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瑪麗-凱·維爾梅斯/文 盛韻/譯
Blue Nights, Joan Didion, Fourth Estate, 2011
書是這樣開始的：
2010年7月26日。今天本該是她的結婚紀念日。
2003年瓊·迪狄恩的女兒金塔納·羅奧在紐約阿姆斯特丹大道的聖約翰大教堂成婚。日期很重要。一個像迪狄恩這樣挑剔的作家，日期承載了許多重量。細節也很重要，有時候比主旨還要重要，甚至取代了主旨：
七年前的今天，我們從花店的盒子裏拿出花環，它們是帶土包裝，我們甩掉了上面的水……白孔雀開屏了。管風琴響起。她粗粗的辮子垂在背後，上面編著開白花的千金子藤。她戴上薄紗時，千金子藤松動，掉了下來。雞蛋花盛開。
迪狄恩這裏那裏都沒有提到過，金塔納長什麼樣子：她是高是矮，是胖是瘦，誰知道？
《藍色的夜晚》題獻給金塔納。書名指的是一種暮光的顏色，“法國人叫一天中的這個點‘藍色時光’。”四月末你就能看到它，“突然間夏天就臨近了，成了一種可能，甚至一種承諾”；但只能在特定緯度看到，比如迪狄恩現在住的紐約，她出生的加州就看不到。當白天變短，這種暮光也隨之消失：“當藍色夜晚接近結束時（它們的確會結束），你能感到真正的涼意，一種對生病的恐懼。”那時迪狄恩快七十七歲了，在金塔納的婚禮和寫作《藍色的夜晚》之間，她的作家丈夫約翰·格雷戈裏·鄧恩和女兒相繼離世：書名的涵義顯而易見。
2003年鄧恩死於心臟病。“我當時正專心拌色拉。約翰在講話，然後沒聲音了。”他的去世以及迪狄恩的反應——她的悲傷有各種復雜表現：心理的不確定，時時幻想他會回來（他會需要他的鞋子），以及他說自己要死了的時候她並沒有立即相信他的內疚——是2005年出版的《奇想之年》的主要內容，不久就被百老匯改成了話劇，由瓦妮莎·雷德格瑞夫主演。鄧恩去世的時候是12月30號。“你只是坐下吃個飯，你所熟悉的生活就這樣結束了。”八天前，金塔納發了四十度高燒，去上東區看了急診，被告知得了流感；她在聖誕節那天住了院，當晚進了重癥特別護理間。X光顯示她得了雙側肺炎，血壓顯示敗血性休克。“我覺得我做不到，”鄧恩在探望女兒之後回家的出租車上說。“你沒選擇，”迪狄恩回答。後來她覺得自己可能錯了。那個時候大家並不清楚金塔納是否能活下來。她的病在《奇想之年》裏是次要內容。“當我們談論人必有一死時，我們在談的是我們的孩子。”
1月中旬，金塔納的藥量減了下來，她得知父親去世了。在他的葬禮上，“是她八個月前結婚的同一座大教堂”，她讀了一首悼念父親的詩。兩天後，她和丈夫啟程去洛杉磯，準備開始新生活。那是3月，也就是她首次患病三個月後。“她問我，你覺得我在洛杉磯會好嗎？我說會的。”她在機場出來去取租賃車時昏倒了：
他們下了飛機。
他們拿了行李。
“當我寫書時，”迪狄恩在《巴黎評論》的訪談中告訴希爾頓·阿爾斯（Hilton Als），“我不斷重新打我自己的句子。每天我都回到第一頁，重新打一遍。這讓我進入一種節奏。”她寫《奇想之年》時也是這樣嗎？“這對這本書尤其重要，”迪狄恩回答，“因為太多東西依賴回聲。”在《藍色的夜晚》中，這節奏是一個長段落之後跟的兩三行一句話的段落。那些日期，那些斜體字，幾乎是儀式性的重復，感覺像一個套索，一句咒語，一種引誘，讓你無法逃脫。你覺得你是在寫自己的句子，然後發現你其實在模仿她的。
金塔納被送進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療中心的神經外科。可能是她摔倒導致了腦溢血，或是腦溢血導致了她昏倒。哪種情況並不重要。（“有兩種可能，在我看來它們都無關緊要。”）問題依然是，她能否活下來。迪狄恩飛去洛杉磯，重新開始陪夜。“她是個冷靜的人，”紐約醫院的醫生告知她鄧恩的死訊時這樣評價她。迪狄恩不覺得這評價沒有根據，只是想，一個不冷靜的人能被“允許”做什麼。他們可以大喊大叫嗎？
她沒有尖叫，沒有崩潰，不需要打鎮靜劑。她沒有不停問醫生要“預後診斷”，這是神經外科的其他病人家屬愛做的。相反，她“提醒一個見習醫生註意水腫部位，提醒另一個在做尿培養時檢查導尿管裏的血跡，堅持做一次超聲波來診斷血栓是否是導致腿疼的原因”。如果這些讓她不討“醫院裏的年輕男女職員”的喜歡，隨便他們去。迪狄恩是一個引人入勝的作家：她不一定要討人喜歡，或和藹可親。
“在艱難時期，我自幼被訓練去閱讀、學習、翻檢文獻。信息就是控制力。”她熟知醫生安排的所有神經系統檢查的名稱（“木村盒子測試。兩點辨別覺試驗”），以及金塔納的昏迷程度（“格拉斯哥昏迷記分法，格拉斯哥預後評分”），她還知道金塔納用的所有抗生素的名字，阿奇黴素、慶大黴素、克林黴素、萬古黴素——這些都是節奏的組成部分。如果她不需要“預後診斷”是因為她很清楚不可能有，“我記得被告知，至少要三天才可能開始了解她大腦的基本狀況”，所以她不問沒有意義的問題。
五周後的4月底，金塔納有所好轉，乘救護飛機回了紐約。接下來是去另一家紐約醫院的康復中心。餵食管隨時準備，但已經不是必需。她的右手、右腿逐漸恢復功能，右眼也恢復了視力。周末她丈夫會帶她出門吃午飯。順便提一句，她的丈夫叫格裏，他在迪狄恩的故事裏時不時出現，沒有被遺漏。
2004年12月31日迪狄恩寫完了《奇想之年》，一年結束了。“約翰沒有看到一年前的今天。約翰死了。”她不再爭論這一事實，不再想著他的鞋子，不再通過他的眼睛去看自己：“今年是我二十九歲以後第一次通過其他人的眼睛看自己。”2004年12月31日，金塔納還活著。一年前的此時，她在醫院的重癥病房，她的聖誕禮物堆在臥室，等著她好起來。但現在沒有提到禮物，這是不祥之兆嗎？
瓊·狄迪恩
八個月後的2005年8月26日，《奇想之年》出版的兩個月前，金塔納去世了。整整二十個月裏她都在病中。迪狄恩在《藍色的夜晚》裏告訴我們：“二十個月裏，她有力氣不靠支撐走路的時間不過一個月。”
《藍色的夜晚》要比《奇想之年》更焦慮，更多自問，它關乎恐懼，迪狄恩的恐懼和金塔納的恐懼：害怕被拋棄，害怕時間流逝，害怕失去控制，害怕死亡；也關乎記憶，1960年代中到1980年代末迪狄恩和鄧恩住在加州，金塔納成長的那段時間的記憶；一段美好的時光，“百子蓮也叫尼羅河的百合花，長長的花莖上搖曳著綻放的亮麗藍花”；孩子們開始喜歡魚子醬，生日時大家會放飛許多氣球，任由它們飄去好萊塢的山上；那時恐懼被遮蔽了，或者說無法辨別，迪狄恩還是一個寫書的母親：
她蕩過秋千的夾竹桃樹枝看著眼熟，她踢過海浪的沙灘的曲線亦如此。
她的衣服當然更熟悉。
有段時間我每天看到它們，洗它們，把它們晾在書房窗外的衣架上吹風。
在看著她的衣服變幹的日子裏，我寫了兩本書。
聽上去很美好。誰不想又有孩子又能寫書呢？金塔納生於1966年3月。她不是迪狄恩和鄧恩的親生孩子。迪狄恩在二十多歲時第一次想要孩子，當時她住在紐約，在《時尚》雜誌工作。1966年她已經三十一歲了。她是不是一直想著要孩子，然後絕望了呢？還是有別的想法擠了進來？在《奇想之年》中，她提到過去一切都那麼容易，“那段時間好像我們做什麼都不會有後果”。收養孩子的決定也是這樣嗎？這是1960年代的萬事不上心的一樁嗎？那是1966年新年，她和鄧恩跟朋友們在一條船上，他們在想下一輪喝什麼。“也許因為厄斯金一家也在”——厄斯金一家是朋友的朋友，領養了一個女兒——
也許因為我提到想要一個孩子，也許因為我們都喝多了，於是談論起了領養的話題……
就這樣。
接下來的一周我見了布萊克·沃森。
布萊克·沃森是接生了厄斯金養女的產科醫生。
三個月後他給迪狄恩和丈夫打了電話，說他接生了“一個漂亮女嬰”，但孩子母親沒法養育她，你們有興趣收養嗎？他倆去了醫院，看了嬰兒，決定收養她，他們給鄧恩的哥哥打了電話，去貝弗利山莊喝酒慶祝（“只有在重讀我早年的小說時，裏面總有人在樓下喝酒唱著‘溫尼卡傳來巨響’，我才意識到我們喝酒那麼多，顧慮那麼少”）。鄧恩的嫂子萊妮約她第二天去薩克斯百貨買全套嬰兒用品，她只要花到八十美元，薩克斯百貨就會送一個“嬰兒搖籃車”。
我拿起杯子，又放下了。
我還沒想過是否需要嬰兒搖籃車。
我還沒想過是否需要全套嬰兒用品。
正在發生的一切都難以想象，有一個小孩跟買這些東西似乎成了同一事業不可分割的部分。
倒不是說迪狄恩對物質不感興趣，她對服裝及其歷史尤其感興趣。衣服和日期有同等的分量，它們標記了時光的流逝（“我買那件黑色印花絲毛裙子的時候，班道爾精品店還在西57街”），尤其是好時光（“她穿了克裏斯提·魯布托的鞋”，“她在聖壇前跪下時你就能看到鞋的紅底”），並且能夠區分時代的分野（“現在我再看那些老照片，會驚詫於有那麼多女人穿香奈兒外套、戴大衛·韋伯的手鏈”），情緒的變化。嬰兒搖籃車是個轉折點：“在嬰兒車之前，一切都顯得隨意，甚至無憂無慮，人人都愛穿的賈克斯運動衫或莉莉·普利策的純棉印花度假衫沒有精神境界的不同。”
在嬰兒車之前，他們曾計劃去西貢，“我們有雜誌委約，有通行文書，一切都準備就緒。包括，突然有了一個孩子。”那一年尤其不適合去那裏旅行——美國開始轟炸北越，她卻沒有想過放棄計劃：“我甚至去店裏買了想象中我們需要的東西：唐納德·布魯克斯家的粉彩亞麻裙子，包特豪家的嬰兒遮陽傘，好像我和她馬上要登上泛美航空，然後在西貢法租界的體育圈俱樂部降落似的。”最終未能成行，並非因為“明顯的原因”，而是因為鄧恩必須得完成一本書。
在金塔納和莉莉·普利策的轉折後不久，恐懼來臨了，“她出生後我沒有一刻不在害怕”，“害怕遊泳池、高壓電線、水池下的堿液、藥櫃子裏的阿司匹林……響尾蛇、激流、滑坡、門口的陌生人、無法解釋的發燒、沒有操作員的電梯、空蕩蕩的賓館走廊”。這是個叫人著迷的清單，“激流”“滑坡”並列時聽上去特別和諧（Riptides和landslides押韻——譯註）。等到金塔納六個月大時，領養手續全部辦好，迪狄恩有開始擔心孩子會被生母要回去，被帶走。幾年後她意識到自己“不是家裏唯一擔心這些的人”，金塔納也會問：“要是沃森醫生打電話來的時候你沒接會怎麼樣？”“你要是不在家，要是你不能去醫院見他，要是當時高架上出事故了，我會怎麼樣？”迪狄恩的回答很輕快：“既然我沒有合適的回答，索性拒絕去考慮它們。”好吧，也有道理，雖然有些平淡無奇。迪狄恩對別人說了什麼更感興趣，而不是他們為什麼說，她更感興趣的是人們感受什麼而不是為何感受。弗洛伊德學派那一套，對她沒什麼意義。她有自己的一套句法。
什麼時候迪狄恩才意識到，金塔納並不算健康，她的情緒變化太快，長大以後會抑郁焦慮（“我們去看過許多醫生，得到過各種診斷，聽到過各種病的名字”）？是當她在車庫門上貼一張“媽媽語錄”說“你要刷牙，要梳頭，我工作的時候你要安靜”的時候嗎？還是更早一些，她還不到五歲，告訴父母他們不在家的時候她給精神病院打電話“問如果我發瘋了應該幹什麼”的時候？還是她給21世紀福克斯電視臺打電話問“怎麼才能變成一個明星”的時候？還是幾年之後，她告訴父母她正在寫一部“只給你們看的”小說——金塔納去世後迪狄恩發現了這小說，它的女主人公叫金塔納，小說裏她死了，而她的父母“根本無所謂”。
迪狄恩現在看金塔納小時候的照片，開始想自己怎麼會沒看到“她表情裏的令人驚詫的深和淺，如水銀流動的情緒變化”。但這裏的標準又是什麼？父母要有多警惕，才能日後不後悔？或是要有多幸運？“當我們談論我們的孩子時……我們談論的其實是……為人父母的迷惑？”迪狄恩問道。她談論金塔納的時候，是不是一直在想自己？
“我是問題所在嗎？一直以來都是我的問題嗎？”她無法找到辦法幫五歲的金塔納拔牙時這樣問道。
我對母親最連貫的一段記憶是她用一根線繞在松動的牙齒上，另一頭拴在門把手上，然後用力摔門。我試了這一招。牙齒紋絲不動。她大哭。我拿了車鑰匙，用線拴門把手不成後我已黔驢技窮，只想著快快送她去三十多英裏外的加大洛杉磯分校醫療中心的急診室……
後來她又有一顆牙齒松了，她自己動手拔了。我已經失去了權威。
“我不認識太多自以為是成功父母的人，”迪狄恩不屑一顧，“那些喜歡引用指標以顯示（他們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的人——斯坦福學歷、哈佛MBA、在頂級律所工作。”這些指標不太會讓迪狄恩刮目相看，所以她選了它們。無論如何她已經相當成功，不需要金塔納為她爭光。但是父母已經不需要的那些成功指標，恰恰是金塔納著迷的。迪狄恩和鄧恩除了寫小說，還寫電影腳本，他們有很多好萊塢的關系，過著好萊塢式生活。於是有了金塔納的小說，以及她給21世紀福克斯打的電話。金塔納四五歲時，迪狄恩帶她去看《俄宮秘史》。迪狄恩問她喜歡嗎，她說：“我覺得這片子肯定能紅。”“這是不是她對自己在我們的工作生活中的位置感到迷惑？”迪狄恩在書裏這樣問，我倒覺得別人可能會問為什麼家長要帶一個四五歲的小孩去看《俄宮秘史》。“是不是我們在她在沒有生活能力的時候就讓她開始承擔責任了？是不是我們的期望導致她的回答並不像個小孩？”
這個問題在不同語境中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重復著。他們不需要答案。安慰和保證也屬於迪狄恩不需要的東西。她在跟自己交談，衡量過去，回想往事，給自己作伴。她把自己暴露在外，“我是問題所在嗎？”拔牙慘敗之後開車找醫生，想去西貢拗造型又沒能成行，這些敘述並沒有回答問題，但滑稽好笑，都是我們女人愛寫的自曝故事——不過迪狄恩即使在極度沮喪之時，下筆也比別人更無情。
比如說金塔納的毛病是“如水銀流動的情緒變化”等等。“我怎麼會對如此清楚明顯的跡象視而不見？”她自問。又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再後來，有了各種診斷。“躁郁癥……變成了OCD，OCD是強迫癥的縮寫，強迫癥又變成了別的什麼，那個病的名字我怎麼也記不住。”一個又一個診斷接踵而來，迪狄恩變得越來越激烈：“我沒見過一個‘診斷’能指向‘治愈’，實際上根本沒有任何結果，只是不斷確認有病而已。”最終診斷結果停在了邊緣型人格障礙，手冊上說：“這類病人，時而看似可愛、鎮定、心理正常，時而陷入想自殺的絕望。”至少這一診斷是迪狄恩可以接受的。“我見過她可愛，見過她鎮定，也見過那種想自殺的絕望”：
我見過她躺在客廳的地板上，一心想死，她的公寓在布倫特伍德公園，從那個客廳可以看到粉色的木蘭花樹。她不斷抽泣著說，讓我入土，讓我入土為安吧。
請註意粉色木蘭花樹，無論這一刻多麼痛苦，迪狄恩也沒放過節奏和裝飾物。書中有幾處幕間休息，有外人進入。金塔納的生母是其一，這個插曲被冷處理了。迪狄恩對她略有反感，無大興趣。另一個插曲比較煩心，有瓦妮莎·雷德格瑞夫的女兒娜塔莎·理查德森（Natasha Richardson【1963-2009】，英國演員，瓦妮莎·雷德格瑞夫和導演托尼·理查德森的女兒。動作巨星連姆·尼森的妻子）——她和父母一樣是迪狄恩的朋友，2009年初在滑雪時遭意外去世。她比金塔納大三四歲，似乎要優秀很多：
我和約翰到達的時候……娜塔莎在看管“公爵老巢”（Le Nid du Duc是托尼·理查德森在法國南部普羅旺斯藍色海岸的海濱小鎮聖特羅佩的房產，經常接待文藝圈好友，畫家大衛·霍克尼、小說家衣修伍德等都是常客——譯註），17歲的城堡女主人，要為30個人開一夏天的派對。她得管整個別墅群的後勤補給。她燒飯端飯，完全沒有幫手，30個人的一日三餐，還不時有人爬上山來蹭飯……娜塔莎確保金塔納和羅克珊娜在海灘上找到好位置……娜塔莎把金塔納和羅克珊娜介紹給意大利男生……娜塔莎能做完美的牛油沙司……娜塔莎設計神話，締造羅曼史。
可憐的金塔納。娜塔莎忙著做牛油沙司的時候，她躺在地毯上一心想死。迪狄恩寫朋友女兒跟寫自己女兒時不太一樣，可能有幾個原因。娜塔莎是外人，無論得到了多少誇獎，也都因為她是外人才被誇獎（不是說她不值得誇獎）。不像金塔納，她沒有進入迪狄恩句子的節奏；她沒有得到單行的待遇，也沒有被允許打斷迪狄恩與自己的對話。除了心痛的對比之外，很難知道娜塔莎在這裏扮演的角色，除非是作為迪狄恩在一生中感到痛心失去的另一個人物。
《藍色的夜晚》是一本關於金塔納的書，是題獻給她的，封底有一張她的照片，看上去好像21世紀福克斯已經讓她成了明星；她是全書的中心，更確切地說，是迪狄恩記憶的中心，是她痛失的至愛。但是，迪狄恩本人是書的主題，它最好的主人公。這不是說她不想念金塔納，她想得要命；也不是說她要霸占聚光燈，或是她推卸責任，或是她只想著自己；她的寫作是有分寸的，有它自己的自戀優雅。
快到結尾處，金塔納已經從前景淡去，迪狄恩寫到如今的自己：脆弱、不確定、不安穩、無兒無女；害怕從折疊椅上起來；害怕承認自己不知道怎麼啟動一輛陌生的車；害怕自己無法再講故事，“再也不能把字放在對的地方”；害怕死亡，害怕活太久；她告訴自己不要哀怨，要習慣孤單；她在臥室暈倒過，醒來時沒法動彈，碰不到家裏十三部電話中的任何一部。簡言之，她發現自己不是在變老，而是已經老態龍鐘：
一天我們看馬格南1968年在迪奧大秀上拍的索菲婭·羅蘭，心裏想著，那也可以是我啊，那一年我也在巴黎，我也可以穿那條裙子啊；一眨眼的功夫，我們已經在這個那個醫生的辦公室裏，聽醫生說哪裏又不好了，為什麼我們再也不能穿四英寸跟的紅色麂皮涼鞋了，再也不能戴大圈金耳環和搪瓷珠項鏈了，再也不能穿索菲婭·羅蘭穿的裙子了。
“當我開始寫下這些時，”迪狄恩在書開頭就說，“我相信它的主題是孩子，我們有的孩子和我們希望有的孩子，我們指望著孩子會依賴我們……於是我們和他們都無法忍受去深思生老病死，甚至彼此的長大和變老。”接著，“當書頁逐漸積累，我慢慢發現它的主題是人無法面對衰老、生病、死亡的必然性……只有等書頁繼續積累時，我猜明白這兩個主題是一回事。當我們談論人必有一死時，我們在談的是我們的孩子”——那些我們死時已經無法哀悼我們的孩子。
（本文選自瑪麗-凱·維爾梅斯文集《誰不愛被當成聖人對待》）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