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刻洞悉和大膽表現人性奧秘這一點上，陳忠實和柳青後先輝映，一脈相承。田小娥在《白鹿原》整本書中的分量因此一點不比白嘉軒、朱先生和鹿子霖等人輕多少。這是一個備受爭議、難以一言以蔽之，但無疑值得諒解和同情的文學中罕見的復雜而渾然的女性人物形象。
01
《白鹿原》塑造了白、鹿兩家和其他小姓、外來戶眾多人物形象，有的性格穩定，有的復雜多變；有的善惡分明，有的經過一番善惡轉換之後變得模糊起來。作者寫人，主要基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韓少功《文學的“根”》和阿城《文化制約著人類》等論著的文化觀念，有時則聽憑不為文化制約的人性的自然流露。前者視人物負載文化信息的多寡而顯出性格的單一或多面，後者卻突破文化拘囿，顯出渾然豐滿的自然人性。前者如白嘉軒等，後者似乎只有田小娥一個典型。
白嘉軒、鹿三、冷先生、白靈、鹿兆海、鹿兆鵬、田福賢，是性格穩定、善惡分明的一組人物。
執掌白鹿村宗祠的“族長”白嘉軒作為核心人物被大書特書，其主要精神支柱是清醒地認識到並在所有場合始終強調，不管社會環境如何變幻莫測，以傳統儒家的“仁義”為核心的宗法制鄉村傳統文化價值都必須堅守。辛亥革命勝利後，白嘉軒沒有沈浸在革故鼎新的興奮或恍惚中，而是在朱先生指點下，迅速為白鹿村制定和推行了一整套鄉規民約，以族長身份約束子弟和族人一體遵循。他從善如流，比如雖然種罌粟能獲暴利，但一經朱先生曉以大義，即絕無留戀，立刻停止。
他的嚴厲表現在毫不留情地懲治族內吸毒、聚賭和淫亂的男女，甚至拒絕接納和周濟因為情欲發動而墮落敗家的長子白孝文，任其自生自滅。但他這種近乎六親不認的嚴厲，實際上潛藏著造福鄉裏或望子成龍的深厚溫情。他對“海獸”一般生性活潑、獻身革命的愛女白靈的感情也混合著這種嚴厲和溫情。“交農事件”（交出農具以抗議橫征暴斂）體現了他“為民請命”、“舍身求法”的精神，不舍晝夜不辭勞苦力耕務農精打細算的一生則凸顯了他“埋頭苦幹”、“拼命硬幹”的品格，雖然當不起魯迅所謂“中國的脊梁”的稱號，但確實為一方民眾所仰戴。在“白鹿原”變成“鏊子”而忍受著不同力量拉鋸式爭鬥的悲慘歲月，他不偏不袒，恪守中立，始終以家族文化和鄉村人情為本位，以誠信良善為信仰依歸。他佝僂的身軀蘊涵著中國鄉村以儒家理想為根基的家族文化強大的自信心和生命力。
和白嘉軒相比，朱先生更多傳奇化、概念化和象征化色彩。朱先生諳熟儒學理論，白嘉軒則身體力行。這二人一表一裏，共同構成了白鹿原儒家文化的中流砥柱。此外，白嘉軒的“義仆”鹿三、面冷心熱的親家冷先生、叛逆的女兒白靈，都是為了塑造白嘉軒而設置的陪襯，和其他次要人物（如國民革命軍軍官鹿兆海、中共地下黨領袖鹿兆鵬、心狠手辣的“總鄉約”田福賢）一樣，總體上都善惡分明，前後性格變化不大。
性格復雜、人性模糊的是鹿子霖、黑娃與白孝文三人。《白鹿原》嚴格遵循柳青式的“人物角度”，作者盡量隱藏在人物背後，由人物依照各自性格邏輯說話行事，因此全書敘事力求客觀冷靜。人物的是非好惡不代表作者的觀點立場，人物各行其是，呈現出“復調”的關系， 作者也盡量不偏不袒。
盡管如此，作者對黑娃還是寄予了更多同情，因此黑娃的性格在這三人之中相對比較鮮明，然而這也並不影響作者探索其人性的復雜。這位爭強好勝自尊敏感的長工的兒子加入“農協”，帶領窮人在白鹿原上掀起一場“風攪雪”，失敗後有家難歸，只好落草為寇。他出身卑賤，但為了愛情敢做敢當，不惜與家庭、宗族乃至全村疏遠，和所愛者田小娥住在村頭破窯裏孤苦過活。
小蛾因生活所迫和自然人性的需求而先後與多位男人有染，但黑娃並不嫌棄她，不將責任推到弱女子身上，依然對小娥有情有義，眷戀不舍，經常冒著生命危險偷偷回村接濟她。田小娥被害，他更是悲憤欲絕，發誓不再踏入白鹿村一步。他雖然出於自尊並為了報復白嘉軒對田小娥的族規懲治，命令手下打折了白嘉軒腰桿，在土匪生涯中也表現得特別兇狠，但畢竟本性善良，愛憎分明，所以下山之後， 一心“學為好人”，竟然出人意料成了朱先生最得意的關門弟子。盡管他已大徹大悟，卻仍然無法從復雜詭秘的政治舞臺輕易脫身，只能力求做到誠實無欺，無論對收留他的土匪頭子“大拇指”、國民政府保安隊，還是對後來歸順的共產黨，他都肝膽相照，俯仰無愧，最終也因此被人構陷，冤沈海底。黑娃父親鹿三是白嘉軒的 “義仆”，始終被這個“義”字囚禁著無法舒展，黑娃則以他轟轟烈烈的一生將“義”字書寫得酣暢淋漓。
如果說作者毫不掩飾地給予黑娃以同情和贊賞，對鹿子霖則充滿鞭撻和憎惡，在這個人物身上，作者同樣未能做到完全的冷靜客觀。鹿子霖父親一開始也想將愛子培養成白嘉軒式人物，無奈鹿家祖上“勺勺客”用“尻子”立業，根基不正，這就註定了鹿子霖的人生道路最終和白嘉軒迥然不同。
鹿子霖藐視白嘉軒視為生命的儒家倫理，慣於損人利己，又喜歡“吃官飯”，染上官場惡習，逐漸由遲鈍變狡猾，由猶豫變堅定，起初“面慈心軟”，後來日益歹毒，種種忍心害理之舉甚至超過“總鄉約”田福賢。他又天性好色，不擇手段不知羞恥到處漁色。他對田小娥表面上愛惜呵護，實際從一開始就是趁人之危，以挽救黑娃為名欺騙田小娥。他將包括田小娥在內的所有女性都僅僅作為泄欲工具。不僅如此，還自以為身份尊貴，道德高尚，在心裏鄙棄小娥，大言不慚地聲明他們“不在一桿秤桿上排著！”因此他才會利用正打得火熱的田小娥去色誘白孝文，以求在精神上擊垮對手白嘉軒。鹿三殺死兒媳婦田小娥之前，鹿子霖已經起了殺田小娥以滅口的念頭。他和女性交往表面上總是情深意長，正如他在政治舞臺上偶爾也會講究一點方圓規矩，似乎與田福賢們有所不同，這就使他的醜惡與骯臟蒙上一層偽裝而富於欺騙性。
白孝文性格發展更跌宕多姿。在白嘉軒精心培養他做未來族長時，白孝文儼然就是一個未來族長，而當田小娥在鹿子霖指使下投懷送抱時，他的道德堤防頃刻崩潰。但白孝文並沒有一敗塗地。表面上他已經甘心淪為眾人所不齒的敗家子、色鬼、癮君子、乞丐，破罐子破摔，放蕩不羈，但這只是心高氣傲的一種扭曲的表現，實際上還是想伺機自救，所以縣保安隊用人的機會從天而降時，他就毫不猶豫接受了。
復活之後的白孝文並不像鹿子霖那樣依然故我，而是洗心革面，城府轉深，立誌走一 條完全不同的“新路”。這條“新路”和白嘉軒的期望背道而馳。白嘉軒先後接待了“浪子回頭”的白孝文和黑娃回白鹿原祭祖，備受衝擊的心理結構漸趨穩定，自信地說白鹿村任何人遲早都要跪倒在祠堂裏，但他不知道白孝文的歸來祭拜，目的乃是為了告別；白孝文此時已經堅信，誰要是走不出白鹿原，就一輩子沒出息。“白孝文清醒地發現，這些復活的情愫僅僅只能引發懷舊的興致，卻根本不想重新再去領受，恰如一只紅冠如血尾翎如幟的公雞發現了曾經哺育自己的那只蛋殼，卻再也無法重新蜷臥其中體驗那蛋殼裏頭的全部美妙了，它還是更喜歡跳上墻頭躍上柴禾垛頂引頸鳴唱”，這是作者本人最得意的一筆。
白孝文也曾對田小娥的死表示過痛惜，但他四處乞討、企圖翻身時，並沒把寒窯中孤苦伶仃的田小娥放在心裏。人死之後的憐惜與其說是良心發現，不如說是顧影自憐，或者是惋惜一個可心的女子不再為重新風光的自己繼續占有。作者寫白孝文最驚人的一筆還不是他榮歸故裏、從失敗的鹿子霖手裏昂然購回當年落難時賣出去的門樓、在一度唾棄他的父親白嘉軒和白鹿村人面前揚眉吐氣，而是寫他如何狡黠地向賀龍所部冒領黑娃的功勞，並陰險地構陷黑娃，借不明真相的新政府之手置黑娃於死地而後快。
如果說白孝文因田小娥的引誘從族長位置滾落，是儒家文化在原始人性面前潰不成軍，那麼他後來的見風使舵與心狠手辣，則是混同於民間政治厚黑學而亂中取勝。從人性角度看，這是更大的失敗與墮落。白孝文的墮落，如同白靈、鹿兆海、鹿兆鵬的獻身革命，異曲同工，都象征著白嘉軒、朱先生所堅守的儒家文化後繼乏人。
02
田小娥與上述幾位都不相同。這是《白鹿原》中極富爭議的人物，其最受詬病之點主要在於全無“貞節”、有虧“婦德”：做“武舉”小妾時與長工黑娃私通；與黑娃成親後，因黑娃做了土匪不敢回家，慢慢依附於趁火打劫的長輩鹿子霖；與鹿子霖打得火熱時，甘願受其指使“色誘”白孝文，後來竟然愛上了白孝文而疏遠憎惡起鹿子霖來。無論站在舊道德還是新道德的立場，田小娥似乎都罪不可赦。
但仔細分析起來，她又並非全無可恕之處。“武舉”是靠金錢強霸她來采陰補陽，她有理由“背叛”而與黑娃相愛。公公鹿三始終不認她做兒媳婦，黑娃落草為寇，有家難回，她孤苦無依，又親眼目睹親身經受了反攻倒算的“民團”的兇殘，加上鹿子霖軟硬兼施，她只好姑且以鹿為靠山，在恐懼屈辱中得到一點可憐的生存的歡欣。她引誘白孝文之後發現這個未來的族長因道德壓力變得性無能，非但沒有幸災樂禍，反而同情起來，認為“他確實是個幹不了壞事的好人”。尤其得知白孝文因她而飽受白嘉軒族規懲罰時，竟渾然忘記了當初白孝文把她當“淫婦”殘酷毒打的事，反而“一次又一次在心裏呻吟著：我這是真正地害了一回人啦！”她就這樣漸漸愛上了白孝文。不管哪個男人，但凡給她一點“愛”，她就萬分感激，加倍回報。但除了身體，她用以回報的資本實在有限。她甚至拿出不知哪裏得來的一點煙土來“孝敬”白孝文，這雖然在事實上令白孝文更快速地墮落敗家，而在見識不廣的田小娥自己，卻是一種愛的表達。
田小娥的全無“貞節”，不是因為她奇淫無比，天性禍害男人，而是她所身處的男權中心社會根本不允許她保持“貞節”，反復以她無法抗拒的威勢殘酷地剝奪她的 “貞節”。她並非像《金瓶梅》中的潘金蓮那樣被害之後反過來也來害人，倒是經常天良發現，以德報怨。她的所作所為多半乃是出於生存的無奈而非欲壑難填。
陳忠實寫田小娥，完全拋開了寫其他人物時嚴格遵循的文化視角，一任田小娥的自然人性無辜地流淌出來，所以田小娥和《白鹿原》中任何一個人物都迥然不同。她恰似一面鏡子，先後照見黑娃的善良與倔強，照見白嘉軒和鹿三基於儒家文化倫理中“女人禍水論”的偏激、愚昧與殘忍，照見白孝文混合著真情的虛偽，照見鹿子霖靈魂和身體的邪惡與骯臟，照見早先利用小娥“吃泡棗”和采陰補陽的“武舉”以及首肯此事的正房太太的醜陋與自私，照見她的窮秀才父親的面子文化，某種程度上甚至也照見了貌似客觀冷靜的敘述者面對這個不幸的女人時經常陷入的情感與價值判斷的遊移曖昧。
作者自述他在查閱地方誌時，被數不清的“貞婦烈女傳”激起靈感，刻意反過來寫一寫被“貞婦烈女傳”肆意歪曲的平凡女子的真實命運。但我以為，就人物性格及其結構關系來說，田小娥之與黑娃、鹿子霖、鹿三，更像脫胎於《創業史》中素芬之與丈夫拴拴、梁生寶、富農姚士傑和公公“直杠老二” 的關系。
《創業史》，柳青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拴拴爸爸“直杠老二”生前把兒媳婦素芳“簡直沒當人”，但冥頑不化的公公一死，哭得最傷心的反而是素芳，這就好像鹿三雖然始終不認田小娥做兒媳 婦，拒絕黑娃和小娥進家門，甚至在“女人禍水論”的驅使下理直氣壯也極其殘忍地殺害了小娥，但小娥臨死前還是扭過頭來，疑惑不解地喊了鹿三一聲“大”（爸爸），這就很像素芳對“直杠老二”的以德報怨。拴拴是凡事聽父親擺布的平庸孝子，跟素芳夫妻感情淡漠，而“蛤蟆灘曾經傳播過生寶和這女人的流言風語”，大英雄梁生寶和拴拴的組合才是素芳理想的丈夫。梁生寶＋拴拴，相當於一個黑娃。在和梁生寶的關系上，素芳與田小娥的不同之處僅僅在於她只是在心裏愛慕梁生寶而不敢像田小娥那樣大膽地與所愛者私通結合。鹿子霖的身份地位和人格個性活脫脫就是姚士傑轉世，他趁火打劫誘奸了田小娥，恰似姚士傑欺負善良膽小、不敢聲 張叫屈的素芳。素芳得不到丈夫關愛，對姚士傑的淫行既憎惡又有所留戀，這也正如田小娥對待鹿子霖的態度。連鹿子霖祖上“勺勺客”醜陋的發家史也和姚士傑父親“鐵爪子”富成老大不可告人的“創業史”如出一轍。
在深刻洞悉和大膽表現人性奧秘這一點上，陳忠實和柳青後先輝映，一脈相承。田小娥在《白鹿原》整本書中的分量因此一點不比白嘉軒、朱先生和鹿子霖等人輕多少。這是一個備受爭議、難以一言以蔽之但無疑值得諒解和同情的文學中罕見的復雜而渾然的女性人物形象。
在田小娥的形象塑造上，一如在厚實的生活積累、豐富的民間生活語言的汲取和提煉方面，陳忠實均無愧於“柳青傳統”的集大成者，甚至踵事增華，度越前修。而一個孤苦無告、受盡淩辱、死後還備受唾棄的田小娥就足以顛覆《白鹿原》全書苦心孤詣營造的“仁義白鹿村”的儒家文化氛圍。
03
除了田小娥、黑娃、白孝文、鹿子霖，《白鹿原》中大部分人物性格穩定鮮明，並不難把握。全書篇幅巨大，大量穿插性次要人物散落於應接不暇的事件中，因此很難首尾呼應，捏成一個有機生命整體，這就像魯迅分析《儒林外史》人物描寫與事件鋪排時所說的那樣，“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作者用於事件鋪排的功夫遠遠超過人物塑造，因此造成“事件大於人物”的局面。換言之，情節發展經常只是為了鋪排事件，而不是為了追躡人物心理和性格合乎邏輯的演化。
事件得不到人物支撐，人物沈浮於敘事之流，這就益發使事件的鋪排顯得過於臃腫堆垛，有時甚至缺乏充分的邏輯性和先後呼應。
比如開篇頭一句說“白嘉軒後來引以為豪壯的是一生娶過七房女人”，接下來逐個講述白嘉軒迎娶七房女人的詳細經過，但讀者一點也看不到白嘉軒的“豪壯”，而只見他的萬般痛心、委屈、懊惱、恐懼和心灰意冷。這就產生了情理邏輯的矛盾，使原本類似浩然《艷陽天》“肖長春沒了媳婦，三年還沒續上”那個著名的開頭失去了“覆壓”全篇的氣勢，顯得不倫不類。
《艷陽天》，浩然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再如整個第四章，先後講述白嘉軒種鴉片得錢起房子，白鹿村人競起仿效連種三年，朱先生出來幹涉，大家從善如流，不久換了縣令，全村又繼續種鴉片，接 著又寫白嘉軒喜得貴子，築墳，因為買李寡婦地而與鹿子霖打鬥，朱先生出面和解，跟著又插敘一大段白鹿村人“種土”細節。這許多事件的鋪排彼此見不出蟬聯遞進的邏輯關系，甚至完全不合邏輯。朱先生為何不在白嘉軒第一年種鴉片時就出面制止？若說他是故意讓白鹿村人先賺點錢再說，那也不符合朱先生性格。而且新縣 令允許種鴉片之後，朱先生為何就不再據理力爭？白鹿村人既然以“仁義”著稱，既然在朱先生第一次勸說之後就從善如流，放棄“種土”，為何改了縣令，又故伎重演？
類似這樣缺乏邏輯、過於堆垛的現象在小說中還有多處。此外，黑娃為何寧可冒著生命危險暗中接濟田小娥，卻始終不把田小娥接上山共享清福，也是一個破綻，因為書中並未明確交待土匪頭子“大拇指”不允許二當家的黑娃接小娥上山。或許田小娥一走，許多事件就沒法鋪排了？作者從地方誌獲得大量材料，如若不用，會感到十分可惜。但這樣一來，過於豐茂的事件鋪排也就很容易割裂和淹沒人物性格的內在邏輯。
但作者大量鋪排事件，除了“補史之闕”，主要還是為了呈現自己在這些事件中把握到的文化。“事件大於人”本質上是“文化大於人”。這是以家族史和地方誌為根基的小說《白鹿原》必然具有的特征，也是作者受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文化尋根熱”影響的結果。只不過“尋根熱”過去多年之後，陳忠實還繼續“尋根”，而且比任何一位“尋根”作者都更深地沈浸到他的文化根基裏去了。陳忠實本人對這點的解釋是，古代文學名著中張飛、諸葛亮、曹操、賈寶玉、王熙鳳、林黛玉、孫悟空、豬八戒和魯迅的阿Q、孔乙己這些典型人物已經“把中國人的性格類型概括完了”，在這之後他“不敢妄想‘典型性’”了，只想在堅持柳青式“人物角度”寫法前提下盡量開掘人物所背負的“文化心理結構”，盡量寫出“文化心理結構”動搖和復歸過程中人物情感世界的震蕩。質言之，寫人物，目的是寫文化。
說到《白鹿原》所展現的中國鄉村文化，占據中心和前景的無疑是白嘉軒、朱先生及其八位纂修縣誌的同道所代表的傳統儒家文化。朱先生以“關中儒學”末代傳人自居，揚言“南國多才子，南國無學問”，足見其在儒學修養上的自負。但他縣誌修訖無力出版，鄉學屢興屢廢，從“白鹿書院”出去的學生都選擇了和他的願望背道而馳的道路，他和八位同道投筆從戎未果，幾乎演成一場鬧劇，這都說明他們和孔子一樣，結局必然也是“吾道窮矣”。
其實朱先生也並非“醇儒”。他雖然雷打不動堅持“晨讀”，恪守儒家“學為好人”的教訓，模仿孔子春秋筆法，試圖通過縣誌纂修而令“亂臣賊子懼”，甚至還親手推到“白鹿書院”不倫不類的四尊神像，但客觀上村民們總把他視為“神”，逼著他“打筮問蔔”，而朱先生主觀上也並不拒絕與孔子之後正統儒家文化相衝突的那些陰陽占蔔、風水堪輿、拆字算命之類民間道教的“怪力亂神”。他年輕時僅僅看到朱白氏的眼睛便決定娶她為妻，其中就大有“玄機”。他多次為白嘉軒、白趙氏等解夢占蔔，且相當靈驗。他還主動為白靈看相，又從“青天白日滿地紅”來預測國共之爭的勝負，以此作為生前最後一卦。他經常未蔔先知，能預知自己的死期，藝術化地從容安排後事。作為一代大儒，朱先生兼收並蓄了道教、佛家、原始巫鬼崇拜以及其他種種民間俗神的信仰，思想言行異常駁雜。由於作者對這個人物特別推崇，雖然多少畫出了傳統“名儒”的風采，但過於傳奇化、概念化、象征化乃至神秘化的渲染也使得朱先生近乎《三國演義》作者筆下的諸葛亮，“多智而近妖”。
朱先生尚且如此，在理論上始終仰仗朱先生的儒家文化踐行者白嘉軒就更加駁雜不純了。他的家族意識，女人禍水論，他與鹿三之間恪守傳統的主仆之“義”，他堅守白家世代相傳的“立家立身的綱紀”，他建宗祠，立鄉約，興私塾，約束子弟，固然都顯示了儒家文化精神。小說恭敬地全文照錄出於宋儒呂大臨之手的中國第一份 《鄉約》，並且幾乎就將白嘉軒寫成了這份《鄉約》的肉身化代表。但是，小說一開就寫白嘉軒處心積慮騙取鹿子霖家的風水寶地，先請朱先生破解“白鹿重現”之謎，再請陰陽先生幫他遷祖墳，以此“禳災”，這就逸出孔孟以後強調“修齊治平”的德行功業而盡量摒除“怪力亂神”的正統儒家文化準則之外了，而對於他一向不齒的鹿子霖和整個鹿家，也有悖於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恕之道。
白嘉軒種種行為都浸染了可以直接收入道教囊中的民間“俗神”崇拜，所以白嘉軒作為小說主人公的形象之所以顯得混雜多面，並非其思想個性豐富復雜使然，乃因作者讓他的人物負載了以儒教為外衣而以佛道（主要是道教）為內核的極其混雜的文化信息。“文化大於人”的特點在白嘉軒的形象塑造上尤其明顯。
作者初衷是要將白嘉軒塑造成“仁義白鹿村”的靈魂，具體來說，就是流傳近千年一部儒家《鄉約》的肉身化代表。他為白嘉軒儒家文化精神的張揚擊節贊嘆，也為儒家文化精神在白嘉軒的時代無可挽回的悲劇命運扼腕嘆息。《白鹿原》實際就是寫一部儒家《鄉約》及其肉身化體現者白嘉軒的命運浮沈，所以作者後來如此形容白嘉軒在整部書中的地位：“白嘉軒就是白鹿原。一個人撐著一道原。白鹿原就是白嘉軒。一道原具象為一個人。”但在白嘉軒的儒家文化心理結構中，竟然雜糅著那麼豐富的道教文化因素，這恐怕是作者本人始料未及的罷。
04
《白鹿原》另一可註意之點，是作者對於和“身體”有關的性、暴力和汙穢場面的描寫太過密集。
小說一開頭，即逐一描寫白嘉軒與六個被他所克的前妻舉行洞房花燭夜的全部細節。此外，寫白趙氏全面監管孫子白孝文和孫媳婦的房事，寫小娥先後與“武舉”、黑娃、鹿子霖、白孝文的性事，寫鹿子霖與兒媳婦之間的性誘惑與性抵禦，寫鹿子霖兒媳婦（“冷先生”女兒）因為對公公的性幻想而發狂，寫孝義不育，白嘉軒安排鹿三不懂事的小兒子兔娃給兒媳婦受胎，寫白鹿原附近鄉裏“棒槌會”風俗，寫朱先生死後兩個兒媳婦看到公公碩大的生殖器時的感想，無微不至，全無避諱。
暴力描寫方面，作者先是刻意強調黑娃與生俱來的暴力傾向，然後詳細描寫黑娃的農協如何“鍘”淫邪的“碗客”與“大和尚”；寫民團如何報復農協，將與農協有關 的人逐一從高桿上“墩”下來，輕則傷殘，重則血肉模糊；寫土匪頭子“大拇指”做木匠學徒時如何替死去的戀人小翠報仇，接連屠戮小翠的前夫和造謠生事的二師兄；寫朱先生如何在為鹿兆海舉行喪葬儀式時當眾焚燒兆海歷經百戰收集來的四十三個鬼子的頭發；寫“總鄉約”田福賢如何指使民團挑開怪人“白興手”連在一起的手指；寫白嘉軒如何指揮眾人在祠堂裏按族規逐個用綴滿鉤刺的鞭子抽打半裸的小娥。這一切暴力場面的描寫都無所不用其極。
不僅性和暴力的描寫頻頻“越軌”，《白鹿原》的穢惡場面也遠遠超出所有同類題材的作品。其中，寫小娥死後，包括白嘉軒、鹿子霖在內的白鹿村村民們如何一波又一波到小娥和黑娃的村口土窯去觀看裸死的小娥被“蛆蟲會餐”的身體，寫黑娃如何觀看只剩下一副骨架子的小娥和她的依然美麗的牙齒，寫瘟疫期間白鹿村人如何 一個接一個“兩頭放花”，上吐下瀉。
所有這些描寫無疑超過了任何西方自然主義的作品，作者似乎必欲抵達詳細真切的效果才肯罷休，往往到了挑戰讀者心理和感官承受力的程度。《白鹿原》開頭寫白鹿村人如何傳說白嘉軒那話兒長著毒鉤，最後寫鹿子霖如何在解放軍公審大會上屎尿橫流，以及鹿子霖女人鹿賀氏發現丈夫死的時候“剛穿上身的棉褲裏屎尿結成黃蠟蠟的冰塊”， 可謂以汙穢描寫始，又以汙穢描寫終，始終一貫。
如何評價陳忠實的這些描寫是一回事，而如何理解以陳忠實為代表的中國當代作家何以完全拋棄中國文學的含蓄傳統，如此不知避諱地展覽與身體有關的性、暴力和汙穢，發揚光大了中國文學本來就有的與含蓄恰恰相反的過度暴露的傳統，則是另一回事。
這裏只想指出，以道教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對身體固有一種“前現代”和“前科學”的諳熟，或許與此有關。不妨再引魯迅一段話：
醫術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學和解剖學智識的。中國卻怪得很，固有的醫書上的人身五臟圖，真是草率錯誤得到見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則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現代的科學。例如罷，誰都知道從周到漢，有一種施於男子的“宮刑”，也叫“腐刑’”，次於“大辟”一等。對於女性就叫“幽閉”……（省略號為作者加）那辦法的兇惡，妥當，而又合乎解剖學，真使我不得不吃驚。
魯迅在同一篇文章中還說“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這些故事，“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裏受傷，永不痊愈的”。正因為有這種令魯迅也“不得不吃驚”的對於身體的奇特的諳熟，中國文學傳統上一方面盡量含蓄地不寫身體，一方面又毫無節制地大寫特寫。陳忠實及其誌趣相投的許多當代中國作家繼承的無疑是中國文學這一種全無含蓄乃至過度暴露的傳統。
本文選自《文學評論》2015年第2期，原標題為《為魯迅的話下一註腳——<白鹿原>重讀》，因篇幅所限，已有刪減。