬路時，同一輛摩托車相撞，致左側顴骨塌陷、三根肋骨骨折。這讓我嚇得不輕，當年，母親也是在那條道上出的車禍。
日復一日，他總是一個人出去，一個人回來。已滿67歲的父親看上去瘦削而衰老，說他76歲也不違和。
讓陳小冬最難受的畫面：父親坐在家門口，呆望著不遠處的小道。受訪者供圖
所有畫面中，最令我難受的一個場面是，父親擡個矮板凳坐在家門口，呆呆地望著院外的那條車來車往、人去人回的小道，狗子趴在不遠處。視頻裏雖無聲無息，在我看來，卻有很強的視覺衝擊力。這是之前設身處地去想也想不到位的感受。
這是肉眼可見的老父親的孤獨。
今年8月中旬，父親上山打了一天農藥之後，腰突然開始疼。他一旦叫疼，就意味著是那種不能忍得住的疼。
去醫院拍片檢查，醫生說，父親去年因車禍導致的腰傷一直沒完全痊愈。車禍後，父親僅在鎮衛生院住了幾天院，就著急出院了，“多住一天就多花一天錢。”
這一次，醫生告訴父親，以後種地是連想都不要想了。一動力氣，必然再犯。
8月底，在我的反復勸說下，父親終於丟下了田野裏已經成熟的莊稼，來成都同我一起生活。
本以為我上班時，父親只能一個人在家待著，因為他不會說普通話，又聽不懂成都本地的方言，有交流障礙，出去也無事可做。然而父親在家裏待不住，總喜歡去外面走走，越走越遠。
父親能聊的話題，很難遠離村子。因為他一輩子都生活在那個小山村裏，沒有看過太多遠方。我只想盡我所能將他的視野盡力拉長。
說真心話，看夠了監控裏的父親，還是想多看看監控以外的他。
以下為趙仁的自述：
“這一幕真的觸到我內心了”
今年清明假期，我給老家安了監控，室內兩個，室外一個。
我的老家位於遼寧丹東鳳城市雞冠山鎮的一個小山村，如今村裏僅剩二三十戶，且大多是老年人，年輕人幾乎都出村務工了。
我19歲就去哈爾濱闖蕩了，後來我弟、我哥都來了。現在兄弟三人都定居哈爾濱。我現在47歲，在一家職業技術學院做後勤工作。今年我爸滿80歲，我媽也74歲了，兩位老人長期留守老家。一般我一年回去一次，春節的時候留五天回家，但實際上在家裏只待得了三天，因為有兩天都在路上。
其實早在今年年初，我便萌生了在老家安監控的念頭。年初僅僅也是念頭，促使我執行落地的還是我媽生病。
父母頭疼腦熱的，從來不跟我們提，在電話上也聊別的事兒。4月初，老家的鄰居、我的小學同學突然打電話給我，說我母親生病了，躺床上起不來了。
我著急得不行，打電話回去，我媽說頭暈迷糊、眼睛花，都有好幾天了。再一問，她自行把高血壓的藥斷了。
正逢清明假期，我提前在哈爾濱買好了監控設備，4月3日下午趕到家，4日一早帶著他倆去鎮醫院做常規檢查，果然，我媽是高血壓引起的頭暈眼花，除此之外，她還檢查出了高血糖、高血脂。而我爸還是老毛病，輕微腦梗。
5日，自個兒參照著說明書，把監控安好了，花了3個小時用木板做了一個三角支架，把攝像頭固定在墻角。屋外的安在東邊的房檐下，面向正門和西邊的玉米倉子、雞籠、驢圈，角度固定，但足以裝下院子的全景。
東西屋內各裝了一個，掛在墻上，室內的攝像頭可以360度旋轉，我的手機是操控主機，可以調整角度、放大畫面。
平時，我爸、我哥和我弟也可以在自己的手機上查看監控畫面;還可以隔空喊話和回放近四天的監控畫面。
較之打電話和微信視頻，隔空喊話方便許多，不用捧在手上，走到哪兒帶到哪兒，和我交談的時候，他倆也該幹嘛幹嘛，不耽誤正在做的事兒，畫面也看得更廣。看一看，聽一聽，就放心了。
前兩天，有幾個陌生人進了院子，拿起南瓜準備帶走，走之前擡頭看了一眼院子裏的監控，便把南瓜放下了，還跟同伴說“這兒有監控的”。之後兩個老人看了畫面，說不認識這幾個人，應該是外面的。
很明顯，監控是有震懾作用的。另外，攝像頭外邊有音箱，我這裏可以遠程啟動警報功能，發出警報聲，鄰居都能聽見。
看到戳心窩子的、有意義的畫面，我就截取一段，發到視頻平臺上，記錄下來。
7月22日，我發現院子裏的攝像頭中心有一團灰霧，告訴我媽後，她當天就架著梯子去擦了，來來回回擦了好幾次，表情十分認真。
擔心兒子看不清，趙仁的母親踩在櫃子上擦拭屋內的攝像頭。受訪者供圖
9月4日午後，因一件事情，我給我爸打了個電話，聊了一會兒。後來查看當天的回放時，看見我爸正在西屋的炕上同我講電話，我媽踩上櫃子去擦拭掛在墻上的攝像頭。畫面裏，她咧著嘴，笑得很開心，一邊笑一邊擦。後來我分析，她估計想過，為什麼兒子不直接喊話，而是打電話，是不是因為又看不清監控了，才打電話。沒想到這一段被傳到網上後，還火了一把。
接下來這一幕最戳我的心窩子。一日，父母在院裏幹活，當時我沒有看監控，有事情打了個電話給我爸，我媽聽見了屋內傳來的鈴聲，說兒子打電話來了。話音剛落，我爸轉身就往回跑。因為輕微腦梗，他平時走路都不太利索，邁不開大步，都是走的碎步。沒想到他一聽到兒子的電話，竟然差點“飄起來了”，急急忙忙去接。
事後查看回放時，看著父親轉身的那一刻，心裏特別內疚，怕父親摔了。這一幕真的觸到我內心了，我特別感動，覺得很珍貴。
父母年紀大了，離得又那麼遠，多留一個影像，就多留一點念想，等他們“百年之後”可以時不時看一看，就是這種心態。
4月初回去帶我媽看病的時候，順便給她買了一個血壓儀，我讓她每天早晨都量血壓，在監控裏我就能聽見儀器開機的聲音。一般早上五六點鐘，我起來做飯的時候，就把手機放旁邊，實時畫面打開，有時候她忘記量了，我就會提醒她，起一個監督作用。吃早飯的時候，他們在那邊吃，我一邊看著他們一邊在這邊吃，有時候邊吃邊聊。
監控畫面裏，趙仁的父親小跑著去接聽兒子打來的電話。受訪者供圖
有了監控，我也能知道她的狀態如何，血壓高不高。一周前，她又偷停了幾天的藥。此前一般我媽不到5點就起床了，起來就會在院子裏忙活，但那天我看她一直在床上躺著，就喊語音問她怎麼回事，她說，“有點難受。”我下意識就問，“降壓藥吃了沒?”她回，“這兩天沒吃。”我就有些急了，“怎麼能不吃降壓藥呢?血壓正常也要吃，這藥不能停。”
爸媽年紀雖大了，卻一直不肯放下鋤頭。家有田地10畝，全種玉米;山上有70多畝的地，之前養蠶，現在種些藥材;房前房後，還種了些自家吃的地瓜、花生、黃豆;院子裏還有三四十只雞和三頭驢。
每個月，父母的農保退休金加起來有3000多元，賣天麻一年也能收入幾千元，還沒算賣給城裏人的笨雞蛋。這在農村真的不低了。對他們來說，勞作不是為了掙錢。他們是閑不下來。
我跟他倆講過，幹活可以，但不要給自己設定目標，不要有壓力，就當是鍛煉身體。今天想幹多少就幹多少，覺得累了就躺著睡覺去。
4年前，我在哈爾濱近郊為他們買下了一處平房，今年，他們好不容易下決心要賣掉老房來哈爾濱了，可臨了又變卦了，舍不得住了40多年的老屋，我媽跟我說“怕挪窩，我不想去了，怕到時候活不長”。那幾天她睡不好覺、吃不下飯，憂心忡忡的。我在監控裏看到，她在院子裏慢吞吞地徘徊，10米遠的距離能走10多分鐘。
我還是站在他們的位置想，估計離了田地和農活，他們像被關在籠子裏的雞一樣，不自在。
安監控之前，一打電話，沒說幾句，我爸總是講，“撂了吧，撂了吧”，怕我花錢。現在安了監控，他也不催我了，每次都慢慢嘮，不著急。我不僅能看見他們的一舉一動，還能跟他們聊天，彌補了眼下不能朝夕相處的遺憾，拉近了許多距離，就好像我們生活在一起。
(應受訪者要求，陳小冬、趙仁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吳淋姝 編輯 胡傑 校對 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