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旭清】
2018年的回鄉記《異鄉人》，講述了我的外婆潤花從成都嫁來關中後發生的許多故事。在那次的敘事中，潤花與關中磨合五十多年，仍然無法擺脫文化矛盾帶給她的疑惑和痛苦。
我在結尾處說：“潤花在關中過了大半輩子，卻從來沒有真正進入關中人的世界。她一直努力爭取被關中社會認可，卻總是不能如願。這不是最殘酷的，真正殘酷的是關中她進不來，成都她也回不去，她成了這世上的異鄉人。即使遇到了上帝，上帝也並沒有拯救她，她依然要真實地活在夾縫中，活在疑問裏。這就是潤花——既不是關中人、也不是成都人、既不是城裏人、也不是農村人，她是個異鄉人。”
時隔四年，潤花87歲了，她的故事發生了變化。四年前，沒有了丈夫和兒子的潤花即便心比天高戰天鬥地，還是會在面對不接納她的關中時傷心驚惶、疑慮不安。而四年後，潤花的愁容沒有了，疑問也化無了，那些困擾她五十多年的東西，就這麼突然煙消雲散了。潤花再沒有向我求證她的幸福，而是常常喜不自勝，拉著我反復訴說她的幸福與滿足。
我忽然發覺，潤花不再是我之前所認識到的那個異鄉人了。盡管她的身上仍然集合著各種矛盾，但矛盾沒有再撕扯她，而是開始被某種福報超度，以至於將她托向了心安的彼岸。
潤花的夢
年根上，潤花急著喊孫子回家，讓他快些去接先人。因為她又做夢了。
“我夢見你伯（潤花丈夫的大哥），拄著個拐杖，把地板敲得咚咚響，說怎麼沒有給他供飯，還沒有雞蛋。夢見你爺（潤花丈夫），領著個大肚子的女人回來，說要和我離婚。我不肯，他一把把我推開，我就掉到旁邊的水溝裏，廢了好大勁才爬出來。”
說來奇怪，逢年過節，潤花總會夢到“先人”。一夢到，她便要叫孫子或者大女兒去墳上，或者把先人請回家，或者給先人燒紙上香。今年也不例外。對潤花來說，先人好像變成了某種象征，即使她白天過得再怎麼瀟灑自在，“先人”還是會潛伏在夢中，次次將她推入水中。潤花信了上帝，不能去墳上，也不能按關中的規矩供奉先人。每每孫子或者大女兒替她安撫了先人，她才能睡個囫圇覺。
今年恰好我在家，便要與兩位表哥同去“請先人”。我從沒請過先人，一是女子本不能去請，二是條件也不允許。好在現在規矩沒那麼嚴，我才得了機會。出發前，潤花特意拿了把笤帚讓我帶著，說是打掃老屋門前院後時不用借旁人的。我聽了覺得好笑，不就是個笤帚，何至於此？但潤花執意要我帶著，我也就帶著上了車。
在老屋貼春聯時，我與大表哥說笑。說姥姥非讓我帶個笤帚來，說是不用借別人的。大表哥聽了沒理會我，只是說上次他同舅媽來打掃屋子，想找鄰家借笤帚，結果竟沒有一家願意借他。“這村裏的人就是這”。我這才發覺自己的可笑。
之後我們去請先人，快到墳上時，二表哥對我說：“等會兒你別下車。”我應聲答應。他可能以為我沒聽明白，又補充說，女子不能去的。是的，女子不能去，更何況我還是外孫女。其實，自從外公去世，我就再沒有去過他墳頭。算來竟然已有十七八年。我看著兩個哥哥帶著香燭下車，身影消失在冬日黃土塬上的樹林子裏，竟一時紅了眼睛。
回家的路上，二表哥捏著點燃的香坐在後面。太陽出來了。香火的氣息很快彌散開來。窗外擦身而過幾個去接先人的年輕男子。也不知是感覺先人化身煙霧與我們同在還是怎麼，三人一路都沒有什麼話。我忽然想起四五歲時，外公總是牽著我去尋兩個哥哥，舅舅曾騎摩托帶我下過相似的坡。一轉眼，我們仨也已經是30左右的人了。
可憐人還是福命人
說回潤花。我之前認為，潤花嫁到關中後的主要矛盾來自於沒有為老楊生下兒子。老楊和小楊走後，潤花的處境變得更加艱難。作為女人，她沒有給老楊家生下兒子，這是沒有立命之本。作為老婦人，她沒有丈夫撐腰兒子養老，這是沒有安身之處。可是身為川妹兒，又念過幾年書，潤花骨子裏就不信這套安身立命的禮法規矩。沒生下兒子，那又怎樣？失了兒子丈夫，日子就過不成了？
就這樣，社會的預期和潤花的實際反應之間構成了強烈的反差。在所有人都將潤花當做一個“可憐人”的時候，潤花偏偏不覺得自己可憐。她不哭不怨不自憐，也接不住別人憐她的話茬，反倒是在這些好意的、居高臨下的“憐”中嘗出了瞧不起和不被接納的滋味。這種“誤讀”讓潤花變得反叛，也因此信了上帝，拼命追求平等與獨立。
在《異鄉人》的故事裏，強烈的文化碰撞讓潤花一直掙紮在夾縫中。事實上，關中的規矩，社會的預期，不會因為潤花的不適應、不配合而改變絲毫。潤花也不會因為自己的特立獨行，就輕易獲得社會的豁免，拿到進入“先人”世界的特殊門票。除了“可憐人”，這個社會並沒有給她留下其他的位置。她若不認，就只能做一個煎心的異鄉人。上帝救不了她。
所以，那時候的潤花每每夢到先人，總是心神不寧，惶惶不可終日。盡管清醒的意識一遍遍告訴她兒子不能算是命根子，但潛意識卻總是將先人召喚出來，在夢裏責問她為什麼沒生兒子，次次都要讓她變成棄婦。夢境將潤花與現實世界之間的張力放大，強行要她去面對那些她並不認可卻反復傷害她以至於令她憎惡的社會身份。
出乎意料的是，今年再次夢到先人，潤花竟不鬧心了。同我們講起夢境時，她不僅絲毫沒有驚惶和不安，沈重和憂心，還自顧自笑了起來。短短四年，潤花這是怎麼了？
一開始，我以為潤花是服老了。隨著身體機能不斷下降，起身走路、做飯洗衣、與人溝通等等這些再小不過的事，都變得非常吃力。我以為潤花是終於不得不學會低頭、不逞強和不計較了。可沒多久我就發現，改變更多的並不是潤花，而是潤花所處的環境。
自從上次做完手術，潤花一直獨自生活在城中老爺子留下的房子裏。時間一長，大院街坊又都熟絡起來，過去的老姐妹常去看她，左鄰右舍的老太太也總是會順路去家裏坐一坐。潤花的屋子就這樣成了老太太們的閑話集散地。正是在這個特殊的交往空間中，潤花重建了自己的意義系統，修改了自己對環境的感知和認識。
事實上，在與老姐妹們的閑話中，潤花發現自己從一個“可憐人”，變成了一個“福命人”。雖然她失了丈夫兒子，可這些好像不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在旁人眼裏，她有三個孝順女兒和出息的孫子外孫，還能自在獨立地生活，著實令人羨慕。過去被可憐的人，變成了現在被羨慕的人。過去的命不好、克夫克子，變成了現在的享福命、要啥有啥。這是潤花沒想到的，也是她盼了一輩子的。她驚喜的發現，自己終於不必再自欺、躲避、鬥爭和懷疑了，她的確是幸福的。
所以，潤花的改變其實來自於環境的悄然變化。城市中半生不熟的鄰裏關系、潤花獨立的居住空間、急劇變遷的關中社會、老太太們密集的閑話，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發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
正因為潤花在城裏獨居，才會有那麼多老太太頻繁登門，毫不遮掩地說道家長裏短。也正是因為大家本就半生不熟，對方日子過得究竟是好是壞是慘是順，其實不那麼容易往心上放。哪怕是說話不註意，也沒必要往心裏去。更重要的是，關中近年來急劇的社會變遷直接改變了養老秩序，衝擊了捆綁在“兒子”之上的一系列傳統倫理。在過去，有兒子的婦人才能安身立命，才有養老保障。但現在，有兒子的老婦人反而過得有些淒慘——出力還不討好，指望不上還受氣。在這種形勢下，如果哪個老人沒有女兒，反而會惹得大家唏噓可憐。也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潤花成了人人羨慕的福命人——女兒多，又能獨自生活，還可以無所顧忌的說話，好不自在！
時代的變化靜悄悄
其實潤花從來不傻，她知道關中人是怎麼想的，在她看來無非是“重男輕女”“男尊女卑”“女人要有女人樣子”。但她融不進去，學不來，也根本不認同。這幾乎成為她五十年來全部痛苦的來源。即便上帝在潤花清醒時勉強維持了生活秩序，但午夜夢回，她還是會被先人驚出一身冷汗。
因為現實是，就算潤花能用上帝給自己洗腦，也可以借口推脫掉所有世俗的責任和禮節，甚至一頭紮入教友圈子，可是她該如何面對夢裏忽現的先人？該如何處理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冷眼、可憐和欺負？又該如何勸自己相信耶和華愛她？
掙紮在矛盾中，骨折前的潤花到哪裏都不得安生。今天要回四川尋親，明天要去廣州找小女兒，後天又怕自己歿在外面靈魂不得安寧，說農村老家才是天堂，結果回了農村老家又很快把鄰居和門子裏的人得罪光，萬般無奈進城生活又受不了單位職工的傲慢，看不慣職工家屬的依附，也解不開大女兒給她留下的心結。
這般不得安生，恰恰是因為潤花找不到可以讓她安生的地方。在關中，她只能是個可憐人，不管回村還是進城，都是這個待遇，但她不認。可是成都她回不去，女兒那裏又“寄人籬下”“傷自尊”，教會畢竟也不是家，她因此只能做一個四處折騰的異鄉人。
臨近九旬，潤花在旁人眼裏從可憐人變成了福命人。之前可憐，是因為潤花既沒有給老楊家續上香火，又竟然老來喪偶失子，不僅沒有進入“先人”倫理的資格，連最後的生活保障也沒了。但現在潤花有福，因禍得福。雖然無法獲得先人庇佑，也沒有兒子能靠，但現如今的世道，先人哪裏真能庇佑？又有幾個兒子靠得住？
這一變，潤花徹底得了解脫，她可以不是可憐人，也不必勉強自己做個異鄉人，而是能名正言順當個福命人。關中這片土地終於接納她了。這份姍姍來遲的接納，讓潤花的言行神采大不像從前。
最先變的是潤花面對先人意象時的反應。盡管夢中的先人仍然在提醒潤花沒有盡侍奉，沒有延續香火，但潤花再也沒有因此而坐臥不寧。因為夢只是一個夢，不會再被醒來後的現實驗證和強化。而現實的松綁，讓潤花終於有了透氣的機會。那些嫁到關中之後才強加在她身上的“先人”禮法，終於可以只被她當成一種不得不應付一下的風俗。現在的潤花，是一個被人羨慕的享福老太太。夢到先人，不會再像過去那樣讓她文化適應失敗的痛苦加倍，而是輕飄飄的，輕的可以讓她當做笑話說給旁人聽。
跟著變的是潤花的處世姿態。她不再終日將平等、獨立、自由這些詞掛在嘴上，反倒是開始絮叨“神就是愛，愛就是神”。這個微妙的變化，是作為福命人的潤花在內心深處完成意義翻轉的象征。
從前的潤花要平等、獨立、自由，是因為她厭惡這個社會給予她的可憐人身份，卻又沒有其他出口。在城裏，她感受到的是傲慢。在農村，她所遇到的是欺負。在女兒那裏，她找不到被養著的理由。只有這些從上帝和教會那裏習得的時髦概念，才能支撐她堅持不低頭。也只有在這套概念裏，她的一切行動才是自洽的，她的意義世界才不會崩塌。
現在的潤花不必如此苦苦支撐了。她有了退休金，在城裏人面前一樣說得起話。她有三個女兒盡孝，在農村人眼裏簡直是上輩子積了德。地位的改變讓潤花擺脫了弱者的心態，她不再與環境針鋒相對。那些有關看不起和欺負她的人與事，終於不再刺痛她的自尊，惹得她暴跳如雷破口大罵。畢竟如今再對她不友好，定是出於嫉妒。
不僅如此，地位的反轉讓潤花忍不住要炫耀。向每一個登門的老太太細數家底，展示女兒們的孝心和孫子外孫們的成績，是每天都要上演的保留節目。籌謀著天氣轉暖後回農村老屋，也不過是為了讓那些過去待她不好的人都看看，看看她現在的生活有多好。哪怕是我這個難得回去一趟的外孫女，都已經成了老太太們再熟悉不過的八卦對象，竟然連紅線都牽了三四條。
原來，潤花已經不是那個愛折騰的老太太了，她不再總想著離開關中，而是開始計劃怎麼在關中安享晚年。她不再被關中刺痛，反倒是被吹捧得有點得意忘形。
這些悄然發生的變化，讓潤花對自己的生活重新展開了思考。如果說，過去上帝是潤花可以拿來與先人文化相對抗的信仰，而教會是能讓她逃避現實的港灣。那麼現在的上帝和教會，則是令她安然又超然於現實的一種特殊光環。借此，潤花得以將自己與所有的不美好、不友善區分開，與和關中傳統相關的一切責任和禮法剝離開，心安理得的享受著一種“文化特權”。
在潤花只能是可憐人的時候，上帝雖將她從世俗責任中摘了出來，並在精神上給了她安慰，可是她說服得了自己卻改變不了別人。她憑什麼就可以不完成人生任務，不承擔倫理責任？又憑什麼能享受女兒們的照顧而不覺得是在拖累兒女呢？就因為她信上帝？回答不了這些問題的潤花無處可逃。
而當潤花成了福命人之後，沒有人再計較她是不是用上帝做借口來卸掉身上的責任，也沒人會認為女兒養老是件荒唐事，甚至連沒心沒肺口無遮攔的說話都成了福氣，是性格好不自苦不操心的象征。潤花因此終於可以給自己的行動一些合理的理由：
沒生下兒子只是一件憾事，不供奉先人是因為她已經是神的兒女。說自己想說的話，唱自己想唱的歌，高高興興地過每一天，是因為她作為神的兒女，要將愛與快樂奉獻給人間。而接受女兒們的照料，則是上帝的安排，是神愛她的顯靈。她因此感謝上帝，卻從不會感謝女兒。同時也正是因為有上帝，她才不會因過去而對女兒們感到虧欠，才能心安理得的接受她們對她單向的付出。
更神奇的是，潤花開始回答終極問題了。
她說：“人來這世上，就是來了心願的。”
我問：“你有啥心願？”
她手舞足蹈地說：“我的心願就是自己能把自己顧住，看著你們都好，你媽、你姨媽小姨，你哥，你們都好。這就行了麼。都好，我就幸福。”
回想四年前那場對話，當時的潤花是猶疑的，她甚至問我“你覺得我幸福不”。而現在的潤花對自己的幸福是如此的確定。原來，潤花從來就沒有變過。她對生活的理解本來就很簡單：自己能獨立自主養活自己，兒女們過得好，就行了。
她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至於有沒有兒子，以後能靠誰這些想法，她一直都不是很理解。而對那些有兒子卻不幹活，只是依附男人的婦人，她一直就看不慣。可是在關中的前五十多年，她才是個怪人。沒有丈夫和兒子靠著的女人，“真可憐”；熱衷交際又愛外出做營生的女人，“哪有個女人樣子”。這種混亂和矛盾伴隨了她大半輩子，她也與關中這片土地鬥爭了大半輩子。如今，終於回歸本然。
在福報庇佑下的潤花安生了，她沒有進入那個傳統的關中，也不可能再有機會進入。相反，在巨變的關中社會裏，她成了老婦人群體中的先進典型，成了放得下想得開逍遙自在的榜樣。在某種意義上，變遷的關中成全了潤花這個過去的可憐人，結束了她作為異鄉人的生命體驗，同時也正在生產著另外一些可憐人，粉碎著他們關於先人與後人，男人與女人的樸素認知。時代的變化就是這麼的靜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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